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导言

时下，探讨曾国藩的生活与思想，为其做翔实的评传，似乎并非当务之急。自曾公谢世至今，已有六十余年。此六十余年当中，世界局势变迁频仍，中国改革如火如荼。此种形势之下，不惧艰辛，努力探讨曾公的生活与思想，即使最终有所收获，也难免会被视为明日黄花，遭人不屑，况且并非胸有成竹将来能够有所收获。那么，本人又为何缘故全力以赴于此事呢？思虑一番之后，本人将主要原因做如下陈述：

第一节 评传曾公的缘起

历来品评人物，不外乎褒贬二字，关键在于得当。郑板桥曾云：“隔靴搔痒，赞亦可厌；入木三分，骂亦可感。”实在是通达之见。对于曾国藩一生，褒扬者固然多，诋毁者亦不少。在认识曾公为人时，倘若盲从他人观点而无自己主见，终究谈不上什么获益。若欲对其做一番透彻准确的了解与评价，就须深入探讨其生活及思想。此其一。

俗谚云：“时势造英雄。”又云：“英雄造时势。”可见时势与英雄之间关系甚为密切，彼此互为因果。曾公，用当今眼光审视之，并非奇异人物，亦无杰出建树。然而在当时，官居侍郎，最终平定暴乱，其丰功伟绩和出色才干，寻常人的确难以望其项背。我们在考察曾公成就伟业的原因时，须结合时代背景，尤其应了解曾公生平。而要了解其生平，就非得对其生活与思想进行详尽的研究不可。此其二。

曾公一生，历经艰辛，频受挫折，所以著述其生平时，大多谈论其克服磨难之经验。近人如梁启超、蔡松坡、龙梦荪、许啸天等，鉴于曾公的言论多有可取之处，将之收录编纂成书，以供广大民众阅览借鉴，目的极好，然而只言片语不足以全面展现曾公生平。新近有胡哲敷《曾国藩治学方法》、蒋星德《曾国藩之生平及事业》，虽为佳作，但内容过于简略，读来令人叹为缺憾。本人在此十分愿意尽己所能，探究曾公生平，以飨广大读者。此其三。

一个人的思想，往往随时间、场合的变迁而演进，与其生活环境密不可分。就曾公而言，少年时之思想与老年时之思想必定是截然不同的；京中做官时言论与营中领兵时言论亦有明显分别。我们若不能熟谙曾公生平，则不足以阐明其思想渊源及演变轨迹。所以只有深知其生平，才能了解其思想。此其四。

文明制度，随时代而变更；性情意志，亦是因人而异。唯有至理名言与浩然正气，往往历久弥新，经百代而不减其魅力。曾公一生，并非完美不缺无可指摘，然而就其高尚言行而论，十分值得后人借鉴。我们若能谨慎择取、吸其精华，将对自身修养大有裨益。绝不能视之为明日黄花，以致其宝贵的精神价值白白流失。本人研究曾公生平及思想时，殚精竭虑在所不惜，岂是仅为满足自身的学究之癖？此其五。

纵览古今，横观中外，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既不能仅归功于三两人，亦不可只凭借某一二日，而是在悠悠历史长河中，由无数人前仆后继，付出其心力才干，日积月累而成。我们生在当代，对文化所担负的责任，就是继往开来：一方面继承优秀的中华文明，不致前人徒费心血；另一方面进一步提升文化质量，供后人汲取借鉴。否则，“凡前人之知，无以为后学之凭借，以益求进步，而后学所穷力尽气以求得之者，或即前人之所得焉，或即前人之所已得而复舍者焉。不惟此也，前人求知之法，亦无以资后学之考鉴，以益求精密，而后学所穷力尽气以相求者，犹是前人粗简之法焉，或转即前人业已嬗蜕之法焉”（见蔡予民先生《中国伦理学史·序例》）。此种情形，对文化而言，是何等损失！曾公一生好学，且乐于嘉奖读书人，大有孔子“好学不厌，诲人不倦”之遗风；平日又常以孟子“取人为善，与人为善”之格言自警，甚为重视中华文化的传承及发扬。我们倘若果真要“取人为善，与人为善”，欲为文化界稍尽自己应尽之责任，其实途径甚多，当中即包括研究曾公生平，为其作翔实评传。而本人不自量力，窃欲尽己所能，担当此任。此其六。

