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性感身体
在上述许阿姨、唐阿姨等人的绝经与老年身体叙述中，除了健康的身体以及生殖的身体，我也看到了性感的身体。在经血与性感这两种身体之间存在着一片被以往叙述所忽略的交叉地带。月经期间的性禁忌，从“脏”到“不卫生”、“老了容易落病”，到绝经之后的无性文化建构，在我们所搭建的研究语境中，都多多少少受到了个体基于生活经验的挑战，从而也开启了另一版本的身体叙事。在这个版本中，月经与性感，不是决然对立的。稍微拉长时间的轴线，我将以80后、70后、50后的女性为主，从不同的主题切入，以快镜头的方式串起不同年龄段的中国女性有关性感身体的叙述片段。
（一）80后女生聊黄片
有关色情的讨论，曾经引发20世纪80代美国女权主义内部的性战（Vance, 1984）。在众多性议题中，所引起的社会关注与国家规制恐怕也是最多的。但是与强势的反色情话语以及法律的规制相抵制的是人们的生活实践。根据我们的研究所进行的全国随机抽样调查，仅仅在2009年春天到2010年夏天之间，3/4多的男青年和一半左右的女青年都已经看过描绘性生活详细内容的图像资料，这还不包括文字资料。调查还显示：受教育程度越高，“看黄”的越多；职业地位越高，“看黄”的越多；收入越高，“看黄”的越多（潘绥铭、黄盈盈，2011）。即便是在14～17岁的青少年人群中，上一年看黄的比例也接近20%（黄盈盈、潘绥铭，2012）。如果把时间段放长到“一生中”，则比例更高。
除了数字，我们也开展了一个小型的定性研究，来探讨生活中女性对于色情的理解与日常实践，以对话于“我们往往认为”的那些常见认识与叙事结构。因此，我的研究生王丽君是带着这样的问题与对话目的来进行研究设计的。
一方面，我们往往认为，女性在性方面是比较被动和矜持的，不会像男性那样在性方面精力充沛、积极主动地去获取色情材料；另一方面，一些女性主义学者认为，色情本身就是对女性的贬低和物化，所以说女性更应该去坚决抵制这些色情材料。作为性社会学研究方向的学生，笔者对这个话题也是很感兴趣的，即为什么女性会冒着争议，去观看这些色情材料，她们对色情是怎样理解又是怎样实践的。
——王丽君，2013
王丽君的访谈碰到了比之前几位学生更大的挑战。挑战不仅来自找被访者的难度（我们的策略都是找比较“普通”的女性，对比于主动来访型的积极分子），还在于研究者自身的色情体验的缺乏。这个题目是我提议的，试图从健康的身体走向情欲的女性身体。学生觉得可行也希望能够挑战这个议题，但是也不无担忧：我都没怎么看过，怎么跟人家聊呢。为了“研究”，她还真补了一些课，并逐步开始“交流”，而非单纯地询问。因此，在整个访谈中，学生的理解与看法，以及实践与感受也时有表露。
值得指出的是，笔者作为一位女性，和女性被访者谈论色情这个话题，所以这个访谈过程本身就可以看作一个色情的实践过程，也正因为如此，这个访谈过程也并不是那么自然而然的一件事。在最初的试调查中，被访者是笔者的舍友，访谈进行起来就比较困难，特别是在关于自身经历的话题方面，获得的信息量都很小。笔者认为这是因为我们二人的生活圈子有太多交集，所以笔者将被访者确定为那些与自己不熟悉且没有共同圈子的女性。在访谈过程中，为了使被访者更能“放得开”，笔者通过对话题顺序的调整，对被访者进行“脱敏”，即将态度和看法放在经历和体验之前；此外，在访谈中，笔者还会采取“自曝”的方法来鼓励女性谈论自己的经历和体验。
——王丽君，2013
有趣的是，因为我们侧重在女性对色情的理解以及日常实践，会谈到很多看法与感受；当“色情”成了一个被理性分析与文化检视的对象时，比起色情品本身来说，多少显得有些无聊，以至于在论文答辩的时候，一位男老师的评价是：这么有趣的事情，写得这么无聊。就如一位非学界读者在看了我的《身体、性、性感：对中国城市年轻女性的日常生活研究》后，不无遗憾地说：太学术了。甚至有“深深感到失望”的。另一位朋友对“性感”研究的期待则是：你是要探寻女性身体的性敏感地带吗。最终也不免失望。理性与感性似乎在学术地探讨色情这个问题上更为明显地出现了割裂。虽然学术的叙事与平常的故事是不同的类型，但是，我也因此检视与反思自己的学术叙述方式，思考如何可以把社会学的作品写得更加有趣又有深度，当然，还要能够发表，只是到现在为止也没有成功。这是后话。
“色情”访谈涉及10位不同职业的80后、90后年轻女性。与前文类似，每一位的故事都可以单独分析，我暂且把王丽君自己列在硕士论文后面的一个个案片段拿来做例子。
片段一
问：你最早接触色情是在什么时候？可能你现在觉得它不是色情，但那个时候觉得是。
