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日本右翼运动的林林总总
一 日本右翼的流派
从玄洋社诞生到日本战败投降，究竟涌现出多少个右翼团体，史料记载不一，一般认为有3000个左右。按说，右翼团体的数量及人数并不多，但构成复杂、主张各一，流派更是令人眼花缭乱。尤其是右翼在日本近代历史进程中发挥的作用和影响，甚至具备掣肘政府、参与庙议之能量，不能不引起国内外研究者的兴趣和关注，有关右翼流派的见解也各有分说。曾任日本警察厅警备局长、直接主管过战后右翼团体登记管理业务的学者天道是在他的著述中认为，日本右翼运动的流派大体有以下几种：
一是“天皇制国粹主义”，即站在皇国史观和“国体论”的角度，主张天皇的绝对性。
二是“国家社会主义”，该流派视天皇为“必须存在”的偶像，加以抽象化和相对化，主张国家改造的原理来自天皇，建设平等的国民国家。
三是“大亚洲主义”，宣扬改造以欧美人（白种人）为中心的世界秩序，实现亚洲解放，与亚洲人提携。
四是“农本自治主义”，该流派质疑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主张创建尊重劳动、兄弟结合、自治的理想国家。
五是其他。[42]
还有些学者把右翼划分成两大流派，即“观念右翼”和“革新右翼”。前者是“国粹主义的、复古的、封建的”流派，后者是“革新的、近代的、社会的”流派。此两大流派是在日本主义对国家主义、反议会主义对议会主义、旧式右翼派对左翼转向派、民间右翼派对军人派、浪人派对官僚派的矛盾或冲突中形成的。两大派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旧式日本主义与近代国家社会主义的冲突。[43]
所谓“观念右翼”，代表性的团体是最早成立的玄洋社，是从民权运动转向而来，主张国权膨胀，具体表现在“尊皇”、“反欧美”、“反权力”，并打着“大亚洲主义”的旗号标榜“亚洲提携”。在“反权力”方面，他们并非反对与其同流的军政要员，只是反对与其意见相左的军政界主张，如“币原外交”、大隈重信的“条约改正”以及犬养毅的“不扩大方针”等。
大川周明和北一辉创建的“犹存社”和“行地社”可以称为“革新右翼”的代表性团体，以北一辉的《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后更名《国家改造法案大纲》）为指导纲领，主张进行彻底的“国家改造”。他们强调，“天皇与国民全体乃是国家改造之根基，为此，必须发动天皇大权，在三年内停止宪法，解散两院，颁布全国戒严令”；政治改革方面，主张“以在乡军人团议会的武力为背景，废除贵族院、枢密院和华族制度”；在经济制度上，“限制私有财产，超出部分划归国有”等。[44]北一辉的大纲不仅是犹存社的行动宗旨，而且是少壮派军人发动政变、以暴力手段铲除政党内阁的行动纲领。因此在“二二六事件”爆发后，尽管北一辉没有参与暴乱，但仍被视为政变的首魁，连同事件主要责任者被处以死刑。可见，所谓的“革新”，不过是主张用暴力手段废除政党政治，建立军人独裁的法西斯专制体制，对外扩大侵略战争。
上述两大流派并非截然对立，互不相融。有时，围绕着个别问题，两大派之间的意见一致，尤其在“国权扩张”方面，几乎是所有右翼势力共同追逐的目标。
关于日本右翼的流派，除上述几种观点外，还有些著述根据日本右翼运动的指导原理进行分类，分为“纯正日本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两大类。其中的“国家社会主义”比较复杂，内又分“国家主义”、“国民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协同主义、农本自治主义等几类。[45]另有学者按照右翼运动的形态将右翼分为“思想右翼”、“组织右翼”、“行动右翼”、“纯正右翼”等，不一而足。
