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砖国家的民间团体：新国际发展格局中的新角色
原文标题：Civil Society from the BRICS: Emerging Roles in the New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Landscape
文章框架：国际发展的重要参与者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催生了有关全球权力转移中的民间团体和南南发展合作的新篇章；民间团体必须力量均衡地应对国内挑战，并抓住南南发展合作的新契机，在多边和双边援助机构议程迅速变化的情况下与其保持长期关系；环境效应指数（EEI）是全球公民参与联盟在2013年推出的一项计划，其使用一系列指标来评估那些能使民间团体有效运作的政治、社会经济和社会文化环境，以对109个国家进行排名；在一段似乎是朝着更大的政治自由化发展的时期之后，许多国家的民间团体面临越来越多的限制；虽然它们影响到社会组织在国际发展合作辩论中的自由，但重点并不是限制社会组织的国际性合作，而是限制其参与金砖国家国内发展政策辩论，特别是关于治理、人权与环境问题的辩论；社会组织认为，迫切需要考虑新的替代资金来源，因为稳定的慈善基金正在流向较贫穷的国家，而且传统捐助者正在减少，其在某些情况下停止对中等收入国家进行资助；金砖国家的民间团体已经高度习惯了它们接受发展援助的方式。除了得到传统北方捐助者几十年的援助之外，每个金砖国家成员都有与区域和政治盟国进行发展合作的悠久历史，有时也为社会组织提供国际参与机会；像其他面临贫困与不平等问题的国家一样，金砖国家倾向于谨慎地对待关于发展问题的辩论，在国际发展合作中的媒体辩论方面发挥相对较小的作用；民间团体与金砖国家政府之间在南南发展合作方面的相互作用是不平衡的，这是由于金砖国家的扶持环境差异、民间团体结构和政府政策架构的差异造成的；金砖国家现有的对外交政策和南南发展合作的讨论都是由民间团体的精英群体主导的。
观点摘要：
1．国际发展的重要参与者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催生了有关全球权力转移中的民间团体和南南发展合作的新篇章。然而，迄今为止，大多数注意力集中在通过国家主导的南南发展合作（SSDC）和金砖国家参与多边进程而建立的政府间关系。还有很多文章是关于金砖国家（特别是中国）对较贫穷的国家，特别是非洲的参与，关于这种参与的偏见已经开始转向更细致的分析，分析涉及这种参与在不同地方和不同部门发挥的多重作用。与这些不断增加的政府和企业文献相比，关注金砖国家民间团体参与者在这些国家发展中所扮演角色的文献很少。这份报告认为，在以金砖国家兴起为象征的广泛的地缘政治演变中，缺乏这类文献导致了对金砖国家民间团体参与者现有和潜在的对国际发展贡献的忽视。
2．民间团体不能在“真空”中蓬勃发展，在其他领域的发展合作中，需要有利的环境才能发挥其潜力。根据2013年全球公民参与联盟（CIVICUS）的定义，对民间团体有利的环境包括提供一种使公民和组织以有效和持续的方式参与发展进程的条件，这包括法律和监管框架以及政治、社会文化和经济因素。金砖国家各成员国为民间团体提供的条件各不相同，尽管各国内部具有将民间团体从援助受益者定义为发展合作上升力量的共同因素，但这些共同因素意味着，在金砖国家，民间团体面临着平衡竞争性需求和保持相关性的挑战，同时在南北紧张局势早已形成的背景下，金砖国家应努力适应不断变化的“全球角色”。民间团体正在适应不断变化的国内需求，因为金砖国家社会、经济和政治变化议程已经从应对绝对贫穷的发展挑战转向应对不平等、环境问题和全球治理的挑战。同时，民间团体必须力量均衡地应对国内挑战，并抓住南南发展合作的新契机，在多边和双边援助机构议程迅速变化的情况下与其保持长期关系。