答：初二，是那个电视上，我小时候那个地方是一个县，一个县城，然后那个县城的电视就是特别没谱，然后会经常放它录的那种港台的片子。
问：是随便播的？
答：对，三级片什么的，随便播。
问：三级片也随便播？
答：对，你掐到一个时间，那是有线电视，有线电视的某一个台，你掐到那个时间你就去看，然后它就很多三级片。
问：我现在也不太清楚，三级片是所谓的情色片吗？
答：三级片就是露三点，它是正常的情节，就是露三点。
问：那会有那种很露骨的镜头吗？
答：不会，不是实质性的。我建议你去看一下那个欧美的分级、香港的分级，香港的评级跟美国的是不一样的，然后美国的评级把暴力也放在这里头，它完全是根据人的年龄来算的，18岁以下禁看的一般是这种实质性的，或者是极端的那种暴力，然后那个三级片是香港的评级，它是说，有的情节就是说，比如说黑社会老大，找了个女的，两个人就在讨论事情，突然那个女的说我要洗澡，然后就开始脱，然后去洗了，洗完之后什么没穿就出来了，就是这样的，电视上是有这样的画面的，这是三级片。
问：那时候是感觉，没有什么动作，就光女的脱了衣服就是色情了，是吗？
答：是有一个特别不好的动作，是说那个男的，他也是那种香港街头的混混，然后在酒店里面招酒店小姐，那个女的就是靠这个赚钱的嘛，穿的就是一个只能遮上这里的一个裙子，就是有具体的动作，就是往这里（胸部）塞钱，往这里（下面）塞钱，就是这么一个特别具体的电影。
然后那是我初二的时候看的，然后从那时候开始那个本能反应就被挖掘出来了，然后我就找一些小说，就是有一些国外的小说，像什么……
问：莫泊桑等的吗？
答：对，《羊脂球》啊，《复活》啊什么就是那种。就是那里面有具体的描写，然后我就开始看这个。那就持续了一段时间，能有一两个月，没有那么长，就10天、20天这样，后来注意力就被转移了，就把这事给忘了。然后再后来再接触是上大学的时候，大二的时候，大家都在看那个小说，然后后来我发现：哎，好看！就开始看，也看了不少，后来就在网上下一些小说，接着就是，那个有一个特别不好的，就是有的小说，就是那种正规出版的小说，它顶多就是说高富帅硬上弓这样的事，但是网上下的那些东西，就是乱七八糟什么样的状况都有，比如说怎么在公车上做色狼，然后还有什么乱伦的，什么跟自己的小姨啊，要不然就是嫂子啊这样的，还有一种就是同事，然后就是说科员的老婆跟领导，然后这个人会得到一些利益上的，反正就是一些不太正常的价值观……（2012，王思，26岁）
这个对话发生在2012年1月初，地点是在被访者王思的家里。王思是85后女孩，基督徒，本来在北京市一个事业单位工作，近日因事辞职。是王丽君经一位同学介绍认识的，接受访谈的条件是要和她参加一次家庭礼拜。在王丽君的印象中，这是一位爱读书、爱思考、看起来很洒脱的女性，在访谈开始之际以及整个过程中，都会主动化解访谈者的拘束，聊天中也比较放得开。
王丽君与王思的对话中，或明或暗地埋着几条线索。
其一，王思的实践与评价。从初二开始，接触县城有线电视台的港台片，其中不乏色情片段，被王思称为“三级片”。后来接触国外小说，到大学阶段，则更多地开始接触小说，包括网络小说。这些观看的内容，在我读起来非常具有时代感：20世纪90年代甚为流行的港台片阶段，海外名著阶段，网络小说阶段。如果说第一个阶段是因为无意中触及，那么第二个重要阶段则更有选择性。在这两个阶段，王思都会记得一些被她评价为“不好的”或者“特别不好的”情节，但是整体上也会有这样的表述：“然后从那时候开始那个本能反应就被挖掘出来了，然后我就找一些小说”，“后来我发现：哎，好看”。
在这个片段的最后，王思有提到网络上那些乱七八糟的内容，包括一些“不太正常的价值观”，可是在整个个案的其他片段，她也会有如何更策略地转化其不好影响，为己所用的表述：
它那个帖子是写叫你如何在公车上占别人便宜，然后看了之后我就知道，然后在车上我就经常看谁是这样的，对，就是会考虑一下怎么来保护自己。（2012，王思，26岁）
在影响与评价方面，王思是矛盾的，一方面会觉得好看，且能激发自己的情欲，另一方面又会对一些负面影响进行评价。这些负面评价一方面与“都是以男性为主导”的性别平等有关联，另一方面也与观看的情境有关。尤其是在涉及他人，比如社会影响以及对家庭带来的影响的时候，其情感会与自己一个人看、与寝室女生一起看的时候有所不同。私人空间，也是王思认为比较好的可以观看色情内容的场域。
其二，宗教与色情的关系。在这个片段中，王思的宗教背景是隐藏的。但是纵观整个访谈，宗教的影响，宗教与色情之间关系的分析是王思叙述中的一个重点。这个片段中王思的一些价值观体现，与此是紧密相关的。
