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我国数量经济学发展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一 诱人回忆的昨天
（一）从个人经历谈我国数量经济学发展史中老一辈经济学家的领导和作用（1959～1986年）
1．孙冶方的访苏和决定（1959年）：时任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的孙冶方访问苏联归来，写了个报告，并把我从哲学社会科学部团委副书记的岗位上调回经济研究所。派我出国学习经济数学方法，但由于中苏关系破裂而未成行。后又决定在经济所设立经济数学方法研究小组，由我任组长。
2．于光远的倡导和拍板（1965～1979年）: 1965年，时任中宣部科学处处长的于光远找数学家华罗庚教授到他的办公室，商讨建立我国经济学家和数学家的联盟，一是要在经济中应用数学方法，二是要在应用过程中发现和提出新的数学方法，叫我去参加了。这两方面的任务都很重要，特别是后一方面，更有挑战性。但很遗憾，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这个设想就告吹了。1979年，于光远当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他交给我一个任务，要我召集一批学者，有经济学的、数学的、管理学的、工程学的，三十多位，在北京友谊宾馆召开“开展数量经济研究，成立中国数量经济研究会”座谈会。会议提出，“经济数学方法”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名称是可以的，但作为学科名称不合适，那么到底叫什么好呢？当时会上共列举了十一个名称，如经济系统学、经济运筹学、经济计量学、数理经济学、经济控制论、数量经济学等。最后由于光远拍板，就叫“数量经济学”，英文名称为Quantitative Economics。这个名字是经过考证的。于光远起了最后决定的作用。这次会后原有的“中国经济数量方法研究会”就改为“中国数量经济研究会”，此后又改为“中国数量经济学会”。
3．马洪的指派和领导（1979～1983年）：马洪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他根据社会科学院同美国福特基金会的协议，派我和其他四位学者赴美国做访问学者，并叫我做组长。后来我被指派到宾夕法尼亚大学，在198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莱因教授的指导下从事研究工作。1982年2月，按时回国，又接受了马洪交给我的两项任务：一项是到江苏常州总结当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后来出了一本书；另一项是筹备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该所是在经济研究所数量经济研究室、工业经济研究所的管理现代化研究室，以及技术经济研究所三个单位的基础上成立的。
4．宋平的面谈和调令（1986年）：宋平同志时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现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他找我面谈，要我去即将成立的国家经济信息中心（现为国家信息中心）参与领导工作。有一部分任务是分管经济监测、经济预测与分析等工作，这就是数量经济学具体应用的实践。后国家计委下调令，我就从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到国家信息中心工作。
从我国数量经济学研究的历史可以看出，其发展从理论到实践都是与上面提到的孙冶方、于光远、马洪、宋平等老一辈著名经济学家和领导的远大眼光和关心分不开的。
（二）在自主研究的同时从学习苏联转向学习美国
1. 20世纪60年代初与20世纪70年代初的自主研究：当时经济研究所的经济数学方法研究小组一共只有三个人，除我以外，还有张守一和甘兆熙，他们都是留苏回国的大学生。我们自主研究的问题有经济研究中运用数学方法的一般问题、社会主义再生产模式、部门联系与部门联系平衡表，以及经济计量学的批判利用等。这中间隔着一次“文化大革命”，还有一些其他的政治运动，所以，我们的研究工作是断断续续的，几乎无法进行。后来我的一些研究成果统一收录在1980年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经济数学方法研究》一书中。
2. “经济数学方法”的命名与翻译苏联学者的著作：“经济数学方法”的全称是“在经济研究和计划工作中应用数学方法和电子计算机”。这个名称是从苏联引进的。当时我们三个人翻译了苏联涅姆钦诺夫院士的《经济数学方法和模型》这部经典著作，后于1982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此外，我们还翻译了苏联、波兰、匈牙利、捷克等国家的有关部门联系平衡表的一批论文，后来这些译稿汇集成《投入产出法文集》出版了。
3．赴美进修（1980～1982年）：在这期间我在美国写了一本书——《经济数量分析概论》，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另外，我还访问了全美14个科研单位、大学和企业的50多位著名学者（如阿罗、萨缪尔森教授等）并写成一份题为《发展经济预测和政策分析》的调研报告，受到原国家计委经济预测中心的重视和推崇，上述报告中的经济预测部分内容以论文形式发表在《人民日报》上。