3．环境效应指数（EEI）是全球公民参与联盟在2013年推出的一项计划，其使用一系列指标来评估那些能使民间团体有效运作的政治、社会经济和社会文化环境，以对109个国家进行排名。环境效应指数使用广泛的子维度之中的二手数据进行计算：在“治理”指标下，子维度包括民间团体基础设施、政策对话、腐败、政治权利和自由、联合权利、法治、人身权利、非政府组织法律背景和媒体自由；在“社会经济”指标下，子维度包括教育、交流、平等和性别；在“社会文化”指标下，子维度包括参与、容忍、信任、奉献和志愿服务。环境效应指数必然受到一些子维度中二手数据的限制，一些南方学者对指标的可靠性提出质疑，比如，在具有深远社会运动历史的国家中，“正规教育”和“宽带覆盖”等指标与民间团体行动主义的实际决定因素相关度并不高。然而，环境效应指数比任何指数的覆盖范围都广，并且其作为一个相对强大的指导指标用以对比金砖国家与其他国家的环境。比较显示，在金砖国家中，南非和巴西的水平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印度、俄罗斯和中国则被评为民间团体参与环境较差的国家。南非在金砖国家中排名最高，其政府合作以及有利于政策对话的环境评分较高。这一结果也说明了一个问题，即南非政府仍然愿意与社会组织接触，尽管局势越来越紧张，民间团体与执政党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ANC）之间关系的紧张程度随着该党受到的腐败指控，以及其与部分劳动者公开冲突的不断增加而增加。巴西在金砖国家中排名第二，但在治理层面的评分较低，这一评分反映出随着2003年由社会运动支持的工人党（PT）掌权，民间团体希望在政府决策中提高话语权的努力受挫。自环境效应指数发布以来，高度偏激的选举、经济衰退和一系列腐败丑闻，进一步加剧了巴西政府与民间团体关系的恶化。令人惊讶的是，尽管印度在政治和社会文化层面评分较高，但其不利的社会经济背景（尤其是极度的性别和经济不平等以及普遍缺乏通信基础设施）拉低了整体得分水平。印度与环境效应指数有关的数据是在莫迪政府掌权之前收集的，所以不能反映近期印度民间团体在法律和环境方面的恶化情况。俄罗斯和中国在有利于民间团体发展的社会经济环境方面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但是它们的治理环境评估结果差强人意。此外，中国在社会文化层面也取得了很高的评分，这表明中国在这方面有很大潜力，尽管目前受到法律限制。这在国际发展舞台上得到了证实，中国非政府组织将从广大公众中筹集的资金，用于相关援助，如支持应对埃博拉危机的人道主义援助，支持尼泊尔震后重建的紧急援助。如果不算环境效应指数中的治理指标，印度、巴西和南非与中国、俄罗斯之间的分数差异似乎可以将前三个国家与其他金砖国家成员区分开来，前三个国家被标榜为“民主新兴大国”。印度、巴西和南非的民间团体和政府区别往往不大。然而，尽管关于此事的言论和观点存在差异，但是，金砖国家的共同特征使其国内政策背景对社会组织寻求国际发展合作带来挑战，即使在印度、巴西和南非也是如此。满足环境效应指数所有指标的环境特征首先是要坚定国家能够发展的信念，不仅要拥有促进国家发展的优越财力和技术资源，而且还要具有一定的道德优势。这种道德优越性来源于国家精英作为人民利益代表的政治合法性（无论其是否正式当选），这些精英需要遵守规则，有时也应结合执政党的改革、转型和复兴国家的目标行动。这使得社会组织很难利用自己的合法性，并不再倾向精英，社会组织可能在帮助国家制定政策举措中占有一席之地，但它们不应该超越这一界限寻求自己提出举措。这与社会组织自己的看法有冲突，社会组织认为，如果它们不是金砖国家最近通过的许多成功政策的策划者，那么也是参与者。这也使金砖国家给予那些与其进行国际合作的政府以对话者特权。第一个特征是坚持把政府主权的原则作为合作的关键支柱，并且金砖国家成员国向相关社会组织提供资源的意愿较少。第二个特征是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其中越来越多的民族自信与历史上根深蒂固的反殖民主义相融合，这使那些接受北方传统捐助国家资助的社会组织的运行特别困难。
4．在一段似乎是朝着更大政治自由化发展的时期之后，许多国家的民间团体面临越来越多的限制。民间团体提出的关于这一担忧的报告越来越多地得到许多研究机构的支持，这在高调的政治人物的声明中得到回应。民间团体发现，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社会组织获得外国和国内资金以及能够和平集会的权利越来越受到限制。2013年，国际非营利性法律中心（ICNL）记录表明，全世界已通过或提出超过50项限制性法律，以限制社会组织的组建、运作和筹资，以及和平集会的权利。2015年，中国开始就新的《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进行的磋商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这将对国内和国际非政府组织在中国运作带来限制性影响。这些限制引起了全球人权主义者的关注，也赋予世界大国挑战金砖国家以合法性。