片段二
答：然后它本来就是，只是说圣经里面，是说你要在正常的关系之中，妻子要满足丈夫、丈夫要满足妻子。我是基于这个想法。然后我觉得就是说，这是人的一个，就是一个本性，它是这样的，但是为什么有这样的设计？我觉得有人会以一种“有色眼睛”来看并说这个是好，或者说这个不好，还有一个状况是这个年龄段的女生没有结婚，所以在我们的文化之下，这一段的女生没有接触过真正的男性，没有跟男性有正常的交往，但是她自己又有需求，然后没有办法满足需求的时候，它只能通过别的途径来满足。
问：原来宗教里面对性是这样的啊，我们都以为禁欲的，这样的话，我觉得也不至于像以前那样，大家都不愿意去谈性，就像我刚开始做试访谈的时候，和自己的熟人嘛，就觉得很放不开。
答：很羞愧是吗？
问：对，感觉我们接触到的这些文化规范，没有鼓励女性去谈性的。
答：其实在我们教会里面也问了一些人，然后她呢也就觉得这个话题，不太好意思回答，尤其是没结婚的姊妹，就是教会里面的这些没结婚的姊妹，很多是连弟兄碰都没碰过的一种状况，所以你让她去谈这个性？所以说她也没有接受过一些这方面的辅导，我们在结婚之前有那个婚恋辅导，然后我们的牧师以及给我证婚的那个牧师要和我们做辅导，其实他俩没比我大多少，一个1983年一个1985年的，然后我和我丈夫我们四个人。前面就是都谈了几个要点，就说基督徒不能离婚，然后什么样的状况可以离婚，然后最后一点，就是那个牧师其实他也是一个很羞愧的，然后你想想一个班里学习最好的，一路考上清华、北大，就是那种男生啊，就说：我们要讨论一个在婚姻里面最本质的问题，就是性，然后剩下三个人都是这样（不好意思地低着头）。然后他就说，他说性本来就是上帝的一种祝福，然后要满足，要满足对方，不能以这个来要挟，因为即便是在婚姻关系当中，人确实是会想别的事情，比如说你在婚姻当中，会，会……会做性梦，或者有别的性幻想，可能对象不是你的妻子，是别的女人，妻子可能也会有，那个对象可能不是自己的丈夫，这个不是性这件事是糟糕的，而是另外的一种力量的糟糕，导致了大家认为这件事情是不好的。（2012，王思，26岁）
上述这个片段比较集中地表达出王思如何用宗教的眼光看色情，也可以解释她在整个叙述中体现出来的价值观：不是性这件事是不好的，而是另外一种力量，这种力量跟婚姻内外有关，与如何使用“性”有关。
其三，访谈者与被访者谈论色情时的情感与知识储备。王丽君在笔记中就有写到，刚开始聊天的时候比较拘束与生疏，反而是王思提议以一个小游戏开始熟络起来。在访谈过程中，王丽君也时不时会表露出比较吞吞吐吐或者害羞的地方，反而是王思比较坦然。王丽君的请教（包括A片与三级片的区别，以及基督教如何看待性问题），还真不是出于交谈策略，是真心不知道。因此在访谈中，王思会教导她到哪里可以查看这类信息。在第二个片段中，王丽君有提到自己刚开始访谈，尤其是跟熟人试访谈的时候，非常放不开。在交谈的其他片段，作为访谈者，王丽君也会透露出自己的一些价值观，更多时候是依然处于矛盾状态的价值观：一方面，在理智上，尤其是作为性社会学的学生，自觉地认为性是积极的，正面的；另一方面，多少忧心于色情对于青少年带来的不良影响，比如她自己在对话中就会流露：“我觉得可能像咱们这个年龄，一般都有自己的判断力了，但是那些年纪尚轻的，可能会太容易受这个东西的诱导了……”
跳出王丽君、王思以及幕后的我所直接参与创造的访谈文本。这个色情故事作为一个社会学文本，创造情境又是如何的呢？谁是创造的推动者，谁又是阻碍者？与其他的色情文本又有何不同？会产生怎样的社会效应？
在回应这样的问题时，“结构-具体情境-个体”之间的复杂关系总是不可避免。生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成长于90年代的年轻女性，多少受到主流文化中对于把色情与男性画等号、色情的破坏力量的建构的影响。可是又在实践中以及某些更为自觉的认识场域敢于正视色情的存在，及其对自己情欲身体的唤起作用。这种对待性的矛盾与复杂情感，与我们这一代（70后，被我称为承上启下的一代人）的差异并不是很大，只是在实践层面比我们更加敢于承认，更能大胆地加以表述。这种矛盾性，在另外一个学生对于90后女生的“自慰”研究中也依然可见。只是矛盾的内容与程度可能有异（但不是简单直线式的越年轻、越开放）。要是加上量化的概念，在数据的显示上，女性的性感身体确实随着时代的推移，在最近的十余年里有更加开放的趋势（潘绥铭、黄盈盈，2013），但是从质性上看，至少从70后到90后，在女性个体的生活中，多多少少都可以看到某种矛盾性，反色情的性文化以及禁锢女性之性的性/别文化所烙下的痕迹并没有随着时间而消逝。
