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政府国际传播力

第一节 政府形象：“中国梦”的国际传播效果

从习近平主席2012年提出“中国梦”以来，国际舆论从不同立场和角度进行了解读，表现出舆论肯定、羡慕与否定、质疑夹杂的分化现象。本章从两个视角分析“中国梦”的国际传播效果：

一是从周边国家媒体的解读切入，并在分析周边国家舆情成因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中国梦”的国际传播战略，真实展现中国的复杂性，突出“人民梦”的内涵，强调人文价值和人本价值观，在“强军梦”的传播中着力于与周边国家建立互信，同时通过国际传播推进周边利益共同体建设。

二是从媒体舆论和民意调查的视角探索当前欧洲社会的中国观。研究以“中国梦”的传播为例对欧洲媒体文本进行解读，发现中国既被呈现为一个世界领先的经济强国，又存在腐败、人权等社会问题，负面报道多于正面报道；而欧洲民意调查显示，中国形象连续多年以正面为主，但近年来呈下滑状态，中国崛起在经济上为欧洲社会带来机会，但政治上中国仍被认为非敌非友。造成以上现象的原因在于，一方面，中欧存在经济和政治上的共同利益，这是欧洲社会中国观走向正面的重要动力；另一方面，中欧的价值观冲突，以及近年来中国日益凸显的社会矛盾是欧洲社会中国观可能倒退的主要原因，中国所树立的积极形象仍比较脆弱。

一、从周边国家舆情看“中国梦”的国际传播

“中国梦”作为中国重要的政治话语，从习近平主席2012年提出至今，已引起了国内外舆论的高度关注。与国内舆论将“中国梦”阐释为国富民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不同，国际舆论从不同立场进行解读，既有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的高度评价，也有对中国崛起可能带来的威胁的恐慌，还有希望分享中国经济发展成果的期待。在这些舆论中，鉴于地缘政治和双边关系的重要性，分析周边国家舆情，有助于我们以“中国梦”为代表，探索如何进行中国话语的国际传播。

（一）对周边国家的界定

20世纪以来，我国的外交工作提出了“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关系是重要舞台”的战略布局，这其中，“周边”国家被置于非常重要的位置。在中文语境中，“周边”的“周”主要指封闭体系的四周，“边”主要指封闭体系的边缘。周边国家（neighboring countries或surrounding countries）一词，在历史上具有“四周蛮夷，华夏中心”的文化渊源，是华夏民族以自我为中心的“天下主义”观衍生出的概念。除了从地缘上认识“周边”以外，也有学者认为“周边”不一定只指地缘，而是一个包括“地理周边、生理周边与心理周边”的综合概念，并提出“中国应该通过国际合作，将地理周边建设为生理周边，将生理周边建设为心理周边”。还有学者从中国对外战略的角度指出，除了地缘因素，还可以水波战略和结网战略来审视中国周边问题，对那些虽与中国不相邻，但处于相关事件的水波晕轮范围内，以及利益网络结点的国家也可以视为周边国家。

尽管如此，“周边”普遍上还是被认为是一个与地缘相关的概念。中国“周边国家”主要指在陆地和海上与中国接壤的国家。我国的陆地邻国共14个，东北与朝鲜接壤，东北、西北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为邻，正北方是蒙古国，西部毗邻阿富汗、巴基斯坦，西南与印度、尼泊尔、不丹相接，南面有缅甸、老挝和越南。海上邻国有6个，包括韩国、日本、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和文莱。

本书在讨论周边国家舆情时，为明晰分析对象的边界，主要还是在地缘框架内考察周边国家，但考虑到舆情信息本身具有扩散性的特点，同时也吸取非地缘决定论的“周边”概念因素。本书还关注了那些垄断传媒资源、影响周边国家舆论走向的西方传媒大国的舆情。

（二）西方舆论解读“中国梦”

西方发达国家凭借雄厚的传媒资源和遍布全球的传播网络引导国际舆论的走向，世界上每天传播的国际新闻约有80%来自西方的主要通讯社，他们在中国的周边国家也分布有众多分支机构，已成为诸多国家传媒业的主要信息来源。像BBC、路透社、美联社这样的机构在俄罗斯、韩国、菲律宾、日本等国都有常驻记者，越南的国家通讯社越通社以美联社、法新社为重要信息来源，印度更是没有本国的通讯社，社会精英人士主要依赖西方国家的英文媒体获取国际新闻。

西方舆论关注“中国梦”的内涵。2012年11月，习近平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由于这个表述主要以“民族”和“国家”之梦为内涵，随即就有不少西方媒体指出，“中国梦”到底是民族的梦？共产党的梦？还是中国人的梦？加之中国媒体在对外传播时使用的英译没有统一，有媒体使用Chinese dream，也有权威媒体使用China dream或者是China’s dream，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媒体对“美国梦”（American dream）鼓励美国人的奋斗精神与个性张扬充满情感寄托，认为真正能使梦想腾飞的是每个“中国人的梦（Chinese dream）”。2013年3月，习近平在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式上指出，“中国梦是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这段表述不仅完善了中国梦的内涵，事实上也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西方媒体在此之前的争论。

有不少西方舆论的评价比较正面，但认为“中国梦”可能给世界和周边国家带来威胁的也不在少数。英国《经济学人》指出，“中国梦”的提出有帝国扩张的趋势，从而使亚洲各国都陷入一种紧张氛围中；英国《独立报》从弃婴现象、贫富差距、官商勾结等现象来批判社会问题。澳大利亚《堪培拉时报》认为“中国梦”可能到头来只是一场空；美国《新闻周刊》质疑中国“强国梦”的提出会不会是一个新的不安定因素。当然，也有一些媒体正面评价了“中国梦”的前景，如加拿大《国家邮报》、瑞士《每日导报》、法国《欧洲时报》、英国《每日电讯报》、德国《明镜》周刊等。

