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科学因素的影响

上一节我们分析了黑格尔哲学对杜威思想之形成和发展的深刻影响，这是来自哲学史的影响，但是杜威的思想很大程度上还受到了现代科学之发展成果的塑型。杜威是一位对于科学有着深刻理解，并且自觉地把科学思想所带来的思维模式之转化引入哲学中的哲学家。所以，离开了杜威对于科学的理解，就不能准确地把握杜威的思想。杜威的著述很少以科学为直接和唯一的主题，这也许会让人误解他对于科学没有足够的重视。其实杜威更关注的是科学方法，是科学给整个人类的思维方式带来的转变，也就是说，我们要用科学的理智方法去指导我们的生活，包括日常生活、科学实践和社会活动。可以说，杜威对于科学的态度决定着他的整体哲学之基调。

在杜威哲学的形成时期，生物学、生理学和心理学对杜威起到了重要的影响，杜威的基本哲学立场和方法都是在此种影响下形成的。赫胥黎的生物学唤起了学生时期的杜威的浓厚兴趣。杜威后来回忆道，在大学教育中，以赫胥黎的著作为教材的生物学激发起他的最大兴趣：

从这门课程中学习到一种相互依赖和相互联系的统一体观念。这种统一体观念给从前开始的一些学术活动提供了一定的形式，并产生了表现某种事物观点的形态或模式。任何领域的物质都应该符合这种形态或模式。至少，它使得我下意识地期望一个世界和一种生活。在学习赫胥黎的论述之后，我了解到，我所期望的这种生活将具有与赫胥黎所描述的人类有机体生活的同样特点。

赫胥黎的生物课程在年轻的杜威心中激发起一种模糊的目标，尽管他当时还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只觉得他应该尝试着把这种生物统一体的观念运用于更广泛的领域。这种生物统一体的观念和杜威后来所接触到的黑格尔哲学中的整体性、统一性有着内在共通性，这使杜威日后能够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进行自然化的转变，从而能够摆脱黑格尔式的思辨哲学色彩。不过，杜威也看到了赫胥黎生物学的缺陷，即赫胥黎并不能够彻底地贯彻进化论思想，而是将生物学和道德领域这两个层次区分并隔离开来。赫胥黎认为，“宇宙进程的准则是竞争和对立，而伦理进程的准则是同情与合作”。也就是说，在生物进化的领域，生存竞争和对抗是生物的基本生存准则，而在人类文明的领域，则是处于一种伦理的层次，这时人们相互之间的同情与合作就成了基本的生活准则。因此，生物阶段和文明阶段分别属于生命的两种不同发展类型，从而也就具有了各自独特的内在原则。杜威显然反对这种截然的划分，从生物到文化的进化虽然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但也是有着内在关联的。杜威认为，在生物学领域和人类社会之间的这种划分，只是无意识（动物）和有意识（人类）之间的区分，它们只是不同的发展阶段，在人类的具有意识性的活动中，依旧要和自然进程保持协调。通过吸收赫胥黎生物学中的合理因素，即生物学领域中有机体与外界环境的相互依赖和相互作用关系，杜威进一步扩展到人类的社会阶段或者文明阶段。在此阶段，物质自然与人类经验仍然是一种相互作用和相互适应的关系。通过这种思维框架，杜威得以把黑格尔式的思辨统一性转化为自然主义的统一性，这可以看作杜威哲学的第一个显著特征。

在大学期间，杜威还关注到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他除了学习和进化论相关的生物学课程，还阅读了《双周刊》《当代评论》等杂志中刊登的关于进化论的论争性文章。这种论争，双方分别代表着自然科学与传统观念的冲突。为解决这一冲突，激发着杜威后来去论述科学变革如何促使哲学方法之改变。杜威把斯宾塞的系统哲学中所包含的进化论思想概括为以下几点：“第一，进化；第二，进化的目标即作为人类生命对某种超出自身的环境的适应；第三，正是生命所适应的环境，其本身作为诱发的操作性力量导致了‘适应’，因而有了‘进步’。”

对于斯宾塞哲学的机械性，杜威也有着独到的理解。他指出：“斯宾塞关于进化的概念总是一个有界限的概念。既然他的‘环境’只是对形而上学家们‘自然’的翻译，那么它的工作就有一个固定的起源、固定的品质和固定的目标。……在某种程度上，这儿有一些固定的法则和力量，它们控制着运动，并以一种确定的方式使进化发展到某种终点。”因此，斯宾塞的哲学一方面合理地吸收了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认为进化过程就是人类对于外界环境的适应，社会同生物一样，也要适应外界环境，合理的社会结构能够在进化之中保存下来，因此斯宾塞把生物学的进化论扩展到社会学，提出了社会进化论思想。但是杜威认为，斯宾塞的进化论思想之中，依旧保留着类似于传统哲学的诉求，即去追求确定而永恒的原则，而忽视了进化论的真正革命性，即对于开放和变动的预设。斯宾塞的自然概念只是某种确定目标的实现，其内在运作有一套确定的原则和机制，因此没有真正把握进化论思想的精髓，即面对一个我们所未知的和无法把握的开放世界，以及在这样一个充满风险的世界中如何获得相对确定性和指引的问题。