在王思的个案中，宗教的力量，结合着王思自己的生活经历，一方面推动了性的自然化叙事，另一方面加固了婚姻对于性的禁锢，使得色情的身体被限制在某种空间之中。
生活中的个体实践对于女性主义反色情派的抗争意义无疑是存在的。尽管如王思一样，不少年轻女性也会强调色情文化的男性主导色彩，但是也不会因此而认定“色情”本身有问题，甚至不避讳谈论自己的色情实践。当然，尽管这些被访者不是主动积极地来讲色情故事的，愿意接受访谈，一定程度上也表示其对待色情（至少是谈论色情）的“开放度”。我并不能因此判断说80后女性都乐于谈论色情，而是说，在我们所创造的研究语境中，在小情境以及有关女性身体自主、性革命话语的推动之下，这类更为积极的色情论述开始浮出水面。从质性的意义上讲，这类故事生产的社会影响及意义在于挑战了反色情的话语体系，动摇了法制对于色情进行规制的（缺乏）社会学基础，以及忌性的性别文化。
（二）矛盾的70后，游移的“性感”表达
“性感”这个词开始流行于20世纪80～90年代，并在最近几年风靡各种媒体。不过，尽管现在的媒体到处在言说“性感”，从人的性感到车的性感等，但是性感真如媒体所言说的在中国“爆发”了吗？“性感”这个词尚未引起多少严肃的讨论，也没有形成一个社会定义比较强的共识。这就给我们留有想象与发挥的余地。这种余地有利于我们探讨女性作为主体对于性与身体关系的灵活的理解。
——黄盈盈，2008
以上是我在博士期间，以“性感”为切入点探讨女性身体的一个初衷，也是我自己开始做的第一个与身体有关的研究。这个小节的叙述不妨稍稍拿自己开刀，回顾及反思我作为一个70后的女性研究者如何编织女性的身体故事。
我对于“性”的关注，与其说是为低俗的兴趣或者伟大的志向所驱动，不如说是因为报考研究生时投到了潘绥铭老师的门下，从此一条道走到黑，越走越来劲。这个入行的故事太平常了，我的性/别经历也太平常了，直接戳破了“女性性研究者”的神秘光环。以至于期待听到点励志故事或猎奇八卦的人都会大失所望。看着那一双双闪烁着贼光的眼睛顿然黯淡，我经常忍不住哈哈大笑。对于女性的关注则多少与我自己的性别感受有关，加之女性在研究领域的缺席语境。
选择“身体”，始于一次饭桌上的交谈，当时有一位国外学者提到了一句身体研究，让我感觉眼前一亮。于是乎开始查找文献，寻找理论与现实意义上的合理性，也开始有意识地在生活中做观察，收集一些材料，做试访谈。博士第二年在北卡罗来纳大学，则有幸参加了冯珠娣老师开设的“身体与主体”课程（之后冯老师便被调到了芝加哥大学），比较系统地阅读了一些有关身体的人类学文献。虽然似懂非懂，但是这个课程以及冯老师所强调的逾越各类二元对立的“活生生的身体”对我后来的研究思路影响很大。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的博士论文最终落在女性的身体、性与性感之上。70后与城市女性的限定，也与自己的日常（年龄与生活经历）有关。
在2002年开始身体的经验研究，这在当时的大陆社会学界还比较前沿，但是遗憾要多于成就感。最大的遗憾还是在分析的时候太偏重于对材料的切割比较，研究的设定比较多，“个案”性与开放度不够强，在社会语义学层面的探讨多于结合生活情境的整体性分析。也如答辩组一位老师所指出的：感觉绕来绕去，走不到更大的空间中去。虽然论文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身体的各种复杂性、流动性及其生产情境，但是依然感觉整体而言，故事性不够强，当然，也欠缺趣味性。也难怪有读者表示失望。相比于另外一些人在“理论意义”的层次上对此类（小）研究提出的质疑，我自己更加在意生活逻辑的被切割。我编织的身体社会学故事，最终还是不够“性感”；我在书中所强调的日常生活，似乎也还不够“生活”，尤其是缺乏纵伸的时空感。这些遗憾也一直鞭策着我不断反思自己的研究与写作思路，期待能够跳出八股，在故事性与兴趣性方面有所突破。
对于70后城市女性的性感研究，在比较分析了38位女性对于身体、性感的多维度表达之后，我在后来出版的书中的结论之一是：流动的“性感”、矛盾的“性”、对立的“性别”。在这个性感的研究叙事里，蕴含了不同版本的身体故事，矛盾的存在也与社会新旧观念的冲突及日趋多元相联系。
表态上的认同与实践中的规避构成了70后女性的一个矛盾。