5．虽然它们影响到社会组织在国际发展合作辩论中的自由，但限制的重点并不是限制社会组织的国际性合作，而是限制其参与金砖国家国内发展政策辩论，特别是关于治理、人权与环境问题的辩论。这些领域的紧张局势当然不是刚刚出现的，在许多情况下，这是社会组织对之前斗争的延续。这些斗争的延续意味着国家精英对这些领域的挑战特别敏感，因为他们认同这些斗争所针对的政权，并担心其所具有的合法性再一次受到挑战（如中国和俄罗斯的情况），或者，这些国家精英认为自己是这些斗争的合法继承人，他们成为体现公民对公平公正诉求的捍卫者（如巴西和南非的情况），所以其不能接受那种批评，即和他们所推翻的制度受到一样的批评。然而，金砖国家内部的民间团体中的许多人认为，由于太专注于宣扬自己的发展成就，国家精英们忽视了社会组织在人权、社会与环境公平方面的斗争在塑造这些“成功”中所起的作用。通过南南发展合作传播广泛的政策创新，如印度的《圣雄甘地全国农村就业保障法》和巴西的“家庭补助金计划”的根源都是消除饥饿和贫困、反对腐败。正如巴西的辩论报告所说，巴西政府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许多共同公共政策都被认为是社会运动和政治斗争的结果，而民间团体在其中扮演一个重要角色。除了社会运动外，金砖国家社会组织还积累了在本国实施发展项目的长期经验。这使得它们能够在地方一级推广创新的“社会技术”，正如印度一家主要的民间团体发展合作讲习班所强调的那样，“重要的是承认民间团体对创新和发展方法的应用，特别是在当前多元化的背景下”。刺激这些创新经常引起对不平等社会和政治的争议，这是所有金砖国家的显著特征。正如Scerri, Soares和Maharajh所说：“不平等是这些国家的独特特征，这一特征是了解金砖国家创新体系的配置和动态的关键因素。”他们还表明，当金砖国家崛起（或回归）到全球显著地位并且平均贫困程度急剧下降的时候，五个国家的不平等现象将增多，而巴西是一个显著例外。然而，由于巴西现在所面临的经济和政治挑战，其在减少不平等现象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功似乎也在被削弱。因为巴西的不平等基数水平极高，所以巴西不平等程度现在仍然高于除南非以外的任何其他金砖国成员，而且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巴西的收入不平等问题已经得到改善，而该国的财富不平等水平实际上可能正在上升。社会组织以其独特的全球影响力和高创新能力为金砖国家和其他中等收入“崛起大国”的发展做出了独特贡献。这一贡献是通过协调或者竞争与合作来实现的，涉及促进金砖国家发展的政策，以塑造实践的参与者（包括社会运动者、企业和智库）。金砖国家的精英们对民间团体持开放态度，甚至鼓励民间团体参与应对影响其国家发展的贫困和不平等问题，至少，国家精英这样做的部分原因是他们意识到这些挑战会带来政治不稳定风险。然而，国家精英们仍然决心设定参与条件，并对民间团体参与的政治合法性和政策过程控制权提出挑战。这些因素导致了一种情况，就像Tandon和Brown所说，“民间团体的声音和行动的政治空间似乎在同时扩大和收缩”。结果是，虽然当地民间团体主导的发展举措仍然具有创新潜力，但是许多将其上升为国家政策并融入国际发展合作的机会可能会丧失。
