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中国佛道文学研究史论

本书是一部记录作者文学研究生涯的著作，概论篇从创造社的异军突起、创造社的分期以及创造社从鼓励多元发展到独尊普罗文学的文艺思想入手，谈了创造社的历史，创造社的分期和创造社的文艺思想的有关争议以及创造社的创作活动等；郭沫若篇包括有关郭沫若研究著作的前言、编后，以及郭沫若名诗鉴赏、对郭沫若作品的具体研究以及研究郭沫若应采取的立场态度等问题；其他作家篇涉及创造社元老郁达夫、成仿吾、张资平等人，从其作品以及

本书以作者的博士学位论文为基础，从文体学视角出发研究屈原辞。作者先从文章体类角度将屈原辞分作诗体、赋体两类，每一类又依具体文本体征进行再分辨。再分辨时，根据先秦文体生成特点，着重从文体生成的文化依据、文本的艺术构思等视角立论，得出了一些新认识。

本书旨在探讨文学语境的多元意义和各类文学语境的意义生成机制。首先聚焦于“语境”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泛化，探析其背后所蕴藏的研究方法和思维范式的变革；其次，在重新界定“语境”概念的基础上审视“文学语境”的新内涵、多元化类型，从文本层面将文学语境划分为“文本内语境”“文本间性语境”“符号间性语境”“社会文化语境”四种类型；最后，探索文学语境区别于非文学语境的独特的复义功能，深入研究各种语境类型生成文学

明代贬谪诗的主题取向，或抒发孤闷、思乡、叹老之怀，或表达用世、愤世之心，或书写酬赠、安闲之意，或咏史纪事、记写边地风物；其感伤的创作基调、情真意切的抒情指向、多元的创作风格，表现出延承与发展兼具的特点。明代仕宦文人的贬谪心态，或孤独感伤，或漂泊思乡，或忠心不遇，或恐惧不安，或乐闲崇道，呈现出共性与个性并存、复杂而幽微的特点。研究明代贬谪诗有助于深入了解明代的社会文化与士人的生命形态。

清末民初是中国文学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关键时期，其中新小说的成就最显著。其突出的特点是这一时期各个民营书局争相斗妍，纷纷编辑出版《说部丛书》，这充分体现了小说界革命的巨大实绩。本书首次对清末民初二十多家出版机构出版的三十多种《说部丛书》数百编作品展开全面而系统的叙录，这是颇富创新性的研究工作。本书以各出版单位所出版的《说部丛书》为纲，以各编作品为目，根据各种《说部丛书》出版时间的先后，对每编作品的作

本书为复旦大学中文系陈引驰教授有关中国古代文学史的讲录，突破文学史叙述的一般格套，既见脉络的系统性，又见细节的丰富性，是很有视觉感的大学课堂实录。纵向从先秦一贯而下直至近现代，横向则以文类从韵文、散文、诗歌到小说，交织成动态发展的包蕴文本、作者、文学事件、文学流变、读者接受等在内的中国文学网络，呈现文脉的演进。全书融汇历代文人学士与海内外学人的作品、卓识，文学情怀贯穿始终，打破定说，时有创见，提出

英语世界不断推陈出新的文学思潮与理论建构，均绕不开莎士比亚这一世界文学巨擘。莎士比亚不仅成为理论建构的实践场所与检验理论的试金石，其作品更成为各国文化与文学创新的源泉。尤其在进入21世纪以来，英语世界莎学学者借后现代主义思潮之风，对传统莎士比亚研究进行解构，并有所建构：或借跨学科等新视野，重新阐释莎士比亚研究中的旧问题；或结合新近出现的莎士比亚现象，挖掘莎士比亚研究新问题，拓展研究范式，成果颇丰。

“讽喻”是欧美文学史上最具原创性、整体性和延续性的核心概念之一，至今仍广泛运用于文学创作与研究。讽喻传统源远流长、影响深远，彰显着欧美文学的文化底蕴、艺术创新和语言特征。本书系统考察讽喻传统的孕育与起源、发展与兴盛、衰落与复兴，细读《伊利亚特》《奥德赛》《神曲》《鲁滨孙飘流记》《红字》《序曲》《都柏林人》《拍卖第四十九批》等16部经典作品，阐释斐洛、奥古斯丁、柯勒律治、本雅明、保罗·德曼、詹姆逊等

当代中国诗歌70年的历史进程，如果以价值建构和史实面貌特征为标准，应划分为“社会主义时期”（1949—1976）、“社会主义调整期”（1977—1991）和“后社会主义时期”（1992—2019）三个阶段。它们有前后传承的历史关联，也表现出文学自身的独特性。传统的诗歌批评史通常采用“以史带论”的史学观和分析模式，这种模式当然有历史感和说服力，但也容易抑制小说批评史的独特性，尤其容易忽视批评的主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