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煦寰与第十二集团军的政工总队

梁钧

抗战军兴，国民党政府为适应战时需要，调整军队，划分战区，将广东、广西、赣南、闽南划为第四战区。由第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余汉谋担任战区副司令长官，代何应钦行使司令长官职权，政治部主任由余的挚友李煦寰先生担任。李煦寰生于世代书香之家，跟余汉谋是广东陆军小学同学。他早年曾留学法国攻读医药，获博士学位，因关心国家民族前途，回国辅佐余汉谋治军。七七事变后在国共第二次合作的推动下，全国人民同仇敌忾，团结御侮，掀起了抗日救亡的新高潮。为了挽救民族危亡，抵抗日本侵略，保卫革命策源地广东和祖国南方，李煦寰就任政治部主任后，就吸收不少爱国进步人士和名流学者充实战区政治工作机构，招收一批青年学生成立政治工作大队，积极进行抗日宣传和动员群众工作；同时举办民运干部训练班，派往各地开展民运工作，配合战时民众动员委员会和各个抗日群众团体，使广东的抗日救亡运动逐步从广州发展到全省。

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一日，日军占领广州，负责守土的余汉谋，撤退到粤北后，总司令部设在翁源县的三华。部队士气消沉，失去斗志。为振奋军心，平息民怨，李煦寰以抗日大局为重，忍辱负重，提出要明耻教战，大力帮助余汉谋抓住日军巩固广州外围后暂停北上的时机，于一九三九年初对所属部队进行大规模的整编和训练，并在翁源的南浦成立十二集团军军官补训团，分期分批调训各级军官，借以提高其军事政治素质；同时又吸收从广州撤退到西、北江的以抗日先锋队（以下简称“抗先”）为骨干的战时工作队（原属战时民众动员委员会领导，一九三九年初解散）及各地爱国青年八百多人，在翁源的香泉水开办政工人员训练班（又称政工总队）。从一九三九年三月开始，集训八个月，同年十月底结业，分派到所属各师、团和直属队担任抗日宣传和官兵教育工作，通称为政工队。在李煦寰的关怀下，这班能文能武、能写能画、能演能唱的青年人意气风发、斗志昂扬，英勇地战斗在炮火连天的战地和农村，提高官兵对抗战的认识，振奋部队士气，密切军民关系，动员群众起来支援军队，先后在两次粤北大捷中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在这段时期内，李煦寰为改进军队政治工作，增强抗击日军力量，采取了许多有力措施：

一、罗致人才，大胆使用。国难当头，为了抗日救亡，李煦寰在成立战区政治部时就任用一批名流学者和进步文化人。如尚仲衣、钟敬文、左恭、司马文森、石辟澜、黄新波、郁风等都到政治部主办军队政治教育和抗日宣传工作；林楚君、何巧生、林悠如等为政治工作大队队干部。以后在第十二集团军政治特派员室，又借重第三党人陈卓凡、郭翘然等办理该室的日常事务。在香泉水政工人员训练班所任用的总干事和政治教官如张育康、邓尧佐、秦元邦、廖辅叔、王鼎新等都是爱国进步人士。至于训育室的干事和各中队的指导员全部是原政治工作大队队员（其中大部分是中共地下党员和“抗先”队员）。训练班从筹备、招生、办学方针确定、政治课程设置、训练班人事安排直到学员结业分配，都放手授权给训育室和有关人员去决定。正因为李煦寰比较注重人才，凡是有能力、能办事而又肯办事的都加以罗致，大胆使用，在他的主持下，群策群力地把训练班办得很有成绩。

二、作风民主，虚心接纳建议。李煦寰作风民主，平易近人，深入下层。他经常利用公务空闲和大家在一起闲谈，了解下面情况，倾听大家意见。即使是到前方慰问部队和视察工作，沿途也经常将乘马让大家骑，自己和随行人员一起步行聊天，听取和接纳有关改进工作的意见。这在当时国民党旧官僚中是很难得的。开办香泉水训练班时，李煦寰就是采纳了陈卓凡、李见心等提出的要学习延安某些办学方法的建议，在训练班里由学员选出工作委员会（以中队为单位）实行民主管理，在学习上进行自由探讨。学员开展各项活动。学习方法，可以说基本上是仿效陕北公学和抗日军政大学的做法，连“抗大”的教育方针“团结、紧张、严肃、活泼”都张贴或写在课室和营房门口，所以学习生活十分活跃，政治气氛非常浓厚，学员的政治、文化水平和做群众工作的能力迅速提高。例如训练班开办时原属广州两个戏剧团体“艺协”和“蓝白”的成员被分散到各个中队受训，难以发挥演剧宣传人员的特长和作用。李煦寰采纳了大家的意见，开学不久就将两个剧团的成员集中起来，在现有中队之外另成立一个独立区队，以排戏和演出为主，更好地发挥了艺术宣传作用。训练班结束后，独立区队的学员，并入政治大队，人员相对分散，大家建议挑选一些更精干的艺术人员成立艺宣大队，李煦寰即同意在一九四〇年夏成立艺宣大队。一九四一年还把锋社剧团组成的第六十三军政治队与艺宣大队合并为第七战区政治大队，成为一个专业性更强、人才更集中、实力更雄厚、影响更大的专业文艺队伍（以后部分成员参加东江纵队，解放后成为华南文艺队伍的骨干）。又例如政工队员结业后都分配到部队去了，怎样领导和掌握这支队伍？大家建议在政治特派员室成立政工总队部，便于对整个政工队的管理和解决政工队员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并请李煦寰兼任总队长，他也采纳了并付诸实施。