在《达尔文主义在哲学上的影响》这篇早期的重要论文中，杜威认为，达尔文主义不仅在生物学领域产生了重大影响，还对哲学产生了同样重大的影响，即使得哲学不再是对于世界之终极本质或者绝对起源的研究，而是去追问特定的变化如何能够推动或者阻碍具体的发展。因为所谓终极原则或者绝对本质是根本不存在的，只是传统哲学的心灵慰藉而已，我们必须面对这个偶然的且充满风险的世界。“哲学放弃了对绝对起源和绝对终极性的研究，才能对产生出它们的具体价值和具体条件进行探讨。”可以说，进化论对于杜威早期哲学思想来说是奠基性的，促使杜威认识到传统哲学所追寻的绝对确定性和终极性不复存在，而必须转向一个变动而开放（好的一面），甚至带有偶然性和风险性（坏的一面）的未知世界。在这样的世界之中，我们所能借助的唯一东西就是进化所赋予我们的珍贵之物——人类之理智或者智慧。我们正是通过理智或者智慧，成为高等智能生物，我们能够和外界环境相协调、相适应，或者改造自然来和外界获得新的平衡。这就形成了杜威哲学的第二个重要特征：放弃了预先设定的、机械运作而具有终极原则的世界，面向一个开放和变动的无限世界。这种哲学方法又被称作进化的方法或者发生学的方法。

杜威认为这带来了对于传统形而上学的根本否定，因为传统形而上学所信奉或者所拥护的是一个永恒而实在的世界，并且被冠以“形式”“理念”“本体”“实在”等诸多名称，这些名称都有一种颂扬的意义蕴含其中，而作为对立面的是“现象”“质料”“表象”“个体”等，后者作为一种短暂易逝的东西在形而上学中处于低一等级，一旦把那些作为永恒的东西去掉，我们只能面对变动的和经验的世界，形而上学所提供给我们的慰藉不复存在。

在这样一个世界之中，我们所能依靠的只能是我们自己，上帝、理念世界等的权威地位都被悬置，甚至被罢黜，我们成为自身的主人。我们必须依靠自身的能力来应对这个未知而变动的世界。但对于我们而言，显然不能像动物那样仅仅依靠我们的生物器官或者生物功能。作为人类，我们能够制造各种工具，更是发展出了语言功能，以及更为复杂的各种思维工具，如逻辑、知识乃至广泛的文明。然而，这些物质工具和思维工具都是我们在适应和改造自然之中产生的，并且在进一步的改造过程之中接受检验，不断地发展与改变。传统的哲学或者思想倾向于把知识或理论看作某些绝对的真理，甚至这些真理具有脱离人的实在性，就像柏拉图主义者认为的那样，存在一个绝对真理的领域，我们的具体知识都是这些知识的摹本。杜威显然反对这种绝对的、脱离人的生存或者实践活动的知识观。他把知识、理论、逻辑等的产生、发展和检验都放入人的生存活动的大背景之中，而非通过一种先验的或超验的形而上学构建去阐释，杜威的工具主义观点因此而得以凸显。理性或智慧的产物是我们适应外界获得平衡的工具，这种工具虽然和物质性的工具不同，但是其功能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可以说，从利用石斧到制作各种复杂的工具，在此过程中我们也形成了各种理智产物——技术、科学、知识，这些都是我们适应自然并改造自然的工具。在根本意义上，知识、科技、逻辑等是控制我们自身与环境相协调的工具。这就是杜威哲学的第三个重要特征：对于理性、知识和逻辑所持的工具主义。

杜威在1902年发表的《应用于道德的进化论方法》一文中，还试图将进化论方法运用于其伦理学。杜威一开始就指出，他将把历史方法和进化方法运用于道德问题。进化方法意味着：“历史并非是某种被固定的东西（不管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穿越于其中的诸事件或诸外部变化的单纯集合，而是一种过程，它可以向我们揭示道德的行为观念得以产生的条件。这使得我们能够把各种道德行为和道德观念予以定位并联系起来。在看出它们来自何处、源自何种情境的同时，我们看到了它们的意义。”因此，杜威认为只有通过进化论的方法才能让道德研究具有科学的性质。因为“历史方法作为一种方法，首先是为了确定特定道德价值（不论是以习俗、期待、抱负还是以规则的形式）何以产生；其次是为了确定它们在发展中所变现出来的涵义”。

