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独立后的新西兰

一 从自治到独立

对像新西兰这样的白人移民占多数的殖民地，英国实行了不同于其他殖民地的管理方法。在白人殖民地，因在民族构成和文化上与英国有同根同源的关系，很容易把英国的政治制度和管理方式移植过来，所以英国一般允许白人殖民地在内部事务上实行自治，但外交和国防的管辖权仍掌握在英国手里，立法权也受到英国议会的限制，英国仍牢牢掌握着对殖民地的宗主权。

新西兰在1853年就在各省建立了选举产生的省议会和设立了选举产生的省督。1854年选举产生了全国议会。1856年获准建立责任政府，主管除毛利人事务以外的全国行政事务，从此新西兰成为自治殖民地。不过国防和外交还受母国的管辖，代表英国国王的总督还有一定的实权。但在1892年，英国殖民事务部通知总督说，他必须听取其责任内阁和内阁各部长们的建议。从此，总督就再也没有否决过政府做出的重大决策，他的作用类似英国国王（或女王）在英国的地位。新西兰成为享有自治权的国家。

在加拿大（1867年）和澳大利亚（1901年）等国获得了自治领地位后，随着新西兰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移民及其后裔中新兴资产阶级对国内政治生活影响的增强，人们要求自治的呼声逐渐高涨。1907年，英国被迫同意新西兰成为自治领，新西兰从此基本上获得独立，但其外交等方面的主权还受到一定的限制。用自治领取代殖民地的称谓不仅是一个称呼的改变，也是实际地位的变化。从此以后，英国议会在自治领不同意的情况下无权通过涉及自治领的法案，而且英国议会还必须根据自治领的要求修改它们不满意的法律。自治领虽然不享有独自进行外交活动的权利，但有权决定参加或退出与它们自身利益有关的商务条约，也没有义务在英国参加的战争中起积极作用。自治领与宗主国关系的这一变化在1907年召开的英帝国殖民地会议上正式确定下来。这时的新西兰已具备了主权国家的一些基本特点。

1914年7月28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英国于8月4日对德国宣战，新西兰也和其他自治领一道正式参战。在战争期间，新西兰自由党和革新党组成联合政府，共同执掌政权。新西兰在这次战争中表现了对英帝国的忠诚，积极派遣军队投入战争。8月29日，新西兰的一支1400人的军队占领了德国的殖民地西萨摩亚。同年10月，新西兰又派一支远征军赶赴埃及，准备投入欧洲主战场。新西兰军队参加的第一次战斗是击退土耳其军队对苏伊士运河的进攻。在1915年4～12月的加利波利血战中，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军队组成澳新军团，付出了惨重的代价。1916年，新西兰军队组成单独的新西兰师，开赴法国参加索姆河战役，后来新西兰的来复枪骑兵部队参加了巴勒斯坦战役。在这场世界大战中，新西兰一共动员了12万人以上的兵力，派往海外参战的兵力达11.7万人，占新西兰总人口的10%，约占有能力携带武器的成年男性人口的40%。伤亡人数超过5.6万人，其中死亡1.6万人、伤4万人，每17个居民中就有1人伤亡。新西兰用于战争的支出高达8200万英镑。相对于国土面积和人口而言，新西兰为战争所做出的牺牲可能是英帝国成员国家中最大的。它在战争中所做出的重大贡献为其一战后地位的提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事实上，还在一战期间，新西兰自治领的独立地位就有所加强。战时成立的“帝国战时内阁”召开的会议吸收了各自治领政府的首脑参加，它实际上是英国和自治领政府之间在战时的一种协商会议。战时英帝国内阁所做出的决议必须送交各自治领政府批准，并获得各自治领议会的支持，否则对任何一个自治领政府都没有约束力。在1917年举行的帝国会议上，英国就不得不承认，各自治领在对外政策上享有充分的发言权；只有通过充分协商，各自治领政府才有可能和英国政府采取一致行动。

在1919年召开的巴黎和会上，包括新西兰在内的各自治领的代表以独立的身份参加了会议，获得了同其他国家一样的待遇。他们还以自己国家的名义签署了《凡尔赛和约》，成为国际联盟的成员国，1936年新西兰被选为国际联盟理事会临时理事国。这说明，它的自治领的新地位已在国际上得到承认。

1926年的帝国会议更是自治领走向独立的里程碑。在这次会议上发表的《1926年帝国会议关于帝国内部关系的报告》（又称《贝尔福报告》）明确声明：“大不列颠和各自治领是不列颠帝国内的自治社会，地位平等，无论在其内政和外交的任何方面，彼此均不相互隶属，虽然以对英王的共同效忠而联成一体，却是作为英联邦的自治成员而自由结合的。”1931年英国议会通过的《威斯敏斯特法》再一次确定了英国和各自治领之间的平等关系，承认了新西兰自治领对内对外政策的独立。在此后的英国官方文件上，“英帝国”的名字已被“英联邦”取而代之。自治领已有权向其他主权国家派遣使节，签订各种条约。新西兰事实上已成为完全独立的国家。

