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切联系群众制度化与基层治理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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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党密切联系群众制度化是中国共产党开发执政资源的重要途径

党的执政资源是指党提高执政能力、完成执政使命进程中利用的各种积极因素与有利条件的总和。党的执政资源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其主体部分包括党自身拥有的意识形态资源、组织资源和人才资源以及党在执政活动中产生的政治权力资源与合法性资源等,外围资源是指经济资源、社会资源和文化资源。在整个执政资源体系中,外围资源对主体资源起着基础性的支撑作用,外围资源的构成要素与主体资源相互影响,它们的变化对整个执政资源体系影响深远。

一 执政生态变迁下党的执政资源建设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当代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等各个领域都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这些重大变化深刻改变了党的执政生态,对党的执政资源建设产生了一系列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从总体上看,这些变化进一步丰富和优化了党的执政资源。新形势下执政生态的变迁推进党的执政资源建设,同时也在多方面给党的执政资源建设带来问题和挑战。正确认识这些问题和挑战有利于党的执政资源建设。

1.执政主流意识形态面临被淡化的危险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完善,利益主体分化,利益诉求多样,各种不同声音先后出现,不断冲击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一定程度上面临被淡化的危险。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

第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受到冲击。政治民主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信息网络化对马克思主义传统主流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形成了挑战。一方面,社会阶层分化、利益主体多元化、不同利益诉求多样化等明显特征,进一步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导向力与价值观念作用力。另一方面,政治民主化、文化多元化浪潮打破了传统意识形态大一统局面,为西方发达国家民主自由等意识形态对我国进行政治思想、价值观念的渗透创造了条件。承认西方所谓的民主、自由及普世价值等意识形态西方化思潮,无疑也会冲击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

第二,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面临着重大挑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商品货币利益关系能够处理和调适人们的社会活动,市场经济的等价交换和利益交换有关经济原则被应用到政治领域。有些党员坚持的社会主义理想和共产主义信念发生了动摇,产生了某种程度的“信仰危机”。在市场经济和利益分化的背景下,传统的社会整合功能也就无形被弱化。一些基层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理想产生了怀疑,加上不同阶层的地位和收入差距发生变化,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受到严峻挑战。

第三,意识形态导向的引导力受到影响。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和信息科技化背景下,随着互联网和移动终端的出现,执政党对意识形态导向的控制力受到挑战。传统的引导社会舆论调控管理机制和方法不适应新媒体传播。一是由于意识形态反映一定的社会现实,经济全球化促使整个世界的社会存在不断变化,社会意识形态也快速地更新换代,愈发难以控制各种不同意识形态的思潮。二是信息网络化导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推行资本主义思潮快速侵袭,不断向国内传播腐朽的西方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灌输西方所谓的民主、自由以及价值观,削弱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三是全球化使我国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处于两大不利的国际环境。首先是“数量上的少数”,社会主义国家在当今世界属于少数;其次是“经济上的弱势”,我国人均GDP和经济结构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差较大。四是互联网的广泛普及深刻影响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

2.执政“绩效合法化”面临“政绩困局”的挑战

实践中一些干部唯GDP主义,致使发展失衡,我国“政绩合法性困局”现象也开始暴露和显现,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民群众的政党认同。从现实情况看,造成“绩效合法化”面临“政绩困局”挑战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社会阶层面临分化风险。一是失业下岗人员。下岗和失业不但意味着失去工作和工资收入,而且也意味着失去了许多福利和社会保障,导致社会阶层分化加速。二是城乡之间。社会结构“断裂”为社会稳定增添了巨大变数,地区发展差距、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具体表现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东中西部地区居民收入差距扩大,高低收入群体收入差距明显。

第二,部分地区干群矛盾冲突加剧。近年来,由于少数干部存在严重的官僚主义行为,如买官卖官、权钱交易、漠视群众利益,甚至损害群众利益等,这引发了广大群众对干部的仇视心理。“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则滋生着动乱。”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了“非理性政治参与”“对抗性政治参与”甚至“暴力政治参与”的现象。〔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三联书店,1989,第25页。