总之，在承认各流派右翼的不同点的同时，应该指出的是，他们具有共同的特性。日本思想家丸山真男将日本右翼的思想特征归纳成以下10点：
1.对国家的忠诚超过一切。
2.强调平等与国家联合，对宗教的憎恶。
3.对反战和平运动的抵制和对“武德”的赞美。
4.对国家使命的歌颂。
5.宣扬国民的传统和文化，抵制外来文化的恶劣影响。
6.强调义务高于一般性权利，强调秩序高于自由。
7.以社会性的结合作为基本的联系纽带，重视乡土与家族的联系。
8.以权威主义建立人类关系。
9.确立正统的国民宗教道德。
10.对知识分子和自由职业者抱有成见，警惕和猜疑，认为他们的破坏性思想容易普及。[46]
二 军人法西斯右翼团体及政变事件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军队中一部分中下级军官开始思考排除政党内阁、建立军人政权的途径或方法，他们以右翼思想家北一辉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纲》为样本，组成各种团伙，展开一场所谓的“国家主义”运动。这其中，有以冈村宁次、小畑敏四郎、永田铁山等人为代表的“巴登巴登集团”，有以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生为骨干的“双叶会”、“国策研究会”（后来联合组成“一夕会”）以及下级军官西田税组织的“天剑党”，参谋本部俄国班长桥本欣五郎中佐为首的“樱会”，海军下级军官组织的“王师会”等。从1930年到1936年，先后掀起了一系列军事政变和恐怖主义活动。详见表序-2：
表序-2 九一八事变前后日本恐怖主义活动示例表*
表序-2所列的军事政变及恐怖主义活动推动了日本军事法西斯国家体制的进程，尤其是二二六事件后，恢复了1913年废止的现役武官担任陆海相制度，军人势力以拒绝入阁或退出内阁的手段左右着内阁的命运，实质上控制了国家政权，日本政治急速向法西斯专政体制发展。
三 战时体制下的右翼运动
在举国一致的体制下，一大批右翼团体应运而生，其中引人注目的是预备役（或退役）军人出面组团，形成朝野呼应的态势。1936年10月，“三月事件”和“十月事件”的主谋、退役大佐桥本欣五郎联络陆军中将建川美次等人创建了“大日本青年党”，桥本为“统领”，不到一年时间发展正式党员和准党员达5万余人，到1940年，拥有党员20万人。该党发布了《飞跃的大日本国家体制大纲》，主张“精神飞跃；经济飞跃；外交飞跃；军备飞跃”等。[47]1937年，桥本又组织了“大日本产业劳动团”。其间，桥本还联络其他右翼团体成立“政治革新协议会”，其宗旨是“打破现有政党，确立日本独自的立宪政治，改革资本主义经济结构……以民族解放、资源平衡为原则创建世界新秩序”。[48]可见，无论是大日本青年党，还是政治革新协议会，其宗旨和主张都与当政的法西斯军部毫无二致。
军人出面组织右翼团体的还有炮兵大佐小林顺一郎，1936年10月，他以“三六俱乐部”为基干，在川口市成立“爱国劳动同志会”，该会是陆军大臣荒木贞夫命名的，其成员有男爵菊池武夫中将、男爵浅田良逸中将、两角三郎中将、二子石官太郎中将、等等力森藏中将、四天王延孝中将、松江丰树少将、松本勇平少将、南乡次郎海军少将等高级将领，另有男爵井田磐楠、男爵渡边汀、男爵井上清纯等众议院议员若干人，是一个具有政府和军部背景的团体。1936年12月，小林与桥本等人联手，联络大日本生产党、国体维护联合会等数家右翼团体成立“时局协议会”，作为这些右翼团体的联络机构。
1939年10月，九一八事变策划者之一、陆军中将石原莞尔编入预备役后，组建“东亚联盟协会”，其宗旨是“排除欧美帝国主义的压迫”，“确立以王道为基础的新时代的指导原理”等。[49]石原认为，人类历史上最后一场大决战即将到来，必须“综合运用东亚各民族的全部能力，以期这场决战的必胜，因此，我东亚各民族将被置于共同之命运下，必须结成一体”。[50]可见，石原的主张并非是亚洲各民族的提携，而是必须置于以日本为霸主的“一体”之下。到1945年日本投降，该团体发展会员达1.6万余人，直到战后，该组织继续活动。