西方舆论对中国的关注度高于周边国家。本书通过谷歌趋势比较了西方网民和中国周边国家网民对中国的关注度，图1-1显示，即使在最近南海问题矛盾激化，周边国家对华舆论升温的情况下，西方舆论对中国的关注度还是要比周边国家高。美国、德国、法国的谷歌搜索热度都在50以上，高于大部分周边国家，周边国家中印尼、菲律宾、韩国的热度较高，俄罗斯居中，日本的热度最低。搜索热度最高的词则主要包括China sea（中国海）、South China sea（南中国海）、China&Philippines（中国和菲律宾）、China&Japan（中国和日本）、Vietnam（越南）、North Korea（朝鲜）等。总体来说，西方舆论比周边国家更关注中国，也更关注“中国梦”，解读倾向以负面为主，与他们长期以来对中国的报道立场是基本一致的。

此外，西方官员、传媒人、学者、智库是有关“中国梦”报道的重要消息源。像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美国企业研究所、对外关系委员会、传统基金会、美国和平研究所、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等智库的专家频频出现在西方主流媒体上，有的报纸甚至一讲到中国，引用这些专家似乎已成为必要的功课，比如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华裔学者陈立（Chen Li）、李侃如（Ken Lieberthal），已成为美国智库研究中国问题的代表人物，另外像美国的中国问题分析家比尔·毕晓普也在第一时间对“中国梦”进行了评论。

（三）周边国家有关“中国梦”的舆论分化

虽然西方媒体引导着周边国家的舆论走向，但从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国国际舆情研究中心对周边国家舆情的跟踪监测发现，周边不同区域、不同国家的分化现象仍十分显著。其中，中亚国家以正面阐释“中国梦”为主，西亚国家舆论相对中立，东北亚、东南亚和南亚国家存在不同程度的“中国威胁论”。具体而言：

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从睦邻友好与经济合作角度支持“中国梦”。哈萨克斯坦总统纳巴尔扎耶夫在出席博鳌亚洲论坛时表示，坚定支持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该国驻华大使也表示，“中国梦”的实现将促进地区和世界安全与稳定。塔吉克斯坦总统希望“中国梦”能够尽快实现，以进一步推动两国的经济合作与交流。吉尔吉斯斯坦舆论也从中国在吉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角度，评价两国平等互利的战略伙伴关系。

俄罗斯媒体将“中国梦”与“强俄梦”作对比。《俄罗斯报》《共青团真理报》《消息报》《生意人报》等报纸不仅对中国梦进行了评价，而且将其与普京就任之初的许诺“给我20年，还你一个强大的俄罗斯”作比较，频频提及Chinese dream，African dream，dream of the world等词，还将“中国梦”与“强俄梦”共同放置在全球化的语境中，体现了俄罗斯在从全球视角审视“中国梦”。

巴基斯坦媒体的解读非常正面。《每日时报》发表题为《中国希望一个和平繁荣的亚洲》的新闻，全文以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为新闻源，表达了中国希望与巴基斯坦在经贸、文化领域的合作，共同实现各自国家的梦想。《民族报》发表题为《中国梦和美国梦之间没有冲突》，认为“美国梦”注重个人主义的实现，“中国梦”注重集体主义的成功，但两者并不冲突，都是为了实现人民的梦想。

印度舆论正负面兼有，表现出复杂心态。一方面，印度媒体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称他是一位充满魅力的领袖（Xi is a charismatic leader），中国经济的腾飞让印度媒体羡慕中国人富裕的生活，在造梦工程的激励下，中国商人将更加充满商机，中国梦也将成为整个世界的梦（dream of the whole world）。

尼泊尔从中国和印度的三边关系中审视“尼泊尔梦”。尼泊尔在地缘政治上处于中国和印度之间，长期以来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都深受两国影响。习近平主席提出“中国梦”后，尼泊尔前总理巴布拉姆·巴特拉伊（Baburam Bhattarai）一方面高度赞扬这一政治理念，认为中国梦完全不同于西方梦，西方梦靠的是殖民和剥削第三世界，中国梦是要结束那种统治，并让全世界人民享受自由，让全人类享受和平和繁荣。另一方面，他也指出，“尼泊尔梦”与印度和中国紧密相连，如果印度和中国这两个邻国能够在这里保持政治稳定，坚持正确的政治领导及平衡关系，那么尼泊尔将实现自己国家的梦想。尼泊尔媒体还从中美关系中思考中国梦，在一篇题为《两个梦想》的评论中将中国梦与美国梦对比，认为这两种梦想完全不同，哪个梦想在未来十年能够成功不仅对美国和中国，而且对整个世界意义重大。

日、韩舆论以中性和负面为主。日本媒体在解读“中国梦”时，强调中国对大国权力的追求和强军梦的诉求，认为在打造中国梦时，要改变“强硬的外交立场”，更多地考虑到国际社会的看法。《读卖新闻》引用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斯蒂芬·约翰·哈德利（Stephen Hadley）对“中国梦”实现的前提表达了观点，认为这“需要一个透明、负责任和有行动力的政府，这是民主改革的前提，也是中国底层社会的要求，问题在于中国领导人能在多大程度上响应这种要求。”韩国媒体一方面认为“中国梦”的内涵模糊，更像宣传口号且不具有公信力；另一方面，由于中国是韩国最大的贸易合作伙伴，韩国是中国第三大贸易合作伙伴，韩国也希望从中国梦想的腾飞中获得利益，因此也在媒体上呼吁与中国合作。