从一种“表态”的角度讲，大部分女性觉得性是“很正常的事”，而且很有必要说；但是，从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意思，从性感身体实践的角度看，大多女性倾向于有意无意地以一种否定的态度来说性，例如认为“性不见得是那么高雅的事情”、“那种事”。“我能够理解别人那么做（性的身体的表达），但是我自己不会这么去做（或者我不适合这么做）”成了一种典型的日常生活中的“性”话语。
性别差异在“性”上的抹杀与对立化构成了70后女性的另一个矛盾。
在女性身体的泛化理解与自我镜像里面，不管这种身体是否被置于男性的目光之下，不管男性的目光是否带有“性”的色彩，女性在接收这些目光的时候倾向于从“美”的角度，而不是（或者不愿意）从“性”的角度来审视自己的身体。
当我们把“性”的概念提出来，考察“性感”的时候，女性把男女对于性感的理解推向了极端。女性的“性感”概念比男性的“性感”概念要美、要非性化。以身材、嘴唇、裸露程度为特征的“性感的身体”更是突出了男性的存在：有意无意地把身体置于男性的目光下进行评价。有的女性甚至认为性感、性、性吸引力这些带“性”的词本来就“属于”男性，她们自己对此没有什么看法，只有男性的目光才是性化的。这时候的“性感的身体”通常是处于（想象的）男性看女性的情境之中，而且这时候所接收到的男性目光必定是“性”的目光。也就是说，在不同的语境中，目光的意义发生了变化。
……
女性对于“性”的弱化与矛盾的表达与女性所处的“性”的社会情境（生于70年代，长于80年代）是相关的：没有多少读性、谈性的气氛，尤其是谈性。在一个社会急剧变迁的时代，在一个社会出现断裂的时代，“性”作为一个负面的概念与“性”作为一种流行的东西并存于我们的社会；压抑与革命并存；意识与实践出现了较大的偏离与断裂。
——黄盈盈，2008
可以看出，在之前的研究语境中，作为研究者的我试图构建的是一个复杂的、流动的“性感”身体。与其说当时致力于对积极身体论述的挖掘，以及为女性之性“正名”，不如说更多的是展现日常生活中的琐碎化、情景化与矛盾性。我所设定以及被访者所给出的身体的性别语境、中西方的语境、他指与自我指涉的语境、表态与实践、流行话语与日常生活中的非话语实践等多维度语境的交织共谋，给多元的、流动的身体表达提供了创作空间。
同为70后的我，可能自身对于身体的这种矛盾性，尤其是对于表态与实践两个层次出现的断裂深有感触，这样的感触也明显地投射到了对同时代女性的研究设计与分析策略之上。我依然可以振振有词地为智力活动与个人生活之间的距离提供合理化解释，但是在研究的过程中，我也清晰地看到这个逻辑与我的被访者们“我能理解她们，但是我不会这么做……”句式的内在一致性。于是乎，与其努力地合理化自己的知行不一致，不如就大方地承认这种矛盾，或者说差距。毕竟，研究者也是生活中的人，并没有比我们的被访者更多地超脱于现有的社会建构，尤其是在身体的层面。对研究者的祛魅，研究者的身体与情感在场，研究中的尴尬与挑战，以及日常生活的制约也反映在我的另一篇文章之中（黄盈盈，2017）。
整个《身体·性·性感》的问题意识是我在博士论文的导论中所提及的性与身体的研究语境，社会语境则一方面是传媒及商业社会对于“性感”时代的高调宣称，以及对于无处不在的“性感”的性化解释，另一方面却是生活中女性声音的缺失。在这样一个背景下，研究所创造的性感故事，又有什么样的社会影响呢？
虽然，我对自己的博士论文心存不满，遗憾多多。但是在研究过程中，参与访谈本身也是一种重要的谈性实践，对于参与其中的人的生活多少是一种介入。在其中的一篇访谈后记中，当时作为访谈者的我的朋友有这样的描述：
和蒋诗的访谈令我觉得很震惊。从外形和语言上，蒋诗都应该属于那种比较开放的女孩。“性”这个词从她嘴里说出来也不觉得有丝毫的羞涩。甚至当我有时候对她的观念表示出掩饰不住的吃惊时，她还跟我开开玩笑说“没想到吧，我爱都没有做过”。
访谈结束后，蒋诗一直觉得很不安，并一直向我请教如何“提高”和“学习”（这两个词是她原话中带有的，用到性的话题上，稍微显得有些太正经了）。她告诉我以前觉得自己那么保守是在保护自己，觉得这样就没有任何机会受到伤害。没想到还是在感情上率（摔）了跟头。她还一再地问我，觉得她的男友和第三者之间是否已经发生了性关系……
过了几天，我在下班的路上接到一个电话，接到了蒋诗的电话，让我向她推荐几本和性有关的书。也许，这次访谈真的会影响和改变她很多。
不管后续事实如何，对于作为被访者的蒋诗，对于作为访谈者的我们，这次对话都是人生经历中的一个片段。书籍的出版，不管有读者如何遗憾其缺乏“性感”，在身体社会学经验研究的语境构建方面，在促进女性谈性、有关女性之性的积极话语的构建方面，也算是一个参与者。姑且将这视为研究实践与最终作品的意义及生产力作用吧。