此期间右翼运动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转向派”成立的右翼团体分外活跃。日本自1925年颁布《治安维持法》后，对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运动进行了弹压，1928年和1941年，当局又对该法进行了两次修改，增设了对共产主义运动者处以死刑、重刑等内容，以及“预先拘捕”等制度。即：即使没有犯罪事实，警察当局也可以根据此法将他们认为的“嫌疑者”拘捕。在当局的残酷镇压下，日本共产党及一些无产阶级政党不得不转入地下，一部分领导人逃往国外，也有一些领导人向当局输诚，成为“转向派”。“转向派”成立的右翼团体大体分四个体系。一是社会民众党首赤松克麿组建的“日本国家社会党”；二是原全国劳农大众党首今村等组建的新“大众党”；三是日本劳动组合联合头目下中弥三郎组建的“新日本国民同盟”；四是日本共产党和劳动农民党分化出来的“勤劳者前卫同盟”、“皇民意识振兴会”、“皇魂社”、“曙光社”等，都是原左翼派别“转向”过去的右翼团体。日本进入总力战体制后，一些团体汇聚在石原莞尔的“东亚联盟协会”的旗下，如昭和研究会、日本国体研究会、日本建设协会、皇道翼赞青年联盟等。
从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到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日本进入战时和总力战体制，国内法西斯专制政体日臻完善，右翼运动基本向“御用团体化”方向发展。[51]1940年，内阁总理近卫文麿发起“新体制运动”，宣扬“一国一党主义”，主张以全国一致的“新党”取代所有政党和团体。但遭到朝野的质疑，认为有重建“幕府”之嫌。近卫心怯，遂于当年10月组建一个“大政翼赞会”，作为“翼赞”天皇的组织，自上而下，上意下达，指导国民精神运动。到日本投降前，该会成为贯彻总力战体制、进行国民总动员的核心组织。“大政翼赞会”成立后，一些右翼团体被当局取缔；原本属于御用的右翼团体自然归服在“大政翼赞会”的旗下；还有一些右翼团体名义上虽然存在，但已经失去“独立自主”的意义，完全被纳入国家总力战体制之下，为日本的扩大侵略战争鼓噪，沦为法西斯化的右翼团体；另有一些团体改头换面，但其宗旨未变，如中野正刚的东方会改称振东社，石原莞尔的东亚联盟协会改称东亚联盟同志会，桥本欣五郎的大日本青年党改称大日本赤诚会，大日本党改称大和联盟，大日本生产党改称大日本一新会等。
是时，右翼团体在海外的活动已非同九一八事变前那样天马行空，而是受到当局和军部的严格限制。唯有右翼巨头儿玉誉士夫受到参谋本部的特别青睐。1939年4月，他受参谋本部的指派，在河内组建一支“捧皇队”，负责保护躲藏在河内的汪精卫的安全，后被参谋本部和外务省情报部聘为嘱托（相当顾问），协助军政当局组建汪精卫傀儡政权。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前夕，他又被日本海军航空本部聘为嘱托，在上海设立“儿玉机关”，为日本海军调配战略物资，[52]因此发了一笔横财，成为他在战后筹建右翼团体、豢养私兵、笼络和勾结政界大员的资本。
