宾礼到礼宾:外使觐见与晚清涉外体制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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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章节架构与论述

绪论即说明本书的问题意识、研究方法、使用史料,结论则总结各章的论点,整合本书的主要观点,故绪论、结论不计入章节。为了解决上述各项问题,本书分排章节如下,并说明每一章欲阐述的议题。

第一章讨论清代宾礼的理论基础、现实运作及清初诸帝款待俄国使节团的仪式。首先,探讨清帝国如何建构“宾礼体制”,并通过宾礼仪式的实践,将清政府、地方督抚、藩部、属国结合为一个政治文化共同体。其次,从清代宾礼的实际运作,分析清代宾礼的礼学依据,清朝君臣看待“天下秩序”的态度将如何影响清政府的对外政策。再次,讨论清初诸帝与俄国使节团的互动过程,观察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君臣对俄国的态度,分析清代“宾礼体制”的异同之处。

第二章先说明咸丰君臣面对《天津条约》之“公使驻京”条款的态度,并讨论清政府不遵《天津条约》的原因。其次,分析英、法与美、俄两者对清政府的换约方案,为何有不同的处理态度。再次,分析《北京条约》签订后,清政府不得不同意“公使驻京”一款,但为何咸丰皇帝仍不允“亲递国书”一款。最后,分析咸丰皇帝为何限制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权限,又为何坚持总理衙门及南、北洋通商大臣的对外交涉模式只是通商事务的另一种形式,并检讨地方督抚的交涉权限是否源自“宾礼体制”的旧体制。

第三章讨论总理衙门如何处理“公使请觐”的问题,又如何制造舆论,说服反对者接受外国公使行“鞠躬礼”之事。再从斌椿、蒲安臣出使欧美诸国的尝试,将如何影响“外国公使觐见礼”的制订,而总理衙门与各国公使又如何解释“中外仪节不同”一语的意义。最后,分析各国公使、总理衙门、地方督抚、言官主张的觐见礼方案,并探讨总理衙门的觐见礼方案,如何能取得各国公使和保守派人士的谅解,成为另一种形式的宾礼仪式。

第四章先从《申报》对“公使请觐”的报道与评论,说明中国官民如何看待“公使请觐”之事,并观察地方士绅能否接受总理衙门的解释。其次,从《中外往来仪式节略》的拟订过程,探讨总理衙门、地方督抚、各国公使、领事如何处理中外官员的相见仪式、公文规范、接待仪节等问题,并观察《中外往来仪式节略》是否有利于中外关系。再次,从俄、法两国公使的抗议,说明公使团亟欲改变同治十二年(1873)的觐见礼方案,而总理衙门如何应对公使团的要求,公使团又会做出哪些妥协,让总理衙门同意更改觐见礼仪。最后,甲午战争后,“天下秩序”不再有具体的属国存在,其概念如何调适、转化,光绪皇帝又如何借觐礼的更定,解决“天下秩序”的失序问题。

第五章先从《和议大纲》的“外国公使觐见礼”问题,说明清政府虽被迫接受外国公使的方案,但光绪君臣通过交涉,让新制订的“外国公使觐见礼”仍保留了“宾礼”的等差原则。其次,从醇亲王载沣出使德国之事,分析德国外部、吕海寰(1842~1927)及外务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档案·辛丑议约》,档案号:01-14-027-02-013, 《择于本月初十日开用木质关防》,光绪二十七年五月初十日醇亲王致总署文,中研院近史所藏;《外务部档·驻美使馆保存档案》,档案号:02-23-001-01; 《总理衙门改外务部》,光绪二十七年六月初九日,中研院近史所藏;蔡振丰:《晚清外务部之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中兴大学历史研究所,2004,第39~41页。载沣正式担任出使德国专使,乃在光绪二十七年五月初十日(1901年6月25日)。此时,尚未设立外务部。外务部正式设立时间应为光绪二十七年六月初九日(1901年7月24日)。载沣赴德后,由外务部负责交涉觐见礼问题。如何交涉载沣使节团的觐见礼问题。再次,讨论《辛丑和约》签订后,慈禧太后为何屡邀各国公使、公使夫人及外宾入宫觐见。外务部如何在“宾礼”的基础上,采用西式礼仪,规范公使、公使夫人觐见太后、皇帝的相关仪式,又如何通过《申报》、《外交报》向中国官民解释“西礼中用”的礼制更定。最后,从中国官民对西式礼仪的看法,探讨他们如何看待“外国公使觐见礼”的改变,又是否接受清政府改行西式礼仪,与外国交际,接待外宾,进而分析“宾礼”如何过渡到“礼宾”,探讨清末的“宾礼体制”是否崩解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