6．社会组织的地方发展活动对政府资金的依赖程度日益提高，这只是金砖国家的地方社会组织的投资环境受到地缘政治和经济变化影响的显著表现之一。社会组织认为，迫切需要考虑新的替代资金来源，因为稳定的慈善基金正在流向较贫穷的国家，而且传统捐助者正在减少，其在某些情况下停止对中等收入国家进行资助。虽然北方捐助者援助资金有一定的使用局限性和强制性（从过于严格的结果计量方法到既定的重点领域），但这仍然是金砖国家一些最有影响力和创新力的非政府组织的关键资金来源。在过去十年中，来自印度和巴西的主要非政府组织已经失去了大量的国际非政府组织或基金会的资金。过去，它们可以利用这些资金在政治或商业方面保持一定程度的自主权，同时将地方项目与知识和政策宣传相结合。南非非政府组织现在已经开始面临同样的压力，尽管这些国际非政府组织或基金会最近才逐步取消对南非的援助。如上所述，金砖国家的政策不利于从海外向国内转入资金。由于一系列历史、文化、经济和监管问题，金砖国家成员国的国内慈善事业的模式和发展水平不尽相同，而且所有金砖国家的发展援助和慈善活动缺乏资金透明度，本报告表明，金砖国家的国内慈善捐助者普遍缺乏深度和经验，并且明确倾向于优先考虑为本地社会提供援助资金，而不是进行战略性的政策研究和宣传工作。此外，经济增长放缓影响了大多数金砖国家，这可能会减少国内慈善投资。鉴于最近金砖国家在与南南发展合作有关的研究和宣传项目上的资金投入（来自外国捐助者）份额减少，这加剧了对新的替代资金来源的需求。在金砖国家长期存在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如乐施会（Oxfam）和行动援助（ActionAid）正在继续支持战略研究和宣传工作，并越来越多地寻求完善金砖国家的民间团体网络。然而，它们也在这些国家建立了“国有化”分支机构，在金砖国家内部，这些机构经常被本国非政府组织视为竞争对手，且其因为其外国代理机构身份而一直受到指责，尽管它们的法律地位、本国工作人员和领导地位不断变化。接受采访的金砖国家某社会组织负责人承认，随着国家继续走向“全球化”，这些情况都促使社会组织对参与国际发展合作的兴趣日益增加。一些国际非政府组织正在寻求与在金砖国家有分支机构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如巴西的“行动援助”和“无国界医生组织”）进行合作，通常使用社交媒体和创新的网络基金会平台与更广泛的公众联系，成功地在本国为海外人道主义援助和发展工作筹集资金。它们也获得越来越多的国家预算以用于发展和进行相关研究。
7．金砖国家的民间团体已经高度习惯了它们接受发展援助的方式。除了得到传统北方捐助者几十年的援助之外，每个金砖国家成员都有与区域和政治盟国进行发展合作的悠久历史，有时也为社会组织提供国际参与机会。金砖国家社会组织在实施社会政策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并在国内与发展机构密切合作，这往往会激发创新，并通过南南发展合作在国际上传播。近年来，随着金砖国家在国际合作中日益增长的作用以及海外投资的不断增加，这些国家的经济与发展合作政策已经成为民间团体更为频繁的辩论话题。新兴国家民间团体对南南发展合作，以及其作为金砖国家政策制定论坛的讨论需要“倾听”一系列不同的声音；民间团体是不同的，代表着广泛的兴趣、意识形态和城乡部门，这之间往往难以团结协调。然而，本报告表明了一些总体趋势。第一个趋势是，尽管讨论的兴趣越来越浓，但是大多数金砖国家国内民间团体对南南发展合作的辩论仍然是初级的，只有少数“声音”正在引导辩论。许多想法和言论仍然没有形成文件或以组织政策形式发布，而且难以获得外交政策信息（经常被视为是一个遥远而复杂的领域）仍然是这场辩论中妨碍社会组织更广泛参与的重大障碍。特别是印度和巴西已经看到政策导向的非政府组织做出重大努力来接触区域与地方民间组织，并试图实现社会组织对南南发展合作政策辩论的进一步参与，但到目前为止，其只取得有限的成功。第二个趋势是，普遍缺乏议会辩论和媒体对南南发展合作的讨论，以及公开资料的不足，使得难以扩大目前有限的国内南南发展合作参与区域，尽管有证据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参与区域如印度，有潜力成为“捐助者”。因此，金砖国家社会组织在国外开展工作的能力和需求仍然有限。第三个趋势是，鉴于这些国家的贫穷和不平等程度仍然很高，大多数社会组织都认为它们的主要任务是继续参与国内问题。然而，一般来说，在国内发展面临挑战的情况下，金砖国家非政府组织在服务国外“遥远的陌生人”的权利和需求方面仍然缺乏国内支持和资助，但也有证据表明这种情况已经开始改变了。超越国界的紧急人道主义行动可以得到广泛的公众支持，特别是对自然灾害难民的人道主义援助，比如俄罗斯对亚美尼亚发生地震的援助、巴西对海地发生地震的援助，以及印度对尼泊尔发生地震的援助。