（三）50后女性，烙着岁月痕迹的身体
“老龄化身体”的建构，是医学人类学及身体研究者关心的重要议题。在经血身体部分，我已经展现过几位50后阿姨的性感叙事，一定程度上构成了与流行的绝经话语、老化身体的对抗。这种对抗也体现出生活中的积极策略对于“医学化身体”的抗议。在这个小节，我再增加一个焦阿姨的故事。经历过大半个世纪的女性，受医学训练多年的妇科大夫，她的表达如何体现岁月与时代的变迁、生活与医学的对抗或合谋？老化的身体，可以如何性感？以及，在60余年的生活与社会变迁中，身体故事的转折何以可能？
我认识焦阿姨，已经有多年了。之间陆陆续续听她讲过一些生活经历，也在不同场合访谈过她的一些经历。但是这次正儿八经地进行有关她个人经历中与“性”有关的访谈，却是学生去做的。因为太熟了，平时有些话张不开嘴。今天，再度读到访谈材料的时候，思绪万千。那一代人的爱与恨，时代的烙印与岁月的痕迹，随着焦阿姨的身体回忆与叙事，随着鼠标的滚动，不断地在我的眼前展演。
因为对这个故事更加熟悉，了解也更为完整，我下面的叙述策略稍作改变，不以访谈的原始片段开始，而直接从访谈的碎片中拼凑出故事，并结合平时的点点滴滴来进行表述。下面我要展现的故事，出于隐私保护的考虑，有些重要背景与情境也不得不隐去。这也是某些历史时点某些研究场域的无奈选择。
焦阿姨生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因为“地主”这个阶级身份吃尽了苦头。她花了十几年的时间，比别人付出成倍的努力去改变命运，上班之余自学、复习职称考试，最终成为一名专业的妇科与性病医生。寥寥的几笔，却溜走了焦阿姨大把的休闲岁月。其中的艰辛和坎坷让她深刻地体会到，被污名化、被标签化是一件多么可怕而无奈的事。她后来之所以愿意去帮助一些受歧视的人群，是因为觉得她们也是被贴了各种脏标签的群体，她很理解她们受到周遭人白眼的心境，也深感女孩子要是在人生的某些困难阶段能得到别人的帮助与理解，是会非常感激的。
焦阿姨的个人经历，我之前也有听过。不过，这段经历对我的学生周柯含而言，比较陌生，也始料未及。焦阿姨在讲述自己经历的过程中，情绪比较激动，落泪了，这一度让未经世事的学生有点慌张，因为这完全是意料之外的事。在访谈之前的这段50多分钟的自述，让学生一方面担心因为勾起这些事情给焦阿姨带来一定程度的伤害，另一方面也在想会不会影响访谈的进程。
在焦阿姨年轻的时候，性/别叙事里有一段有关她称之为“性侵”的经历。性侵的讲述是从身体老化、闭经对于性生活的影响开始转入的。在谈到闭经对于性生活的影响时，焦阿姨觉得不少女性会强化、暗示性交疼痛，并且把这种“我老了”的暗示传递给老公。她觉得这种对于绝经的认知是被建构的，自己在生活中会刻意地加以规避，转而通过调整自己来适应绝经带来的变化。一定程度上以克服自己一时的疼痛，来充当生活的润滑剂，也带来自己的改变。这样的生活策略，又怎能是女权话语中简简单单的“规避结构性压力、让女性个人承受痛苦”的斥责可以解释的。人近退休年龄了，接触到性/别圈子里的某些“豪放女”，这些女人告诉她：要做一些性的唤起，还有一些前戏，把这些前戏做好了的话，你照样会有那种性高潮，跟绝经没关系。当学生接着问，那年轻时是不是也有这种认识的时候，话题被带入到了“性侵”叙事。
我也得说这么一个问题，因为我年轻的时候吧，说句实在话，我们这些孩子年轻的时候都受过性侵。当时我妈她们单位打乒乓球的地方有图书馆，还有娱乐的地方，然后到星期六这些孩子都没地方去了，因为爸爸妈妈都工作嘛，那时候经常搞运动，爸妈都上班，我们就都去单位打乒乓球、看图书，但恰恰是管图书的这个人，他那会儿还没有结婚，就二十几岁，我们叫他唐叔叔，他就特坏。后来我们才知道，我们这些小女孩都被他性侵过，他全部都摸我们，抠我们。然后谁去了他都说“你到我们这来”，然后所有的女孩都不吭气，然后我们这条街上有商业局、粮食局，还有文化馆，然后我们又知道这些同学也都被他性侵过。但是我们所有的人都没吭气，我们就特别生气这个事情，然后我们这些大的孩子知道以后就不去了，然后他最可恨的是什么呢？我们还要去打饭，因为那会家长都不做饭，我们都去吃食堂，去食堂打饭的时候我们就会经过一个很少有人的地方，然后他就躲在那里，我们去，他上来就亲，捂住我们的嘴就一直亲，最后我们都不敢去买饭，但是这个事情我们都不敢跟家里说……所以我那么给你说，一直在我年轻的时候，我就碰到过很多很多男的性侵的事，比如看篮球比赛被后面的人用阴茎顶的事情。所以我就觉得性侵真的不是（现在）这个社会的事，那时候我们基本上都有这个事情，但是我们同学都不说。