根据这种立场，杜威对道德的直觉主义和经验主义进行了批评。直觉主义作为心理状态、心理活动的道德直觉可以得到普遍的道德规则，但是杜威认为这些道德直觉或者道德信念缺乏它们所出现的情境，因此是孤立的，这种孤立使得这些道德信念不具有客观有效性。因此，我们必须通过发生学的方法，把某种确定的道德有效性赋予特定情境之下产生的道德信念，并且考察它们在未来所能起到的作用。杜威以原始部落的杀婴行为为例进行说明：杀婴行为是因为原始部落的极端困苦的生活状态，从而才赋予了人们认为成年人比衰弱无力者更加重要的道德直觉。同样，杜威认为，经验主义的伦理学方法把道德观念和道德价值看作来自经验并且是关于经验的，试图通过对于感觉的分类和联想来分析道德观念，同样是孤立的，因为这种分析也忽视了道德观念所出自的历史情境。

与杜威的基本立场相同，爱德华·韦斯特马克（Edward Westermarck）试图用达尔文的进化论来说明道德的起源。他在《人类婚姻法》和《道德观念的起源和发展》两本书中试图用道德情感来说明道德观念，而道德情感又是来自人类在进化过程中所形成的心理机制——对于引起快乐和痛苦的原因的情感回应。韦斯特马克也认为，人们只能在特定环境中认识到自己的利益和立场，他们只能在一定的条件下才能形成道德无私性和公正性。不过，杜威也批评了韦斯特马克的分析中存在的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韦斯特马克不加批判地采用了没有控制的比较方法；另一个问题是韦斯特马克的分析中存在循环论证，一方面习俗规定了什么是道德，而另一方面习俗之所以能具有道德性，是因为习俗倾向于遵从道德原则，而不倾向于违背道德原则。

总体而言，进化论对于杜威基本哲学立场的形成有着巨大的作用。赵敦华教授从西方哲学发展历程上阐述了进化论对于西方哲学发展的重要作用。他认为，由于忽视进化论而导致了西方现代哲学的危机，即现代西方哲学虽然抛弃了机械论的范式，但是却没有引入进化论的自然科学范式，从而陷入了非理性主义的误区。具体表现形式为：第一，采用前科学的“生机论”来作为基本的框架，从而形成了意志主义、生命哲学等流派；第二，脱离自然选择和意识科学而谈论意识的本质与现象的现象学流派；第三，用文化决定论来解释社会的本质和现象的解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第四，脱离了进化的心理机制而谈论语言本质的分析哲学。因此，赵敦华教授认为，达尔文的进化论不仅是一种生物学观念，而且还应该成为处理人类现象的基本的方法论之一，而杜威把达尔文的进化论引入哲学，具有很重要的意义。赵敦华教授还认为，达尔文的进化论应该成为研究人的基本范式，并且应该对哲学研究以及广泛的自然及社会人文科学研究产生影响。这种观点，无疑是回应了杜威的观点。

杜威虽然关注生物学的进化论和有机统一体观念，但是更多的是吸收而非专门研究。不过，他在心理、生理学领域却颇有专业建树。杜威以“康德的心理学”为题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后来又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著作——《心理学》。在这本书中，杜威阐述了心理学和哲学之间的紧密联系：“……在我们的大学里，习惯上把心理学作为进入哲学领域的门槛。……我们怎样才能使心理学摆脱形而上学，变得更加科学且与时俱进，同时又仍然可以作为哲学的一般入门课程呢？……我相信，心理学的学习将便于学生从哲学的角度提出问题和看待问题，同时它也是哲学初学者通往专门领域的最佳途径。”杜威还在《心理学立场》《作为哲学方法的心理学》《新心理学》等论文中深入阐述了心理学与哲学方法之间的内在关联。杜威认为，“……哲学探索的所有对象的性质在于找到经验对它们说了什么。心理学正是对这种经验的科学而系统的探讨”，并且“心理学是完备的哲学方法，因为在心理学中，科学与哲学、事实与推理是统一的”。

杜威早期非常重视用心理学的方法或者理论来进行哲学研究，故而关注心理学和哲学方法之间的内在关联。他在中期论文《对道德进行科学研究的逻辑条件》中，尝试着用心理学和社会学来把伦理学重塑为经验科学。这意味着我们可以通过心理学的方法来研究我们的道德心理，而通过社会学来研究我们的道德条件，以及如何通过道德条件来调节我们的道德心理，从而实现对我们的道德行为的经验控制。当然，杜威也承认这种尝试只是初步的。在《逻辑理论研究》一书中，杜威把逻辑定义为对正确的思维进程的说明，但不是通过直观的方式来对逻辑进行研究，而是采用心理学的研究方式，去考察思维如何通过特定的环节去最终获得真理，这可以看作把心理学运用于逻辑学领域。在《我们如何思维》中，杜威尝试阐明科学思维（杜威称之为反思性思维）的思维态度和思维习惯，从而帮助我们养成正确和科学的思维方式。这本逻辑学著作同时也是一本教育学著作，和我们当代的批判性思维教程颇有相似之处，都是论述如何培养我们的审慎的、批判性的正确思维方式，以避免谬误和思维混乱，这是心理学在教育学中的运用。不过，杜威在中后期的哲学生涯中，如在后期代表著作《逻辑：探究的理论》中，开始逐渐摆脱心理学的方法，转而对探究模式及科学研究方法进行客观描述。