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等东盟国家媒体透露从“强军梦”中感受到“威胁”。近年来南海局势升温，东盟国家正在日趋以南海问题为中心审视对华关系，对于“中国梦”的解读也不例外。越南媒体从中国增强南海军力的角度关注中国“强军梦”，认为“中国梦”只是用于增强军力以处理领土纠纷。菲律宾媒体将习近平的讲话单向度地解读为，强大的民族就要有强大的军力。马来西亚舆论也称“中国梦”的口号模糊，其目的只是为了“展示肌肉”。当然，也有一些越南媒体会从中国经济发展角度展望“中国梦”可能给他们带来的实惠，比如有多家市场化报纸提到“越南女孩嫁到中国的梦想”，这也表现出他们既心存畏惧，又希望分享中国经济发展成果的复杂心态。

（四）舆情成因分析

对于以上舆情现状形成的原因，本书将从相关国家与我国的利益冲突、价值冲突和利益诉求三个层面分析。随着近年来亚太地区一体化程度的加深，其对全球政治经济的影响不断增强，一方面，周边国家在中国对外战略中的地位日益重要，周边国家也希望分享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因此对中国存在着利益诉求；另一方面，周边国家对华关系有复杂化的趋势，周边舆论也显现出从未有过的严峻局面，主要原因在于周边国家与中国存在着利益冲突或是价值冲突。

首先，周边国家与中国存在着利益冲突。我国周边的14个陆上邻国和6个海上邻国各自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有些还与中国存在着历史边界问题，虽然周边安全状况总体比较稳定，但仍具有潜在危险，加之美国亚太战略对我国周边安全存在的威胁。在周边国家中，日本与我国存在着由来已久的历史问题以及近年来不断激化的钓鱼岛问题，印度与我国存在着边界争议以及同为“新兴国家”领头羊的竞争与合作关系，越南、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文莱等东盟国家在南海与我国时有摩擦。从涉华舆情来看，这种以利益为导向的舆情动态是十分显著的。以南海问题为例，每当南海摩擦兴起之时，南海问题的相关各国纷纷以国际舆论作为杠杆，力图使自己的外交和军事举措发挥更大的政治效力。通过攻击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理念，否认我有关南海的“九段线”主张，炒作“中国威胁论，“丑化中国形象。这些新闻舆论与以侵占我南海利益为主要目的的外交和军事行动相互配合，对我国维护南海的合法利益造成了障碍和压力。而西方国家更是通过舆论渲染、挑唆等方式扩大争议。2010年7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宣称和平解决南海主权争端关系到美国的“国家利益”，可见美国是将南海问题纳入其亚太乃至全球战略中的。同样在钓鱼岛问题上，每当钓鱼岛问题激化之时，不仅中日官方都会将这一问题陈述为本国的“核心利益”，美国也将钓鱼岛视作针对中国的“C形包围圈”中的战略“链环”，这些利益之争就成为引导周边国家舆论的重要因素。

其次，周边国家与中国存在着价值冲突。以亨廷顿的文明形态论来看，中国的周边国家中存在着中华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日本文明等多种文明形态。虽然历史上中华文明在亚洲尤其是东南亚国家有深远的影响，在周边国家马来西亚、印尼等的华人社会及朝鲜、韩国等非华人社会仍存留着传统价值观的认同，但是工业革命以后，西方基督教文明和价值观影响了所有中国周边国家，这其中，日本文明就是传统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融合并植根于日本土壤之上所产生的文明形态。周边国家韩国、印度等国对西方文明的吸收也已经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此外，这些文明形态和价值观夹杂着宗教、政治、经济等多方面因素，使得正在崛起的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价值冲突也不时显现。2010年日本发表的“新防卫计划大纲”首次提出要与在亚太地区拥有共同价值观和安全利益的韩国、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以及印度开展安全合作。通过这种合作，目的就是编织一张制衡中国的包围网。此后，日本与美国不断在中国周边进行所谓的价值观外交，他们联合与西方具有共同价值观的亚太国家构筑一个针对中国的同盟，要求中国“遵守国际准则”，表现出“共同牵制”中国的姿态。这些价值层面的冲突在当前软实力竞争的国际社会正日益引导着周边舆论的走向。

再次，周边国家对中国有利益诉求。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周边国家受到的经济辐射日益加强，目前中国已成为周边大多数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此外，中国与周边国家已陆续建立上海合作组织、东盟、中国与东盟合作机制（10+1）及南亚区域合作联盟等区域组织或合作机制。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则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最大自由贸易区。亚太经合组织、金砖五国、基础四国等国际组织和多边机制已成为中国与周边国家共同推动全球治理的平台，中国正日益成为提供地区公共产品和携手周边国家在国际舞台上获得区域优势的主导性力量。这些都为周边国家共享“中国梦”提供了注脚，自然在周边舆情上会有所体现。比如印度商户喜欢到中国投资，虽然中印这两大亚洲新兴市场的经济都充满活力，但中国基础设施优越，成立公司的流程便捷，制造业基地欣欣向荣，因而吸引着印度商户“东天取经”。另外，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增长率也远远超过印度。一些越南女孩希望嫁到中国，改变贫穷落后的生活状况，同时在中国享受男女平等的社会待遇。《韩国时报》在质疑“中国梦”对普通中国人的意义的同时，也理性地分析了中韩经贸关系的重要性，呼吁韩国政府与中国合作。

