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在改革和发展实践中创新和完善宏观经济政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逐步增强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不断健全宏观调控体系，调整完善宏观经济政策，成功应对了1978～1996年短缺经济条件下投资消费双膨胀导致的经济过热和严重通货膨胀，1997～2012年有效需求不足背景下经济下行压力、亚洲金融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等造成的严重冲击，以及2013年以来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换挡、结构调整阵痛和前期政策消化“三期叠加”的挑战，促进了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一）经济体制改革是宏观经济政策演进的基本脉络

科学有效的宏观调控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伴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深刻变革，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在实践中创新和发展。特别是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后，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的宏观调控政策体系在实践中不断发展。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把建立和健全宏观调控体系作为五大支柱之一。经过1993年后的宏观管理体制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任务，把更大程度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健全宏观调控体系作为重要内容。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为创新和完善宏观经济政策体系提供了制度保障。

过去近40年，特别是党的十四大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以来，中国立足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根据国情合理借鉴市场经济国家理论和经验，逐步形成了以国家发展规划为战略导向，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产业政策、区域政策等相互协调的宏观调控政策体系。但也要看到，宏观调控在实践中仍然面临一些问题，缺乏体现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的调控指标，市场化调控工具尚不完善，行政干预手段使用仍然较多；政策之间效果抵消或负面效应叠加时有发生，调控决策及其实施的规范化、机制化建设滞后，政策传导机制不畅；宏观调控政策实施的法律保障和权威性、执行力不足等。这些问题的存在，影响了宏观调控的科学性、有效性。随着市场配置资源作用不断增强、宏观调控实践不断丰富，现有宏观调控政策体系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创新和完善。

（二）在改革和发展实践中创新和完善宏观经济政策

从过去近40年宏观政策的演进中可以看出，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定位具有服务国家中长期发展战略的特征，这与中国作为后起的追赶型经济体加快工业化、现代化进程是分不开的。在宏观经济政策框架中，增长和就业往往是首要目标，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是次要目标。为了实现增长和就业目标，宏观政策调控主要着力于投资和出口，在政策组合中往往是以具有结构效应的财政政策为主导，作为辅助性的货币政策也是以非市场化的数量型工具为主。2017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九大，做出了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大判断，这对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要求。

1．更加注重质量和效益的调控目标

长期以来，中国宏观调控目标是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随着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宏观调控要充分考虑经济发展从规模速度型向质量效率型转变的要求，更加注重质量和效益的调控目标，按照质量优于速度的原则，在明确经济增长预期目标的同时，把充分就业、物价稳定、金融稳定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今后一个时期，尤其要针对实体经济盈利能力下降、金融“脱实向虚”、资产泡沫和风险聚集等问题，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

2．更加注重从投资导向转向消费导向

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投资主导特征十分明显，稳投资成为稳增长的重要条件。但从2009年以来，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已连续8年回落，对经济增速的贡献持续下降。与此同时，2015年以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则稳定在50%以上。投资增速下降、消费贡献上升、国内市场扩容，标志着中国经济增长对投资的依赖度下降，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主导作用日益明显。宏观经济政策的着力点应该从投资导向转向消费导向，更加重视消费结构、消费周期等方面的一系列新变化，创新宏观调控方式，更多采取间接性、引导性调控手段，构建适应消费主导时代的宏观经济政策体系。

3．更加注重拓宽财政政策作用空间

中国宏观经济政策体系中，财政政策具有更重要的地位。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市场主导型结构调整路径，要求改变运用财政资金直接推动结构调整的做法，增加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和社会安全网方面的支出。在财政收入方面，要降低企业税费负担，降低社会保险费，清理各种不合理收费，营造公平的税负环境。这就要求，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并提高财政资金利用效率，同时从调整中央和地方政府债务结构、构建地方主体税种等方面改善政府中长期收支平衡，为发挥财政政策作用拓展空间。

4．更加注重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长期以来，中国货币政策具有价格型和数量型手段、市场化和非市场化政策工具综合使用的特点，根源在于利率传导机制不健全。随着中国国内金融市场机制和金融机构治理的不断完善，货币政策的传导渠道更为通畅，加之中国和世界的联系更加紧密，人民币国际化背景下资本双向流动更加频繁，原来一些行之有效的数量型政策效力趋于下降，而价格型政策的传导机制并不健全，要求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构建目标利率和利率走廊机制，推动货币政策操作从数量型工具为主转向以价格型工具为主。

5．更加注重加强政策协调配合

中国特色的宏观经济政策体系，既要发挥财政、货币政策的主导作用，同时又要促进财政、货币政策与产业、区域等政策的协调配合。这就要求建立健全重大政策统筹协调机制，加强财政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实现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同效应，避免政策效力过度叠加或相互抵消，形成政策合力，提高宏观调控效率。同时，还要加强财政、货币政策与产业、区域等政策的协调，增强宏观经济政策体系的有效性。

6．更加注重合理引导市场预期

随着经济市场化进程不断深化，市场主体日趋多元化，对政策信号更趋敏感，对市场预期管理的要求越来越高。过去几年，我国股市、汇市、房市、债市都出现过波动，各类风险的传导性也在增强，市场预期更加敏感。要更加注重市场预期管理，加强与市场主体的沟通交流，提高政策透明度，重大政策出台或者发生重大突发事件时做好权威解读工作，让市场主体能够更好地理解政策意图，防止发生误判，避免市场出现过度波动，增强在复杂局面下引导预期、管控风险的能力。

7．更加注重建立健全决策支持体系

加强经济监测预测预警，提高国际国内形势分析研判水平。强化重大问题研究和政策储备，完善政策分析评估及调整机制。加快完善统计法规和制度，加大对统计数据造假行为的惩戒力度。建立现代统计调查体系，推进统计调查制度、机制、方法创新。注重运用互联网、统计云、大数据技术，提高宏观数据信息及时性、全面性和准确性。加快完善政府信息共享平台，增进信息实时共享和互通，打破政府部门信息孤岛。

8．更加注重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

随着中国经济体量增大和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中国与全球经济的互动性明显增强。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不仅对全球经济的“溢出效应”开始显现，而且“边际效应”影响也在增大。要密切跟踪国际经济金融形势和主要经济体宏观经济政策变化，主动加强与主要经济体和国际机构的沟通对话。与此同时，充分利用中国经济体量增大、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上升的契机，主动创设议题，逐步完善多边或双边协调机制，增强在内外互动条件下驾驭经济、应对外部挑战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