以上只是表现了杜威对心理学的重视，真正影响到杜威哲学方法的还是威廉·詹姆斯的机能心理学以及乔治·米德的社会心理学。机能心理学流派主张从一种动态的、与环境相协调的视角来研究心理要素，而构造心理学则主张对心理要素进行孤立和静态的分析。根据詹姆斯的机能主义心理学以及实用主义哲学，“多元论、创新、自由、个性等……是与他对生活环境特性的看法联系在一起的”，并且“从活动中的生物的观点出发，来考虑生活”，而哲学家们在此之前“只是从结构上谈论这个问题的，因而也就是静止地来谈论这个问题的”。由于受到詹姆斯的影响，杜威成为机能主义心理学的新代表，他发表《心理学中的反射弧概念》一文，标志着芝加哥机能主义心理学的诞生。构造心理学认为反射弧在刺激和反应之间有明显的区别，杜威对此进行批判，认为行为是连续的，在刺激和反应之间不能严格区分开来。杜威的机能心理学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基本观点：第一，心理活动是一个连续整体，而反射弧则是一个连续而整合的活动；第二，心理学要研究的是有机体对环境的适应活动；第三，人的活动与社会是一个整体，心理学不能脱离社会对人的活动进行研究；第四，反对构造主义心理学所提出的心物平行论，不是把意识看作副现象，而是把意识看作有机体适应外界环境的工具。除了受詹姆斯的影响，杜威也受到他的同事米德的影响。米德认为，“……包括大脑在内的神经系统是一种器官，以调节作为一个整体的有机体与客观的生活环境的关系……又是一种包含了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本性起源和性质的理论”。米德把心理学同社会相结合，提出了社会心理学，分析自我和社会这两个范畴的内在关联，从而对杜威的社会政治哲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我们可以看到，杜威后期的自然主义经验观和他的机能心理学有着继承关系，因为自然主义经验观认为经验是生物体和外界环境相互作用的动态适应过程，而非近代经验主义所认为的那样，是主体的感官所获得的主观性的感觉片断或感觉材料。这在杜威后来写作的《经验与自然》一书中有详细的讨论，但是杜威早期的机能主义心理学已经预先标示了杜威哲学的第四个重要特征：反对传统的经验主义，而提出了经验自然主义或者自然主义的经验观。

接下来，我们将从杜威中后期的三本代表著作，即《哲学的改造》《经验与自然》《确定性的追求》，来探讨杜威思想中科学因素与杜威哲学思想的联姻。

在《哲学的改造》一书中，杜威探讨了哲学研究的很多主题，包括经验与理性、理念和现实等重要的哲学范畴，以及道德哲学、逻辑哲学、社会哲学领域中的一些重要问题；同时，杜威还对哲学本身进行了研究。根据当代哲学视野，这是属于一种元哲学的研究。杜威的元哲学的研究思考科学变革所引起的哲学观念的更新，并以此为视角探讨了哲学的起源、传统哲学与科学新观念的冲突，以及哲学的功能和未来发展。

在《哲学的改造》中，杜威着重讨论了哲学与科学的关系问题，其基本观点如下。

第一，哲学产生的基础是前科学状态下的实践技艺同社会信仰、规范、制度之间的冲突。人类社会的早期，为了建立社会的稳定秩序，教义、信仰、制度和规范都表现为普遍和权威的形式，而实践中的具体技艺和琐碎知识则处于对立面，是偶然和片面的，这两者产生了一种隔阂甚至对立。随着社会习俗的崩溃，教义、信仰、制度和规范所具有的权威性和普遍性受到了普遍的怀疑。在这种情况下，传统形而上学得以产生，因为它们是习俗的替代物。传统形而上学追求永恒而实在的实体和终极原则，可以为信仰、价值、道德、制度这些东西提供一种基础和保证，使之具有永恒和实在性。但是日常实践生活中的技能或知识则被看作低等的、暂时性的东西。永恒而实在的社会理念同琐碎而暂时性的实践活动之间产生了冲突，而“哲学的起源在于调解两种不同类型的精神产物的努力”。传统哲学“自认为自己有责任去论证一个超验的、绝对的或精神的现实的存在，并向人们揭示这一终极至高现实的本性和特征”，因此孜孜以求地去创建出实在世界的形而上学模式。不管是柏拉图的“理念”，还是近代经验主义者们的经验界与实在界之区分，它们都建构了一个永恒而实在的本体世界，而区别于现象界的杂多。杜威从社会学的角度指出，传统哲学的起源和性质植根于更广泛的文化中，传统哲学的产生是要去解决具有权威性与普遍性的宗教、道德、社会原则同探索性、临时性的前科学的技艺、知识之间的冲突。

