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我国是一个农业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重农思想根深蒂固，影响深远。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由黄河、淮河及海河冲击而形成的黄淮海大平原，孕育了充满勃勃生机的农耕文明。在这一被统称为华北大平原的区域出现东胡林文化、南庄头文化、李家沟文化、河姆渡文化、磁山文化、后李文化、大河村文化等，表明这里是我国农业起源的中心。从夏商周三代，到秦汉魏晋南北朝，再到宋元明清时期，这一地区长期为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农业生产十分发达，中国古代几部大型的农书如《齐民要术》《王祯农书》《农政全书》《授时通考》等都是以华北地区的农业为主要研究和阐述对象的，这就是明证。明清时期是最为接近现代的时期，由于气候变化、人口激增、社会动荡等因素，农业生产尤其是粮食种植结构发生了不少变化，这无论在中国农业史还是在中国经济史及社会史上，都是影响深远的重大事变，都可以作为研究课题。因此，在本书作者秋芳同志随我攻读博士学位时，我曾建议她选择这方面的课题进行研究。2013年，她以《明清时期华北平原粮食种植结构变迁研究》为题，申请到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这无疑是对她的这一选题的充分肯定。本课题的圆满完成，正是她勤奋执着、覃思深究、不断开拓之结果。因此，我很高兴应邀在她的新著出版之际写上几句话，也很乐意对该书略做评介。

首先，对明清时期华北平原粮食种植结构变迁的研究，是华北地区乃至中国农业历史研究的重要视角。农业是古代社会最早出现的生产部门。在农业生产活动中，首先要解决种什么的问题，然后才是如何种的问题。在华北平原地区，最早培育的粮食作物是黍和粟。从新石器时代中期直到夏、商、西周时期，曾在黄河与淮河之间出现过“粟稻混作区”，同时菽、麦、麻也在此地大量种植。汉代小麦的种植量逐渐上升，所谓的“五谷”在种植结构的位次也在不断波动变化。但从夏商直到宋元，作为旱作农业主要作物的粟，一直在华北平原粮食作物中居于主导地位。小麦到了唐宋时方达到与粟并驾齐驱的地位，形成粟麦并重的格局，而水稻在华北平原则只分布在水资源状况较好的局部地区，从此“南米”“北面”成为我国南北饮食结构的鲜明区别。到了明清时期，华北平原小麦种植的主导地位得到巩固，商品化趋势加强，粟的播种面积逐步减少，但仍是普通百姓的主要口粮。高粱种植异军突起，逐渐取得重要地位。水稻还是随水资源状况呈现点块状分布，并有政策性波动。大豆尤其是黄豆和黑豆的种植发展很快。随着沿海上“丝绸之路”引入的玉米、甘薯等高产作物的不断推广，华北地区原有的粮食种植结构发生改变，其对后世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以上所述实际上是秋芳孜孜爬梳而得出的结论，它使华北地区粮食种植结构的演进变得清晰明朗起来，这不啻是对我国农史研究的一大推进。

其次，对明清时期华北平原粮食种植结构变化因素的综合分析，是缜密可信的。作者对这些因素的剖析包括：明清时期华北地区气候变化趋向寒冷，一些抗旱作物获得了快速发展；赋役制度的改革使得人口激增，人地矛盾加剧，此时高产作物玉米、甘薯的引入和种植正适应了这一需求；而政府和官员的推动、水利工程的兴起、经济作物的种植及商品化程度的加强都是粮食种植结构发生一系列变化的促动力量。以上分析切中肯綮地回答了为什么会出现种植结构变化之类的问题。

最后，该课题的研究具有不容忽视的现实意义。中国是一个有着超13亿人口的大国，粮食安全事关国家安危。中国人的粮袋子一定要紧紧攥在自己的手里，而绝不能依赖他人。明清时期华北平原粮食种植结构的变化是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历史是最好的老师，从长时段来看，华北平原粮食种植结构的变化总体上是适应生态环境条件而发生的自然而然的变化，这种顺应自然变化的粮食种植结构，基本满足了人们不断增长的生活生产等方面的需要。如小麦虽然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就开始栽培，先秦时期长期为“五谷”之一，在汉代得以大量种植，成为人人皆知的可口美食，但直到明清时期才成为华北地区的主粮。这一变化是十分漫长的、渐进的，更是自然而然地蹒跚般嬗变的结果。因此，在当今社会超自然的力量到了无所不能的情况下，我们切不可亵渎自然规律，为了一时的物质利益或政绩，强迫人们种植某些作物，或轻率地推广还不知其最终确切后果的生物技术，造成贻害子孙的后果。尊重自然，敬畏脚下的这片土地，立足于华北大平原的生态环境实际，使本区域的粮食种植结构得到最合理的配置，达到效益最大化和可持续发展，这也许是本书带给人们的启示和作者真诚的期望。

以上可谓对秋芳新著的祝贺，并殷切希望她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在学术的道路上不断取得新的更大的成绩。是为序。

王星光

2016年3月28日于郑州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