四 右翼运动的超国家主义特征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的纳粹、意大利的法西斯以及日本的皇道主义被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称为“三大反动”。日本的皇道主义在战争期间又演化成对外侵略、支配亚洲、奴役亚洲人民的超国家主义。在日本民间，右翼运动则是最充分张扬和推行超国家主义的“典范”。其显著的特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与时代潮流相悖的非理性。无论是“观念右翼”，或者是“革新右翼”，表面上看，均有一套自行炮制的“理论体系”，如玄洋社、黑龙会的国权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派高畠素之的《国家社会主义大义》、《批判马克思主义》，北一辉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纲》，五一五事件主谋者之一权藤成卿的《自治民范》，大川周明的《日本及日本人之路》，行地社安冈正笃的《日本精神研究》，石原莞尔的“大亚洲主义”，以及橘孝三郎的《皇道国家农本建国论》等，都是以皇道主义、日本主义为基本的思想构造。对内主张绝对天皇制，否定议会等一切民主制度，实行军人独裁专制，推进建立国民总动员体制；对外以排除白种人为招牌，鼓吹建立以日本为亚洲霸主的“东亚新秩序”，支配和统治亚洲民族和国家，甚至不惜诉诸武力，把战争灾难强加到亚洲人民的头上。
二是推崇恐怖手段的暴力性。打着“清君侧”的旗号采取暗杀手段，铲除军、政、财界的“绊脚石”，是右翼运动不可忽略的特征之一。任何右翼团体都有过实施暗杀恐怖活动的记录。为此，他们还炮制了一系列歪理，诸如“民族正当防卫论”、“政变合理论”、“暴力不可避免论”等，声称为了“国民利益”或“国家利益”，可以抛却“一身的利害而献身”，是“为了国家的革新而不得已的自我牺牲”，“没有暴力的右翼是没有意义的”等，[53]他们将这一切称为“恐怖美学”。
三是天皇中心主义的封建性。几乎所有的右翼团体都无条件地推崇天皇，强调天皇的“神格化”、“现人神”等，竭力维护天皇制政体。即使他们因某些问题对当局不满，掀起反政府、反重臣的活动时，也是打着“清君侧”的旗号，没有任何右翼团体对天皇制抱有一丝怀疑。无论是“三月事件”、“十月事件”，还是后来的“二二六事件”，叛乱军人张扬的都是“锦旗革命”，即以天皇为“锦旗”的革新运动。“二二六事件”之所以迅速平息，也是因为天皇指责了叛乱，叛乱军人随即放下武器主动投降。所以，战争时期日本的右翼势力往往不带有西欧右翼团体反权力、反政府的明显特征。
四是军国主义的侵略性。右翼团体是在“国权扩张”的声浪中诞生的，从它出笼的第一天起，就瞄准朝鲜、中国台湾和中国大陆，极力鼓吹大陆扩张，以武力手段实现天皇统治下的“八纮一宇”，甚至比政府、军部还要激进。从右翼诞生到九一八事变，在日本所有的对外侵略战争中，几乎都有右翼势力的影子，他们有时甚至发挥了政府和军部不可替代的作用。另外，在建立和维护殖民统治秩序、炮制傀儡政权等方面，右翼也发挥了别动队或急先锋的作用。
五是与政府、军部、财阀保持有特殊关系的关联性。右翼与政府高官、财阀、军部等意见相左时，也摆出抵制或反对的态势，甚至采取暗杀手段清除他们认为的“绊脚石”。但是，就他们的政治态度和政治取向而言，其主张与政治当局的施策并无二致，这也就使右翼同政府、军部、财阀形成了千丝万缕的内在关系。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期间，右翼活动不仅得到军部的支持，也获得财阀的援助。两次“满蒙独立运动”，就是大仓财阀做经济后盾。包括后来的“三月事件”、“十月事件”和“二二六事件”，大川周明、北一辉等人都从安田、三井、日产等财阀获得了经济的支持。