第二，古代科学理论同传统形而上学的内在关联。古代科学提出了一种关于世界的框架，即“一个封闭的世界，一个内部包含着有限数量的固定形态，外部则有明确边界的世界”，这种框架和传统形而上学有着内在的关联。例如，古代机械论的天文学图景描绘了一个封闭的宇宙，地球处于固定不变的中心，而各种星体按照等级秩序排列，并且按照永恒的秩序永久运转；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的生物学，则设定了一个具有确定数量的种类（物种）的世界，各种物种按照确定的等级进行排列；机械论的力学图景则设定了动力因、第一推动者等观念，牛顿也是在绝对时空的框架下去探讨物体的三大运动定律。由此，古代科学理论所预设的框架同传统形而上学所建构的永恒秩序和目的是内在关联的。我们可以看到，科学和哲学是内在关联的，它们采取的是相同的世界图景或者思维模式，科学从哲学那里得到有力的支持，哲学也从科学那里寻求理论依据。

第三，近代和现代以来的科学发展促进哲学也发生变革。杜威指出，近代以来，17世纪天文学提出了日心说，18世纪物理学和化学取得了重大进展，19世纪地质学和生物学提出了进化论，自然科学中的这一系列重大变革，最终形成了现代科学的整个图景：“一个开放的世界，其内部构造变化不定，不可能指定界限，其外部伸展超越任何指定的边界。”现代科学所构建的世界图景摧毁了古代哲学的理论范式，以及与之关联的传统形而上学，即摧毁了实在与现象、永恒与短暂、统一与杂多之间的对立。因此，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我们必须对传统哲学进行改造，现代哲学必须重新认清自身的任务和目标。

杜威进一步指出，现代哲学的任务有如下几点。

第一，哲学应该为现代科学提供思想条件以促进其发展。“在顺应的文化气候中，以及顺应的习俗契机下，哲学家所完成的任务是科学家所完成的工作不可缺少的先决条件。”举例来说，培根在哲学领域提出的实验观察法对于近代自然科学发展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从而为后者提供了有利的思想条件。哲学充当了科学的先导者，哲学清扫了阻碍科学发展的某些因素，使一个新的科学进步得以产生。在思想史上，这种情况很多时候出现在兼为哲学家与科学家的人身上，如马赫对爱因斯坦的影响。这些影响包括追求科学概念的统一性、追求各门科学之间的统一性，以及科学进展的进化模型而非革命的模型。

第二，哲学要对科学研究的模式和方法进行系统化的阐述。“科学家在做自己的工作时还产生了一种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在范围上如此广泛，并且具有如此的渗透力、普及性和普遍性以至于提供了模式和典型，它允许、请求甚至要求一种系统的表达，而这正属于哲学的功能。”杜威后期把科学方法和模式称作科学探究模式，并且认为对于探究模式的一般原则的研究就是逻辑理论。因此，杜威的逻辑理论并非形式逻辑，也不是语法逻辑，而是科学发现和科学研究的逻辑，是要去阐明科学探究和常识探究中的一般模式和环节，这分别体现为《我们如何思维》一书中提出的反思性思维和思维五步法，以及《逻辑：探究的理论》一书中提出的探究模式。

我们可以通过当前的哲学发展来确认杜威的这种观点。在逻辑实证主义者那里，就明确提出哲学研究的方法就是对我们所使用的语言概念进行厘清，哲学工作就是概念梳理的工作，其工具就是借助逻辑和科学的语言，如物理主义的语言。当然，逻辑实证主义者的观点已经被很多哲学家所摈弃，但是现在仍然流行的是，哲学应该对科学的最新发展做出阐释。最为著名的例子就是康德对牛顿力学的时空框架进行的先验哲学的阐释，现代哲学家则对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进行哲学阐释，而当前哲学的动力则更来自对最新科学进展的阐释。这些科学进展包括量子力学对形而上学、自由意志、确定性问题的挑战，脑科学和人工智能的研究对心灵哲学、身心问题的启发，克隆、器官复制等医学技术对伦理学的影响，等等。在最有活力的讨论领域，它们都是和科学的最新进展相结合的。脱离了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纯粹思辨讨论，在哲学界已经不那么流行了。可见，杜威把哲学同科学探究的模式和方法相结合，他所关注的不仅仅是一些科学成果，而且是科学发展所体现的一种方法和思维模式的转变，这无疑是和现代哲学发展的方向相契合的。