二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经济和政治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新西兰经济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一战期间，新西兰除随英国参战以外，还向英国供应食品和毛织品等军需品。英国对新西兰农产品的需求量大增，奶制品、肉类、羊毛供不应求，价格上涨，当时缺少的只是运输工具。与此同时，由于可从国外获得的工业制成品数量减少，新西兰便加快了国内所需工业品的生产，因而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上升。

战争结束后，新西兰国内外市场的需求旺盛，经济出现了短暂的繁荣。一战后，新西兰奶油和奶酪的出口量比战前增加了1～2倍。但好景不长，从1921年起，世界市场上的农牧产品价格下降，新西兰的出口数量虽然没有减少，但出口收入大幅度下降。整个20世纪20年代，农产品的出口价格都很不稳定，例如，1923年价格虽有所回升，但到1925年又开始下降。这种情况对农牧民非常不利，他们的辛勤劳动不能获得稳定的收入。

一战后，国内贷款的大量增加助长了经济的虚假繁荣，靠借贷发展生产的农牧民经常承受沉重的利息之累。在农牧产品价格不稳定的困难时期，有些农牧场主被迫出让自己借贷时抵押的土地；另外一些人则靠提高价格发了财；还有一些人以获取利息为生。在这一时期，因大量采用节省劳动力的机器生产，失业人数增加，工人的实际工资下降。由于社会分配很不均衡，各种社会问题空前尖锐。

在这样的背景下，工人运动高涨，一些在战前成立的工会组织又活跃起来。工会运动出现了按产业组织工会和加强工会联合的趋势。1919年成立的劳工同盟就是工会联合的一个典范，它吸收了运输业、采矿业、金属制造业和冷冻业等行业的工人。它的目标是以产业为基础，把新西兰所有的工人组织起来，以便利用工人阶级的力量改造社会。但因工人阶级内部不团结，劳工联盟联合工人阶级的目标并没有实现。1923年，劳工联盟因新西兰矿工联盟的解散而受到削弱。1925年铁路职工联合会也因罢工的失败而退出劳工联盟。1926年，因出口商品价格下跌，工人阶级处境普遍恶化，劳工联盟和其他工会的立场逐渐软化。

一战以后，长期执政的自由党逐渐衰落。在1922年的大选中，革新党获胜，它取代自由党执政到1925年。革新党的社会基础是城乡富裕阶层，它为了赢得农牧场主的支持，采取了一些扶持农牧业发展的措施。政府向农牧场主提供廉价肥料，创办梅西农学院，1923年增加了向农牧场主提供的贷款。1927年根据《农村贷款法》和《农村中间信贷法》，完善了农村信贷条款。1921～1928年，政府向农牧场主提供的贷款超过了3000万英镑。政府还向本国人民和英国借款，加速了铁路、公路和水力发电工程的建设，这些基础设施的完善加快了国家工业化的进程。为了促进农产品的销售，政府成立了若干管理局，1922年成立肉类出口管理局， 1923年成立奶制品出口管理局，此后还成立了主管水果、蜂蜜、栲丽胶出口的管理局。除政府代表外，管理局还吸收生产者的代表和其他相关人员的代表参加。这些管理局制定产品配制、分等、包装和销售的政策，负责调节商品流通量，防止商品过剩，制定合理的运费等，以保护农牧场主的利益。

1929年10月，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世界经济危机于1930年波及新西兰。新西兰主要靠出口农牧产品来换回国内需要的工业品，对海外市场的依赖性很大。而且，在经济危机中，农牧产品的价格比工业品价格下降得更快，因此，这次空前严重的经济大危机对经济的打击特别大。1931～1932年，新西兰的出口量有很大增长，但出口收入从1928年的5500万英镑减少到1931年的不足3500万英镑。出口收入减少了，可是还债付息的支出并没有减少，为此，新西兰必须出口更多的羊毛、奶油和肉类等农牧产品。1928～1929年，新西兰14.42%的出口收入用来支付政府和地方机构在国外贷款的利息，1931～1932年贷款的数量略有减少，但支付贷款的利息增加到占出口收入的26.09%。这种情况影响了收支平衡和进口工业品的数量，加重了国内的经济困难。因农牧产品的价格下降幅度最大，农牧民受经济危机的打击最为严重。农牧民的收入减少，导致他们对工业品的需求下降，对工业生产造成了负面影响。生产上的困难和个人收入的减少，也使个人所得税和关税收入下降，使政府财政困难加剧。国内陷入一片萧条，公共工程项目缩减，工业开工不足，商业萎缩，失业人数急剧增加。根据1933年10月的统计，20岁以上男子的失业人数达到近8万人，在16～65岁靠工资为生的男性人口中，估计每4个人或3个人中就有1个人失业或在政府举办的救济工程中劳动。