正是在这种利益与价值、冲突与诉求的多重因素影响下，周边国家有关“中国梦”的舆论表现出了肯定、羡慕与否定、质疑夹杂的多元现象。

（五）“中国梦”的国际传播

“中国梦”的国际传播需要我们抓住机遇，化解挑战，将我国对周边国家具有的经济优势转化为话语影响力和舆论引导力，推动周边国家和国际社会舆论树立客观公正的中国观。

首先，“中国梦”宣传要全面客观展现真实的中国，更好展现中国的国家形象。中国自己如何看待自己，以及其他国家如何看待中国，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中国改革和发展的未来。中国在进行国家形象传播时，要把中国特有的复杂性真实地传播出去，把好的与坏的社会现象和谐地融合在一起。

当前“中国梦”已成为正面传播中国的话语，使用“中国梦”进行国际传播时，我们既要展现国富民强、人民幸福、社会和谐的内涵，又无需回避社会转型期特定的矛盾与冲突，真实展示城乡矛盾、贫富差距等社会现实问题，同时增加以“中国梦”为目标的反思性的建议与策略。不能简单通过封锁消息、弱化处理等方法实现表面的和谐，这是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时代对执政党和我国媒体提出的一个挑战。

其次，“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突出人文价值和人本价值观。将国际传播的立足点从维护国家形象转变为追求人的发展，从“国际公民”的高度思考中国人的行为对国际社会的影响，用国际话语讲述中国人的故事。当前西方社会和周边国家仍在质疑中国梦到底是中华民族的梦、共产党的梦，还是人民的梦？如果说政府在对内动员中强调民族复兴梦的话，那么在对外的政府文件和新闻话语中更应突出人民梦想的内涵。这是中国人清洗“百年民族屈辱史”的集体记忆和“东亚病夫”的心灵创伤的机会，是中国人继主权概念的“站起来”之后心理层面又一次的“站起来”。在具体操作中，建议有关部门统一使用Chinese dream的表达，避免China dream或者China’s dream等多重表述，通过保障人权、呵护民生来回应国际社会对“中国梦”内涵的质疑，并进一步对接世界文明与国际社会价值观。

再次，在“强军梦”的传播中着力与周边国家建立互信。继习近平在会见部队领导干部时指出，“中国梦是强国梦，对军队来说也是强军梦”之后，军方高层多次对强军梦进一步阐释，国防部外事办公室主任钱利华认为“没有强军梦，中国梦是很难实现的。即便是实现了，也很难得以维持和发展”。因此，“强军梦”的宣传也是“中国梦”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梦”是中国人美好的梦，不是周边国家的噩梦。要加强传播与周边国家的军事合作，倡导为周边小国提供安全保障，建立“全天候的战略伙伴关系”，增进与周边国家的军事互信。同时，为应对西方媒体大力渲染美国在中国周边进行军事演习，以及大秀“嵌入式报道”等军事新闻。我们也可以加大对上海合作组织“反恐”演习的传播力度，引导媒体和国内舆论加强在重大自然灾害的危机应对、跨国危机处理和核危机处理等方面与周边国家的互动。

最后，“中国梦”也是亚洲梦，加强国际传播推进周边利益共同体建设。在国际传播中，一方面，我们要讲清楚，中国梦的实现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中国虽然在全球范围内有一定的利益诉求，但主要的安全、政治和经济利益是在亚太地区。中国与周边国家山水相连，有着悠久的传统友谊和相似的历史境遇，中国的发展需要背靠周边国家，与周边国家的相互依存度已空前提高。另一方面，在国际金融危机正在瓦解西方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西方经济持续低迷的今天，中国的快速发展对世界而言，特别对周边邻国来说更是福祉。中国正在通过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亚太经合组织、金砖五国、基础四国等多边机制推进周边利益共同体，中国是亚洲经济发展中能量巨大的引擎，中国梦与“亚洲梦”水乳交融。这是“中国梦”与周边利益相连且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要客观、坦然地传播这两个方面，避免自身形象塑造时在自信与自卑、谨慎与冒进之间摇摆的立场。

在国际传播实践中，中国政府和中国媒体要坚持国家的核心利益，寻求与周边国家的价值认同与利益共享。同时开放更多的民间传播渠道，逐步将“政府对民间”的传播模式转变为“民间对民间”的传播。比如可以通过与周边国家建立多种形式的媒体交流机制取得媒体间的互信，充分利用周边国家的华人华侨资源开展“中国梦”的传播，与在华留学生进行充分的互动，利用微信等在周边国家已有广泛影响力的新媒体来影响周边国家青少年，这些都将为“中国梦”在周边国家和国际社会取得良好的传播效果作出贡献。

二、从“中国梦”的媒体舆论和民意调查看当前欧洲社会的中国观

（一）何为“中国观”

本书在论述欧洲社会的“中国观”时，首先要界定何为欧洲社会？何为中国？“中国观”本身的内涵是非常宽泛的，可以扩展到世界对中国的看法。但是西方对中国的看法构成了近现代中国观的主流。西方社会在研究中国时，常将“公众”（the public）、“精英”（elite）和“领导层”（leadership）对中国的看法区分对待，本书的欧洲社会是指，欧洲领导层和精英分子以外的大多数普通公众对中国的意见和态度。这其中，媒体舆论和民意调查对公众意见的反映具有一定代表性。而在对中国的界定上，西方社会倾向于从总体中国形象，尤其是从对中国政府的看法出发审视中国，因此本书所说“中国观”指的是欧洲领导层和精英分子以外的大多数普通公众对中国和中国政府的整体看法和态度。而以“中国梦”为例来解析当前欧洲社会的中国观，仅仅是以个案切入，在现有中国观研究基础上作一点探索。

