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及其意义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由于历史与自然地理环境的诸多原因，形成了少数民族多沿陆路边界分布的传统格局。在我国漫长的边境沿线地区及其毗邻的周边国家之间，世代居住着30多个跨境民族，其中仅云南就有16个少数民族跨境而居。跨境民族虽然分属不同的国家，但其具有密切的亲缘关系、共同的语言文化、共同的宗教信仰和频繁的社会经济交往。跨境民族大多伴随着近现代以来民族国家的建立及国家边界的划分而产生，由于所处的特殊的地缘和社会文化环境，其身份认同一直是一个复杂而敏感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开放，对外经济往来的增多，经济社会发展日益融入全球化进程中。伴随跨国经济文化的频繁交往以及跨国社会问题和区域国际问题的不断涌现，跨境民族也逐渐成为社会学、民族学等相关学科研究的热点。然而，直到目前为止，很少有人从身份认同的角度来研究跨境民族问题。

一 问题的提出

身份认同是社会成员面临的普遍问题，近十年来由于社会变迁的加剧，我国社会成员的身份认同问题日益凸显出来。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跨境民族有着共同的血缘文化联系，但又分居于不同的国家，其群体身份往往与各种社会文化和政治问题交织在一起。

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我国的陆地边境沿线地区陆续成为对外开放的前沿，通过边民互市、边境贸易、社会交往等活动，与周边国家之间的经济、社会、文化联系不断加强。进入21世纪后，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区域化发展趋势的形成，我国陆地边疆地区成为各个区域性的社会经济组织开展活动的前沿，如与西南边境地区对应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西北边境地区的“上海合作组织”以及东北边境地区的“东北亚经济合作区”。区域经济社会联系的加强，进一步推动了具有共同血缘文化的跨境民族的社会交往与互动。另外，经济的全球化和区域化也对国家主权、国家利益产生巨大冲击，而边境前沿地区所受影响更为显著。例如当前边境地区出现的毒品、艾滋病等突出社会问题以及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国际社会政治形势的变化而兴起的民族主义浪潮，以及由此滋生的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和暴力恐怖主义问题，不仅严重影响到我国边境地区的发展与稳定，而且直接威胁到国家主权和公共安全。与此同时，伴随国内经济社会的变迁，全球化和区域化趋势的显现，社会价值观念和利益分配格局日益多元化、复杂化，社会成员认同意识和社会身份更趋多样化。随之而来的是新与旧、不同社会身份间的关系发生激烈变化甚至冲突。

传统上，跨境民族以血缘、文化和地缘为基础形成了较为单一的身份认同形态。这种单一的身份认同形态在近现代以来的民族国家的建立过程中受到严重冲击，传统单一的以文化认同为核心的身份认同形态在国家力量的改造下与政治认同交织在一起。新中国成立后，跨境民族的身份认同被纳入国家制度建设中，形成国家认同主导下的身份认同格局。但是，境内外民族传统的基于血缘、文化和地缘为基础的认同并没有完全中断，相反在近年来边境全方位开放的新形势和外部因素影响下，跨境民族多元的身份认同形态开始显现，不同的身份认同，如民族认同、宗教认同和国家认同之间，在边境地区及外部复杂环境条件影响下，发生显著变化甚至相互产生矛盾和冲突，进而直接引发一系列影响边疆发展和稳定的社会事件。

目前，国内关于跨境民族的研究，主要从国家层面和民族整体层面来展开讨论，重点关注与跨境民族相关的影响国家安全的各类民族宗教问题和社会问题。从学科理论的角度来看，目前对跨境民族的研究主要来自于国际政治视角下的研究，倾向于从宏观层面对跨境民族问题展开讨论。而从人类学、民族学角度对跨境民族社会历史文化的研究，则大多仍沿袭国内传统民族研究的方式，侧重于对民族的整体描述。从社会政策层面上对各类跨境民族问题的讨论，常常缺乏严格的学科理论背景，而更多的是对具体问题的分析。