政府在应对经济危机方面采取了一些应急措施。1930年，议会通过《失业救济法》，根据该法设立了失业救济基金，其中的50%来自国家财政，其余来自20岁以上的男子按每人30先令缴纳的税款。政府举办失业救济工程，安置失业者。1931年9月，革新党和统一党联合组成国民政府，由统一党领导人福布斯担任总理，革新党的戈登·科茨任失业救济部部长，1933年1月他又接任财政部部长。他在制定应对经济萧条的措施方面发挥了建设性的作用。

1932年，政府修改了《劳资调解和仲裁法》，取消了仲裁，对劳资争端实行强制性调解，降低个人和公务员的工资，削弱工会力量，减少教育费。1934年，政府成立农业执行委员会，负责监督农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同时，政府还降低房租，减少房屋抵押贷款；降低利率，以刺激工商业的发展。为保持社会稳定，政府加强了对失业工人的救济。

1933年，生产开始复苏，奶制品的生产量增加，价格回升。政府于1935年降低了税率，提高了公务员的工资。

饱受经济萧条之苦的广大选民对两党联合的国民政府产生不满，他们渴望变革。成立于1916年的工党在新西兰政坛上活跃起来。工党是在1914年为推动工人代表进入议会而成立的工人代表委员会和其他进步组织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在纲领中虽然表明要实现社会主义，但并未打算将这一目标付诸实施。实际上，工党是承认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仅主张通过改良来改善工人阶级的处境。而在这时，以中下层群众为主要社会基础的工党提出了一些具有吸引力的口号，如发展第二产业；对银行和信贷政策加以控制；保证奶制品的价格，以使牧场主获得稳定的收入；应对经济萧条不能光靠削减工资，而应采取别的方法。工党的这些主张赢得了小农牧场主、制造业者、城市中产阶级和普通市民的支持。在1935年的大选中，工党获得胜利，成为执政党。1934年担任工党领袖的迈克尔·约瑟夫·萨维奇出任第一届工党政府首脑。

工党上台时，大萧条已经过去，但失业问题仍很严重。工党政府采取了一些减轻危机后果的措施：1936年的《财政法》要求把危机时期减少的工资恢复到1931年3月的水平；增加养老金和家庭津贴；开展大规模的公共工程建设，安置失业工人；削减工时，在不减少工资的情况下，把正常的工作周改为每周5天，一周工作40小时；用法律来规范农业工人的工作条件和工资；固定基本工资；恢复仲裁法庭处理劳资纠纷的权力，强化仲裁法庭的作用。

因农牧产品的市场需求不稳定，价格波动比较大，农牧民的收入经常受市场行情波动的影响。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根据政府建议，议会于1936年通过《农牧产品销售法》，规定农牧产品一经装上船，就成为政府财产。政府根据生产成本和国内外市场行情，制定农牧产品的价格，以保证农牧民从产品销售中获得合理而稳定的收入，避免受市场行情波动的影响。政府利用行情好时所获得的多余收入建立专款，用以弥补价格下跌时的损失。这项政策首先是针对奶制品的，但也适用于其他农牧产品。1937年，政府在销售部里设立了国内销售局，对奶制品、蛋、水果、蜂蜜、牛犊肉、栲丽胶和蔬菜等产品的销售进行管理。这些措施使生产者免受价格波动的影响，同时也保证了主要食品的正常供应，使生产者和消费者双方均受益。

为了减少对国外工业品的依赖，工党政府鼓励发展工业，如制靴业、装配工业、橡胶工业、食品加工业等。1936年，议会通过《提高工作效率法》，旨在促进新工业发展和提高现有工业生产率。为了保证工业的平衡发展，政府授权工商部部长实施了许可证制度。政府还在1938年底加强了进口管制制度，进口商只有在取得许可证后才能输入各种商品，进口商品的数量和品种要根据本国的生产能力来确定。这些措施对克服经济的单一性，促进经济的平衡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新西兰的制造业有了显著进步，工厂工业（不包括建筑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受雇人数从1936年的86588人增加到1948年的140267人，工业产量增加了86%，而同期农牧业生产仅增加了8%。

工党政府加强了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1936年，政府根据一项法令，购买了1933年成立的储备银行的全部私人股份，将其置于财政部的直接控制之下。政府还接管了铁路和广播电台等公共机构，由公共工程部直接管理。

三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新西兰

新西兰远离其他大陆，大洋是它最好的屏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现实威胁到来以前，新西兰几乎没有感受到战争的危险。但在日本向南太平洋扩张的意图逐渐明显以后，新西兰开始产生危机感。1939年1月16日，一份新西兰报纸惊呼：“我们现在才开始明白，远东正在变成近东。”

