中国新文学的源流

本书收集了改革开放以来，作者在国内各种刊物和文集上发表的一些关于波兰文学、波兰汉学研究的主要论文，以及作者为几本波兰文学译著所作的序言。在波兰文学研究方面，这些文章包括对波兰古典和现代文学中一些主要的文学时期、流派、重要的作家和作品的研究和介绍，波兰文学和中国文学的比较以及波兰现代文学理论的研究。这些文章充分反映了作者的独到见解，本书是一部了解波兰文学创作成就必不可少的参考书，为国内对波兰以及中东

中国古代文论就是中国古代的文学理论。中国古代本没有西方学科概念的“文学理论”，但却有“诗学”概念，这是在中国古代漫长的历史中随着文学的发展逐渐产生并完善的。本书采用“范畴”的研究方法，从中国古代的文学理论提炼出“诗言志”“赋比兴”“感物”等范畴并加以论述，系统梳理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包括作品论、创作论、作家论、批评论、鉴赏论等内容，简洁明晰地阐述了中国古代关于文学本质特征、文学创作、作家、批评、鉴赏

本书在全面梳理王猷定文学创作的基础上，围绕其家世、生平、交游、古文创作与诗歌创作等方面，以古文史、诗歌史的开阔视野，进行系统、深层次的整合研究，将之作为一个独立个体加以审视，努力做到文献考证和理论阐释相结合，既规避琐碎的文献堆积，又拒绝空疏的理论推演，“从文献进入文心”，力争角度新颖，视野开阔，论证绵密细致，以对王猷定文学创作特色、文学史地位给予准确论定，丰富文学史研究，推进清初文学研究进程。

南宋孝宗乾、淳年间，辛弃疾、姜夔先后登上舞台，后世词坛始终未脱其藩篱。历代词学家都认识到该时段的重要性但却褒贬各异。具体来看，孝宗词坛打破了晚唐以来艳情词占主导的创作局面，咏物、述怀、说理、祝寿、节序等主题得到突显，“以诗为词”彻底实现，议论与用典极为普遍。与此同时，文人创作与社会娱乐需求出现分离，坊间编选歌本仍以北宋词为主，《草堂诗余》即为典型代表。通过对苏轼和辛弃疾这两位伟大词人进行比较，亦可

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说部丛书》规模宏大，作品有324编之多，时间从1903年至1924年长达22年之久，是清末民初诸多《说部丛书》中的佼佼者，体现了小说界革命的巨大实绩。本书首次对商务版《说部丛书》324编作品展开全面而系统的叙录，这是颇富创新性的研究工作。本书分英国、法国、美国、俄日以及其他国家与地区对每部作品的作者（著者与译者）、诸种版本、章节目录（全录或摘录）、序跋（全录或摘录），以及其他

“梦记”即日记体梦境记录，具有鲜明的纪实特性，是中日两国古代梦文学共有的叙事形式。日本“梦记”记主常将梦作为出家或信仰转向的启示，判断是否成功受戒的标志，确认修行阶段或者判断修行是否成就的征兆。“梦记”成为其表达宗教信仰的重要场域，具备了“佛教求道录”的性质。中国“梦记”至宋代到达高峰期，涌现出德珍、张载、龙泉等记录“梦记”的人士和长期坚持记梦的苏轼。日本“梦记”高峰紧随中国之后、中日“梦记”的内

鲁迅早年深受进化论影响，这种背景深刻改变了他的自然观念，也奠定了他以“立人”为中心的伦理改革思路。在清末民初的历史语境中，鲁迅面临着“家国天下”伦理秩序解体与重构的难题。本书以《天演论》引发的“天人之变”作为总体视野，通过构建相关语境与知识脉络，深入讨论鲁迅有关“人国”的设想、科学主义潮流中围绕道德与信仰的思考、历史意识的变迁、诗学与政治的改革思路、家庭改革的生物学原理、20年代对进化论的反思等主

五四是中国社会文化的转型时代，亦是知识分子流动的高频期。浙籍作家打破安土重迁传统，上承近代出都入洋的余绪，下引五四流动新风，成为新文坛的一支劲旅。本书从地域与城市空间维度，运用人文地理学、城市社会学与文化学等方法，深入阐述浙籍作家城市流动的历史成因、地缘条件与现代特征，详细描画行路图，展示从一地到他地、出走与倦游、独行与聚合的动态轨迹，厘清城市流动与古代游方、漂泊流浪、战争流离的区别。本书重点探究

当今中国正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当代文艺也在世界格局的变化中应势发展，并在这样的背景下，催生了新的文艺现象、文艺方法、文艺思潮等。今天，文艺理论研究者既要面对文艺发展的新情况、新问题、新见解，也要探讨文艺理论话语体系构建的新表达、新方向、新形态。在中华民族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今天，我国文艺理论的发展迎来更好的发展机遇，中国文艺理论话语也在“后理论时代”语境中获得了更多的全球性空间。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