第三,经济社会发展失去平衡,严重缺乏协调。新时代社会发展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存在“一手硬、一手软”明显不相称的问题,缺乏切实保障平等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的问题。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增速换挡、结构优化、动力转换的新常态。面对经济发展新常态,在这个关键时期,党既要从巩固执政绩效资源的高度,抓住机遇,调整结构,深化改革,提高质量,稳中求进,同时也要努力采取有力措施化解“政绩困局”给党执政带来的消极影响。

3.党执政生态制度资源存在短缺、虚化和滞后现象

执政生态体现了党员干部在政党政治生活中的理想信念、工作作风、职业操守以及党内法纪水准、廉洁程度、治理效能。执政生态制度决定着党内政治生活环境、干部从政环境、组织运行环境及其未来治理走向的生态联动发展环境。目前执政生态制度资源存在的短缺、虚化和滞后的现象也更加突出,已经严重不适应执政生态的时代变迁。

第一,党执政生态制度资源存在缺失现象。目前我国进一步完善和健全了包括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层次人民政治协商制度、基层群众民主自治制度、人民来访信访制度等在内的多渠道多途径的政治参与机制,然而仍存在配套性差、自主性弱和渠道单一这三大弱点,使得人民政治参与的机制仍旧缺乏。制度短缺最突出的表现是我国农民政治参与途径短缺。农民缺乏自己的阵地和代表,话语表达空间也就十分狭小。“正是由于农民们缺少自己的‘代言人’,才造成在公共政策中缺乏发言权,在分配与再分配活动中缺乏主体性。”闫威、夏振坤:《利益集团视角的中国“三农”问题》,《中国农村观察》2003年第5期。作为我国社会主义主力军的农民阶级,政治参与组织面临真空地带,广大基层农民群众政治参与代表较少,基层农民缺乏表达自身利益诉求的途径,无法正当维护自身利益和权益。结果导致农民“对制度性参与的有效性缺乏信心,而是更多地转向依靠非制度化的、非常规的参与来表达其利益要求”。申其辉、卢凌燕:《“三农”相关制度变迁中的“劣币驱逐良币”现象及原因》,《云南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

第二,党执政生态制度资源存在虚化现象。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时期并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基层各级党组织和基层政府日益重视对地方利益的认同,地方保护主义和提升地方财政能力日益达成共识。党和国家制定的全国性制度政策,在具体的基层党组织和基层政府中,可以根据现行户籍制度制定相应的灵活的制度运行机制,在涉及地方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中制定有关的地方性制度,将农民工排除在相关制度之外。孙正娟:《农民工劳动权益维护的制度分析》,《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11期。一旦发生冲突,相关部门将援引地方法规、制度解决纠纷,这会造成群众为维护自身利益而进行非制度斗争,甚至暴力抗议。

第三,党执政生态制度资源存在创新滞后现象。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民政治参与的新要求,这个制度必须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得到丰富和发展。目前基层人民群众政治参与部分丧失了其“人民当家作主”的本意。党执政生态制度资源创新滞后,已经严重影响了党密切联系基层人民群众制度化进一步发展。基层民主治理现代化发展中良好执政生态的培育离不开基层执政生态的优化。要求我们逐步健全经济发展和政治参与所要求的相关制度,加强基层人民民主建设,发展民主政治,健全基层民主参与制度,从根本上解决“瓶颈”问题,实现基层人民群众对基层政权和基层社会生活直接参与管理的制度安排。在这种制度安排中,基层人民群众依法直接参与基层政治和社会组织的选举、决策、管理和监督,形成了民主化的制度与政策。基层民主解决的是基层社会内部的自我管理、自我监督的问题,是一种平等民主的生活方式和解决基层社会问题的有效途径。

