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从客观时间返回生存时间：当代西方哲学对时间的反思

《周易》原发时间观是“一种‘时间优先’地看待与处理世界的理念与方法”。这种理念和方法正是当代西方哲学，尤其是现象学——诠释学传统瓦解近代哲学认识论模式下的客观时间所采取的根本方法。因此，对照当代西方哲学所做的工作，有助于我们理解《周易》时间观的当代价值。

在西方，古希腊人从本原上追问时间，在赫拉克利特和巴门尼德那里，我们可以看到古希腊人对“生成”“变化”的惊讶和玄思。赫拉克利特提出“时间是第一个有形体的本质”，其意为时间是火的变化，即时间是变化本身。巴门尼德提出真理（确定性）与意见（不确定性）的两条道路，时间具有不确定性，因此被排除在“真理”之外。柏拉图延续了巴门尼德的哲学，时间被理解为造物主摹仿永恒的摹本。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希腊人善于静观的特点与中国人善于在变动中把握和谐的差异。亚里士多德提出时间是“依先后而定的运动的数目”，开创了西方哲学史影响深远的“物理学——神学”时间观。中世纪奥古斯丁提出时间是心灵的延伸，开始了对“内时间”问题的探讨。可以这么认为，在西方近代哲学发生认识论转向之前，时间仍然是与人有关的。自从近代哲学转向以“自我”思维的至上性、明证性为基础的知识论以后，时间从根本上讲就与人的存在与否无关了，成了一种客观的、均质的、不可逆的单向流逝。比如在康德的哲学中，我们的时间体验被还原为纯粹的感性形式，失去了它与人最根本的原初关联。当代西方哲学重新思考人的生存的时间性这一根本主题，认为我们对时间进行对象化的理解是错误的，时间是我们的生存活动打开的一个境域，要理解它，我们不能按照认识论“自我”意识的逻辑，而要通过时间去理解时间的具体结构，在时间中考虑时间。

在西方近代认识论哲学中，在主客二元对立的模式下，时间作为一种原初的时间体验被还原为时间表象，精神的这种“过分主动性”实质上是试图截断时间之流并对被给予的意识经验加以主题化，但它受制于与前反思的时间体验。当代西方哲学挑战近代认识论哲学的关键点也正在于此，近代认识论专注于知识的明证性却整个地丢失了人与世界充满生机的原初关联，而时间正是在这种原初关联中涌现的。当代西方哲学中，现象学——诠释学传统对时间问题的关注与《周易》的原发时间观有较多接近之处。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中的“此在”（Dasein，亦或可译为“缘在”）就是一个时间性主体，这从根本上有别于西方近代哲学的开创者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那种无时间的纯粹思维主体；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中更进一步从理解的角度指出时间性不是人理解世界的限制，而是根本方式，重要的不是像近代认识论那样排除时间性而是以一定的方式进入时间性。法国当代重要的哲学家梅洛·庞蒂从身体的角度重新激活被对象化的时间，认为时间不是我能把它记录下来的一种实在过程，一种实际连续，时间产生于身体与世界的关系。这个“身体”既不是纯粹主动的“我思”也不是纯粹被动的物质身躯，而就是投身于世界的某个有可能性的实际生命，这种主动性与被动性的互逆与交织在“命运”的不断呈现中逼出了被近代认识论所排除的时间性主题。梅洛·庞蒂说：“如果我们是绝对的精神，那么还原就不会有问题。但既然恰恰相反，我们在世界上存在，既然我们的反省处在它们试图截取的时间流动之中，那么就没有包括我们所有思维的思维。”这表明，科学的还原论思维必然要求排除原发的时间，但人与世界的生存关系要先于认知关系，我们必须从时间表象返回时间现象，也就是从客观时间返回生存时间。

当代西方哲学所要实现的“生活世界转向”“语言学转向”“后现代转向”“历史和实践转向”等主题无不蕴含着对传统哲学知识论意义上时间观的革命。在这点上，我们发现中国古老的《周易》里所展现出的原发时间观与当代西方哲学所要实现的革命有很多接近的地方。《周易》的天时观讲的正是在人与世界最紧密的生存层面而非认知层面上对人的生存形势的领会。当然，当代西方哲学对时间的反思是按照西方哲学内部哲学发展的线索展开的，它里面所展现出的个人体验色彩较重，尽管这不是近代主客体对立意义上的；而《周易》的时间观通过阴阳的“媾生”势态和机理来领会时机的构成特点，对时间的领会更加丰富和活泼。这里我们仍然可以看出西方精于详审地分析和追究，而中国善于活灵活现地“呈现”之中西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