新西兰本身没有足够强大的国防力量，它仅有的海陆军力量只能击退个别舰只的进攻。它的防务战略完全建立在这样一种设想的基础之上，即一旦太平洋发生战争，英国就会从它在亚洲最大的海军基地新加坡派出强大的舰队以加强在太平洋的海军力量。基于这样的战略设想，新西兰在涉及防务问题的政策上，一般都紧跟英国。例如，1938年张伯伦同希特勒签订《慕尼黑协定》后，新西兰政界和舆论界都是一片赞扬声。但当太平洋地区的战云日益逼近的时候，新西兰对英国的信心开始动摇。假如英国在欧洲陷入同德国和意大利的战争，英国还有力量派遣军舰到太平洋参战吗？新西兰当政者早已心存疑虑。英国当政者虽多次向新西兰保证，一旦太平洋发生战争，英国将立即派遣海军舰队前往，但始终没有制订具体计划。

在这种情况下，新西兰开始转向美国寻求防务支持。在此以前，新西兰和美国在太平洋岛屿的权属问题上存在争端。南太平洋岛屿是美国空中交通和海军的重要基地，美国早已把触角伸向那里。但西萨摩亚是新西兰的托管国，新西兰对其附近的岛屿也有扩张意图，反对美国势力向那里渗透。在日益逼近的日本威胁面前，新西兰和澳大利亚都希望和美国改善关系，它们表示不反对美国的空中航线将太平洋岛屿作为基地。

尽管如此，新西兰对日本还是心存侥幸。当日本1931年发动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后，新西兰政界庆幸日本的侵略矛头指向了有利于新西兰的方向。但这种心理没能维持多久，日本咄咄逼人的侵略态势最终搅扰了新西兰的安宁。

1939年9月1日德国侵略波兰后，英国于9月3日对德国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英国首相张伯伦将此情况通告各自治领政府，并要求各自治领将自己的决定通知英国政府。新西兰政府立即决定和英国一道参加战争。总督和总理在宣布新西兰进入战争状态的宣言上签了字。

对德战争开始时，日本还没有在太平洋采取侵略行动，因此新西兰采取的第一个行动是将两艘巡洋舰拨给英国海军部调遣。接着，像一战时一样，新西兰将自己的军队调到了近东。1939年10月，一支6000人的军队离开新西兰，开赴埃及。次年，新西兰又派出两支部队，一支派往英国，以加强英国南部的防卫力量，防止德国军队的入侵；另一支派往埃及。

1940年4～6月，德国入侵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丹麦、挪威，很快攻陷这些国家，然后逼使法国投降。英国危在旦夕，自顾不暇，完全没有力量顾及太平洋地区自治领的安全。新西兰立即着手建立同美国的密切合作关系。新西兰政府建议在美国建立自己的代表处。1940年12月23日，美国正式同意同新西兰建立外交关系。

1941年9月，美国的B-17飞机（“飞行堡垒”）开始从菲律宾途经威克岛、莫尔兹比港（巴布亚新几内亚）和达尔文市至夏威夷的航线上飞行。后来，美国国防部认为此航线离敌人太近，决定将航线南移，开始在复活节岛和坎顿岛建立机场。1940年10月16日，新西兰总理福布斯在一次帝国特别委员会的会议上建议在太平洋建立军事基地。他认为，没有这样的基地，太平洋实际上就没有防护。1941年10月，美国政府要求在太平洋岛国建立机场，新西兰立即予以答应。11月17日，美国向新西兰提出，要在斐济建立3个机场，同样获得新西兰的赞同。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美国在夏威夷的海军基地珍珠港，并向马来亚、新加坡、中国香港和菲律宾发起进攻。12月9日，英国的“威尔士亲王号”和“却敌号”巡洋舰在马来亚水域被日本飞机炸沉。次年2月，英国在远东最大的军事基地新加坡沦陷，日本还先后攻占菲律宾、荷属东印度——印度尼西亚及太平洋上的一些小岛，在太平洋占据了主宰地位。早在1940年9月，日本就把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纳入它所宣布的“共荣圈”范围。这对新、澳两国来说，日本入侵的潜在威胁已变成现实威胁，形势突然变得异常严峻。

新西兰军队的主力远在地中海，新西兰政府要求调回部分军队以加强本土防卫，遭到英国首相丘吉尔的拒绝。新西兰政府因此只得动员国内一切人力，扩大地方军，加强海岸防卫，并将部分军队部署到太平洋岛屿，堵住日军通向新西兰本土的通道。斐济作为新西兰的前哨基地，也是美国空中交通的重要据点。新西兰派遣了一支4000人的军队驻守斐济，还在汤加、吉尔伯特群岛和埃利斯群岛驻扎了部队。