如果从马可·波罗为西方人描绘出一幅中国图像算起，西方社会对中国形象的认识已历经七个多世纪。在这漫长的历史阶段中，欧洲的旅行家、冒险家、传教士、作家乃至政治家，他们从各自不同的角度逐渐勾勒出西方人的中国观。英国作家约翰·曼德维尔（Sir John Mandevile）的《曼德维尔游记》与两位意大利作家的游记《马可·波罗游记》《鄂多立克东游记》并称为西方有关中国的三大游记，而且由于欧美具有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关系，欧美文化传统血脉相连，因此欧洲对美国早期中国观的形成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在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中国观中，构建出了意识形态化的三种中国形象类型：“停滞的”“专制的”和“野蛮的”中华帝国。1793年英国马噶尔尼出使中国，使团的成员巴罗写道：“这个民族总的特征是傲慢与自私，伪装的严肃和真实的轻薄，以及优雅礼仪和粗俗言行的牢固结合。”历史学家汤因比怀着西方文化优势论的心态认为中国文明早已衰落，处于僵化状态。伴随着所谓“东方学者”对中国的“偏颇”评价，也有个别声音曾经发出过自省。汉学家约·罗伯茨指出，众多介绍、论述中国和中国人著作中，“客观性是一个稀缺的品格，”对中国人的描述有着明显的“以偏概全”的倾向。而且由于“十九世纪西方人的种族优越观点根深蒂固，很少有作品能够摆脱对其他种族带有伤害性的评论。”但这种难得的“自省”毕竟孤掌难鸣，仍要打破西方世界的中国观。

（二）欧洲媒体在西方中国观形成中的角色

欧洲媒体对中国信息的传播加快了西方社会中国观的形成。政论家李普曼1922年提出，人类生活的世界存在着两种“环境”，一个是现实世界的“客观环境”，另一个是经过媒介选择、加工和传播之后的“拟态环境”，由于个人没有接触整体世界的能力，同时又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于是“媒介影响着我们头脑中的‘图像’”。之后，科恩（Bernard Cohen）指出，“媒体不能告诉你怎么想，但却可以告诉你想什么”。后来，传播学界诸多学者跟进研究并设立了媒体议程设置理论。

欧洲媒体除了告诉欧洲公众“想什么”之外，还在欧洲主流价值观的形成中起到了协调和整合的作用。因为“新闻本身不局限于对真实的判断，也包含着价值观。或者说，关于倾向性的声明。”在西方各国，新闻报道的基础是媒体认为国家和社会应该如何的图案，媒体不仅仅是在报道正在或已经发生的事实，还在或明或暗地提倡什么，反对什么，以其理想的图景力挺主流价值观。

最早在中欧之间从事媒体事业的是传教士。基督新教传教士马礼逊编纂了第一部《华英字典》，成为汉英字典编撰之圭臬；他创办《察世俗每月统纪传》，是外国人在华创办的第一份中文月刊，在中国报刊发展史上占据重要地位。英国浸礼会传教士李提摩太主持广学会，出版了2000多种书籍和小册子，还出版了《万国公报》等十几种报刊，成为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出版机构之一。还有杨非格、米怜等传教士也创办了多份中英文报纸，这些都成为早期欧洲社会中国观的重要信息来源。在传教士之后，1900年英国驻京记者对义和团与清军主力之甘军共同围剿东交民巷外国使馆区有着切实的记述。辛亥革命时，丁尔梅（Edwin J.Dingle）的《辛亥革命目击记》反映了中国社会在改朝换代时的真实场景。抗战时期，毛泽东在延安和《每日先驱报》记者贝特兰（James Bertram）谈话，贝特兰所记的谈话摘要也在国内外发表，成为欧洲社会认识抗战时期中国的重要材料。而目前欧洲主流媒体如路透社、法新社、英国广播公司、《泰晤士报》等都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设有记者站。

欧洲主流媒体引领欧洲主流价值观的功能，在网络发布信息和社会动员能力日益强大的今天仍然存在。目前跨国信息的传播仍然主要依赖传统媒体，即使是完全由公众自我把关的国际自媒体，其涉华内容也并非自创，而是以转载西方国际主流媒体为主的。

（三）从“中国梦”看当前欧洲媒体的中国观

当前欧洲媒体呈现了一个什么样的中国？本书希望从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个案切入研究。

“中国梦”作为当前中国重要的政治话语，从习近平主席2012年提出至今，已引起了国内外媒体的高度关注。与国内媒体将“中国梦”阐释为国富民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不同，欧洲媒体从不同立场进行解读，既有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的高度评价，也有对中国崛起可能带来的威胁的恐慌，还有希望分享中国经济发展成果的期待。

本书在Factiva数据库中以“中国梦”的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翻译为关键词搜索英国、法国、德国、西班牙、意大利5个欧洲国家媒体，下载了所有有关“中国梦”的新闻文本。Factiva是世界一流的全球性新闻内容提供商，是由两个世界上领先的商业新闻供应商道琼斯（Dow Jones）与路透（Reuters）集团合资成立的公司，该数据库提供152个国家/地区、22个语种的新闻。收录了世界上最有影响的2000多家媒体的新闻全文。本书的搜索时间从2012年11月1日到2014年12月31日，共获得315条新闻，本书对统计数据和新闻文本进行了整理分析。

从表1-1所列统计数据显示，英国媒体报道“中国梦”的数量在欧洲国家中居于首位，其次是法国、意大利。像英国的《泰晤士报》，法国的法新社、意大利的《共和报》等都对“中国梦”进行了长篇报道。这些媒体也以其广泛的影响力成为引导“中国梦”国际舆情的重要力量。