对曾公生平记载较为详细者，首推黎庶昌所编《曾文正公年谱》，其次为王安定所著《曾公大事记》，又其次则属《清史列传》中之《曾公本传》。然而以上著作偏重政治军事范畴，记录内容大多为清廷谕旨和曾公奏疏，其他方面则少有涉及，以至于令人读来兴味大减而昏昏欲睡。本人深感此类曾公传记不能满足读者览阅之趣。所谓“吹尽狂沙始到金”，曾公的历史地位与价值已被世人明确，远非当时囿于时代局限的见解所能企及。因此，本人不揣冒昧，窃欲为曾公作一新评传。本人多年来探究曾公生平，自认为不遗余力，期望将心得体会付诸笔端。此其七。

自殷墟甲骨文出土，考古之风一时盛起。罗振玉、王国维倡导于前，董作宾、郭沫若宣扬在后。文人学子争相追捧新奇之事，喜好附庸风雅，纷纷加入考究甲骨文之伍。此好学之态度与考古之精神，就“为学问而学问”而言，绝对无可厚非。然而，仅就“为人生而学问”而言，与其琢磨数千年前龟甲兽骨，终究不如仔细研究关乎日常民生之事物。儒家观点不离伦常，倡导凡事必躬行践履；墨家崇尚实用精神，志在拯救苍生。当今之世，生灵涂炭，礼崩乐坏，欲寻有效解决之道，何必崇洋媚外？本人借业余时间，将曾公生平仔细探讨，虽看似考古，然而与甲骨之考古自有差别。至于曾公本人，即是追求身体力行、倡导实用精神之楷模，对此本人深信不疑。当今世道衰微，真正于儒学墨学上有深厚造诣者，已寥寥无几。恰遇如曾公此等接近儒墨圣贤之人，便特意将其生平详细述来，实是无奈中尚存的一丝希冀。此其八。

上述种种，即是本人为曾公作评传之缘由。无论批判人物、考察功业、浏览格言、研究思想、修身养性、发扬文化，还是阅读传记、从事学术，但凡与曾公有直接或间接关系，而欲对曾公作深刻认识者，均须全面了解其生平。正是有鉴于此，本人竟全然不顾德行未足、才力尚缺，不以“代大匠斫，希有不伤其手”为虑，冒天下之大不韪，为曾公作此新评传！

第二节 评传曾公的方法

评传缘起既已交代，本人再来阐述研究方法。

探讨曾公的生活与思想，并非轻而易举之事。《曾文正公全集》包括一百五十余卷，其中除《鸣原堂论文》《十八家诗钞》《经史百家杂钞》《经史百家简编》四部书外，《诗集》《文集》《奏稿》《书札》《批牍》《杂著》《读书录》《日记》《年谱》等共有近百卷。仅对这些著作开展细致深入之研究，就足以耗费心力，何况还须搜罗其他资料方能全面了解曾公生平？其中艰辛，自是不言而喻。然而，以上也仅是就搜集材料而言。至于下一步的整理材料，更非易事。因为所谓整理，绝不是毫无体系地任意抄录而已；必须做到心中有数、观点明确、取舍得当、评判合理、条理清晰、言之有据。浩大而繁杂，岂是我等才疏学浅之人所能胜任？然而，古训有云：“有志者事竟成。”因此，面对任何须做之事，即便试图推脱，也切莫以惧怕其中之困难为由。至于整理材料的方法，约有三项：

