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农村集体经济体制的内涵

“农村集体经济”与“农村集体经济体制”是本质与表现、内在与外在、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二者密不可分，故而，“农村集体经济体制”内涵界定的前提，是对“农村集体经济”概念实质的予以明确。

一 农村集体经济的多元内涵

事实上，对“农村集体经济”内涵的全面揭示，既涉及“农村集体所有制”思想渊源和理论界定的复杂性探索，也涉及“农村集体经济”法律规范与实践形态的差异性分析，更需要对“农村集体经济”的学理分析与实际认同做区别性理解和对待。因此，必须对这一概念做多元立体求解，力求获得对“农村集体经济”内涵合理而明确的把握。

（一）农村集体经济概念的理论渊源

农村集体经济，亦称“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从其字面表述可以看出，农村集体经济是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视角出发而进行的界定，是农村生产资料属于劳动群众集体范围内共同占有和支配的，生产经营的成果归集体所有或由集体决定分配方式的，与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相区别的一种公有制经济。既然农村集体经济与“集体所有制”相联系，其思想渊源和理论基础必然要追溯至马克思主义的集体所有制思想，才能获得更充分而全面的理解。

1．思想底蕴——马克思、恩格斯的“农村集体所有制”

循着思想和历史的足迹，翻阅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可以找寻到多处关于“集体所有制”的概念提法和思想阐述。并且自马克思、恩格斯首次提出关于农村“集体所有制”的理论之后，伴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实践，“集体所有制”思想经历了从设想到实践、从理论到实施、从碎片到整合的转化过程。梳理经典作家关于农村集体所有制的丰富思想，领会和把握经典导师“集体所有制”理论的精神实质，可以深化对农村集体经济的本质认识。

第一，“集体所有制”的提出：私有制的对立物，属于公有制的范畴。

“集体所有制”概念是由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首先提出并使用的。早在1843年，恩格斯就在其论著中提到了“集体所有制”，以作为对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描述，他在《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中这样写道：“在集体所有制的基础上来改变社会结构的那种急剧的革命，现在已经是急不可待和不可避免的了”，“只有经过以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社会革命，才能建立符合他们抽象原则的社会制度”。恩格斯首次提出的“集体所有制”，是作为与私有制相对立、相对称的属于公有制范畴的概念。对此，马克思最早在《资本论》中强调：“私有制作为公共的、集体的所有制的对立物，只是在劳动资料和劳动的外部条件属于私人的地方才存在。”虽然都涉及“集体所有制”，但马克思所揭示的“集体所有制”与恩格斯所使用的“集体所有制”是同一语意的不同表述，“集体所有制”是与“公共的”所有制相对等，与“私有的”所有制相对立，属于公有制范畴的概念。到1870年，恩格斯强调：“农业工人也只有当首先把作为他们主要劳动对象的土地从大农民和更大的封建主私人占有夺取过去，而变作由农业工人的合作团体集体耕种的社会财产时，他们才摆脱可怕的贫困……为了社会的利益，必须把地产变成集体的、国家的财产。”此后，恩格斯在其著作中进一步解释，必须让城市工业工人、农业工人、劳动人民成为“集体所有者”，才能获得自身真正的“解放”。毋庸讳言，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首次提出和界定的与“集体财产”、“集体占有方式”、“集体所有者”相联系的“集体所有制”，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集体所有制”内涵虽不一致，但却可以成为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直接理论借鉴，现阶段“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是借用了“集体所有制”的提法，是原初意义上“集体所有制”思想的拓展和延伸。

第二，“农村集体所有制”的思想根源：基于小农阶级特殊性的独到认识。

在“集体所有制”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基于小农的特殊性及其生产方式、社会关系和交往的深刻理解，又进一步提出了“农村集体所有制”思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农民，特别是“小农”，由于其数量众多，不管在哪个国家，都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社会阶层和依靠力量，也是无产阶级革命必须重视的因素和无产阶级的天然同盟者。“作为劳动者，他们是资本主义剥削的敌人，但同时他们又是私有者。”他们天然地与土地保持着亲密的关系，“农民同时就是他的土地的自由所有者，土地则是他的主要生产工具，是他的劳动和他的资本不可缺少的活动场所”，对于农民而言，土地就是他们的生命，就是他们存在的意义，他们甚而将这种亲密关系演变成一种痴迷，“除了他活动的那块小天地，他对社会运动一无所知；他一直痴情地迷恋他那一小块土地，迷恋着他的纯粹名义上的占有权”，并试图极力保护仅仅是名义上的“占有权”。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中曾指出，他们在资产阶级革命中会获得属于自己的“小块土地”，他们“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一块小得可怜的土地上”，“这块土地既不大于他以自己全家的力量通常所能耕种的限度，也不小于足以让他养家糊口的限度”。然而，“靠自力耕种为生的小农既非牢靠地占有自己的小块土地，也不自由”。无论是西欧的农民，还是东方的农民，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艰难地生存，他们境遇悲惨，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深受剥削和压迫，过着“有损尊严的、停滞不前的、单调苟安的生活”。小农对维持其生存的土地的强烈依恋，造成他们的狭隘性与保守性；但小农极其贫困的、无法忍受的生存状况又造就了他们的革命性和斗争性，在此基础上，“农村集体所有制”设想的提出，是为着打破束缚农民发展的根本制度因素，以期在与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中解放和发展小农，实现对小农的社会主义改造。