虽然这种援助措施往往由政府机构（特别是军队）领导，但社会组织通常也参与其中，在某些情况下，民间组织也在自发地进行人道主义援助。第四个趋势是，当重点是长期发展合作而不是应急响应时，与金砖国家政府讨论南南发展合作和外交政策问题最多的组织通常不是非政府组织或社会组织，而是智囊团。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可以加速举行，促进民间团体参与南南发展合作问题讨论，但由于没有正式公认的社会组织平台，这种参与往往通过学术渠道发挥作用，特别是近年来，金砖国家一系列会议逐渐开放，允许社会组织成员参加出席。即使在2015年成立了官方的“金砖国家民间论坛”之后，智囊团仍在主持俄罗斯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之前的首次会议。这加强了一种趋势，即在金砖国家之中，尤其在俄罗斯和中国，与政府关系密切的智囊团成为参与国际政策制定的最重要的社会组织。这反过来使那些在精英政策环境中缺乏运行经验的区域和当地社会组织更难在国际发展合作辩论中找到立足点，而政府更容易排除那些它觉得不合适的民间团体的意见。除了弥合在不同层次上运作、对精英政策熟悉程度不同的社会组织之间的差距的困难之外，社会组织对南南发展合作的参与和认知不一致。社会组织之间正在出现重大分歧，它们的意识形态分为三类：有些社会组织认为金砖国家是“帝国主义”组织，力图加大对前殖民地国家（国家还没有崛起）及国家边界地区资源的开采力度；有些社会组织把金砖国家视为一种地缘政治的激进力量和一种参与全球经济的机会；有些社会组织赞成务实的参与，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对金砖国家的社会组织开放的潜力，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其海外角色负面的社会和环境影响。金砖国家的另一个共同特点是，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南南发展合作辩论中所发挥的作用被认为是非常重要的，同时也面对一定的争议。在本报告中，国家认识到国际非政府组织的专业知识、资金支持和提出跨金砖国家倡议的能力，同时也展示出对过度依赖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担心和对其不断增长的权力和影响力感到的不安。这种矛盾心理包括南方和北方组织对跨国援助政策进程不一致的回应。这也反映了南方社会组织的沮丧感，南北方权力之间的不平等现象仍然存在，尽管以金砖国家兴起为象征的全球南北之间的历史不对称性正在发生转变。国家希望掌握发展政策议程，并在南南发展合作中发挥作用，但由于其国内环境的限制，它们依然依赖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资金甚至技术支持。国际非政府组织不情愿放弃参与机会，因为它们需要在国际发展的新格局中保持相关性，其认为自己仍然有宝贵的专业知识，可以为金砖国家的长期合作伙伴提供服务，因为金砖国家已经开始参与其以往并不熟悉的国际政策议程。
8．民间团体建设的关键挑战之一是媒体对其与南南发展合作关系的报道是有限的，因此公众对发展合作辩论的认知度低。像其他面临贫困与不平等问题的国家一样，金砖国家倾向于谨慎地对待关于发展问题的辩论，在国际发展合作中的媒体辩论方面发挥相对较小的作用。即使在国际交往成为政治辩论的焦点时，发展合作活动的实质和内容也很少被讨论。一些受访者表示政府不愿鼓励公众辩论，担心这可能导致公众批评政府没有有效利用资源应对国内发展挑战。在2013年巴西大规模抗议活动（争取政府加大对国内医疗、教育和交通基础设施的投资）之后的一场会议中，社会组织指责政府阻止发布最新的官方发展合作报告并拒绝建立发展合作政策公共论坛，这是由于担心政治反对派和右翼传媒会利用这些机会指责执政的工党，理由是比起国内抗议的公民，工党更偏向于服务“海外陌生人”的需要和权利。然而，这种恐惧可能被夸大了，因为现有的证据表明，金砖国家认为国际发展合作只是发展不充分而已，并不是反对，金砖国家原则上是支持国际发展合作辩论的，只是目前对合作涉及哪些层面的的内容的认识不到位。