分析法

曾公一生所言所行，十分复杂深奥，倘若不条分缕析、详细考察，则难以窥探其言行变化之始末与动机。因此，分析法必不可少。所谓分析法，即将整体分作若干个体，然后对每一个体展开研究。此种方法唯一的优点，在于容易认识每一个体内部真相，便于考察，而不至于被整体所呈现的笼统表象所误导。本人考察曾公生活，采用时间分类法；研究其思想，则用性质分类法。唯有如此，才能在整理材料时做到条理清晰。

综合法

仅用分析法，只能了解到事物局部的真相，而不足以形成整体认知。若想避免一叶蔽目，此时便要采用综合法。所谓综合法，即把运用分析法后所得各个结果加以综合，融会贯通，形成一套体系。对于曾公的生活与思想，既要用分析法窥探其内部演变与渊源，又须用综合法从整体角度上全面把握，从而做到巨细不漏、左右逢源，随后问题自然迎刃而解。

批判法

我们对曾公的生活与思想做一番全面透彻的梳理之后，便可对其生平进行下一步的批判。批判并非易事，且稍有不慎便会带上主观色彩。只有以审慎的态度兼顾各方面事实，才不致信口雌黄或人云亦云。所谓众口难调，一个人的见解难以迎合所有人；然而，只要以事实为凭据，立论精当严密，不但可提高自身学识，亦可供他人参考，确实有百利而无一害。当然，切莫强迫他人接受你的观点，而你亦不必勉强认同任何人。

梁启超先生认为，读史有两种方式：一为鸟瞰式，又曰飞机式，目的在于掌握整体；一为解剖式，又曰显微镜式，用以透彻了解细节。前者即本人所谓综合法，后者即本人所谓分析法。须将两者结合运用，不可偏废。

进行批判，有时仅需阐述客观事实，而不必作出是非判断，能如此，对一个批判家而言，已可称得上尽职尽责；有时，倘若给予是非判断，那么只需针对其历史价值。前者只重客观事实，而后者便稍带主观色彩。至于研究曾公生平，为顾全客观事实，本人多用解说，而少用批判；即使偶有批判，也针对其历史价值，而绝不敢妄下论断。若自以为是、信口开河，不仅有辱前人，亦将误人子弟。此为治史者之大忌。

第三节 评传曾公的目的

方法既已明确，下面来谈目的。探讨曾公生平，其缘起前文已有交代，目的便显而易见，具体包括如下两点：

了解曾公的生活与思想

探讨曾公生平，缘起虽有多种，然而不外乎欲了解曾公的生活与思想。若能对其生活与思想有透彻认识，则可全面领会曾公的立身处世之道以及道德、学问、事业、文章等，从而避免被只言片语所误导，亦不致人云亦云、无所适从。此目的一。

阐明人物与时代的关系

“时势造英雄”，曾公一生所取得的丰功伟绩是如何得益于那个时代的呢？假若曾公生于其他时代，其人生又当会如此否？此类问题均值得重视，不能单纯仅为了解曾公生平。今人审视前人，后人亦审视今人；我们此时评论曾公，后世亦将会评论此时之我们。通过探讨曾公生平而揭示时代与人物之关系，便可告诉今人该何去何从，且能预知未来之发展趋势。此目的二。

梁启超先生曾云：“历史的目的，在将过去的真事实，予以新意义或新价值，以供现代人活动之资鉴。”（见其著作《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钱玄同先生亦云：“居今治学，考古务求其真，致用务求其适。”（见黎锦熙所编《宋元明思想学术文选第一辑叙例》）就此评传而言，了解曾公的生活与思想，即“考古务求其真”，亦即求得“真事实”；阐明人物与时代的关系，即“致用务求其适”，亦即“予以新意义或新价值，以供现代人活动之资鉴”。

以上所述，并非高论，仅是为交代作此评传之原因、方法以及目的而已。名曰“导言”，乃是借用屈原《离骚》中“导夫先路”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