第三，“土地私有制向集体所有制过渡”：引导和改造小农的社会主义路径。

在深入理解和深刻分析小农阶级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经典导师从生产方式着手，对典型的小农生产方式和由此形成的小农经济进行了描述和分析。1851年，马克思对小块土地的所有制有非常经典的分析，他说：“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因为，“每一个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都是直接生产自己的消费品，因而他们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与社会交往”。比如“法国国民的广大群众，便是由一些同名数相加形成的，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于是，小块土地所有制便培养和造就了小农和小农经济，他们以个体家庭为单位进行生产和消费，由此形成了劳动的孤立性、土地的分散性和地域的隔绝性，“这种生产方式是以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的分散为前提的。它既排斥生产资料的积聚，也排斥协作，排斥同一生产过程内部的分工，排斥社会对自然的统治和支配，排斥社会生产力的自由发展”。“正是以个人占有为条件的个体经济，使农民走向灭亡。如果他们要坚持自己的个体经济，那么他们就必然要丧失房屋和家园。”小农经济先天的弱势和不足，生产工具的落后与生产技术的传统，将不可避免地受到更为先进的生产方式的排挤，资本主义经济的快速发展，必然替代传统的小农经济，无法逃脱“灭亡”的历史命运。因此，马克思强调，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必须从最主要的生产资料——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所有制关系着手，从农民强烈依恋的小土地私有制入手，“将以政府的身份采取措施，改善农民的状况，从而把他们吸引到革命方面来，这些措施，一开始就应当促进土地私有制向集体所有制的过渡”因此，作为“土地私有制”的对立物，马克思正式提出了“农村集体所有制”思想。

第四，“农村集体所有制”的过渡环节：依托合作社为载体的合作经济道路。

19世纪50年代初，马克思曾对当时法国小农无力从政治上反映和代表自身利益有非常经典的论述，他特别指出：“由于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有地域的联系，由于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任何的共同关系，形成任何全国性的联系，形成任何一种政治组织，所以他们就没有形成一个阶级。因此，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无论是通过议会或通过国民工会。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在集体所有制下，所谓的人民意志消失了，而让位给合作社的真正意志。”在无产阶级执掌政权后，对于既是劳动者又是私有者的小农，要实现土地性质的根本改变，从土地私有制过渡为集体所有制，必须“让农民通过经济的道路来实现”，这种“经济的道路”，就是卓有成效的合作社经济。对此，恩格斯强调：“向完全的共产主义经济过渡时，我们必须大规模地采用合作生产作为中间环节。”“农业工人，也只有当首先把作为他们主要劳动对象的土地从大农民和更大的封建主私人占有中夺取过来，而变做由农业工人的合作团体集体耕种的社会财产时，他们才能摆脱可怕的贫困。”这类合作社是独立的经济实体，是劳动者在“自愿平等、互惠互利”的原则基础上以多种形式组建的，其性质从总体上讲，是一种新的土地所有制载体和新的劳动组合方式，它作为“农村集体所有制”的过渡环节，有利于小农及其生产方式的改造。

当然，经典导师也明确，依托合作化道路为载体，“但是不能采取得罪农民的措施，例如宣布废除继承权或废除农民所有权”。在《法德农民问题》一文中，恩格斯重申：“我们绝不会用暴力去剥夺小农（不论有无报偿都是一样），像我们将不得不如此对待大土地占有者那样。我们对于小农的任务，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但不是采用暴力，而是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帮助。”由此形成了充分尊重农民的参合意愿、绝不考虑使用暴力剥夺农民、维护和保全农民的根本利益、国家应在物质和财政上慷慨地帮助农民等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

综上所述，无产阶级执政以后在农民占大多数的小土地私有制的国家，应以合作社作为中间环节和过渡形式，在此基础上实行生产资料全社会公有制，并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经典导师所设想的“农村集体所有制”，是进入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前的过渡时期的合作社占有制，同现阶段我国存在的农村集体所有制内涵大体是一致的。因此，“过渡时期的合作社实行集体生产、集体占有”是经典导师设想的“农村集体所有制”载体，它强调生产资料的集聚性和社会性，组织方式的规模性和联合性，劳动形式的自由联合。可见，合作制是马克思主义“农村集体所有制”的原初规定和本质特征。

2．实践先驱——苏联的“集体农庄所有制”

19世纪70年代中期，马克思恩格斯最初提出的“农村集体所有制”的设想，曾设想过将农民引向集体所有制的两条途径，第一条途径是“土地私有化”条件下的改造，即在农民小块土地私有制的基础上，实现农民向集体所有制的过渡；第二条途径是以“土地国有化”为基础，通过土地转交于合作社的独立经营，以带领农民实现向集体所有制的过渡。“只要那里还存在大土地所有制，这个措施我们无论如何必须坚持，而我们一旦掌握政权，我们自己就一定要付诸实施：把大地产转交给（先是租给）在国家领导下独立经营的合作社，这样，国家仍然是土地的所有者。”“但事情必须这样来处理，使社会（即首先是国家）保持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这样合作社的特殊利益就不可能压过全社会的整个利益。”这两条途径都是从生产资料，特别是从主要生产资料——土地的所有制关系入手，对小农的社会主义改造。