4.党执政权力资源局部变异致使公信力受到严重挑战

党执政权力资源作为执政党最重要的资源,是执政党有效执政的重要手段,合理运用权力是体现执政党有效执政的内在要求。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利用国家政权的公信力,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最终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是目的。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在繁荣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同时,极大地刺激了人们的物质利益诉求,促使权力资源局部产生了变异,产生了权力“寻租”及腐败现象,致使公信力受到严重挑战。

第一,党执政权力资源局部变异,部门本位主义现象严重。市场经济理论的“经济人”假设,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促使一些基层单位部门逐渐成为自利利益方,追求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从而放弃维护公共利益的职责,利用人民赋予的权力“与人民争利”。一些政府部门大量存在日常行政行为部门本位主义,部门本位主义膨胀的直接结果是利用手中权力进行寻租活动,这会产生大量腐败,从而导致非税收入、各种乱收费行为的大量出现。

第二,党执政权力资源部分变异形成权钱权色交易。权力变异的具体表现就是权钱权色交易。腐败与社会主义的性质、与党的性质严重对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市场经济促使财产占有关系、资源配置方式、分配方式等经济生活发生了重大变化,加上相关制度建设滞后,夹杂个人利益的觉醒和巨大的物质刺激,权力变异开始蔓延。从深层次引起的以权谋私、腐败问题层出不穷,其中大部分涉及权钱权色交易。目前腐败表现为“五多”态势,即大案要案多、窝案串案多、经济案件多、表现形式多、党员干部腐败案件多。这些问题的存在,对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和谐发展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引起了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腐败现象严重背离了党的宗旨,造成了十分恶劣的政治影响,侵蚀着政治制度的威信,降低了政府的威信,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权力资源的公信力造成了严重危害。

5.党执政组织资源的政治动员力弱化

党执政组织资源不仅是执政党推进各项事业发展的重要载体和主要依托,而且是执政党长期执政的重要组织保证。基层党组织作为政党与社会的联系纽带,是政党动员社会的组织基础。基层党组织的有效性和影响力依赖于组织结构、运行机制和社会结构的内在耦合程度。党执政生态变迁和执政组织资源拓展,新的社会阶层分化和新经济组织的出现,进一步弱化了党执政组织资源的政治动员力,降低了原有的基层党组织设置方式、功能定位以及活动方式与变化了的社会结构之间的内在耦合度。基层党组织发挥作用的传统空间被挤压,逐步降低了有效性和影响力。当前基层党组织面临被“弱化”甚至被“边缘化”的困境,目前执政生态的变迁使党的组织资源的政治动员力严重被弱化。

第一,部分基层党组织存在空缺问题。伴随着经济体制的变化,我国在经济领域中的非公有制经济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非公有制企业中党组织建设是严重薄弱环节。更为重要的是,在一些非公有制企业中,党员的政治地位大不如前。民营经济领域内党组织的空缺,严重弱化了党的组织资源的作用力。

第二,一些基层党组织面临空转挑战。一些地方基层的党组织中,在党的干部配备实施制度的规定中,能够保持相对正常,但党的社会整合力明显下降。在社会转型时期,面对辖区内各种利益冲突凸显、各种矛盾频发的问题,基层党组织在利益表达、利益综合和利益协调中缺乏整合能力,甚至对应承担的责任推诿扯皮,致使各种矛盾越积越多。党组织运转出现形式化,基层党组织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这种情况在农村村级和城市社区的基层党组织中相当普遍。这一问题削弱了党在基层的核心作用和影响力,制约了基层党组织的发展。