第三，哲学的最终目标是要把自然科学的探究方法应用到广泛的社会人文领域。“哲学可以继续的另一个方向：系统努力的方向，理解并陈述产生于主要由新科学完成的革命的对于人的未来的积极意义。”杜威指出，科学发展所带来的思维革新常常被我们忽视，“科学几乎没有被利用来校正人们在社会事务方面的基本活动和想法”；因此，“哲学应有系统地研究科学的结果……应研究若容许科学方法应用于社会制度的研究之上，科学的效果可能是什么”, “把那应用于物理和生理现象上的科学的考验知识的方法，推广到社会的和人生的事务上去”。哲学在未来所面临的任务，是要把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中的探究、假说、实验等方法运用到政治、伦理、教育等广泛的社会人文生活领域之中。

杜威的哲学在根本意义上并非一种纯理论或者纯思辨的构建，而具有很强的社会指向性。不仅知识、理论是工具性的，在某种程度上，哲学也是工具性的。哲学必须对伦理、宗教、艺术、教育、政治等社会生活领域提供有益的指导和启示，帮助我们更好地控制和引导我们的生活，走向更美好的生活层次。但是，杜威认为自然科学已经取得了很可靠的进展，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是一种很严格的、很成熟的科学形态，而且已经获得了很多公认的科学成果。更为重要的是，以物理学为代表的自然科学已经形成了一套有效的科学研究的模式和方法，这是经验方法的典范，因此应该推广到广泛的人文和社会领域。换句话说，我们在社会人文领域也应该像自然科学领域那样，借助经验探究的方法，来引导我们获得更好的结果。

杜威另外一本重要著作《经验与自然》，则主要对知识问题进行探讨。他以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方式为依据，提出了一种科学实在论。在序言中，杜威说道：“本书中所提出的这个经验的自然主义的方法，给人们提供了一条能够使他们自由地接受现代科学的立场和结论的途径。”传统哲学的二元论划分，导致了主体和客体的分离，经验被看作主体的感觉印象或者感觉材料，处于主体的心灵之中，认知者只能获得事物的表象，而表象背后的本体（康德的物自体）是我们无法认识的。杜威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在近代经验主义者那里，自然对于我们来说就像是蒙上了一层神秘的纱幕，这层纱幕把我们与自然相隔绝。

近代经验主义的主客分离以及经验观，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怀疑论和不可知论，如洛克和休谟所主张的怀疑论、康德对物自体所持的不可知论以及贝克莱在本体论层面把实在和感知相等同。在近代经验主义者看来，我们的知识既然都是以经验为起点，而经验是主体对外部事物所获得的表象，那么我们只能承认：知识无法真正认识自然。康德为了应对怀疑论，通过先验知性范畴来保证经验知识的普遍有效性，从而把科学规律的实在性和客观有效性替换为先验知性范畴的普遍有效性。尽管如此，康德却仍从怀疑论走向了不可知论，我们与自然之间的这层神秘纱幕依然存在。

杜威认为，近代经验主义的这种观点并不符合实际的科学研究活动。“假如科学的研究是合理的，那么经验就不是自然界的无限浅薄的一层或它的前景，而能透入自然，达到它的深处，以至还可以扩大对它的掌握。……假如我们不准备否认科学研究的一切有效性的话，那么这些事实对于这个关于自然与经验之关系的一般理论就具有一种不能忽视的价值。”在实际的科学研究中，研究者的活动虽然也要以经验材料为前提，并且以经验材料作为检验，但是这样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对自然本身进行认识。通过科学研究，科学家认为他们能够接近自然，发现自然的奥秘。因此，在实际的科学研究中，科学家们把经验和自然看作内在关联而非对立的。经验不能被贬低为主体心灵中的纯粹感觉材料。对于科学家而言，不存在什么抽象的感觉材料，经验方法融入他们的科学研究之中，从研究对象的确定，到相关题材的选择，再到实验方法的开展，以及最后对于科学猜想的检验，并形成新的猜想去指导未来研究。种种科学活动都把经验看作出发点和前提，但这并不妨碍其对自然本身的探索。正如杜威所言：

它指出了对于经验的信仰，而经验乃是被理智地用来作为揭露自然的真实面目的手段。它发现自然和经验并不是仇敌或外人。经验并不是把人和自然界隔绝开来的帐幕；它是继续不断地深入自然的心脏的一种途径。在人类经验的特性中，没有一个指向不可知的结论的指针，而相反的，自然本身却是不断地在揭露它自己。只要人们有这种机智和勇气去追随经验中所固有的指导力量，经验中就有这种指导力量，而哲学的失败就是由于不信任经验中所固有的这种指导力量。