战争环境要求加强国家对经济的管制和调控。新西兰从经济大萧条时期开始实行的国家管理经济的措施已经为这种管制和调控打下了基础，这就减轻了新西兰向战时经济过渡的难度。战时英国对新西兰农牧产品的需求量增加，太平洋地区的美国军队也需要新西兰提供新鲜蔬菜和其他食品。新西兰成了英、美等国重要的农牧产品供应国。战时因军需品生产增多，民用品生产不足，进口商品也比战前减少，造成生活用品供不应求，结果引起物价上涨。政府不得不实行定量供应，使有限的物资得到更合理的利用，并控制物价，防止通货膨胀。1942年新西兰参战以后，工党政府邀请国家党的领导人参加战时内阁，以动员全国力量参加战争。政府颁布《稳定经济紧急条例》，加强了国家对经济的管制。

1942年，太平洋地区的形势发生了有利于同盟国的变化，美军在珊瑚海、中途岛和瓜达尔卡纳尔岛接连重挫日军，并于1943年转为战略反攻，日本已完全丧失战争主动权。

在这一时期，新西兰和澳大利亚都成为美国重要的军事基地和粮食供应地。1942～1944年，仅驻扎在新西兰的美国军队就有约10万人。新西兰军队配合美军，积极派遣自己的海军、空军参加太平洋地区的一系列战斗，对打败日本法西斯军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1942年11月，新西兰派遣第三师到新喀里多尼亚驻守。1943年又派兵到所罗门群岛，清除那里的日军。新西兰之所以积极参加太平洋岛屿的军事行动，除了自身的安全考虑外，还有加强战后在该地区影响的意图。

1943年，新西兰国内的人力严重不足，大批青壮年上了前线，国内劳动力缺乏，全国男女老幼都被动员起来从事工农业生产，以供应前线军队及满足英国和驻扎在太平洋地区的美军的需要。

第二次世界大战进一步增强了新西兰的外交独立，促使其拓展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在战争过程中，为了寻求大国的保护，新西兰同一系列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1941年同美国、1942年同加拿大、1943年同澳大利亚、1944年同苏联建立了外交关系。1945年，新西兰成为联合国成员国。而在二战前，新西兰只在英国设立了一个高级专员公署，与其他国家都没有建立外交关系，政府部门中也没有专门从事外交工作的机构，仅在总理办公厅设有一个专管外事工作的外事处。直到1943年，新西兰才在政府内设立了独立的外交机构——外交部。

新西兰实行独立外交政策的愿望在太平洋地区事务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它极力加强在太平洋岛国的影响，从日本手中接管对一些太平洋岛国的托管权。这同美国的利益发生冲突，因为美国二战期间在那里建立了许多军事基地，二战后还想加强这些军事基地。美国在战争后期一再表示要加强在加罗林群岛、马绍尔群岛和萨摩亚群岛的海军、空军基地，并要求从日本手里接管对一些岛屿的托管权。新西兰和澳大利亚都把这一地区看作自己的势力范围，极力反对美国的扩张。在国际谈判中，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经常保持一致立场，对保卫汤加、新喀里多尼亚、诺福克岛、新赫布里底群岛、埃利斯群岛和库克群岛表现了特殊的兴趣。1944年1月21日，新、澳两国经过谈判签订了《堪培拉协定》，共同声明：战争期间任何大国在这一地区建立的、受其管辖和控制的海陆空军基地，都不能成为战后对该地区提出主权和控制权要求的法律依据，这显然是针对美国的。两国还声明，被攻占的太平洋岛国领土的利用问题对两国至关重要，因此，若未经两国同意，这些岛国领土主权的任何移交都是无效的。

1947年，新西兰正式接受1931年通过的《威斯敏斯特法》，获得完全的自主权，在法理上成为主权完全独立的国家，但仍为英联邦成员国。

但是，新、澳两国毕竟实力孱弱，无力单独抗拒强敌可能对自己的入侵，因此极力主张建立集体安全体系。1947年，在新西兰的积极参加下，建立了南太平洋委员会，参加国有新西兰、澳大利亚、英国、法国、美国和荷兰。1951年9月1日，新西兰、澳大利亚和美国在旧金山签订了《太平洋安全公约》（又称《澳新美安全条约》）。缔约各方约定，对缔约国任何一方的武装进攻均将被视为危及自己的和平与安全，并将按条约规定的程序，宣布对共同的危险采取行动。通过这一条约，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关于建立集体安全体系的主张得以实现。1954年9月8日，新西兰又与美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泰国、菲律宾和巴基斯坦签订《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加入“东南亚条约组织”。

新西兰对太平洋岛国的法律地位特别感兴趣，在联合国负责起草殖民地，特别是太平洋岛国法律地位的委员会和小组委员会上，新西兰政府的代表表现得特别活跃。联合国成立以后，以前由国际联盟对德国殖民地实行的委任统治制度改为托管制度。新西兰把根据《凡尔赛和约》在1920年5月获得的对西萨摩亚的委任统治改成了托管。1946年12月，联合国大会正式同意了这一解决方式。