发展研究所“国际公众意见监测”计划在2013～2014年对印度、巴西和南非大量持有意见的公众进行了调查，发现他们对国际发展合作活动的支持高于预期，多数人赞成三个国家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其他形式的支持。调查报告中，国家辩论分析小组对媒体访谈和评论中支持国际发展合作的原因分析各不相同，这反映出不同国家的民族自豪感、团结精神和自身利益的混合。国际发展合作可能在区域安全和稳定方面发挥作用，促进商业利益，维护宗教和政治稳定，在世界上发挥更大作用，帮助那些迫切需要帮助的世界各地的人们，那些仍然努力与贫困做斗争的人们，金砖国家的国民觉得自己的国家正在这些方面取得进展。
9．民间团体与金砖国家政府之间在南南发展合作方面的相互作用是不平衡的，这是由于金砖国家的扶持环境差异、民间团体结构和政府政策架构的差异造成的。在大多数国家，参与南南发展合作相关问题的外交政策是特别的。部分原因是金砖国家政府内部缺乏政策协调，例如，在南非，一半以上的政府部门都参与国际合作，但是，巴西国家辩论分析小组研究表明，巴西的政府机构独立于巴西合作处（ABC），而该机构本应协调国家的发展合作活动。南南发展合作的不同性质及其在许多政府部门的分配使得民间团体难以参与南南发展合作举措的辩论，因为不同的社会组织可能会在其专业领域内与不同的部委或半国营机构接触，它们意识不到其他不同的政策部门可能正在讨论类似的问题。很显然，政府部门之间的政治动态，以及关于将发展合作作为一个专门的政策领域的讨论，仍然是几个金砖国家之间的一个微妙问题。中国商务部和外交部经常争夺国际发展合作政策的控制权，俄罗斯也有报道说，财政部和外交部之间经常进行“拔河比赛”，争夺谁将有优势主导俄罗斯的海外援助计划愿景和基础设施建设。金砖国家加强协调并建立强大的发展机构为民间团体提供了机会，以便更有效地监督政府并在南南发展合作相关问题上加强与政府的接触，正如墨西哥建立墨西哥国际合作署（AMEXCID）以来的情况一样。印度宣布创立发展伙伴关系管理局（DPA）、南非成立南非发展合作局（SADPA）都受到民间团体的欢迎。尽管民间团体对社会组织参与南南发展合作决策辩论制度化缓慢而感到沮丧。
10．即使建立了官方认可的永久的政策参与空间，社会组织仍然必须处理权力、发言和代表性问题。金砖国家对现有的外交政策和南南发展合作的讨论都是由民间团体的精英群体主导的。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期间举行的活动、与政府官员的会议，以及举办于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或二十国集团会议前后的国际会议，参加者主要局限于国际非政府组织、智囊团、学术界和获得外国资助的小型精英组织。国家和社区组织往往缺席这些辩论和舞台。例如，在印度，小型精英组织在分析和影响印度外交政策中发挥主导作用，民间团体领导人Rajesh Tandon谈道，在印度民间团体中存在智者参与外交政策的“真空”。同样，南非民间团体参与者也表示，在涉及外交政策和国际关系方面，这些讨论似乎是由思想界、专家、国际非政府组织和商业论坛代表的精英群体主导的。除了政策辩论之外，金砖国家的社会组织也是政府和企业参与者的外包服务提供者，其通过自己主导的举措参与发展合作。一些金砖国家的政府已经打开了社会组织进行国际发展合作工作的窗口，最著名的例子是印度长期的印度技术经济合作（ITEC）计划。中国对通过社会组织引进国际合作资金的兴趣也越来越大，尽管进展有限，但甚至像中国扶贫基金会这样的公益组织也越来越依靠国际非政府组织或国内企业资金进行公共直接筹资。南非长期以来在人道主义方面和处理与其他非洲国家的冲突工作中广泛利用社会组织，巴西也通过其对海地的大规模支持方案开始了这种活动。除了作为政府主导的南南发展合作的外包执行机构外，金砖国家的社会组织和社会活动的数量虽少，但呈增长态势，以领导金砖国家通过社会组织向海外提供南南发展合作援助。印度、巴西、南非等中等收入国家的民间组织有与来自全球南部其他地区（早在其国家成为“崛起国家”之前）组织合作的经验。随着崛起国家的海外作用日益扩大，这种合作为金砖国家社会组织和非洲同行进行联合社会活动奠定了重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