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公共关系的组织化问题
和已经出版的三本政治社会学专题文集（《身份认同研究：观念·态度·理据》, 2006; 《转型中国：社会公正观研究》, 2008;《社会冲突的结构性来源》, 2012）并列，本文集为第四本，主题是社会组织化行为研究。我们关注社会转型中的组织化活动，希望通过历史和案例分析来展示，在什么条件下，人们经由怎样的途径、纽带和动力，形成内聚或参与合作行动，追求共同利益。用更为专业的术语，可以说，文集的关注焦点，在于社会成员之间的公共关系怎样形成，如何持续。
社会中的私人关系依靠生存本能和利益衡量就可以出现，但公共关系则需要更多因素——规则约束、组织能力、纽带维系、价值和利益共享、社会支持、领袖及其超越个体利益的决断力等——方可持续。这预示了人类公共关系的建立，是更为复杂的组织现象，它的维系成本大大高于私人关系。
公共关系的建立是现代社会面临的问题。人类社会曾经长期以公共体道德维系内部的和平及延续性，“几乎不需要从国家法律中获得帮助”（威尔·杜兰特、阿里尔·杜兰特，2015），但在现代社会，人们需要更大范围的组织合作，以拓展公共品，实现共享利益和价值。这些活动的成效，对于公共规则（比如法律和国家制度）的依赖性，相比于从前大大增加了。人们追求的公共品内容，既有“物”的，诸如水利、教育、交通、治安、健康以及历史文物保护等；也有“规则及关系”的，诸如维护公正、秩序、群体合作互赖，以及伦理信仰等。
从这一角度看，可以分成两类社会组织化现象。一类是可见行动层次的，多来自社会基层的自发性组织活动。它表现在，人们为了获得共享利益或公共品提供（比如土地置换赔付金、增加劳动收入、组织乡村修路、监督食品健康、促进古迹保护等）而组织起来，形成临时或长期的合作机制，目的是增进或保卫公共福祉。另一类是不可见结构层次的，它表现在宏观社会中的群体角色关系和资源交换形式的变化中，比如组织化利益的集结、分隔或者疏离等。这类变迁产生的结构性“组织化后果”具有深层性，并非可以通过一种具体的活动观察。所以，组织化并非仅为名词（建立组织），还指不间断的关系结构重组的进程。
我们的文集包含上述两种含义的社会组织化现象，多数文章是定性分析，涉及社会团体、朋党联系、乡村公共品提供组织、青年社工组织、大众聚合，以及群体对抗的结成。大部分分析关注社会组织化合作的来源、动力、联系途径和变化。
我们观察到，社会变迁在不断地再组织化资源，更新群体的角色关系。比如，形成于20世纪中叶的一些公共关系——单位连接公共制度的角色（个体与公共的关系），学派、实业团体从政（学、商、政的关系），乡村水利机构的功能（资源管理机构和用水农民的关系）——都发生了若干变化。一些历史性的组织化方式仍在复制延续（比如基于学派、师承和实务关系的朋党团体形成，基于血缘、地缘、历史等文化纽带达成的社会内聚）；一些20世纪50年代建立的公共关系消失或者弱化（比如，个体与公共的连接渠道，水利管理机构和农民的关系）；一些跨越身份和职业类别的新纽带出现（比如网络组织化的市民意见）。这些现象让公共关系的相貌日趋混杂，它既不是如现代化理论所言——社会关系经历着从传统到现代——单一方向的转变，也不是简单的倒退——回到传统的组织化行为之过往，而是经过变异、重组和创新，形成表里复杂的状况。
案例列示的合作行动几乎都涉及共享利益或价值的追求，这些共享利益和价值广泛，有食品安全、社区修路、保护文物、国企改制等。人们利用各种制度环境提供的机会，对社会现实做出一种组织化反应。这些反应多因具体的目标而起，有成有败，结果各异，但事后往往很快就解体。其中共享需要、正当化程序、力量对比，以及制度环境这几个因素，影响着组织化行为的方向和结果。组织化力量的强度取决于它的公共性（或称共享性）水平，这是公共关系持续的核心问题。
公共关系是一种非个人的关系，它依靠社会的公共制度得以维系。这种能力直接影响到社会秩序的质量。显然，秩序不仅和政府以及公共组织有关，更和社会成员有关。同样是利益组织化活动，却可能具有不同的性质：一些是源于不能适应市场波动，力图依靠团体力量集结，即政治活动，来保卫利益，剥夺他者；另一些则是在创造规则，以便产生更大的公益共享，让劳动得到回报。这两种追求利益的活动之激励方向很不同。所以，社会科学的分析不仅需要关注历史和经验事实，还需要关注价值方向。健康的社会组织化不是一般的团体行动，它应具有合理配置“公共利益”和改善社会结构的效用。
本文集得以出版有赖北京大学基金会“阳光”项目和李斌的社会学“社会组织化”项目的共同支持，张玉洁同学为文体统一做了初步的稿件修正工作，在此一并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