焦阿姨说那个年代性侵的事儿很常见，跟现在相比，区别在于“说”与“不说”。这也涉及普拉莫的故事社会学里所提出的，为什么有的故事当年不会出来，现在却开始浮现，甚至成为流行话语。这显然与当年及现在社会背景的差异以及性别运动的发展是有关系的（Plummer, 1995）。对于性侵的关注，在中国也只是最近几年的事情（尤其是2016～2017年以来）。虽然20世纪90年代的女性主义者有过提醒，但是进入媒介、成为流行的性故事，而且是越来越趋同的性故事，显然跟近期新女权运动的发展有关。不过，焦阿姨的“性侵”叙述，依然有不同于常见模式的表达与转折。这也是我把这个故事放在性感身体章节的重要原因。
焦阿姨对这段经历的表述比较平静，至少比起之前她所讲述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因为家庭成分而带来的生活转折以及在找对象、工作时遭遇的自尊心的伤害，要平静得多。但是，虽然“性侵”对当年的女孩子来说似乎很常见，对后期生活的烙印也没有“受害者”模式中的那么严重，否认性侵对个体的身体及生活带来的影响显然是不妥的。对于当年的那些“性侵者”不加谴责、对当年纵容这种行为的社会环境的不加谴责，显然也是有问题的。不过，无限地放大这种效应以及统一化其对不同人的后续生活的影响，无视经历者在生活中的应对策略，显然，也是偏颇且简化的。
对焦阿姨来说，她觉得这些经历对于她刚结婚时候的影响比较大。家里人在性方面并没有跟子女有过什么交流或者教育，即便是当时妹妹有告诉妈妈有男的这么干的时候，妈妈也只是气愤地说：怎么这样！加上刚开始有性生活的时候会血，出现过急性膀胱炎，同房就成了焦阿姨最大的心事，然后一同房就犯膀胱炎。彻底把病治好后，每次同房就会产生很大的心理压力，之后的两年里，从来没有性高潮，也没有任何快乐的性感受。性侵的经历、结婚时的生病，以及自己一个人睡的习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给焦阿姨带来对性的恐惧与厌恶。除了疼，还有脏。但是，与很多“性侵”故事版本不同的是，焦阿姨这个故事里有“但是”。
但是结婚两年以后，他说要去他姐姐家，我去了以后，然后她姐姐家有一本有关培养克格勃的书，培养特务的一本书，就是当年苏联到很好的那些学校去挑选很漂亮的女孩子，去了以后培养克格勃特务，结果训练以后，就是让男的上来抚摸她们。开始是抚摸她们，然后就是和她们发生性关系。发生性关系就是当天晚上就要放给她们看，当时做的时候她们这些人还没有很大的反应，但是晚上放的时候这些人全都哭成一片。就看那本书当天晚上我老公和我做的时候我有性高潮了，知道吧？第一次我才知道，那都结婚两年了嘛，我才有性高潮……
这之后，生完孩子的忙碌，加上子宫下垂等身体症状，自身不好的妇科体验，以及作为医生在妇科做检查的体验，也并没有给焦阿姨持续地带来多好的性感受。
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你不知道，我们干这个工作影响我们性的很多问题，你看从开始干妇科，然后看的就是生孩子、放环、流产，完全都是负面的对性的生理的压抑。所以我们很多结婚的人，每次男的和你说做的时候，行，做，月经没来的时候就觉得真烦人，月经没来，就恨死你了。等来月经，心情好多了，所以本来就有一些经前焦虑症，又碰到担心怀孕。我们那个年龄的时候经常聊这些事情，私下里，说哎呀怎么办，怎么月经还没来呢，这两天怎么还没感觉。每次来月经的时候就开始焦虑，就骂这些男人，等来月经以后，好了，高兴了。然后过了月经做的时候，就说别让我怀孕啊，反正就是一种恶性循环，所以我就觉得因为怕流产、怕怀孕，也影响了自己很多的性生活。当时我们30多岁的时候，我们这些同伴就经常会说这些事情，怎么办，月经还没来。
而且在我整个过程当中，我流过四次产，第一次流产是因为我不知道我怀孕了，我正好在那儿学习，就发现老恶心老恶心，怀孕了流产。最后到闭经的时候，因为带着环，然后我家买了一个磁疗的垫子，因为它是磁疗嘛，我估计这个磁把我那个环位置移了，移了以后我就老是月经不干净，我就做个B超看看我月经怎么老是不干净，然后一做B超人家说“哎呀，××你怀孕了”（笑），我说我带着环呢，她说你环位置错了。马上就去把环取了，接着刮了宫，结果刮了宫以后又怀孕了，然后还好这回就有流产药了，我自己吃了流产药，然后刚过五天吃了流产药，就像来月经一样，那天休息一天，就没有事，就不用刮宫了，刮过三次宫吧，所以这些对我的性生活都是很大的障碍。