4．克莱因教授与经济研究所合作的颐和园经济计量学讲习班及其影响（1980年）: 1980年夏，以克莱因为首的七位美国经济学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组织下，在颐和园举办了为期七周、有一百名左右的中国学员参加的经济计量学讲习班，这个讲习班影响很大，为中国培养了一批学术骨干。为了纪念讲习班举办20周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还出版了一本论文集——《数量经济学发展前沿》。
（三）改革开放和发展是我国数量经济学兴起的推动力
1．决策和预测、研究和管理的巨大需求，催生了20世纪80年代上半期我国数量经济学的第一个高潮。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决策要科学化、民主化，经济计划需要经济预测，经济研究方式需要数量化，经济管理需要现代化，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强大的社会需求远比一百所大学更有力量。上述社会需求有力地推动了我国数量经济学的兴起。
2．当时国务院领导关于上送报告要求定量化的指示，规定所有报告必须有数字和数量分析，没有的一概退回，这从行政上有效地促进了业务部门对经济数量分析的高度重视，从而为我国数量经济学的推广和应用创造了有利条件。
3．在我国数量经济学兴起的第一个高潮中，两个最大的亮点是：投入产出分析的推广应用和经济预测的普遍发展。当时从中央到地方乃至企业广泛编制投入产出表，其规模在世界上仅次于日本。经济预测工作受到各级计划部门的高度重视，涌现出一批经济预测机构。由于从事这些工作的干部了解全面的综合情况，容易受到领导的重视和提拔，因此有不少从事经济数量分析的干部和学者在我国的实际部门中扮演了不同的领导角色。
4．经济研究从传统研究方式开始转向现代研究方式。在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的传统经济研究多为定性的研究，对经典著作和党的政策进行阐释和宣传缺乏定量分析、实证的和经验的研究，往往不重视研究方法和方法论。我曾于1986年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上发表过一篇论文——《数量经济学与现代经济科学的发展》，认为数量经济学是经济学的一个新分支，它须以经济理论为基础，同时它又能促进传统经济研究向现代经济研究转变，经济研究方式转变的需求是我国数量经济学发展的一大动力。
（四）我国数量经济学发展得益于几个条件
从过去的发展看，我国的数量经济学发展得益于很多有利条件，这些条件都是很重要的，这里主要讲以下六个条件：
1．全国性的研究会或学会组织：1978年我们就成立了由七八个人组成的中国经济数学方法研究会。一年多以后扩大成为有二三十人参加的“中国数量经济研究会”。20世纪80年代中期又改名为“中国数量经济学会”，并不断壮大起来。这个组织是非常重要的，它起到了团结、组织、动员学界和扩大学界影响的作用。
2．特定的研究基地：从经济数学方法研究小组到数量经济研究室，再到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这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系统发展起来的。后来在清华大学、吉林大学、华侨大学以及其他高等学校都有了研究数量经济学的单位和队伍。其中清华大学、吉林大学、华侨大学就取得了把数量经济学作为国家重点学科的资格，吉林大学还成为全国高校系统的数量经济学研究基地。
3．有吸引力的学术园地：园地是发表研究成果的刊物，也是发现青年研究人才的场所。1983年我们创办了《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杂志，一直延续至今。可惜当时创办的《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译丛》中途停办了。希望今后创办更多的和有更大影响的数量经济研究专业期刊。
4．专业研究生培养制度：从1979年开始我们培养投入产出分析方面的硕士研究生，198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建立了第一个博士点，后来吉林大学、清华大学、华侨大学等相继有了数量经济学的博士点。建立和健全培养硕士和博士的研究生制度，为培养高水平的数量经济专业人才所必不可少。
5．有一定质量的教材、专著和其他出版物：最早中国数量经济学会曾委托南京大学、武汉大学的教授分别编写经济计量学、经济预测学和决策技术方面的教科书，此后又鼓励和支持有关高校和教师撰写数量经济学各个方面的教材和专著。我们还组织力量出版了经济学大辞典中的《数量经济学》卷。这就使数量经济学在整个经济学中有了自己的学科地位。
6．广泛的国际交流与合作：1983～1985年我们曾组织数量经济学代表团访问日本和澳大利亚，还出版了相应的访问成果。一开始，我们就同美国克莱因教授创立的Link组织建立了牢固的学术联系，不断地派年轻学者去参加有关的国际会议和进行为期两年的访问学习，除克莱因外，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列昂捷夫等教授都应邀访问过我国。广泛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是促进我国数量经济学国际化发展的必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