第三,部分基层党组织合法性基础薄弱。在农村和城市社区中,党组织的合法性基础相对薄弱,其突出表现为以下两点。一是难以确立基层党组织领导核心地位。基层自治中乡镇政府、村党支部与村委会关系不明晰,村党支部与村委会之间权责不明。二是两委关系难以协调。在基层民主自治中,存在两个政治组织,基层党组织和基层民主自治组织,这两个组织都有管理基层的权力,二者职责存在交叉。基层党组织在基层自治中依然是管理各项基层事务的领导核心;基层民主自治组织是基层人民群众进行自我管理、行使自治权的自治组织,同样拥有管理各项基层事务的权力。这种权责的不明晰不能使二者的关系稳定化和制度化,不和、矛盾和冲突时有发生。

6.党执政的社会基础面临新挑战

第一,党面临执政基础资源流失的挑战。改革开放以来,下岗失业人员占相当大的比例。农民阶级也迅速分化为不同的阶层,成为社会的弱势群体。在阶层分化中,工农阶层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与改革开放以前的地位相比有所下降。执政党执政基础流失已经成为执政党执政的最大隐患。中国共产党执政基础的结构中,包含了不同的利益群体,其中最大就是工农群众,他们是共产党执政的最主要、最可靠的社会基础。近年来工农阶层政治地位有所下降,经济地位逐渐弱化,党的执政基础需要进一步巩固。

第二,党面临工农联盟基础被削弱的困境。一是工农联盟的传统运作模式发生了深刻变化。改革开放使城市工人阶级与广大农民的直接联系日益减少。二是工农联盟基础被削弱。改革开放以后,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管理模式、阶层分化、利益分化,使得传统的工农联盟逐步瓦解。三是工农间的利益矛盾不断加剧。城市征地、拆迁等激化了工农之间的利益矛盾。

第三,党面临不同阶层矛盾汇聚的风险。目前由阶层分化带来的矛盾和冲突,首先是高收入阶层与低收入阶层的矛盾产生,其次是高收入阶层与党和政府之间的冲突加剧,最后就是低收入阶层中的部分群众与党和政府的矛盾加剧。“社会分层结构的变化并不就是简单的差距迅速拉大的过程,而是经济上的不平等取代了政治上的不平等。”李培林、李强、孙立平:《中国社会分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第24~25页。不同阶层生态变化使那些在经济增长中日益边缘化的阶层对执政力量的公正性、代表性产生疑虑,对党的执政基础、党的执政使命产生怀疑,并因此产生了政治离心力。

7.部分党员干部的执政资源意识滞后

第一,部分党员干部执政资源“天然丰富性”意识浓厚。执政资源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可变性。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执政资源是具体的历史,一个党过去执政资源丰富,并不意味着现在仍然丰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党的执政资源事实上面临着严重流失的问题。

第二,部分党员干部“党长期执政,搞执政资源建设没有必要”的意识浓厚。其认为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没有竞争对手的执政资源,没有必要进行执政资源建设。历史和实践证明,不存在执政资源被分割的现实,不进行执政资源建设,执政资源就存在流失风险。

第三,执政资源建设自觉性缺失,对执政资源流失麻木不仁的现象严重。目前部分党员干部执政资源建设自觉性严重缺失,极不适应时代的要求。其突出表现是,在执政资源的利用上,有的党员干部不管执政成本,无形中造成执政资源的巨大浪费。如对于执政的制度资源,往往是建设的多,但在实际中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也多。对执政资源建设的种种错误认识和行为严重阻碍党的执政资源建设,客观上造成执政资源的流失。

总之,在经济全球化、经济活动市场化的时代,党执政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国内环境,以及党的自身状况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执政生态的变迁给党的执政资源建设提出了许多新挑战。中国共产党要保持强大的生命力,必须认识和适应自身所处的变化了的执政生态环境,与时俱进地加强党的执政资源建设,丰富和拓展党的执政资源。

二 党密切联系群众是拓展建设党的执政资源的重要抓手

党的执政资源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具有历史积淀的长期性、民意资源的丰厚性以及执政资源开发利用的目的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具有高度一致性。执政资源主要有以下几个特征:系统性、阶级性、可变性、稀有性和可开发性。