传统哲学倾向于在主客之间进行区分，导致了怀疑论的出现，这又进一步导致了对科学的不信任。尽管康德费尽心思地通过先验方法论来追寻纯粹数学何以可能，纯粹科学何以可能，但这种论证并非牢不可破，科学仍然处于尴尬的地位。然而，杜威不是从哲学来捍卫科学，他是先信任了科学，相信科学就是发现真理和探索自然的有效手段，而科学采用的方法就是经验的方法。所以，整个论证过程不是从哲学出发论证科学，而是从科学出发论证哲学，根据科学研究的真实状况来解释经验和自然。显然，在实际科学研究中，科学家并非仅仅把经验看作感觉片断或者感觉材料，他们在设置实验手段、观测数据、记录数据、调整变量、重新观察等，这一切都是经验活动。

按照杜威的观点，我们可以从本体论上进一步思考经验与实在的关系问题。虽然经验是我们主体所拥有的，但是经验并不完全是主观性的。近代经验主义者把经验看作属于心灵内部的东西，这种观点和近代我们对于心灵世界的认识局限性有关。实际上，我们并没有一个纯粹的心灵世界，心灵只是我们在与外在世界相接触和适应时所发展起来的一种智能而已。同样，经验也并非完全是主观的，我们所获得的经验都是通过感官，而感官本身就是一套客观实在的生物器官。例如，我们通过视觉系统获得外部事物的视觉经验，就是我们的生理器官同外部环境的一种相互作用。我们是生活在这个世界之中而非生活在这个世界之外的个体，主客分离实际上是夸大了个体同外界环境之间的区分，而没有看到在最基本的起点上，主体和客体都是在一个统一的自然中存在，经验也是主体和客体的交互作用。

由于有了这样的本体论基础，经验本身就是自然的诸多运作中的一种。经验不仅是关于自然的，而且更基础的是，经验就是发生在自然之内的。我们通过经验所认识的自然，并非完全的自然之表象。虽然我们要受到感官的局限，就像我们的眼睛看不到红外线一样，但是我们的经验所提供给我们的，依然是真实世界的线索。经验使得我们接近自然，朝向实在世界不断发展。

正如《确定性的寻求：关于知行关系的研究》的书名所提示的那样，杜威在这本书中关注认识活动中认知与实践的关系问题，试图用实践认识论来取代静观的认识论。传统的认识论把认识过程看成心灵对于实在的反映，杜威将这种立场称作“旁观者式”的认识论。杜威在考察实际的科学研究活动后，认为认识和实践是相互关联的。“从科学研究的实际程序判断起来，认知活动已经事实上完全废弃了这种划分知行界限的传统，实验的程序已经把动作置于认知的核心地位……”也就是说，静观的、主客分离的认识论并不符合实际的科学认知活动，因为实际的科学活动并非把认识看作心灵世界对于实在世界的映射（印象），以及心灵内部的加工（对于观念的操作），而是一种认知性的探究活动。我们不必再关注主客分离的二元认识论，而是要转而去考察具体的认识活动是如何发生和运作的。杜威发现，认识并非静观的，而是实践性的、能动性的主动参与过程，并且总是处于特定的问题情境之中。在科学研究中，研究者制造出工具来进行观测，系统地改变特定条件来观察相应的变化，通过各种方式在相关事物之间建立联系，各种实践性的科学操作活动组成了科学探究的程序。

所有这一切的见解的根源都是由于（为了寻求绝对的确定性）人们把理论与实践、知识与行动分隔开来了。……我们将以科学程序为例讨论认知活动发展的各方面，把实验探究分析成为各个方面，从而表明上述那种传统的假设在具体的科学程序中是怎样完全被抛弃了的。因此科学在变为具有实验性质的过程中，它本身就变成了一种有目的的实践行动的方式。然后我们将简要地陈述破除了分隔理论与实践的种种障碍之后对于改造心灵与思维的根本观念以及对于认识论中长期存在的许多问题所产生的后果。然后我们将考虑到用通过实践的手段追求安全的方法去代表通过理性的手段去寻求绝对的确定性的方法，这将对于我们控制行为，特别是影响于行为的社会方面的价值判断的问题会产生什么影响。

传统理性主义者认为，知识是心灵中的天赋观念，认识活动本质上要依靠对这些观念的静观或者沉思。经验主义也认为印象是一种被动的感受，而知识是对于心中的观念的加工。认识论更多是一种分析主体之内观念或者感觉材料如何建构为知识的过程，不管是休谟的联想律还是康德先验知性范畴，都是试图建构起一个主体的认知模式。但是杜威认为，这种认识论是片面的和不合理的，认识论不能仅仅限定于对主体的认知能力的分析，而是要把主体的实践活动考虑进去，哪怕这些实践活动看起来是多么琐碎和零散。不管是科学研究所具有的实验性，还是日常探究活动的试探性，都和具体的实践活动息息相关。主体的各种认知能力只有在实践活动中才能发挥作用，并且其产生和改进都要以实践为条件，脱离实践而对主体的各种认知能力进行纯粹的理论分析是片面的和误导性的。对于实践的忽视，实际上是回到哲学，去找到一种永恒的、绝对可靠的人类认知模式，而没有看到人的认知活动是在人与外界的相互作用中产生的。这种偏见不仅存在于我们对于认识活动的理论，还存在于社会价值等领域。在这些领域，人们同样会通过静观、沉思或者理性的方法预先规定一些模式或者体系，因此同样受到了杜威的批判。我们在社会价值领域，也必须同科学认知领域一样，在实验和实践中改进我们的思维模式，不断探寻更合理的、更有效的价值规范或者价值体系。

