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方志学概论（修订本）

女主政治作为贯穿帝制中国两千年历史始终的政治现象，对于理解整个帝制时代的政治文化、政治格局和政治运行都具有显见的重要价值。然而，基于历史编纂学的偏见所记载的女主传记，常渗透着主流意识形态的深刻规训，而严肃研究著作的相对阙如和普通大众读物的普遍泛滥，也在不断营造刻板印象的同时，从文化心理的角度生产着排斥女性参与政治的一般性知识。本书将论述的核心聚焦于女主政治的统治合法性问题，运用政治学的研究方法，结

民初湖南辛酉旱荒灾重，尤以西路湘西为甚。主持赈务的湖南华洋筹赈会，偏据烟苗情事定等湘西灾县；湘西官绅为争取辛酉赈路资金出力尤多，而首修潭宝段又使待赈希望落空。西路遂于同感不公之中南两路一道，围绕勘灾定等标准、工赈宗旨与目标等赈务问题，路界争议不断的同时，持续质问干事会。湘西整体深度贫困实乃长期糜烂地方的兵匪毒等社会失范所致，非军阀割据时期的华洋会所能救治。唯有依靠“精准扶贫”战略的正确引领，国家对

从《汉书》初设《五行志》，直至《清史稿》，中国古代正史中有18部正史含“五行志”（或与“五行志”性质类同的志书）。千余年间正史“五行志”的撰述绵延不绝，成为一种值得注意的史学现象。其中魏晋南北朝时期主要正史《宋书》《南齐书》《魏书》等包含的“五行志”内容丰富，容纳大量历史信息，生动反映了当时社会与政治的变化。本书通过研究发现，五行诸志的书写方式怪异，充斥着种种非理性主义的因素，但在这些表象的背后则

本书以史料派、史观派的分野作为内在线索，将百年中国史学分为1900-1929年、1929-1989年、1989-2000年三个时期，从“问题”出发，以“新史学”与“新汉学”的百年轮回为主线，主要立足于这一时段各派史家对史学内涵的不同理解，以及由此造成的理念、方法、门径上的分歧，进而就这种差异对史学建设所产生的实际效果加以分析，勾勒出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基本轮廓。

本书视野开阔，考证翔实，结论充满开创性和颠覆性，是一部难得的学术力作！内容横跨稻作史、考古学、人类学、民俗学和中日文化交流史。从稻作文化的视角，运用语言人类学和考古人类学的方法，基于多学科交叉互证，得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结论：（1）苗族起源于湖南澧阳平原的城头山遗址；（2）古苗人最早将野生稻驯化为栽培稻；（3）蚩尤后裔最早将稻作农耕传入日本列岛；（4）日本稻作文化带有鲜明的苗族基因；（5）日本皇族源

主要依据清华简《系年》中战国部分的记载，对战国王年问题进行了新的系统探讨。首先，就王年问题较为明确的诸国进行讨论，其次，结合清华简《系年》等出土文献，对一些诸侯国的王年问题进行新探讨。附录部分则在上述讨论的基础上，对《史记·六国年表》中史事的王年系年进行校正，以方便对《六国年表》的使用。

漕运是古代社会关系到封建王朝命脉的“军国大计”。在漕运史上，清代漕运，是一个值得全面、深入研究的课题。本书将政治史、经济史、水利史等相关内容加以整合，大量运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官档案等史料，围绕“漕运制度”和“治理实践”两个核心，以漕运治理透视嘉庆一朝在漕运制度上的治理实践，以政治史的视角探索清朝进行改革的制度障碍和困境。把漕运治理作为一个具体的历史和政治过程加以理解，拓展了经济史、水利史研究

本成果通过作者近二十年来参加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古文明探源工程”等活动所获得的系统认识，在深入总结中华文明起源路径、发展道路与西方文明有鲜明不同的规律基础之上，断定中国汉语史诗系统与西方史诗系统产生的背景不同，因而突破了西方史诗理论、概念和术语的束缚，提出了中国自己的汉语史诗概念、术语等，并总结中国汉语史诗理论体系。其中对中国汉语“颂诗”与“史诗”的对应关系还做了专题深入研究，提出了新的认

自2013年开始，华中师范大学与香港科技大学开始在大数据历史研究以及人才培养方面的合作，在专业课程设置方面，大数据历史专业开设了诸多较有特色的专业课程，其中《大数据与中国历史》系列讲座系高等研究院、历史文化学院共同举办，每年邀请10余位海内外在量化历史研究、数字人文研究方面素有专长的资深教授、新锐青年学者做专题讲座，其中部分学者研究成果、演讲稿会结集成《大数据与中国历史研究》一书。本辑就是《大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