“农村集体所有制”由设想转化为实践是苏联的集体农庄所有制。苏联的集体农庄所有制的发展正是延续了马克思主义“土地国有化”基础上的“农村集体所有制”思想，先后通过“共耕制”、“合作制”实现对个体小农经济的改造，经历了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过程。列宁深谙小农经济的弊端，他认为，“在商品生产存在的情况下，小经济制度是永远不能消灭群众的贫困的”，“如果我们仍然依靠小经济来生活，即使我们是自由土地的自由公民，也不免要灭亡的”。十月革命胜利后，1918年1月，在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土地法令》宣布：“立刻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不付任何赎金。”在该法令中，同时附有《农民的土地问题委托书》。这份委托书反映了全俄大多数觉悟农民的愿望，他们一致要求：“永远废除土地私有制”；一切土地，不论是国家的、地主的或农民的土地，“一律无偿转让，成为全民财产并交给一切耕种土地的劳动者使用”、“禁止使用雇佣劳动”等。

1918年夏，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是苏俄国内战争时期，苏维埃政府所实施的一系列带有军事性质的手段，包括余粮征集制、产品配给制和劳动义务制等，该政策成为苏维埃获胜的根本保障。在此期间，为了实现以农民为主体的落后俄国“稳步地过渡到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农业”的目标，列宁进行了创造性的探索，他在《论黄金在目前和在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一文中具体谈道：“我们要恢复大工业，组织大工业和小农业间的直接产品交换，帮助小农走向公有化。……这就是我们在1921年春天以前三年多的时间内所采取的计划（或方法、制度）。”这里提到的引导农民组织起来的“计划”是“共耕制”，列宁认为“走向共耕制是实现社会主义大农业”的必然，这是帮助农民更快地过上文明生活的可靠“出路”。

列宁主张以“土地公有”，“农具公有、牲畜公有”的“共耕制”，尝试走公共经营的“集体经济”道路，集体统一、共同耕作，集中经营、统一分配。集体农庄，是指农业劳动组合或农民劳动组合，它是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的劳动农民自愿结合而组成的集体经济组织。苏联“土地国有化”的“共耕制”下的集体农庄，具体有三种形式，如表1-1所示：其一是农业公社：由农业劳动组合发展而来，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完全公有，按照共产主义原则进行生产和分配，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实际上是平均分配，创办了公共食堂和托儿所，苏联集体农庄的高级形式，公有化程度最高；其二是农业劳动组合：生产资料集体所有，社员集体劳动，实行按劳分配，社员拥有一定数量的宅旁园地和自主经营自由；其三是共耕社：生产资料社员私有，社员在农业生产的不同环节共同劳动，公有化程度最低。

可见，此时的苏维埃政权把希望完全寄托在组织大集体农庄进行共同耕作上，并为共耕制的顺利发展采取了一系列物质的和经济的支持政策。然而，“共耕制”的实施并未达致理想的状态，它的劳动生产率也没有像预期的那样提高“一倍到两倍”，而付出的代价却很大。更为重要的是，“共耕制”组织中公有化程度最高的农业公社发展最为缓慢，即使在共耕制发展最好的1921年，也只有0.9%的农户参加，并未对农民产生多大的吸引力。“农民一点都没有看到集体经济的好处”，“如果有了大农庄，那我又要当雇农了”。“共耕制”的设想没能和农民的切身利益直接挂钩而失去农民的普遍支持，致使集体农庄办得“松松垮垮”。

“共耕制”下的集体农庄，径直在生产领域将农民组织起来，实行一切财产公有和平均主义分配原则，对原有生产形式变动较大，并不是农民所能意识到的东西，农民未必真正理解和一下子就能接受，因此未能得到农民的支持和欢迎。通过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共耕制实践中集体农庄存在的严重问题的反思与分析，列宁逐渐认识到，“直接过渡到纯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和纯社会主义的分配，不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只去完成一些比较轻易的任务，那我们就有灭亡的危险”。“共耕制”并非是改造农业的理想形式，也无法依靠它大幅度地增加农产品。他提出：“如果原先的道路在当前这个时期显得不适当或行不通，就选择另一条道路来达到我们的目的。”这里所指的“另一条道路”就是1921年以来“新经济政策”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全面取代。“新经济政策”实施后，“共耕制”就不再提了，此时，列宁在如何引导农民走社会化的道路，发挥农民建设社会主义积极性方面发生了战略性的转变，即由“共耕制”到“合作制”的巨大转变。在《论合作制》中，列宁强调：“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我们向做买卖的农民让了步，即向私人买卖的原则让了步；正是从这一点（这与人们的想法恰恰相反）产生了合作制的巨大意义。”因此，他指出，仅仅保留农民的个体经营是不够的，合作社在俄国历史悠久，不触及小农私有制，合作社的形式更适应农村生产力的普遍发展，是农民所能接受和欢迎的经济组织，“合作社的发展就等于……社会主义的发展”，因而一经倡导，就蓬勃发展起来。

