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花与火焰的种子

我不知道其他地方的朋友是在哪个时刻倏然惊觉：中文流行歌曲竟已变成一门足以承载时代、反映思潮的艺术形式。在台湾，这个“启蒙时刻”很容易辨认——一九八二年四月，罗大佑的第一张专辑《之乎者也》问世，从此改变了我们聆听中文歌曲的方式。

诚然，“歌以载道”并不是什么创举。七〇年代中叶，台湾掀起“校园民歌”风潮，青年知识分子纷纷投身歌曲创作，蔚为大观，“原创精神”、“时代意识”与“世代自觉”原本便是彼时青年念兹在兹的创作原则。在精神上，罗大佑并未与七〇年代的台湾青年创作歌谣“一刀两断”，而是延展、拓宽了这些面向。罗大佑并不是台湾第一个尝试摇滚编制的歌手，更不是第一个在歌曲中反思国族情结、展示现实意识的创作人（李双泽、侯德健都是可敬的先驱），然而他却是第一个把摇滚的形式实践得如此彻底、把歌曲的煽动力展示得如此激切的音乐人，这使他真正成为横扫世代的标记。

一九八二年到一九八五年是罗大佑的“黑潮时期”，那个一头卷发、黑衣墨镜的孤傲身影，以一人之力，把台湾流行音乐从“天真”带向“世故”。他的歌展示着一个深沉、抑郁的“大人世界”，从青春情爱到历史国族，勾引了所有自命早熟的青年。一如他在《光阴的故事》唱道：“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回忆的青春。”大佑的歌，是一整代人的青春启蒙。

之后，罗大佑赴美沉潜。一九八七年，蒋经国下令解除长达三十八年的戒严令，台湾民间社会压抑多年的力量倾巢而出。次年，罗大佑推出《爱人同志》，圆熟细腻、大气磅礴，站上了乐坛的制高点，为那个动荡不安的时代，谱下了至为完美的主题曲。之后，他在香港成立“音乐工厂”，广邀顶尖好手，一九九一年的《皇后大道东》大胆探讨香港前途，反应极为热烈，《东方之珠》亦成为传唱不辍的“城歌”。对一个来自异地台湾的创作人，这是香港乐迷给予的最高肯定了。

如今回望，罗大佑带来最重要的启发，或许是他新鲜的歌词语言：沉郁、沧桑，充满时代感，一洗“校园民歌”的学生腔、文艺腔。在那个正值“经济起飞”、政治气氛逐渐松绑的台湾，“都市化”、“现代化”巨轮轰然碾来，罗大佑的语言，便成了“时代精神”最生动的载体。

罗大佑对歌词与旋律的“咬合”极为在意，他始终认为自己首先是作曲家。他常说“歌是语言的花朵”，文字化为唱词，在唇齿舌腔吞吐滚动，必须与旋律的收放起伏密密吻合，一如先人世代传唱、浑然天成的古谣。《童年》的歌词花了三年才完工，便是因为这样的讲究。且看他在《未来的主人翁》打造的长句，情景交融，笔力万钧：

 

你走过林立的高楼大厦穿过那些拥挤的人

望着一个现代化的都市泛起一片水银灯

忽然想起了遥远的过去未曾实现的梦

曾经人们一度告诉你说你是未来的主人翁

 

又如仿佛预言了未来的《京城夜》：

 

烟花的种子与火焰的种子

在你的夜晚还有我们的夜晚

张开了缤纷的翅膀

照耀一个城市苏醒以来的演变

 

就在罗大佑掀起“黑色旋风”的时刻，另一位“校园民歌”背景出身的音乐人也在台湾崭露头角。他写的情歌，即将改写中文流行歌曲的历史——李宗盛原是民谣合唱团“木吉他”的成员，一九八三年，他初试啼声，为郑怡制作《小雨来得正是时候》，一炮而红，成功让郑怡从“校园民歌手”转型跨入“大人世界”，这是李宗盛展现他拿手的女歌手“形象工程”之始。后来的张艾嘉、陈淑桦、潘越云、娃娃、林忆莲、辛晓琪、莫文蔚，都因李宗盛的“精心调教”而登上歌坛顶峰，展开了艺术生命的新阶段。

李宗盛对歌词意象结构之锐意经营、对“词曲咬合”之殚精竭虑，简直有“钟表师傅”一样的耐心。他自有独特的语言质地，直白而不失诗意，语感鲜活，乍看像散文，唱起来却句句都会发光。情歌向来是歌坛主流，一不小心，便会跌入陈腔滥调、无病呻吟的酱缸。李宗盛擅以作论方式写歌，且看他的少作《你像个孩子》，当年被多少乐迷抄进了日记和情书：

 

工作是容易的，赚钱是困难的

恋爱是容易的，成家是困难的

相爱是容易的，相处是困难的

决定是容易的，可是等待，是困难的……

 

李宗盛一九八六年的专辑《生命中的精灵》，是中文乐坛少见的“内省”之作，深深挖掘个人生命史的惶惑与悲欢，坦诚真挚，是后人所谓“城市民谣”一脉难以超越的经典。罗大佑始终是沉郁而孤傲的，时时把整个时代挑在肩上，连情歌都满是沧桑的伤痕。李宗盛则擅长从柴米油盐的日常生活提炼诗意，煽情而不滥情，轻盈而不轻佻。当你情伤难抑，罗大佑将让你感觉凄清悲壮，李宗盛则让你认清自己不是世间唯一懂得寂寞的人。

七〇年代，从退出联合国、保钓失败到与美“断交”，稍有自觉的台湾青年都无所遁逃于“大时代”的集体意识。校园民歌固然标举了“原创至上”的态度，解放了歌曲题材的限制，但在那样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里，“民歌手”的语言多半仍是“集体主义”的状态。八〇年代以降，城市人口持续增加，阶级的流动、人际关系（尤其是两性关系）的转变、服务业主导的都市文化渐成主流，加上政治气氛的松动，流行歌曲作为社会的镜子，需要新的语言来反映这一切。罗大佑和李宗盛的歌，多少也在这样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影响了许多台湾人“自我意识”的转变。

罗大佑和李宗盛解放了中文歌曲的语言套式，有态度、有思想，示范了创作、制作的精湛手艺。罗大佑的歌依然承载着“大时代”的悲壮情绪，和那个集体主义、理想主义的时代有着千丝万缕的纠缠；而李宗盛的歌则几乎都是个人主义式的内省，那些百转千回的辩证，同样只能属于“大人世界”，你得见识过若干江湖风雨，才能体会他那些“世故的情歌”。罗大佑的沧桑尚属于一个犹然年轻的时代，李宗盛的世故则是一代人“集体告别青春期”的仪式。

二〇〇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