四 二战以后的经济和政治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新西兰的社会经济发展影响很大，它促进了新西兰经济结构的转变，使其从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变成一个农业-工业国。二战期间，来自海外的工业品的供应受到战争条件的限制，新西兰不得不发展自己的工业，因此工业企业的数量和雇佣工人的人数都增加了。二战后，工业增长的速度进一步加快。1939年全国仅有工业企业6000家，共有工人93600人；1946年企业数增加到6900家，工人数增加到119000人。其中，机器制造业、金属加工业、化学工业、石油工业和纺织工业等发展的速度都比较快。应该指出的是，新西兰工业企业的规模比较小，半数以上企业的雇佣工人不到10人，而且集中化速度比较慢。只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新西兰才开始兴建一些规模比较大的工业企业。奥克兰、惠灵顿和坎特伯雷等城市是新西兰的主要工业区。

新西兰的矿产资源不算丰富，所以采矿业的发展速度不快。主要矿产有金、银和煤及非金属矿砾石、石灰石等。非金属矿的产值约占全部矿产产值的一半。新西兰在19世纪下半叶是出口黄金的国家，但黄金资源日益枯竭，产量逐年下降，到1977年，黄金年产量仅有223公斤。

60年代初，卡普尼发现天然气田，其储量可以满足全国1/8的燃料需要。新西兰天然气的商业性开发始于1971年，此后开采的天然气用管道输送到奥克兰、惠灵顿和北岛的其他大城市。北岛西海岸的塔拉纳基省还是更重要的天然气产地。新西兰所需电力主要来自水力发电厂，它们提供了80%以上的电能。新西兰的石油供应主要依靠进口，本国有炼油厂，对进口原油进行加工，也进口部分经过精炼的汽油。

新西兰工业的分布很不平衡。在20世纪，北岛工业发展的速度超过南岛，北岛成了工业比较发达的地区。70年代中期，全国工业企业的75%集中在北岛，其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2/3以上。

二战以后，大量外国资本涌入新西兰，特别是20世纪60～70年代涌入的外资更多，到1976年，外国直接投资总额已达到14亿美元。在新西兰投资较多的国家是英国、澳大利亚、美国和加拿大。在60年代，英国资本占新西兰外资总额的42.5%，但到了70年代，美国和加拿大的投资迅速增加，英国被排挤到第三位。除上述三国外，欧共体国家在新西兰的投资也相当可观。新西兰的一些重要工业部门，如电力、无线电设备、炼油、采矿、汽车制造、纸浆和造纸等工业部门，多半掌握在外国资本手中，特别是一些大型工业企业，基本上被外资控制。外资还渗透到农业、森林采伐、国内贸易和金融等重要领域。外国资本控制的银行吸纳的资金约占企业存款的60%和私人存款的65%。大部分保险公司也掌握在外国资本手中。在外国资本中，国债占有很大份额，1977年底，新西兰外债总额达到20亿美元。偿付巨额外债的本金和利息，是导致国际收支赤字的重要原因。

新西兰现代交通运输业发展迅速，汽车数量从1946年的31.5万辆增加到1978年的190万辆。公路总长度在1976年达到9.6万公里。1977年铁路长度增加到4700公里。1959～1977年，新西兰国内航线运送的旅客从55.7万人次增加到150万人次。

在工业发展的同时，农业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战后30多年里，新西兰农业产量增加了一倍多。农业产值占全国生产总值的1/3，畜牧业仍在农业中占主要地位，牛、羊的饲养量都有很大的增长。1945～1979年，牛从460万头增加到850万头（其中有奶牛200万头），羊从3400万只增加到6200万只。1946～1978年，羊毛的产量从16.6万吨增加到31.1万吨，奶制品从27.9万吨增加到55万吨，肉制品从55万吨增加到120万吨。二战后小麦的产量起伏不定，但总的来说呈上升趋势，1946年是个丰收年，产量达14.81万吨，1978年更攀升到32.9万吨。应该指出的是，农业产量的提高并未伴随劳动力投入的增加，相反，农业各部门（种植业、牧业、林业、渔业）所占用的劳动力数量都逐渐减少。

在二战后20多年里，新西兰劳动力分布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见表2-1）。

从表2-1可以看出，第一产业的就业人数和在全部就业人口中所占比例都有所减少，第二产业的就业人数虽有所增加，但所占比例下降，只有第三产业的就业人数和所占比例均上升。这一情况说明，新西兰社会经济变化和世界经济变化的总趋势是一致的。

经济结构的改变导致了人口分布的变化。城市化速度加快是二战后新西兰社会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1977年，新西兰全国人口为314万人，其中有一半以上的人口生活在七个大城市。1926～1976年50年间，城市人口（不包括毛利人）从94.17万人增加到260万人，城市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例从67.2%增长到83%，农村人口的比例相应地从32.8%减少到17%。新西兰已变成高度城市化的国家。