到了斯大林时代，最初基本沿着列宁的合作制道路推进苏联农业的发展，他说：“列宁在合作制中正确地指出我国农业应当循着新道路去发展，即循着通过合作社吸引多数农民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循着把集体制原则逐步应用于农业，起初应用于农产品销售方面，然后应用于农产品生产方面这一道路去发展。”“保证农民也得到利润，从而通过农业合作总社把农民经济和国家工业联系起来。”此时，斯大林并没有把合作社与集体农庄混为一谈。20世纪20年代后期，斯大林认为，苏联不能像帝国主义一样以侵略和殖民的形式实现资本的原始积累，而所能依靠的只有自身的力量。随着苏联社会主义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展，特别是以工业化为核心的经济战略，以个体劳动为基础的小农经济愈发跟不上工业化的节奏，1926年以后俄国粮食危机的出现，1927年底粮食收购危机的爆发，促使斯大林在如何引导小农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上，发生了重大的转变。此时，他重拾“集体化”路线，与列宁的合作社思想发生了严重“背离”。到了20世纪30年代，则倒退到“共耕制”的旧路上，大力推崇“集体农庄”。1929—1933年，苏联开展了大规模的旨在将个体小农私有制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经济的运动，并进入了“农业集体化”的快车道。1934年宣布农业集体化基本实现，到1937年，超过90%的农户参加了集体农庄。1939年，斯大林宣布集体农庄最终巩固和确立，社会主义的经济体系在苏联完全确立（见表1-2所示）。

20世纪30年代初，苏联开展全盘集体化运动时，确定农业劳动组合为集体农庄的基本形式。集体化时期的集体农庄，是向列宁时期所倡导的“共耕制”下集体农庄的回归，实际也是所有制结构的一次变动。苏联的农业集体化运动消灭了富农阶级，为农业机械化开辟了道路，为农业现代化作出了贡献，但集体化过程中出现的强迫命令现象，也造成了不良影响和后果。巴兰曾指出：“通过把农产品处理权从个体农民手中转移给政府监督的集体农庄管理人员那里，集体化就摧毁了农民反抗‘吮吸’经济剩余的基础。”随着集体化进程的深入和推进，1942年以来的集体农庄发展举步维艰，农民对它也不抱有太多的期望，甚至希望能解散集体农庄，“集体农庄制度基本崩溃了”。

1952年，晚年的斯大林更加片面追求所有制形式的“一大二公”，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他强调：“现今在我国，存在着社会主义生产的两种基本形式：一种是国家的即全民的形式，一种是不能叫作全民形式的集体农庄形式。”随着苏联工业化进程的推进，生产力的发展，“集体农庄所有制”开始成为苏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强大阻碍，而且生产力愈发展，集体农庄所有制的阻碍就越大，因此，他主张必须不断提高所有制程度和水平，实现集体农庄向全民所有制的过渡，“一大二公”的所有制追求，成为苏联模式的典型特征，并对中国的集体化运动产生了深刻影响。

（二）我国农村集体经济内涵的历史演化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农村集体经济内涵的演化，是伴随着整体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微观历史而变迁。以改革开放为分界点，将其分为改革开放前以人民公社体制为代表的时期和改革开放后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代表的时期。习惯上，我们将这两个典型时期的农村集体经济分别以“传统”和“新型”来表述，一方面以表明其有前后相继、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另一方面也昭示出二者之间的重要区别。

1．改革开放前：“传统”农村集体经济的内涵

改革开放前，农村集体经济在我国的逐步确立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国情的约束之下，将马克思主义“集体所有制”的经典理论与中国农村实际具体结合的产物。它的形成并非是随意的，更不是偶然的。既有对马克思主义集体经济理论的追随，也有对苏联集体农庄模式的借鉴，更是对中国自身发展特殊性的遵从。因此，农村集体经济制度本身无不体现着经典导师的深刻思想、苏联集体农庄所有制的发展轨迹及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和特点。

第一，“传统”农村集体经济：“农业合作化”特定历史进程的产物。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土地改革运动实现了农民“耕者有其田”的传统理想，但个体农户“单打独斗”进行生产的局限性也日渐凸显，成为农村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桎梏。为此，将个体农民有效地组织起来以发展生产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便在我国农村轰轰烈烈地展开了。随着1953年“一化三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对个体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不断升级，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经历了农业合作化阶段的“互助组”向“初级社”的初步改造，进而向“高级社”的逐步过渡并正式确立。此间，实现了从互助组的“协作小农经济”—初级社“半社会主义性质”“准集体经济”—高级社“社会主义性质”“集体经济”的完全转变。在“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时期，原本是经济意义上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进一步升级为综合性的“工农商学兵”组织，集政权、工会、经济为一体。随后对人民公社体制调整和改革所形成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成为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的基本形式，并一直延续至改革开放前。