从涉及人物看，提及频率最高的是习近平，接着是胡锦涛、温家宝、江泽民、基辛格，以及《中国想要什么》一书的作者汤姆·多克托罗夫（Tom Doctoroff）。

新闻文本显示，欧洲媒体关注“中国梦”的内涵。习近平2012年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由于这个表述主要以“民族”和“国家”之梦为内涵，随即就有不少欧洲媒体指出，“‘中国梦’到底是民族的梦？共产党的梦？还是中国人的梦？加之中国媒体在对外传播时使用的英译没有统一，有媒体使用Chinese dream，也有权威媒体使用China dream或者是China’s dream，而欧洲公众以前熟知的是“美国梦”（American dream），他们认同“美国梦”鼓励普通公众的奋斗精神与个性张扬，认为真正能使梦想腾飞的是每个“中国人的梦（Chinese dream）”。英国《每日电讯报》一方面指出我们所理解的“中国梦”的内涵，认为“对中国而言，中国梦是要扔掉过去，给其他发展中国家一个可以效仿的发展方式”。另一方面也比较了两种不同的梦，认为“美国梦的内涵在于，只要努力，每个人都有取得成功的机会；中国梦不同于美国梦，更强调集体主义”。此后2013年3月，习近平在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式上指出，“中国梦是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这段表述不仅完善了中国梦的内涵，事实上也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欧洲媒体此前的质疑。对于“中国梦”的历史沿承，西班牙中国政策观察网撰文指出，“中国前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卸任时确定了新议程的基础，这个议程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很关键，这就是习近平现在所说的‘中国梦’”。

认为“中国梦”会给世界和周边国家带来威胁。英国《经济学人》指出，“中国梦”的提出有帝国扩张的趋势，从而使亚洲各国都陷入一种紧张氛围中”，而且中国的扩张会走自己的路，《每日电讯报》写道：“10年来，我们一直听到中国官方表示：我们不插手国际事务。我们很穷，我们还在发展。但在经济危机暴露出西方资本模式的问题时，中国表现出了有朝一日会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体的征兆，我猜想不久的将来我们将看到中国逐步插手一些国际事务。”

从腐败、人权、经济、社会问题等角度解读“中国梦”。与长期以来西方媒体以“人权”问题攻击中国不同，此次新闻中有关议题的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是“腐败”，共出现了87次，“人权”出现了11次，当前腐败已取代人权问题成为欧洲媒体最为关注的中国议题。此外，“经济放缓”一词也出现9次，在总体中国经济在国际社会一枝独秀的情况下，近来也出现了一股唱衰中国经济的苗头，再次提出中国崩溃论，这也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而在社会问题上，法国《世界报》以《中国的噩梦》为题批判计划生育政策，英国《独立报》从贫富差距等来批判社会问题，称富人越来越富，通过家庭和有权势的官员互相牟利的现象层出不穷，这与追逐“中国梦”简直是南辕北辙。英国《卫报》从食品安全、环境污染等切入，指出“牛奶奶粉掺假、不合规的学校书本——现在的中国被很多问题困扰着，这些问题挑战着政府的公信力。”

也有一些媒体正面和中性报道了“中国梦”的前景。《每日电讯报》发表题为《“中国梦”意在再次领导世界》的新闻，对习近平提出的民族复兴战略进行评价。英国《伯明翰邮报》写道，“习近平提出了‘中国梦’的愿景，这意味着到202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还要翻一番。我们能在这个过程中做些什么？”德国《时代》周报指出，中国正在实施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那就是使越来越多中国农民从农村迁移到城市。城市化被中国亿万农民看做是美好梦想的一个孵化器。此外，还有媒体转载了中美第五轮战略与经济对话的内容，把国务委员杨洁篪介绍的“中国梦”内涵，以及“中国梦”与“美国梦”相融相通的表述进行了摘录。英国《利物浦回声报》则对中国的“足球梦”充满期待。

表达出与中国合作的愿望。英国《伦敦旗帜晚报》指出，“中国将是伦敦最需要的合作伙伴，这个亚洲巨人有钱，我们有知识，双方需要合作才能产生出真正的增长”。《伯明翰邮报》引用影子内阁、养老金大臣Liam Byrne的话说，“拥抱中国对我们来说没有坏处，如果很好地吸引中国投资，伯明翰将再一次成为世界工厂”。同时指出，“我们都听说过‘中国制造’，我们以后要习惯被中国购买，这对于中国和伯明翰来说是双赢的。我们一直在预言21世纪将是亚洲的世纪，全球经济衰退意味着这种可能性在提前，亚洲世纪比我们预想的要提前了20年，但我们还没有准备好。英国首相喜欢说我们正处在一场全球性竞争中，问题是目前别人在快速的前进而我们却错失了机会。”此外，该报还希望伯明翰的科学家们在创新领域与中国大学合作。

对“中国梦”的解读比中国周边国家更正面。本书还将中国周边国家对中国梦的评价进行了分析。虽然中国周边的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巴基斯坦等国对中国表现出友好，但大部分中国周边国家的舆论对“中国梦”是警惕和戒备的。尤其越南、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等东盟国家从“强军梦”中感受到了威胁。近年来南海局势升温，东盟国家正在日趋以南海问题为中心审视对华关系。越南媒体从中国增强南海军力的角度关注中国“强军梦”，认为“中国梦”只是用于增强军力以处理领土纠纷；菲律宾媒体将习近平的讲话单向度地解读为，强大的民族就要有强大的军力。马来西亚舆论也称“中国梦”的口号模糊，其目的只是为了“展示肌肉”。而日、韩舆论也以负面为主。日本媒体在解读“中国梦”时，强调中国对大国权力的追求，多家媒体还谈到中国的人权问题。当然，周边国家的负面舆论与其因地缘政治而构建的自我身份认知有关，这一点与欧洲有较大的差异。