三、态度开明，放松思想言论控制。当时参加训练班的都是满腔热情的爱国青年。他们不怕苦，不怕死，不为官，不为钱，一心只把青春献给抗日救国事业。同时青年人容易接受新鲜事物，勇于探索和追求真理。李煦寰深知人的思想和信仰是不能强加压制的，“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自古皆然。因此对青年学员的思想言论，采取开明和宽容态度。在他的默许下，训练期间学员各项活动都比较自由。大家不但可以阅读马列主义理论书籍和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著作以及公开出版的进步书报，而且可以自由进行讨论，发表各种不同意见。各中队都办有自己的学习墙报，内容丰富多彩。有的分析和评论抗战形势，有的批评训练班的缺点和问题，有的表扬好人好事，有的还转载当时有分量的进步文章。学员还经常举行民主生活会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帮助大家共同进步。最突出的是大唱抗日歌曲，如《太行山上》、《大刀进行曲》、《救国军歌》、《延安颂》、《游击队歌》、《打走日本鬼》等。李煦寰很重视歌咏的教育作用，经常很认真地一句句跟着大家唱。当时有一个训练班的负责人，曾暗谋抄禁学员阅读的进步书籍，因遭李煦寰的反对而未得逞。

四、大力支持和帮助政工队员。李煦寰把政工总队视为自己培育起来的政工队伍，并为此倾注了不少心血。政工总队成立伊始，即遭到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的反对。尽管李多次据理力争，申明政工总队的成立是本着动员全民抗战的精神和顺应爱国青年热烈要求参加抗战的愿望，是使广东抗日形势顺利发展的必要措施，但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始终不予承认。最后政工队员的编制、名额和经费，只好由第十二集团军自筹。办法是从所属部队每个连抽出两名士兵饷项来解决。学员派出后，李不但在工作上为这些既没军衔又没军阶，每月只二十元（法币）生活费的政工队员撑腰，为他们创设能顺利开展工作、大显身手的条件，并多次嘱咐各师团政工主管要充分发挥政工队的作用，不要压制和责难这班“细路”（按：这是李对青年队员的亲切称呼），并将政工队员的升迁、调动、去留由总队部直接掌握，不受所在单位军政机关约束。为了了解政工队员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除总队部与各师团政工队保持经常性联系外，还定期派出人员到部队进行视察。李曾先后两次主持召开有政工队骨干参加的大型政工会议，听取政工队员在两次粤北战役中的情况汇报，并表扬了在战斗中表现出色的政工队员。

广州沦陷后，在撤往粤北的途中，李煦寰就和政治工作大队队员一起行军，共同生活。到了翁源三合渡期间和青年队员的接触更频繁，特别是在香泉水训练班，更经常和大批朝气蓬勃的“细路”打交道。青年人的热情、纯洁、正直、无私，使他受到感染，留下深刻印象。通过接触、沟通感情，增进了解，他经常对人说：“和这班‘细路’在一起，是我一生中最愉快的时期。”

当时战争环境，生活比较艰苦，李煦寰对弃家为国的青年非常关心和同情。看到体弱多病的队员，总是安置到他家里休养，像李静筠、刘树阶、罗锦江、何雪飘等人，都得到他一家的照顾。对政工队员的子弟有困难的都给予解决。当时设在仁化县的韶州师范学校有个少年班，就是李煦寰为撤退到粤北的政工队员的弟妹们开办的。他们以读书为主，也向群众进行抗日宣传工作，学杂费和一切生活费用全部由特派员室负责。

一九三九年四五月间，训练班的独立区队学员容小玲（原是艺协剧团女主角，以饰演吴祖光剧作《凤凰城》中的日本女间谍川岛芳子出名）病逝，训练班为她在香泉水举行隆重的追悼会，李煦寰担任主祭并亲自撰写一副挽联高挂在灵堂上。联曰：

铁般意志，锦样年华，前路正光明，不分竟寻《蝴蝶梦》；

水咽香泉，云飞南浦，登场零粉墨，那堪重说《凤凰城》。

流露了他对青年学员的深情厚谊和对死者过早逝去的惋惜。

一九四〇年春，在韶关的政治大队为配合讨汪宣传，由陈卓猷编导了一个四幕喜剧《陈列室》，揭露汪精卫卖国投降的丑剧。李煦寰亲临排练场，向陈卓猷介绍了汪精卫的生平丑事。这个戏排练成熟后，十多个队员到长官部礼堂装台准备演出，李路过看到大家很卖力，就高兴地说：“你们今晚到长官部饭堂吃饭，给你们加菜。”接着，就嘱咐饭堂为他们加了三条烤乳猪，吃不完的还拿回队里分给大家吃。像这样体贴、关怀青年人的例子是很多的。

对在他属下工作的政工队员，有困难时请求帮助的，他只要力所能及就给予解决。如第七战区政治大队要参加在桂林举行的西南戏剧展览会，为政治部某些人所反对，但李煦寰却批准他们参加，使这些青年剧人得到很好的学习和交流的机会。又如一九四四年在乐昌坪石中山大学读书的原政工队员（大多数是中共地下党员）组成中大战时工作队，在曲江外围农村搞抗日宣传活动并准备到东江纵队，因经费无着，他们推选代表到韶关向李煦寰求援。李当时很高兴，立即拨一笔钱给那位代表带回去。“中大队”就用这笔钱搞宣传，然后去“东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