这种特性一直延续到战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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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可知，日本右翼势力产生于明治维新以后，一大批失去昔日地位和权势的武士（士族），在争取“民权”遭到无情镇压和打击后，顺应当局的政治决策，变“民权运动”为“国权运动”，把目光瞄向中国大陆，以“民间志士”的面目到大陆“腾飞”，身体力行明治政府的大陆政策。所以，右翼是明治政府对外侵略扩张政策的产物，是近代日本社会、政治和经济变革中派生出来的特有的政治集团，是近代俄日两个后起的帝国主义聚焦在朝鲜和中国大陆进行殖民地掠夺和冲突的结果，贫穷落后的中国（包括朝鲜半岛）的土壤为其提供了生机和可能。换句话说，日本右翼与决策当局是同一棵根茎扎在大陆政策的土壤上，分别结出的政府和民间的两颗毒瓜，在对外侵略扩张的时代发挥着各自不同的作用。
同任何事物一样，右翼也有其发生、发展和衰落的过程。中日甲午战争的爆发，是右翼初显身手的开端，他们的“表现”使政治和军事当局认识到右翼存在的意义，开始蓄意利用并驱使之。
到日俄之间掀起战端，右翼真的“腾飞”起来，成为右翼历史上最值得炫耀和自诩的鼎盛时期。有史料称，先后有万余名右翼团体的成员（包括大陆浪人）参与到这场战争之中，从后方作战到情报窃取，从随军襄赞到外交谈判，他们都发挥了政府、军方以及外交机关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战后有许多人受到政府的嘉奖，一些人还因此跃居政坛高位。
两次“满蒙独立运动”，在日本政要和军部的直接或幕后支持下，右翼驱动东北土匪和内蒙反动王公，图谋把东北从中国版图分离出去，但是遭到了惨败。这使日本当局开始怀疑右翼的作用。加之以大陆浪人面目出现的右翼成员放荡不羁、桀骜难驯，有时甚至执意妄为、不服“天朝”管，难免与政府当局的大政方针有悖。右翼的地位有所下降。
九一八事变前后，是右翼作为“独立势力”推行大陆扩张政策的最后一逞。在国内外右翼势力的推动和配合下，日本关东军占据了中国东北，炮制伪满洲国殖民地政权。一部分右翼团体成员成为殖民地政权的文职官员，纳入关东军的指挥棒下。“二二六事件”后，日本军人全面控制了国家政权，急速向法西斯化的道路迈进，所有的右翼势力均统一在总力战体制的“国策”之下，沦为“御用化”团体。
日本右翼——一个荒谬的历史时代派生出来的畸形儿。
战后，这一畸形儿又在适宜的土壤中破土而出，并且伴随着国际时局和国内气候的变迁不断变换姿态，顽强表现，成为影响日本国内政治生活和社会秩序，甚至波及东北亚国际关系的一支不可小觑的力量。
[1] 以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等人为代表的“内治优先派”并非不赞成征韩和征台，其主要用意是排除西乡派势力，待西乡等人下野，他们立刻掀起了征台之役。
[2] 明治編年史編纂会編《集成新聞·明治編年史》第三卷，財政、経済学会，1935，第418页。
[3] 苏武缘郎：《明治史総覧》第三卷，明治史刊行会，1938，第512页。
[4] 古川万太郎：《近代日本の大陸政策》，東京書籍株式会社，1991，第151页。
[5] 古川万太郎：《近代日本の大陸政策》，第160页。
[6] 竹内好、橋川文三：《近代日本と中国》上，朝日新闻社，1974，第106页。
[7] 王希亮：《大陸浪人のさきがけ及び日清戦争への躍動》，《金沢法学》第三十六卷一、二合并号，1994年3月，第59页。
[8] 古川万太郎：《近代日本の大陸政策》，第163页。
[9] 《自由新聞》，1884年10月5日，转引自古川万太郎《近代日本の大陸政策》，第165、166页。
[10] 玄洋社社史編纂会：《玄洋社社史》，近代史料出版会，1917，第225页。
[11] 参考天道是《右翼運動100年の軌跡》，立花書房，2000，第5、6页。