再一个后来我看性病，我就觉得男性生殖器……所以我们这些就是不会一看男性生殖器，就会对自己有那种性的刺激，就是看麻木了……我就觉得看这种东西看多了，完全就把我性的敏感度降低了。所以我们那年轻的大夫，有的说给男的看性病，这男的“pi答”地射精了，然后把那个女大夫气得哭了。我说你别哭，我说他们经常就会有这样的人。我在看病过程中也会发现，有的男的不是来看病，他真的是一次次来跟你说，大夫，还不舒服，我说看看，再来几次我就发现不对了，再来我就找别人给他看……
前半段月经、担心怀孕与流产的叙事，即便在现在的年轻女性那里，也经常被讲述（黄盈盈，2012），并没有随着这几十年的变化而发生革命性的改变。从这个意义上讲，即便在话语层面身体自主的声音越来越强，甚至从统计数据上也可以看到很多性指标方面的改变，但是对待性的态度、性的感受，在更为生活的层面，女性的性/别与身体革命尚未实现，至少依然有很大的改变空间。后半段看性病的叙述，在现在的焦阿姨口中，似乎已经是稀松平常的事了，而且能处理得好，不像自己年轻时那么慌张。焦阿姨觉得自己性生活最好的时候是40多岁到50多岁的时候，感觉这个阶段自己慢慢能放得开了。这种放得开，这种身体与性/别层面更大的转折，不仅仅是因为人到中年更能感受“女人四十如虎、五十坐地能吸土”，更多的是跟她后面的工作经历有关，也与“两耳之间”观念的逐步开放有关。
应该说，我到后来接触这个群体（小姐人群）以后，我的性有很多一些好的东西，一个是我对性不是那么恐怖了，而且慢慢地和性工作者交流这些性愉悦的事情啊，然后无论是口交啊、手交啊这些事情，都可以，觉得无所谓这个东西，为什么不可以尝试做呢？然后我就说尤其是性高潮，都会和老公聊这些事情。如果不是接触这个群体，我肯定不会聊。再一个，像我们这个年代的人，就明知道这个事情，我们很压抑得住。我们不说，就像我今天说的，如果我们说了别人会觉得我们很淫荡，就是很放肆，所以就是很压抑。
焦阿姨的性/别叙述里，依然对于某些事情是持有看法的，比如一直处于单身的状态，或者某些性关系很乱的状态在焦阿姨看来都有问题。但是，不管是认识还是自己的身体实践，现在的焦阿姨比起很多女性，有更多正面的性表达。以至于很难跟“中国女性”“老年女性”“经历过性侵的受害者女性”的常见论述挂起钩来。
在整个叙述中，“性侵”“性工作”这些词是焦阿姨自己给出的，这又跟她在后期接触的圈子以及日常工作的特点相关。性侵的故事，当年为何出不来，现在却能成为一种重要论述？现在的词语与论述又如何影响焦阿姨对自己当年经历与感受的认知与表达？焦阿姨在最近几年，因为工作的原因，经常参加各类培训班与会议（当然包括社会性别的培训）。这些活动显然对于她的表述是有影响的。社会运动与政治文化对于性故事的塑造（包括语言的使用），以及不同时期的这类时代文化与焦阿姨的个人生活经历的碰撞与交集，让我们在此时听到了这样的性侵叙述。焦阿姨讲述这些不好的性经历时的情感，其强烈程度远远比不上她对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生活与工作境遇的愤慨。“性侵”烙上的忌性身体感受、妇科病带来的忌性身体感受、作为大夫带来的非性身体感受，在后面的人生境遇中，因撞上了另一个性/别圈子、另一批人而发生了转折。对焦阿姨来说，这是幸运的。有幸，我也是这另一个性/别圈子的一员。也因此，从焦阿姨的经历及表述中，我经常能看到力量，看到创造另一类性/别与身体叙述空间的重要性。一味地谴责结构的压力与宰制，而不去挖掘生活中的抗力与策略，往往让我们看不到翻转的力量与可能。也正是如焦阿姨等人的人生经历与生活实践中迸发的力量，激发我把焦点投向积极的一面，投向反转结构性压迫的生活空间。
从焦阿姨的故事延展开，还是以我经常举例的有关“做小姐”的自我叙述来为这个章节画上一个句号。一位小姐，在面对听众与观众同情怜悯的眼光时，很容易说出：家里穷，所以出来做（小姐）；但是却很难讲：我喜欢做，所以出来做。不是因为后一类“事实”不存在，而是因为我们的社会谴责这样的叙述，我们的听众不愿意听到这样的另类故事，人们有自己愿意听到的“真实”。我在导论中以及有关方法的讲座中多次提及过的小美妈妈的例子（50来岁，在香港做生意的小姐），之所以让我印象深刻，不仅仅在于她说出“其实我挺享受做生意”这样的另类叙述，更在于她讲完之后，“今天终于可以这么说了”的那份释然。这份释然，就研究主体而言，抒发了太多的社会规制对于性/别故事与身体叙事的约束，就研究者而言，则集中凸显了大时代给小田野带来的挑战，让我们重新审视“访谈材料”的天真与污垢（黄盈盈，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