第二，“传统”农村集体经济的本质：所有制关系、经营方式和分配形式的三位一体。

通常意义上，对“传统”农村集体经济的界定，抛开语词表述差别后，无外乎包含这样几个方面，生产资料集体所有，集中统一经营和劳动，劳动成果统一分配，是一种带有“二全民”性质的经济。如韩松认为，传统的农村集体经济，是农村社区集体（乡、村、组）共同所有生产资料，集体组织统一经营和成员集体劳动，实行按劳分配的集体经济，以及由社区集体举办的集体企业。本书认为，“传统”农村集体经济，即“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在农村的具体实现形式，“集体”体现为局部范围即行政区域范围内，劳动者自愿联合所组成的群体。“传统”的特质主要体现为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统一经营、集中劳动、统一分配。在集体所有制内部，集体成员共同拥有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他们之间是完全平等的关系，实行共同劳动、共同享有劳动成果。可见，“传统”农村集体经济，是在“土地归公，农具集中”的基础上，通过单纯的统一的集体所有，集体经营模式，将小农自愿地、有效地“组织和联合起来”，集中劳动，统一核算和统一分配。它的存在，旨在取消家庭经营和消灭私有制，彻底实现对小农的社会主义改造。

2．改革开放后：“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内涵

改革开放后，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范围内的确立，人民公社体制宣告终结，“传统”农村集体经济也随即被打破。由于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实践的变化，农村集体经济在实现形式、经营方式、利益分配等方面均实现了对“传统”农村集体经济的本质超越。

第一，“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与市场经济和生产力发展程度相适应的产物。

现阶段我国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市场经济在农村的具体体现和有效联结，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产物。它是对计划经济体制下传统农村集体经济的继承与超越，继承的主要是农村集体经济内在的价值追求和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同时注重吸收市场经济体制的优越因素，在克服原有经济缺陷、保证发展效率和重视市场竞争等方面均有所突破。如韩松认为，改革开放后的农村集体经济，不再是以集体劳动联合为特点的统一经营，转而强调集体所有权实现中的集体收益的增加，以及服务集体成员的经营目的和服务功能的增强。

第二，“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特质：成员共有、规模经营、民主管理、利益分享。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集体经济改革实践的多样性促进了其内涵的丰富和充实。不同学者从所有制关系、经营模式、组织形式等不同角度出发，提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内涵。程恩富认为，“整体所有、自主决策、联合劳动、按劳分配”，符合纯粹意义上农村集体经济的本质规定。与此同时，胡钧认为决策权的归属是判定集体经济的重要标准；而姜新华则强调扩展意义上的集体经济概念，认为新时期集体经济是资本与劳动联合、原始与法人产权结合等在内的具有“四个二重性”的有机结合体，这个结合体涵盖了目前多种集体经济实现形式。许惠渊更注重“两个联合相结合”的集体经济特质。王景新教授认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具有典型的中国特色，即土地等资源和其他共有资产分别为乡、村、组三级农民集体所有，以成员优先、市场调节等多种手段配置资源，实行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和多元化经营管理方式，按集体经济规则和生产要素相结合的方式分配收入的公有制经济。朱有志、陈文胜认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是一种在农村集体经营制度不变的前提下构建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集体化、集约化的组织形式相匹配，与农民共同富裕的要求相吻合，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目标相一致的农村集体所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赵宇霞教授认为，农村集体经济是“农村所有成员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平等交往、民主管理、公平分配的一种经济结构或社会组织形式”。赵智奎教授则认为，“在土地等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基础上，有利于农民共同富裕的各种组织形式和经营方式，包括各种合作形式的集体经济”。而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的朱有志研究员认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在坚持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前提下，采取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多元化方式发展起来的权力归村民集体所有、过程由村民集体监管、收益由村民集体支配、结果是村民集体受益、目标是村民集体富裕的经济”。因此，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特征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相一致、与农业现代化相匹配、与各种所有制经济相协调、与共同富裕目标相符合”。

基于以上认识，本书认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特指在土地等生产资料集体所有的基础上，以市场化为导向，以自发的联合与合作的多种组织形式为依托，体现农民发展意愿和共富需求的公有制经济。当前，以“合作、竞争、效率、价值”等著称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以创新的组织原则、劳动关系、经营方式、分配制度等内在“合力”的发挥来促进农民发展，以产业化、规模化、集约化的发展模式来推动农村经济的繁荣。因此，“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是以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即集体所有制为最鲜明的特征，它的实现形式丰富多样。

3．“传统”与“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对比

作为农村集体经济实践演化发展的结果，“传统”农村集体经济与“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是农村集体经济内涵的两个向度，两个方面。在性质特征上，不同历史阶段的农村集体经济既有共性也有个性。

第一，“传统”与“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联系。“传统”强调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的初建和固化状态，“新型”重在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的改革和创新探索，二者只是针对农村集体经济改革前后阶段而言，并无优劣、好坏之分，它们都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之上，是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重要内容，属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是不同历史阶段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农村的具体实现。

第二，“传统”与“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区别。宏观体制背景的本质差异，即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的不同，决定了二者的根本差异（见表1-3所示）。