毛利人也参与了城市化进程。1926～1976年，居住在城市的毛利人从1万人增加到20.57万人，在毛利人总人口中的比例从15.6%提高到76.2%。居住在农村的毛利人的绝对数量虽略有增加（从5.37万人增加到6.43万人），但在其总人数中所占比例大幅度下降，从84.4%下降到23.8%。毛利人总人数已从19世纪下半叶的下降趋势中逐渐恢复过来。1921年，毛利人总人数第一次超过了19世纪50年代英国殖民统治时期，毛利人出生率也超过了白人。1970年，毛利人总人数超过了22.5万人，约占全国总人口的7%。毛利人大多数（75%）生活在北岛的北部。关于19世纪后半期以来，毛利人人数变化情况见表2-2。

毛利人的土地异化过程一直持续，国家法律和政府颁布的法规都不利于毛利人保有自己传统的土地。欧洲裔居民经济实力比较强，他们通过购买和各种非经济手段蚕食毛利人的土地。到20世纪70年代初，毛利人原来所拥有的2700万公顷土地仅剩下100万公顷。毛利人为保有自己的土地进行了长期的斗争，1975年北岛毛利人沿岛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土地进军”，但最后还是被政府镇压了。

毛利人在二战中积极应征入伍，他们参加了二战中许多战场的战斗，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他们在战争中的英勇表现对提高毛利人在国家政治和经济生活中的地位起了推动作用。毛利战士从战场复员以后，要求在过去只有白种人工作的部门就业。他们还成立了老战士组织。经过斗争，新西兰废除了歧视毛利人的许多法律，如废除禁止向毛利人出售酒精饮料的法律（1948），废止毛利人在指定的地方进行结婚、出生和死亡登记的规定（1961）等。过去新西兰官方称他们为土著人，现在改称为“毛利人”。毛利人经过长期的斗争，获得了在法律上的平等地位和民族尊严，社会地位和生活水平也有所提高。但是，毛利人总的情况仍不如白种人，譬如，毛利人受教育的状况不能令人满意，他们的住房及家庭陈设要差得多，家庭拥有的电冰箱、洗衣机等的数量也比白种人少得多。毛利人的就业结构也与白种人不同，他们从事农业和制造业的比重比较高，而且，他们中有50%的人从事非熟练工作，而在白种人中只有35%的人从事非熟练工作。毛利人经常遭受失业的威胁，他们的失业率要比白种人高两倍多。他们的平均工资低，所享受的医疗卫生服务也比较差。新西兰没有种族歧视的法律，但事实上的种族歧视还是存在的。在语言和文化方面，毛利人被同化的现象到处存在，一些年轻的毛利人已忘记了自己民族的传统和语言。据估计，只有大约1/4的毛利人可以流利地讲毛利语。今天毛利人争取改善自己处境的斗争还在继续，现在他们争取的不是法律上的平等，而是争取在社会经济方面事实上的平等。

由于北岛经济发展速度比南岛快，北岛人口在全国总人口中的比例从1921年的62.3%上升到1976年的72.5%，南岛人口比例从37.7%下降到27.5%。

像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一样，新西兰的生产资料主要集中在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手中，阶级分化非常严重。1974年，占有800公顷以上土地的大农场主仅占农场主总人数的5%，但他们占有全国耕地面积的60%以上。在工业方面，1.4%的大公司生产了全国1/3的工业制成品。

二战后，新西兰发展和完善了社会福利制度。1946年，新西兰引入了家庭福利政策，政府为失业和低收入家庭提供生活保障。1973年，针对单亲家庭实行了家庭福利计划。1975年实行残疾人社会津贴政策。为了解决失业问题，新西兰又实行了职业培训福利和寻找工作津贴，对长期失业的人提供职业技术培训，或由政府资助失业者接受教育。