杜威对于现代科学的了解并非细枝末节。他还论述了布里奇曼对爱因斯坦相对论所作的操作主义解释，并以此说明：在现代科学的意义上，空间、速度这些概念不能按照预先设定的形而上学意义去加以定义，而是要根据我们认识它们的方式来加以界定。根据布里奇曼的观点：“要发现一个对象的长度，我们就必须进行一定的物理操作。当测量长度的操作手续已经确定了的时候，长度的概念便也被确定了；这就是说，长度的概念只包括这一套决定长度的操作手续。”所以，科学研究的对象、概念、程序，并不在科学活动之前，而是在科学实践过程之中被确定和修正的。

值得一提的是，杜威的女儿简·杜威曾参与著名物理学家玻尔所领导的科学研究。从他女儿那里，杜威很好地了解到物理学的前沿理论，这为他完善和发展自己的认知理论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例如，杜威关注了量子力学中的海森堡测不准原理：当观测微小量子时，观测仪器所发射的光子就对量子产生作用，因此影响量子自身的运动。所以，当对量子位置的测量越精确的时候，对量子动量的测量就越不精确，反之亦然。杜威从哲学上对这一原理进行阐述：“就哲学理论而言，认知已经成为了一种在特别指导之下的活动而不是和实践孤立分隔的东西。借心中确切地占有不变实在的办法来寻求确切性已经转变为借主动地控制变化着的事物进程的办法来寻求安全了。”根据杜威的观点，测不准原理可以很好地支持杜威的实践性的认知理论，而拒斥旁观者式的传统认识论。这个原理使我们认识到，在实际的科学程序中，认知是主体和对象的一种持续的交互作用，认知活动的目标是通过一系列的实践操作去获得有根据的结论。而传统认识论则把认知对象看作事先存在于认知活动之前的东西，因此可以和认知活动相分离。

杜威早期从生物学的进化论和心理学的机能主义出发，形成了他的实用主义和工具主义，后来又以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和程序为基础，对哲学进行了同样的改造。哲学的未来目标是要把自然科学的精神和方法（即探究方法）运用到广泛的社会人文领域，如我们的政治活动、教育活动、伦理活动、社会活动、宗教活动等。杜威对于科学的重视，并不是对于科学理论本身的关注，而是关注科学的内在精神和可以普遍化的探究方法。现代科学的蓬勃发展，使得杜威相信科学方法最好地体现了理智与智慧的功能，即去更好地适应和改造自然，指导我们的生活。在这个意义上，杜威是一位科学主义者。杜威不同于霍克海默、阿多诺（T. W. Adorno）这些法兰克福学派的反科学主义者，后者对于科学在实践层面所产生的危害进行了批判。但是一方面，杜威又和以逻辑实证主义为代表的科学主义者不尽相同。例如，卡尔纳普（Rudolf Carnap）曾试图把统一的物理主义语言应用到所有的社会领域，用人工语言来代替自然语言，把形而上学、美学和伦理学都看作无意义的。事实上，杜威对于科学的关注让逻辑实证主义者们一度非常欣慰，认为找到了一个有力的支持者，但是在后来的交流之中发现，杜威的理论其实和他们的理论显然不同，因此就转而进行批评。究其原因，法兰克福学派的反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者的科学主义都是对科学理论本身所产生的效用进行分析，而杜威则关注科学的内在精神和科学方法。不过，杜威的确可以算作一名温和的科学主义者。

毫无疑问，自然科学以及人文社会科学已经深刻地影响了当代人的生活，在各个领域都有巨大的发展，没有人能够否认科学是当前人们认识自然和控制自然的最重要力量之一。究其根本，科学是一种智慧，是朝向未来世界和应对外界环境之挑战的智慧。渺小的人类在这个充满风险的世界之中，以及人类在失去宗教、习俗等传统价值的支撑之后，我们所能依靠的只有我们自身的智慧能力。尽管要想实现杜威的哲学目标——把科学研究方法推广到整个社会人文领域——太过理想化了，但是却传达了一种信念和态度：用探究的态度去取代一切教条的、独断的框架和权威，而让科学探究更好地指导我们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