总体上看，欧洲媒体对“中国梦”表现出肯定、期待与否定、质疑夹杂的分化现象。从欧洲的媒体舆论看来，中国既是一个充满生机和经济发展潜力的大国，又是充斥着贫富差距、人权问题等诸多社会矛盾的“专制帝国”。

（四）当前欧洲民意中的中国观

除了媒体舆论，民意调查也是集中展示公众意见与态度的重要平台。本书选取三家世界知名民意调查机构：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英国广播公司全球民意调查（BBC）以及跨大西洋民意调查（Transatlantic Survey），对这三家机构近年来有关欧洲公众对华态度的数据进行了分析，以此在媒体舆论的基础上希望形成更为全面的欧洲社会的中国观。

各调查机构对世界各国眼中的中国经济、政治和社会进行评估。结果显示，许多欧洲受访者已经将中国看成是领导世界经济的超级大国。

经济上欧洲人认为中国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领先的经济强国。皮尤研究中心的全球调查显示，在回答“谁是世界领先的经济强国”时，图1-2显示，大部分欧洲受访者认为中国已经超过美国。选择中国的比例在英国受访者中为53%，法国为53%，德国59%，西班牙56%，意大利44%，而这些数据都超过了受访者选择美国的比例，也就是说，在大部分欧洲公众看来，中国的经济地位已是最为领先的了。在另一个“中国是否会代替美国成为超级大国”的选择中也显示了相似结果。图1-3表明，从2008年到2013年，欧洲受访者中认为中国将会或者已经代替美国成为超级大国的人数近年来处于上升态势，这些国家包括西班牙、法国、英国、德国、波兰、俄罗斯。

中国的崛起对欧洲许多国家来说存在着机会。Transatlantic Survey的调查显示，如图1-4显示，德国、英国、保加利亚、瑞典、罗马尼亚受访者认为中国在经济上给他们带来的机会大于威胁。但与此同时，法国、德国、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受访者更多的将中国崛起着成是威胁，总体来说，对于欧洲民众看来，中国崛起的机会与威胁并存。

尽管经济上存在着机会，但政治上中国仍被欧洲社会认为非敌非友。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如图1-5所示，希腊、捷克、德国、西班牙、波兰、法国、英国等国民众认为中国非敌非友的比例分别为51%、61%、61%、65%、57%、69%、72%，均在受访者比例的一半以上。这一态度表明，中国经济的崛起仍无法改变欧洲人对中国的身份建构。

在社会领域，欧洲人认为中国不尊重公民权利。在Transatlantic Survey的调查中，针对“中国政府是否尊重公民个人自由”的选择，数据显示，大多数欧洲国家选择“不尊重”的比例都超过选择“尊重”的比例，仅有俄罗斯除外。此外，多家调查机构有关中国腐败、社会公平等方面的数据也显示出类似结果，欧洲受访者对中国在社会领域的认可度低于经济领域。

（五）当前欧洲社会中国观的形成原因

从媒体舆论和民意调查来看，当前欧洲社会的中国观与先前“停滞的”“专制的”“野蛮的”中华帝国形象已渐行渐远。中国被看成一个世界领先的经济强国，中欧之间具有共同利益与合作空间；但欧洲人认为中国在政治和社会管理领域仍然停滞不前甚至引起矛盾激化，双方仍然存在价值观差异，由此构建出中欧双方非敌非友的认知关系。

首先，中欧存在经济和政治上的共同利益，这是欧洲社会中国观走向正面的重要动力。中欧经济合作关系是双边关系中最为显著的。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平均每年GDP增幅在9%左右，创造了世界奇迹。

欧盟已连续十年保持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中欧间每天的贸易往来约达15亿美元，连续三年双边贸易额超过5000亿美元。欧洲各国政府重视与中国的经贸关系。以英国为例，2009年1月，英国政府首次发表对华战略文件《英中合作框架》（The UK and China：a framework for Engagement），布朗首相（Gordon Brown）在《框架》前言中指出：“中国已成为全球重要的经济和政治力量，英中两国必须合作以应对共同面临的重大挑战。”在加强中英科技合作方面，《框架》明确了包括执行英中医疗合作计划，促进双方在医疗领域的合作；实施英中建设可持续发展城市协议，加强在工程、技术、学术、金融领域的技术合作与交流等内容。金融危机后，欧洲经济正在重新寻找平衡，探索可持续发展的增长模式，这其中，中国是其最重要的机会。而对欧洲公众来说，留学、移民、旅游、汉语学习等双方交流的增长，都使他们在持续低迷的欧洲经济迷雾中看到了中国的生机。

随着“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战略的推进，中欧战略合作走向更广的空间。李克强同欧洲理事会主席范龙佩、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主持第十六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共同了制定《中欧合作2020战略规划》。中欧合作在“一带一路”“欧亚大陆桥”“泛亚高速铁路网”，以及石油天然气管道建设的宏观背景下，将迎接欧亚世纪的到来。