在政治领域，在战后半个世纪里，新西兰一直维持着工党和国家党两党轮流执政的局面。在1957年的大选中，工党获胜，开始执掌政权。但工党执政的时机不好，经济危机严重困扰着工党政府。1960年国家党在大选中获胜，基思·霍利约克（Keith Holyoake）担任总理。国家党在1963年和1966年的大选中连续获胜。霍利约克执政时期，因要维持工党执政时期实行的许多国家控制经济的措施，致使收支失衡，引起通货膨胀，国家经济面临困难。1972年初，霍利约克退休。在同年11月举行的大选中，工党重新获得议会的多数席位，工党领袖诺曼·埃里克·科克（Norman Eric Kirk）接任总理。1973年1月，科克与澳大利亚总理高夫·惠特拉姆（Gough Whitlam）会晤，就加强两国关系达成协议，这是两国针对因英国加入欧共体而失去英国市场所采取的措施。1972年12月22日，新西兰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1974年科克去世后，华莱士·爱德华·罗林（Wallace Edward Rowling）继任总理。1975年，国家党在大选中获胜，罗伯特·马尔登（Robert Muldoon）组织政府，连续执政到1984年7月。在此期间，因1973年开始的世界石油危机对新西兰产生了严重影响，国家收支状况日益恶化，国家党政府在解决经济问题方面只取得了有限的成就。1984年7月的大选使工党控制了议会，工党领袖戴维·朗伊（David Lange）担任总理。工党政府在其任期内进行了广泛的社会经济改革，改革的目标是减少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加强市场的调节作用。因1984年新西兰拒绝美国的核潜艇访问新西兰港口，美国随即停止了根据《澳新美安全条约》承担的义务。在这种情况下，新西兰加强了和澳大利亚的防务合作关系。工党在1987年的选举中再次获胜，1989年朗伊因身体欠佳，辞去总理职务，由杰弗里·温斯顿·拉塞尔·帕尔默接任。党内的争吵和政府威信的下降，迫使帕尔默于1990年9月辞职，詹姆斯·博尔格（James Bolger）接任总理职务。1993年，新西兰就改革选举制度问题进行全国公民投票，投票结果显示，约53%的公民赞成对选举制度进行改革，改为混合比例代表制。根据新的选举制度，大选时每个选民可以投两次票，第一次选出自己选区的候选人，第二次投党派的票。第二次投票的结果在全国范围内统计，按每个党派的得票多少决定各党派在议会中的议席。在1993年的议会选举中，两党势均力敌，最后国家党以一票之优势获得政权。在1993年的选举失败以后，工党选举海伦·克拉克（Helen Clark）担任工党领袖。1996年，新西兰第一次按新的选举制度进行选举。工党在1999年的大选中获胜，海伦·克拉克成为新西兰历史上第二位女总理。在2005年9月17日进行的议会选举中，工党又一次获胜。但在2008年11月和2011年11月的两次大选中，国家党均获得胜利，其领袖约翰·基连任总理。在国家党政府的第二届任期中，克赖斯特彻奇于2010年和2011年发生两次大地震，政府在救灾方面的表现可圈可点，受到好评。约翰·基实行减税、缩减开支、支持自由贸易的政策。2008年，新西兰与中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成为经合组织国家中第一个与中国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国家。但是，国家党政府也面临财政赤字高企、失业率居高不下、人才流失等困难。

五 新西兰历任总督和历任总理

1941年以来历任总督

西里尔·内维尔（Cyril Newall, 1941.2～1946.4）

弗莱伯格男爵（Baron Freyberg, 1946.6～1952.8）

诺里男爵（Baron Norrie, 1952.12～1957.7）

科巴姆子爵（Viscount Cobham, 1957.9～1962.9）

伯纳德·弗格森（Bernard Fergusson, 1962.11～1967.10）

阿瑟·埃斯皮·波里特（Arthur Espie Porritt, 1967.12～1972.9）

丹尼斯·布伦德尔（Dennis Blundell, 1972.9～1977.10）

基思·霍利约克（Keith Holyoake, 1977.10～1980.10）

戴维·贝蒂（David Beattie, 1980.11～1985.11）

保罗·里夫斯（Paul Reeves, 1985.11～1990.2）

凯瑟林·蒂泽德（Catherine Tizard, 1990.2～1996.3）

迈克尔·哈迪·博伊斯（Michael Hardie Boys, 1996.3～2001.4）

西尔维亚·卡特赖特夫人（Dame Silvia Cartwright, 2001.4～2006.8）

阿南德·萨蒂亚南德（Anand Satyanand, 2006.8～2011.8）

沙恩·伊莱亚斯夫人（Dame Sian Elias, 2011.8.24～2011.8.31）

杰里·迈特伯里（Jerry Mateparae, 2011.8.31～ ）

1940年以来历任总理

彼得·弗雷泽（Peter Fraser, 1940.4～1949.12）

西德尼·乔治·霍兰（Sidney George Holland, 1949.12～1957.9）

基思·霍利约克（Keith Holyoake, 1957.9～1957.12）

沃尔特·纳什（Walter Nash, 1957.12～1960.12）

基思·霍利约克（Keith Holyoake, 1960.12～1972.2）

约翰·罗斯·马歇尔（John Ross Marshall, 1972.2～1972.12）

诺曼·埃里克·科克（Norman Eric Kirk, 1972.12～1974.8）

华莱士·爱德华·罗林（Wallace Edward Rowling, 1974.9～1975.12）

罗伯特·马尔登（Robert Muldoon, 1975.12～1984.7）

戴维·朗伊（David Lange, 1984.7～1989.8）

杰弗里·温斯顿·拉塞尔·帕尔默（Geoffrey Winston Russell Palmer, 1989.8～1990.9）

迈克尔·基尼斯·穆尔（Michael Kenneth Moore, 1990.9～1990.10）

詹姆斯·博尔格（James Bolger, 1990.11～1997.12）

珍妮·希普利（Jenny Shipley, 1997.12～1999.12）

海伦·克拉克（Helen Clark, 1999.12～2008.11）

约翰·基（John Key, 2008.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