进一步说，上述研究倾向于从宏观层面将跨境民族置于国际政治和国家体制话语下进行讨论，在研究中将国家、民族界定为先验性存在的身份意识，而对跨境民族身份意识的形成和变化缺乏关注，跨境民族的主体性在这一过程中有意或无意地被忽略了。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跨境民族的意识在历史文化和各种社会因素的作用与改造下持续发生着变化。同时，意识的变化和调整，反过来影响到行为观念。从跨境民族主体性的角度来看，以往围绕跨境民族展开的对各类国际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的研究，不能脱离对跨境民族群体意识的关注，而在群体意识中，最核心的内容是身份认同。事实上，相比较其他社会群体，跨境民族的最大特性就在于其身份认同意识的多元性，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民族与国家的认同意识。近半个多世纪以来，跨境民族在社会文化上经历了激剧的变迁。新中国成立后，跨境民族被完整地纳入国家建设的进程中，其传统的民族意识发生显著变化，国家意识逐渐形成并巩固。随着近30年来中国经济社会的变迁和边境沿线地区的全方位开放，以及经济全球化、区域化的发展，跨境民族的群体意识再次受到冲击，以往国家主导下的意识形态受到削弱，伴之而起的是民族意识、宗教意识的上升。在当前的开放背景下，如何看待跨境民族的身份认同的形成和变化，其身份认同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不同身份认同形态之间有着怎样的相互关系，解答这些问题，是我们展开跨境民族问题研究的重要基础和起点。

二 研究的意义

通常，根据群体认同的内容，可以将身份认同划分为4大类：①民族认同（血统、语言）; ②地域认同（省份、城市）; ③国家认同（政治共同体）; ④宗教认同。在这些认同中，并不是所有的认同层面都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社会学家们一般都强调，在现代社会的政治格局中，“族群”（民族）与“国家”这两个层次是最核心和最重要的认同层面，前者偏重于“种族上的亲族认同”（民族-文化，nation-culture），后者偏重于“与国家相联系的政治认同”（民族-国家，nation-state）。因而，从性质上又可以将身份认同划分为两大类：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

跨境民族由于分布在不同的国家，同一民族的成员具有不同的国籍，从而形成了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上的不一致：一方面，跨境民族作为一个民族整体具有共同的民族意识和文化认同感；另一方面，又因生活在不同的国家，使其命运与所在国家联系在一起而具有不同的政治观念和国家归属感。在当前中国社会变迁和全球化的背景下，研究跨境民族身份认同的形成变动情况，分析跨境民族不同身份认同形态之间的相互关系，对于反思我国目前的民族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深化边疆民族问题的认识，无疑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1．理论意义

一方面，目前对跨境民族的研究，倾向于从单一的文化视角或政治视角来研究分析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跨境民族身份意识的变动情况。事实上，受历史文化和社会机制等多重因素影响，跨境民族身份意识一直处在变动和发展中，不同形态的身份认同相互影响，并体现在日常社会生活中。因此，结合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因素，关注跨境民族身份认同意识的形成和变化，将有助于弥补目前跨境民族研究中单一理论视角的不足。

另一方面，当前无论是对跨境民族概念的界定上，还是对跨境民族理论的探讨上，都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我国传统民族研究在理论和方法上的一些不足。长期以来，我国的民族研究深受苏联民族学理论的影响，斯大林关于民族定义的四条标准成为国内开展民族调查和民族研究的重要基础，民族被视为具有特定文化和政治含义的历史范畴。然而，在研究跨境民族时，如何界定具有相同或相近的历史文化背景而分属不同国家的跨境民族群体，就成为传统民族学理论面临的一大困境。另外，虽然传统民族学关于民族定义包含了民族心理素质的内容，但缺乏更进一步的探讨和深入分析，因而难以解答与民族群体意识相关的各类问题。近年来，随着对外学术交流的展开，国内学界吸收和借鉴了许多西方人类学和社会学的成果，其中最突出的是对西方族群认同（ethnic identity）理论的应用。族群认同理论对群体认同意识进行了深入研究分析，其中最具代表性是根基论（primordialism）和工具论（instrumentalism）。