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党的先进性,如何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实现长期执政?这需要科学利用和有效开发新的合法性资源,坚持党的群众路线,进一步密切和群众的血肉联系,日益开发执政资源,整体上优化执政资源,为长期执政提供正能量支持。

1.党密切联系群众,有效汲取人民智慧,为长期执政补充政治能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含着执政60多年来,党在执政过程中形成的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重要思想,丰富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执政理论,形成了党对执政规律、执政能力、执政方略和执政方式等方面的新认识。党密切联系群众可以有效汲取人民智慧,为长期执政提供补充正能量。我们应当有效探索世界主要政党执政资源和兴衰成败的规律,利用新的科学思维方式来分析世界,从世界大党老党执政规律中深刻揭示和把握当代执政党的一般执政规律,科学利用党的执政资源,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提升执政能力,不断丰富执政资源宝库。

2.党密切联系群众,大力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丰富党执政的社会资源

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丰富党执政的社会资源需要真正确立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地位,切实保障人民群众在国家和社会事务、经济和文化事业上能够真正行使管理权;与时俱进地坚持工人阶级的先进性,发挥广大工人阶级的主观能动性;维护好农民阶级的切身利益,使广大农民阶级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根据经济进步和社会发展的实际,吸收新兴阶层和新的社会群体进行政治参与,进一步巩固党的执政基础。通过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开放性、包容性和代表性,实现党组织全覆盖。通过扩大党的群众基础,丰富党执政的社会资源。

3.加强党密切联系群众制度化建设,为增强执政资源奠定基础

尊重人才、尊重知识,吸引优秀人士入党从政,丰富执政资源。要进一步完善党密切联系群众的相关制度体系,维护人民群众这一最重要的执政基础。各级领导干部要定期下基层了解党群关系,检查群众工作;建立定期的基层舆情分析制度、基层党组织建设专题分析制度、群众沟通制度,及时了解社情民意;建立双向基层培养制度,抓好优秀青年干部挂职锻炼工作并从基层干部中提拔优秀干部。不断提升为人民群众服务的能力,实现好、发展好和维护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4.坚持群众路线,进一步为共产党拓展执政资源

群众资源是政党在政权和执政实践中获得的广泛的群众感情和群众认同,在执政资源体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持续反腐不动摇,进一步拓展了党的群众资源建设。建设廉洁型政党和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密切了党群关系,全党上下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明显增强。徐鸿武、李敬德、朱峻峰:《制度自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更加健全了以转作风改作风为重点的制度体系,增强了党的制度的执行力和约束力;提升了党的群众工作能力。2015年4月底在全党范围深入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活动,在深化“四风”整治、巩固和拓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上取得了实效,在严明纪律、遵守规矩、营造良好政治生态上取得了实效,针对“不严不实”的问题,完善制度、制定规矩,强化刚性执行。

2016年2月在全体党员中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建设,实现了党内教育从“关键少数”向广大党员拓展、从集中性教育向经常性教育延伸,进一步坚定了全体党员的理想信念,提高了党员的党性觉悟;进一步净化和优化了执政生态;进一步强化了“四个意识”思想。基层党组织以党支部为基本单位,以“三会一课”等党的组织生活为基本形式,以落实党员教育管理制度为基本依托,充分发挥了党支部自我净化、自我提高的主动性,推动了全面从严治党延伸到基层党组织,牢固树立人民主体地位的立场观点,做到亲民、爱民、忧民、为民。

进一步健全党密切联系群众基本制度和各项具体制度。健全党密切联系群众制度体系,党拓宽了联系群众的渠道,逐步建立了科学化、民主化的党群关系新机制。一是建立健全了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的决策机制,推进了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二是建立健全了监督机制。一方面加强了党内监督,另一方面加强了人民群众、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对中国共产党的监督,建立健全了党内党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监督制度。三是建立健全了党群沟通机制和信息反馈机制,疏通和拓宽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渠道。党密切联系群众制度要务实管用,具有针对性和操作性,建立执行保障机制,实现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有机衔接,着力增强制度的执行力。郭广银:《全面从严治党》,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