[12] 黑竜会：《東亜先覚志士記伝》上，原書房，1965，第310页。
[13] 玄洋社社史編纂会《玄洋社社史》，第408页。
[14] 在日本，往往把在中国大陆和朝鲜等地从事国权扩张活动的右翼团体成员称作“大陆浪人”。
[15] 黑竜会：《国士内田良平》，原書房，1967，第72页。
[16] 该碑在战后被拆除。但“九烈士碑”和“三崎碑”仍然分别保存在日本京都和东京市内。
[17] 黑竜会：《国士内田良平》，第245页。
[18] 同上书，第183、184页。
[19] 同上书，第247页。
[20] 1701年，日本赤穗城主浅野内匠头长矩被吉良上野介义央斩杀，一年后，浅野的47名家臣闯进吉良私邸将其刺死，为浅野报了仇。但幕府将军下令47人剖腹，有46名武士遵命剖腹自杀，1人逃走，所以也有称“赤穗46士”，被誉为日本武士的典范。
[21] 佐藤垢石：《諜報将軍青木宣純》，墨木書房，无出版年代，第77～80页。
[22] 栗原健：《対满蒙政策史の一面》，原書房，1966，第292～296页。
[23] 黑竜会：《東亜先覚志士記伝》上，第325页。
[24] 会田勉：《川岛浪速翁》，文粹阁，1936，第163页。
[25] 关于“薄天鬼”、“薄天龙”匪队情况，详见渡辺竜策《近代日中民衆交流史》，雄山阁，1981，第132～143页；王希亮《日本来的马贼》，济南出版社，1995，第41～74页。
[26] 井上清：《日本帝国主义的形成》，宿久高等译，人民出版社，1984，第322页。
[27] 黑竜会：《東亜先覚志士記伝》中，第212页。
[28] 东北“易帜”通电，〔美〕唐德刚、王书君：《口述实录·张学良世纪传奇》上卷，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第332页。
[29] 黑竜会：《東亜先覚志士記伝》下，第67、68页。
[30] 黑竜会：《東亜先覚志士記伝》下，第72页。
[31] 黑竜会：《東亜先覚志士記伝》下，第74、75页。
[32] 同上书，第85页。
[33] 同上书，第86、87页。
[34] 黑竜会：《東亜先覚志士記伝》下，第91页。
[35] 葦津珍彦：《大亜細亜主義と頭山满》，日本教文社，1972，第187页。
[36] 大塚键洋：《大川周明》，中公新書，1995，第112页。
[37] 江口圭一：《十五年戦争の开幕》，小学館，1989，第85页。
[38] 大塚键洋：《大川周明》，第150、151页。
[39] 满洲国史刊行会編《满洲国史》（総论），满蒙同胞援护会，1971，第83页。
[40] 同上书，第88页。
[41] 黑竜会：《東亜先覚志士記伝》下，第112页。
[42] 天道是：《右翼運動100年の軌跡》，第19页。
[43] 木下半治：《日本右翼の研究》，现代評論社，1977，第44、45页。
[44] 大塚键洋：《大川周明》，第110页。
[45] 警備実物研究会：《右翼運動と思想と行動》，立花書房，1989，第7、8页。
[46] 转引自步平、王希亮《日本右翼问题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第19、20页。
[47] 木下半治：《日本右翼の研究》，第99页。
[48] 同上书，第97页。
[49] 步平、王希亮：《日本右翼问题研究》，第187页。
[50] 藤本治毅：《石原莞爾》，時事通信社，2001，第111页。
[51] 警備実物研究会：《右翼運動の思想と行動》，第107页。
[52] 堀幸雄：《戦後の右翼勢力》，勁草書房，1993，第169、170页。
[53] 東山兼仁：《戦後右翼の運動とテロ事件》前編，《治安フオ—ラム》2000年第4期，立花書房，第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