中欧之间的共同政治利益也在扩大。中国、俄罗斯、英国、法国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核大国，欧洲国家在北约、欧盟、八国集团中占有重要地位，长期以来奉行灵活、务实的外交传统。中国是二十国集团的创始成员，还与周边国家建立了上海合作组织、东盟、中国与东盟合作机制（10+1）及南亚区域合作联盟等区域组织或合作机制。此外，亚太经合组织、金砖五国、基础四国等国际组织和多边机制已成为中国参与重大全球问题尤其是亚太事务的重要平台。以前欧洲外交首先要考虑的是美国，然后才是其他地区。但是目前欧洲政界和智库精英们已日益认识到，随着中欧力量对比的变化，欧洲各国政府应主动寻求推动双边关系向更积极的方向发展，显然欧洲与中国的意识形态之争已经让位于其全球战略和经济利益。这些都促成了欧洲社会正面中国观的形成。

其次，中欧的价值冲突，以及近年来中国日益凸显的社会矛盾是欧洲社会中国观随时可能倒退的主要原因。以亨廷顿的文明形态论来看，中欧分别处于中华文明、基督教文明、东正教文明等不同的文明圈层中，其文明形态在历史和文化基因上有显著的差异。欧洲基督教文化崇尚个人主义、追求变化与创新、遵循法治，而中国文化崇尚集体主义、追求稳定与保守、主张人治。在这样的价值差异下，加上双方在历史、政治、宗教等多领域的认识分歧，人权问题、西藏问题长期以来成为阻碍中欧关系发展的障碍。冷战结束后，欧美国家连续11次向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提交了所谓的“中国的人权状况”议案。

近年来，随着中欧双方合作空间的拓展，人权和西藏问题有一定的缓解。欧洲对华政策是否应该在商业利益与人权等价值观之间取舍，这已成为一些智库和精英人士争议的焦点。此外，当前中国的环境污染、贫富差距、官民冲突等社会矛盾又重新引发了欧洲社会的负面中国观。而中国只有解决好自身的内部矛盾和问题，才能突破不断被构建负面中国观的困境。

再次，欧洲媒体对中国新闻的选稿定势也会误导社会舆论。早在李普曼提出“客观环境”和“拟态环境”这两个环境之时，他就已经看到媒体并不能如实地反映真实世界的信息，由此对公众舆论的理性程度表示怀疑，进而将民主政治归于虚妄。欧洲媒体以“反常性”作为选择新闻的主要标准，正面报道很难被国内公众认可，每年获得各类新闻奖项的作品也以灾难、疾病、战争、政府黑幕等题材居多。国内报道尚且如此，在有关发展中国家的报道上，为求取得更好的传播效果，就走得更远了。长期以来，欧洲媒体对非洲的报道充满了战争和疾病，与这两种题材无关的新闻，不仅欧洲公众不会关注，而且也很难通过编辑的把关。对中国的报道不管是什么选题，以人权问题、西藏问题为由头已成了一种思维定势，这也是大部分西方媒体的选稿定势。

此外，虽然欧洲媒体大多宣称秉承独立、客观的自由主义新闻传统，但事实上许多媒体都持有自己的党派倾向。比如，德国的《南德意志报》1945年创办时持社会民主党执照，后来虽然转变为私人报纸，但仍倾向于社会民主党。法国《世界报》政治倾向为“中间偏左”，在国际新闻中通常反映法国政府的立场。英国《每日电讯报》政治立场亲近英国保守党，不少消息是从幕后获得的，常常以保守党当权派喉舌角色出现。《卫报》是英国左翼知识分子的传统舆论阵地，政治观点居中间偏左。而BBC尽管坚持对外宣称“无倾向性”和“中立性”，希望与政治撇清关系，但正如BBC的政治记者Andrew Marr所说：“BBC并不是完全公正没有偏向的。它是一个政府资助的、城市性的组织，它的工作人员中的年轻人、来自少数群体的人、同性恋等，几乎达到不正常的人数。所以，它有一种自由主义的倾向，但这并不是一种政治上的偏向，这更是一种文化上的偏向”，这种左翼的自由主义倾向是BBC内部与生俱来的。欧洲媒体各自不同的立场与倾向也成为影响中国在欧洲形象的重要因素。

这也可以解释为何媒体舆论与民意调查的结果常存在出入。即使民意调查中欧洲受访者对中国影响力的正面评价比例在40%~50%时，根据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国国际舆情研究中心对欧洲媒体长期监测结果，欧洲媒体正面报道中国的比例也没有超过1/3，更何况媒体新闻中还会置入政治家、企业家以及其他社会精英的观点，而他们的对华观点通常要比普通公众意见更为负面。这种媒体舆论与民意调查结果的背离反过来又会影响民意，并进一步引导欧洲社会中国观的形成。

（六）结语

从媒体舆论和民意调查来看，当前欧洲社会的中国观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停滞的”“专制的”和“野蛮的”中华帝国形象，在相当一部分欧洲公众看来，中国的影响力是正面的。中国崛起对于开明、务实的欧洲人说，机会与威胁并存。但与此同时，随着近年来中国腐败、贫富差距、环境污染等社会矛盾的突出，以及西方固有的对中国人权问题的立场，欧洲社会对中国的印象出现了急剧下滑，导致负面报道和负面民意非常突出。

究其原因，一方面，中欧存在经济和政治上的共同利益，这是欧洲社会中国观走向正面的重要动力；另一方面，中欧的价值观冲突，以及近年来中国日益凸显的社会矛盾是欧洲社会中国观随时可能倒退的主要原因，中国所树立的积极形象仍十分动荡与脆弱。正是在这种对立因素的影响下，欧洲公众所建构的中国身份是非敌非友的。

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的到来，未来影响欧洲社会中国观的渠道日益多元，欧洲人将不仅仅依靠书籍、报纸等传统传播渠道获取中国信息，留学、移民、旅游、网络等新型传播媒介将推进欧洲社会中国观的重塑。但这一切的改变，都将来源于中国自身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