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文录：走向文学地图的纵深处

本书深入解读了《礼记正义》文本，系统揭示了其在文字校勘、文本解读、词句训诂、名物与礼制的考据、礼学思想与政治思想的阐发等方面的成就。同时，对其在校勘、文本考释、训诂与名物、礼制考据上的部分失误或不足，进行必要的商榷或辨正。

本书运用文学社会学的研究方法，通过20世纪30年代上海各种政治集团和文化力量对“鲁迅形象”的不同选择、阐释和评判，明确提出“上海鲁迅”的重要概念，深度发掘其背后所潜藏的话语冲突，具体呈现鲁迅形象建构与30年代中国革命之间的密切关联，将研究视野从文学史范畴延伸到了文化史、思想史、革命史等领域，极大地拓展了鲁迅研究的深广度，有助于双向考察两者之间的动态关系，在互文视野中将研究论题不断引向深入。

明中叶至清中叶，是书坊业的鼎盛期，也是通俗小说的繁荣期。书坊业与通俗小说几乎同时于明中叶走向繁荣。书坊业对通俗小说的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明清通俗小说的繁荣离不开书坊业的支撑。江南运河城市因为大运河的重要地位与便利水运而成为明清商品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苏州、杭州、扬州、常州、湖州等江南运河城市在明万历后成为新的坊刻中心和通俗小说刊刻中心，为明清通俗小说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些城市的书坊业在明清

本书包含18个章节，前有“引论”，后有“结语”，中间分为三大部分。“引论”部分概述了当代西方文论政治化的成因、路径、特征和局限。第一部分“文学理论的政治转向”，从“文化权力”“主体位置”“心理分析”“文学叙事”“文学阅读”等方面描述了当代西方文论政治转向后的理论形态。第二部分“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化文论”，从“文化逻辑”“审美意识形态”、“文学政治学”“文学批评方法”等层面呈现出后马克思主义政治化文

当前各学科交叉发展和各领域知识融通的趋势日益加强，秦腔和当代西北作家创作关系的研究正是在此基础上发生的。秦腔是秦人的生命命脉，被称为西北的“语言符号”，秦腔给了作家们沁入骨髓的文化熏染，汇聚了当代西北作家对乡土的情感和记忆，其慷慨悲凉、热耳酸心的美学特点直接影响了当代西北作家的创作。本书在当代西北作家的作品中发掘秦腔影响的痕迹，并对这些戏曲质素在小说的情节结构、人物塑造和主旨表达等功能方面做出有益

本书所选篇目大多数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比较文学复兴以来的著述，其中既包含了德高望重的学界前辈的经典名作，又纳入了当代中青年学者的优秀研究成果，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新时期汉语学界在比较文学理论与实践方面取得的进展和达到的水平。凭借此书，读者可在有限篇幅内较为集中地了解比较文学的问题领域与研究路径，学习前辈学者进行比较文学研究的经典范式。编者在选文时还充分考虑到论著的生动性、鲜明性与趣味性，读者可由此

在蒙汉文化相互交融过程中，蒙古族汉语创作逐渐发展、成熟。蒙古族作家在接受汉族文学影响的同时，也在通过独特的表达方式，叙写着本民族的传统思想和审美理念，形成既有蒙古族文化底色，又有汉族文化意蕴的一种新型文学。《元明清蒙汉文学交融研究论文集》全书收录29篇论文，第一部分影响研究集中讨论元前诗歌对于蒙古族汉诗创作的影响以及蒙古族文人对于传统儒学、佛学思想的接受；第二部分家族研究论及蒙古族的家族文学；第三

主要从唐代园林的历史发展入手，考察唐代文人自然观的嬗变及其园林意识在文学创作中的反映，进而从园林游宴、园林营造与园林题咏等与文人相关的园林活动中展开园林与文学之关系的具体研究，呈现唐代园林文学创作景观，最后将其置于整个唐代文学的宏观视野中，考察园林书写对文学观念及创作理论的影响，深层发掘园林与文学之间的互动关系。作者沟通园林与文学，运用跨学科研究方法，微观论证与宏观阐释相结合，努力拓展唐代文学研究

认识屈子《楚辞》，有两个要点必须牢记：一是《离骚》首句：“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所谓“伯庸”乃是楚武王长子，封于夔子国，夔字的促音（入声）就是“屈”或“甲”。伯庸的长子屈瑕由此得姓氏，成为屈氏家族的始祖。二是屈子《楚辞》通过南北两条途径被完整保存下来，北方的途径是汉高祖九年，迁徙楚国的屈、景、昭三族和齐国田氏充实关中，屈子《楚辞》由屈氏家族作为传家之宝传入关中，为贾谊所及见。南方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