如表1-3所示，二者的本质区别表现为：首先，基本目标和取向不同。“传统”农村集体经济是对小农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取消家庭经营和消灭私有制，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因此，政治取向意味浓厚，追求所谓的“一大二公，高度集中”；“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是在土地等主要生产资料集体所有的基础上，小生产者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自愿联合而成，是一种自发行为，因此，经济取向意味浓厚，追求经济利益为前提。其次，财产所有权不同。“传统”农村集体经济强调对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不仅取消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权，而且取消个人资产的收益权；而“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不仅保留生产资料个人所有权，而且赋予个人资产收益权。再次，集体所有权性质不同。“传统”农村集体经济强调集体成员对生产资料集体所有的整体性和封闭性，但这种集体所有权无法分割，没有量化到个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实现形式探索更强调集体所有权的开放性和民主性，实行“自愿入退、互惠互利、民主管理、协商自由”，而且尽量将产权清晰，责权明确。最后，成员与集体利益相关度不同。“传统”农村集体经济实行集体统一经营，资产在整体上属于全体成员共同所有，分配方式为“评工记分，按劳分配”，集体收益与社员利益界限模糊。“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借助多样的经营形式把社员利益与集体收益紧密结合。

第三，把握农村集体经济的实质，需澄清的基本点。

（1）“传统”与“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内涵丰富，映衬于“后”的是真实的农村经济改革和实践的历史，在我们还没能“读懂”其背景式假设的前提下，切忌不能以孤立的、静止的眼光简单地去评判其优劣，表现出对“历史”极不负责、极不尊重的“轻浮”态度，而要将其置于特定的关系中去评判其价值及存在的合理性。因此，“传统”农村集体经济的内涵揭示主要体现在“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宏大的历史运动中，脱离了这一历史进程，“传统”农村集体经济的内涵就无法获得更确切的理解。“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内涵也必须从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以市场作为资源分配的基础性方式”出发，才能得到更合理的说明。

（2）对农村集体经济内涵的把握，最重要的莫过于它与合作经济的区分。学界的研究从不同的视角和侧重点出发，基本观点如下：其一，合作经济包括集体经济。合作经济既可以建立在个人所有制基础之上，也可以建立在集体所有制基础之上。如宋圭武强调，我国农村目前所谓的集体所有制经济实质是一种村社所有制经济和合作经济的混合，这里的村社所有制经济是一种独立的经济形态，既不是集体经济，也不是合作经济，而集体所有制经济本质应属于合作经济范畴。其二，集体经济包括合作经济。如魏宪朝认为，“当前农村集体经济是指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双层经营体制改革之后形成的包括乡、村、村民小组和部分农民共同所有的农村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其三，集体经济与合作经济完全重合。其四，合作经济与集体经济完全不同。如洪远朋在《合作经济的理论与实践》中提出，合作经济与集体经济在基本价值取向、建立方式和所有制基础等方面有很大差异。其五，合作经济与集体经济外延上有重叠，但不互相包容。本书更认同第二种观点，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农村中的生产、供销、信用、消费等多种合作经济，是农村集体经济灵活有效的运行方式”，可见，合作经济是集体经济的一种形式。农村集体经济的核心是农村土地等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更强调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而合作经济不受此限制，无论是个人所有还是集体所有，都可以实现经营层面的合作，更强调组织的形成和运行。我国“传统”农村集体经济中的初级社与“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中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等都属于合作经济的性质，但却是农村集体经济必不可少的实现形式。

（3）对农村集体经济的概念理解应该更宽泛，不能过于狭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总结巴黎公社失败的教训时第一次提出“农村集体所有制”的经济理论，对集体经济积极支持，但这一理论却无法对当下中国农村少数农村集体经济为什么能发展，而大多数村庄的集体经济却趋于衰败进行有说服力的解释。农村集体经济的理论研究已滞后于实践发展。实践是理论的来源，理论是实践经验的总结，因此，必须结合现实中出现的丰富的实践形式，进一步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理论，提升理论水平，以更好地发挥理论的指导和引领价值。

（三）我国农村集体经济内涵的法律界定

现阶段我国已形成较为完整的法律体系，以规范和保障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仔细梳理现有涉及“农村集体经济”的法律规定，从上到下主要体现为四个层级的内容：其一，全国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法律文件，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等为代表；其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等相关规定；其三，以部委规章为核心的其他法律规定，包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资产管理条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等；其四，地方性法规，如《湖北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江苏省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管理办法》等。

认真审视现有的法律规定，可以发现从党中央、国务院、部门规章和地方性政策文件中，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形式、经营范围、管理方式等多有表述，总体呈现出粗线条式的脉络，梳理以上法律规定，从中可以归纳和总结出我国“农村集体经济”法律层面的内涵。

1．“农村集体经济”的核心特征：农村集体所有制

从指导“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最高准则来讲，强调集体所有制的基本特征，以使“农村集体经济”与其他所有制相区别，这是《宪法》层面的本质任务。如1982年我国《宪法》强调，“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是由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一种公有制经济。”“农村集体经济”的所有制内涵，强调“农村集体经济”具有公有制性质，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这是其他各位阶法律规范制度设计的价值目标和功能定位。