三 党密切联系群众制度化是新时期开发执政资源的重要渠道

执政资源在执政体系中处于根本地位,要取得并巩固执政地位,就必须不断开发和拓展自身的执政资源,实现执政资源的优化配置,完善党所拥有的执政资源体系。党密切联系群众制度化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资源开发的重要途径,尤其是开发合法性资源的重要途径。

1.党密切联系群众制度化是整合政治资源的重要途径

政治资源作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核心资源,是党获得执政地位的重要前提和党的其他资源得以开发和利用的政治保障。科学发展观就是党对于开发执政资源的新型执政理念,有利于提升执政资源系统整体性效能;形成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坚持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是执政资源利用开发的合法性资源。健全和完善党内民主制度,丰富了党的政治资源“存量”。创新思想包括完善选举制度、完善民主集中制、完善任期制、加强基层民主自治制度等。党的十八大以来,共产党与时俱进地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四个全面”的执政主题,再次凝聚了民心,整合并拓展了执政资源。我们应当完善党的政治权力资源、组织制度资源和合法性资源建设,健全党执政的组织资源,提升党员队伍的整体素质,坚持党员的先进性;发展基层组织建设,发挥基层组织党联系群众的纽带桥梁作用。李忠杰主编《中国共产党执政理论新体系》,人民出版社,2006,第329页。

2.党密切联系群众制度化是维护党经济资源的重要途径

经济资源是党执政的最基础资源,主要是指执政党的经济能量及其来源,主要涉及生产力发展水平、经济总量和经济发展前景等重要经济指标。经济资源包含执政党可支配的有形的和无形的经济因素,是执政党重要的物质基础。我们应当永远坚持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加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体制创新;积极实施区域发展战略,实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走中国特色农业发展之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落实“五大发展理念”,提高党驾驭经济的能力,维护党执政的经济资源。

3.党密切联系群众制度化是丰富党思想文化资源的重要途径

丰富党执政的思想文化资源,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思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四个自信”。我们应当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三个有利于”和“三个代表”等党的价值观;丰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充实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重要思想作为自己的执政资源;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坚持思想引领和文化感染,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矫正价值多元中的价值扭曲,丰富党执政的思想文化资源。

4.党密切联系群众制度化是发展党执政的社会资源的重要途径

我们应当树立以人为本、民生优先的发展导向,创造衣食无忧、安居乐业的生存环境以消解群众的社会焦虑;坚定不移地走共同富裕道路,让人民群众在切身感受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中增强对党的感情;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让人民群众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的阳光下幸福生活;突出加强对公共权力的约束,用法律制度规范、分解、监督、制约公共权力,防止权力滥用,堵住诱发腐败的制度漏洞,健全群众监督权力的体制、机制,推动更广泛、更深层次的政务公开、信息公开。

5.党密切联系群众制度化是丰富和创新制度资源的重要途径

从党内资源开发、执政党与党群关系资源开发等方面探索执政党制度资源的开发。开发制度资源能够弥补意识形态资源开发和维护过程中资源流失的缺陷,符合现代政治文明的基本价值取向,符合群众政治参与诉求不断提高的趋势。党执政的制度资源的开发有助于强化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的认同,能够实现多种执政资源的优化整合,充分发挥各种执政资源的作用,避免了不同执政资源之间的相互冲突。我们应当依照“增量转换方式”的思路,开发利用新媒体资源,创新管理方法,在新媒体环境中发出主流声音,为执政资源增添新媒体砝码;高度重视“软实力”和“巧实力”的运用,进一步提升社会制度、价值体系、文化内涵等方面的吸引力,不断拓展扩大国际资源;不断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法治中国,通过推进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法治化,最终实现党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