根基论认为族群认同主要来源于根基性的情感联系，这种基于语言、宗教、种族、族属和领土的情感纽带是“原生的”，甚至是“自然的”；工具论则认为族群认同是族群以个体或群体的标准针对特定场景的策略性反应，是在政治、经济和其他社会权益的竞争中使用的一种工具。近年来，一些学者进一步对族群认同理论进行了综合。一般认为，身份认同总是通过一定的要素表现出来，比如语言、宗教、地域、习俗等文化特征以及共同的祖先、共同的来源和生长背景等历史记忆。尽管共同的历史记忆和相似的文化特质是身份认同的要素，但在现实中，两者必须接受社会因素的改造，这些社会因素主要以国家社会机制呈现，如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制定的民族政策、公众教育、大众传媒等在文化和历史记忆基础上对群体认同的改造与建构，因而身份认同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社会建构”的产物。西方族群认同理论和社会建构理论，从不同层面强调了群体认同意识的形成和变化，为研究我国的跨境民族问题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同时，必须强调当前包括跨境民族在内的我国各民族的现实，是长期社会历史发展的结果。在这方面，费孝通先生根据中国各个民族产生、发展、融合的历史过程，提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这一理论对于认识和研究当前中国的民族关系与民族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因此，在引入西方族群认同理论和社会建构理论研究中国跨境民族身份认同的同时，结合费孝通先生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将跨境民族研究放到中国具体的社会历史现实中，从而能够更全面更深入地认识跨境民族问题。

在解答跨境民族身份认同形成与变化的同时，更为引人关注的是跨境民族不同身份认同形态的相互关系。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政治形势的变化，引发了一系列的民族冲突与分裂事件，民族主义和极端宗教活动日益活跃。许多学者注意到了民族认同、宗教认同等不同文化认同形态之间，以及文化认同与国家政治认同之间的对立和冲突，却缺乏对这些不同身份认同形态相互关系的全面分析。而跨境民族正可以为上述研究提供极为典型的理论分析对象。借助费孝通先生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来研究跨境民族不同身份认同形态的相互关系，能够进一步丰富我们对目前倡导的“多元文化”与“政治一体”的理论认识。

传统民族学理论倾向于把民族视为较为稳定的社会群体，而对民族群体意识的形成和变动过程缺乏关注，对民族群体的不同身份认同形态之间的相互关系认识不足。应用族群认同理论和社会建构理论，结合费孝通先生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在当今经济全球化和社会变迁背景下，将跨境民族的身份认同视为一个受多种因素作用并不断变动的过程，分析跨境民族不同身份认同形态的相互关系，将为研究跨境民族提供更丰富的理论视角，同时也可以进一步促进对当前民族学和社会学理论的反思。

2．现实意义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维护国家的安全与稳定，确保中华民族的统一，促进各民族的团结与共同繁荣是国家的重要任务。当前，在我国社会转型和全球化背景下，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日益多元化，利益分配格局日益复杂化，在这种形势下如何来整合具有不同历史文化背景的各民族的意识、观念，发展各民族共同认同的文化和政治观念，维护中华民族的统一和国家稳定就成为极为迫切的社会现实问题。因而，研究跨境民族的身份认同问题，可以为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新时期开放条件下多民族国家内部各民族群体与国家的关系提供极有价值的案例。

另外，就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现实来看，随着我国陆地边疆成为对外开放的前沿，伴随边民互市、边境贸易、文化交流和探亲访友等形式的跨境社会经济交往的密切，各类与跨境民族相关的跨境经济活动、跨境宗教活动、跨境文化活动等日益活跃，从中同时也出现一系列的问题，如由医疗卫生和教育等公共产品供给严重不足引发的边民外流问题，民族宗教中境外宗教势力渗透问题、教派分裂问题、非法基督教问题，以及境外具有“三股势力”基本特征的敌对势力及其对我国境内的渗透问题。

目前国内更多关注的是由上述问题所引发的社会影响，而对其产生的原因认识不足，因而更多的讨论和建议仅限于具体的问题。事实上，目前出现的与跨境民族相关的各类社会问题，是历史文化、社会因素与跨境民族群体意识和行为相互作用的产物。在跨境民族的跨境交往与互动过程中，基于特定的身份认同意识，如民族或宗教意识，而产生的行为方式和组织形态既能促进跨境社会经济交往，又会助长各类社会问题的发生。

总之，分析和考察跨境民族身份认同的形成和变化，以及不同身份认同形态之间的相互关系，可以为我们认识和了解当前边境地区出现的各类社会问题提供新的视角，丰富我们解答各类跨境社会问题的思路。这对于维护边疆地区的社会稳定、促进边疆各民族的共同发展，具有重要的实践和政策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