2．“农村集体经济”的主要表现：农村集体所有权

从“财产所有权”切入“农村集体经济”的法律内涵，是民法层面的基本任务。《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中提到，“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组织的财产所有权”即“农村集体所有权”。《民法通则》强调“劳动群众集体组织的财产属于劳动群众集体所有”。而《宪法》对此进行了限定，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物权法》明确将属于农村集体成员所有的财产划分为“不动产和动产”。理论上，所有权的完整形式是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置权的四权统一，如高等学校民法学统编教材1990年的新版本明确规定：“集体所有权是指劳动群众集体组织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其财产的权利。”现实中同一份承包土地上的“两权分离”、“三权分离”和“四权分离”，甚至对农村集体所有制太“虚”的责难，财产权主体“虚化”的批评，都源于民法意义上对“农村集体经济”内涵的诠释。

3．“农村集体经济”的实现形式：多种经营

1982年我国《宪法》强调，“双层经营体制”是农村集体经济的主要实现形式，“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是灵活有效的运行方式。“国家鼓励农民在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自愿组成各类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可以自愿按照民主管理、按劳分配和按股分红相结合的原则，以资金、技术、实物等入股，依法兴办各类企业。”《农业法》进一步明确了农民专业合作经济是农村集体经济的有效实现形式。《物权法》规定，可以通过设立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或其他企业形式的方式实现集体经济。“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农村土地，可以直接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经营，也可以将土地承包经营权折股分给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后，再实行承包经营或者股份合作经营。”《农村土地承包法》明确了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盘活集体资产，增加了集体收入的有益方式。

4．“农村集体经济”的经营主体：与农村土地使用权属紧密联系

在我国现有的法律体系中，《农业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土地管理法》等并未对农村集体经济的经营主体有明确界定，而是涉及村民小组、乡（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等多个经营主体，各个主体在行使生产经营权时不同程度地存在职能、机构、人员等的交叉和重复，易造成经济管理中的混乱和无序，不利于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而无论从法律规定上，还是农村经济改革实践中，细究农村集体经济的主体时，都无法找到一个合适的、确切的对象。在实践中，首先，“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政策的存在，使拥有户籍的“全体村民”共同占有土地并不完全属实，所以不是主体；其次，村委会作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并非经济实体，不具有相应的地位和功能；再次，由于土地流转、规模经营、租赁转包等的蓬勃发展，相继突破所在村的地域边界和行业局限，使得一些相邻村庄的界限已变得模糊，自然村落趋于消失，新的居民社区取而代之。因此，以村民生活的土地边界作为依据，将生活在该村土地上的所有村民来确定农村集体经济的主体亦不可行；最后，现有诸多法律都没有对农村集体经济的主体作出规定。有鉴于此，农村集体经济长期处于主体不明、无法可依、责权不清的状态。农村集体经济的法人代表不明确，其经济活动必然受限，发展必然受阻，这种混乱状况亟须法律政策的调整和改变。

综上所述，通过对农村集体经济的“所有权属”、“财产权属”、“实现形式”、“经营主体”等相关法律要素的分析，可以归纳出农村集体经济的法律内涵，即以土地为核心的主要生产资料归集体和村民所有，在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基础上，依托村级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等多种经营主体，通过直接经营或间接经营等方式，实现生产、供销、信用、消费等生产经营活动。

二 农村集体经济体制的概念

从系统论的角度看，农村集体经济是一个复杂系统。在系统内部，涵盖了理论、制度、模式等重要内容。它是一个内涵丰富完整的体系，需要我们不断升华认识，破除对其的狭隘定位。将农村集体经济与其体制概念的正确区分，是丰富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内涵，进一步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的前提。

（一）农村集体经济体制与农村集体经济密不可分

1．农村集体经济是基本制度、现行体制和运行机制的辩证统一

在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或同一阶段的不同情况下，农村集体经济具有制度、体制和机制三个层面的内容，三者内在地统一于复杂的农村集体经济系统内部，表现为复杂多样的形式（见表1-4所示）。

第一，制度层面的本质规定，主要从学理角度理解。农村集体经济是一个所有制概念，属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一部分，强调的是生产资料集体所有，集体拥有对生产资料的最终所有权，与私有制、个体所有制相区别，这是农村集体经济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内在本质属性。

第二，体制层面的形式规定，主要从制度实现角度理解。农村集体经济是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的具体实现形式，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农村集体经济的具体经营方式，如承包制、租赁制、股份合作制等，它属于农村集体经济外在的形式变化。

第三，机制层面的运行规定，主要从实践运行角度理解。农村集体经济包括生产资料在生产过程中的运作方式，如各种形式的农民专业合作社、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生态观光农业等，它属于农村集体经济中各种生产要素的多种结合和具体运作形式。

第四，三者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关系。基本经济制度属于制度层面的深层规定，决定生产关系的根本性质和发展方向，它的改变会引起社会性质的变化；经济体制和机制从属于制度。根据经济发展实践需要，同一制度可采用不同的体制和机制；体制、机制与制度相互作用，既受制度的制约和规定，又反作用于基本经济制度，对制度产生重要影响。同一体制和机制具有中性的性质和形式，可以服务于不同的制度。这三者的有序运行，和谐统一，是农村集体经济焕发活力的源泉。农村集体经济的基本经济制度决定农民发展的内容，整合农民发展价值体系，主导农民发展的方向，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坚持共同富裕的发展道路，确保农民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等质的优越性。农村集体经济体制在保持生产资料集体所有性质的前提下，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发展经济，以适应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与发展要求。农村集体经济机制主要是以利益最大化为驱动力，促进各种生产要素的活跃，创新农民生产经营的多种联合形式，提升农民主体力量。

2．农村集体经济体制是农村集体所有制的外在实现

农村集体经济体制是与集体经济相关的管理制度、管理形式、管理方法的总称。涉及经营方式、联合形式、劳动方式、分配方式等，其中农业经营形式的变化是农村经济体制的核心和关键。如前所述，农村集体经济内涵有三个不同层面的具体存在，农村集体经济的基本制度与农村集体经济体制联系紧密。二者都属于生产关系的范畴，前者与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直接联系，且通过部分劳动群众集体占有生产资料来反映生产资料所有权的性质，是一种深层次的生产关系。后者是一种表层次的生产关系，属于经济运行中的制度安排和制度实现。农村集体经济体制作为形式反映农村集体经济的基本制度。

（二）农村集体经济与农村集体经济体制相互区别

在一定的社会形态下，农村集体经济的基本制度反映生产资料所有制性质，决定着经济性质的基础，反映着经济本质的社会特征，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较少发生变化。一般而言，作为基本制度的表现形式，农村集体经济体制必须依存于农村集体经济，不可能像农村集体经济基本制度那样稳定和发生改变的影响巨大，它的变化具有相对独立性。与此同时，体制形式的改变不涉及基本经济制度的属性，因而我国不同时期的农村集体经济制度，可以通过不同的体制表现出来。对农村集体经济的基本制度、农村集体经济体制和农村集体经济机制的合理区分，是深化农村集体经济认识的前提和基础。

1．从所有制角度界定农村集体经济，将农村集体经济的所有制性质和实现形式区分开来

农村集体经济的根本特征是土地等生产资料属于集体所有，在保证集体所有制根本特征的前提下，农村集体经济可以有灵活多样的实现形式，包括多样的经营形式和分配方式。这是20世纪90年代末期，学界已经形成的基本共识，其实质是对基本制度与体制的合理定位。

以往认为必须采取集体统一经营，集体劳动的形式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村集体经济，而现在，基于农村集体经济的基本制度和体制的明确区分，我们认识到农村集体经济并不等于集体组织的统一经营。农村集体经济更多地是从资产的所有权性质而言的，如土地属于集体公有，大中型的农田水利基本设施、大型农机具、加工、运输设备属于集体所有等，但资产属集体所有并不等于资产必须全部由集体来统一经营。资产的所有权形式，是可以依照法律来确定的，而资产的经营形式，则必须根据行业的特点及其他具体的因素来形成。至于农业联产到户的责任制，实际上就是集体所有的资产（如土地）的具体经营形式。因此，联产承包到户的家庭经营形式，与农业的集体经济性质并不是对立的。

2．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农村集体经济体制发生了较大的转变

从经营形式的具体变化来看，或集中，或联合，或分散，实现了从私有土地上的分户经营，互助经营，合作统一经营到集体公有土地上的集中统一经营，双层经营，多样化联合经营等的形式变化。这种形式上的变化，伴随着农村经济实践的发展，引起了各界对农村集体经济的激烈争辩，形成了不同的理论观点，出现了贬损农村集体经济的倾向。第一，农村集体经济“弱化”论。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伴随农产品高速增长时期的结束，家庭承包制的改革能量释放殆尽，农民收入增长放缓，认为农村集体经济逐步弱化和萎缩。第二，农村集体经济“消失”论。自从实行“大包干”之后，各地都有一部分村子几乎不存在什么固定资产和公共积累，也没有集体所有或持股的企业，集体收入极少或根本无经济收入，有的连办公地点都没有，村委会的章子就放在村委会主任的家里。村庄的管理如一盘散沙，基本上处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根本看不到集体经济在哪里。走访这类村庄的村民，几乎是相同的声音：好赖都是自己干，哪有什么集体经济，村子里没有人管村民了。囿于传统农村集体经济认识层面的固化思维，认为其消失的言论不绝于耳。这实际是认识的一大误区，究其原因，是错将形式和内容、制度和体制混为一谈，把体制层面的问题归咎于基本经济制度。中央2014年的“一号文件”里，进一步明确指出农民合作社是带动农户进入市场的基本主体，是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新型实体，是创新农村社会管理的有效载体。因此，现阶段的家庭承包制无疑是农村集体经济的存在形式，是得到农民拥护及应当肯定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方向。

综上所述，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是一个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而不断丰富其内涵的复杂概念，当前对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和深化，不能用理想代替现实，也不能用经典理论去裁剪丰富多样的实现形式，更不能停留在历史的猜疑和恐惧中而故步自封，应打破束缚其发展的思想桎梏，实现农村集体经济的多样化实践探索和创新。可以肯定的是，致力于发展和完善中的农村集体经济，不仅没有背离经典导师的原意，而且是向本质意义上集体经济的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