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挖故事”的尴尬

2013年初，我和两个学生（宋琳和方敏）去孟哥所在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草根组织寻求帮助，把初步的想法与孟哥（负责人）及女性小组的联络人利姐进行交流，探讨研究的可能性及意义。之前与他们良好的合作关系以及长时间建立的信任感，加之适逢他们也在探寻如何在女性人群中多开展一些工作，使得我们在这个环节没有遇到任何困难。作为重要知情人与联络人，孟哥与利姐在建立关系、取得信任、寻找被访者这个步骤上，帮了我们很多忙。

不久，我们约了利姐聊天。这次聊天更多的是涉及她所了解到的人群的情况。利姐以开玩笑的口吻讲述了“找男人”的三类故事。

圈里流行三种找男人的说法。第一种可能性是找个圈里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这样不存在谁歧视谁的问题，可问题是，圈里的男的长得太丑了（因为长期吃药，药物副作用带来肤色以及形体的改变——作者注）；虽然我们也想找个伴儿，但也不能太降低要求吧（笑）。那要是找个正常的男的吧（非感染者），又担心被发现，就算是男的愿意，还有他的家里人呢，还有以后生活中谁知道他会不会提这事呢。有的人就提议说找个（男）同性恋吧，还真有人尝试的，可是也有问题，身边没有男的吧，也就算了；你说有个男的躺在你边上，你还不能碰，那多难受（笑）……

这些玩笑至少告诉我，在女性感染者们之间，找男人、性关系这类议题是有被“开玩笑”的，以及开的哪类玩笑。这些故事让我至少感觉到我们感兴趣的问题不是一个伪问题。

但是，如一位朋友提醒的：找男人，这个中文语境中含糊的说辞，指向的是找陪伴，还是找“性”，还是有其他的意思。在后面我们访谈到的材料中，有不少被访者确实是从“找伴儿”的角度来说“找男人”的。但是，利姐的话里，对于身体（长相）、性（能不能碰）的强调，至少表明“找男人”并不仅仅是陪伴意义上的。

这个提醒背后更为重要的方法论问题是：亲密关系、性、伴侣这些我们习以为常到混用的词语，到底指的是什么；我们研究者如何用它们，被访者又是如何使用的。计较这些词语的意思，除了要考察日常生活中的用语，其意义还在于：“性”（包括相关的粗话）因为其字眼的敏感与污名色彩，在正儿八经的谈话场合（尤其是学术界），经常会被我们或者置换掉，或者含糊其辞地游移到其他更为“正当”的词语上去，诸如婚姻、情感、家庭、生育，甚至性别，以及最近时髦的“亲密关系”等。这也是我经常喜欢抠字眼，一定要把概念区分开来讲的主要原因之一。因为，如果不抠字眼，“性”就越发不可见，越容易成为高大上的学术语言的权力游戏的牺牲品。

（一）“情感历程图”：社工方法的热身效应

半个月后，我们与利姐策划了一次活动，地点是在她们的活动室。那是第一次正式与其他女性感染者见面，介绍我们的研究。那次，学生组织了一次“情感历程图”的游戏；随后，我们（我和两个学生）开展了三个小组讨论。一共有13位女性感染者参加了讨论。

设计游戏的学生是社会工作专业毕业的。在利姐介绍了我们（利姐把重点放在“她们是自己人”）之后，学生请在场的人每个人画一张“情感历程图”，把生活中自己认为重要的经历标出来，给出分数；然后她又以自己为例，请大家讲解那是什么情感经历，为什么给高分或者低分。

对于这次活动，作为观察者，我的感受是：有利于寻找话茬，活跃气氛。但是，因为学生设定的是“情感历程图”，我们听到的也多是情感经历，诸如单恋、初恋、失恋、结婚、离婚等。没有人主动说起“性”或者相关故事；性，在“情感经历”中，是避而不见的。

我对于从国际上引进的类似游戏（参与式活动）的做法，有一定的保留意见；对于被访者发散式的自由畅想法、自己写日记/摄影、同伴记录性的故事等被广泛使用于“边缘人群”、被认为（必然）能更好地让“边缘人群”发声的表达方法也心存疑议。这些方法有一种本质性地排斥研究者的介入，以及简化地看待“主体的声音”的缺陷，从而忽视了对同样受到社会规范制约的“主体”声音更为复杂化的解读以及批判式的分析。它们或许有一种伦理上的“进步性”，但是至少，从方法学上看，它们也只是提供了某一类的叙事材料，并不存在天然就好的“正当性”。

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自由畅想”本身就是一个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在“自由畅想”之下，那些原本就不可见的议题、那些被社会所避讳的字眼更难以浮上水面，比如性。我们的经验是，研究者如果不把“性”字提出来，如果不能像谈“麻辣烫”一样自然地谈性，则很难指望被访者自己来畅快地、主动地谈性。更何况，我们面临的困境，不仅仅是“谈性”的忌讳，更是“不知道如何去谈”。在性这个议题上，“良家妇女”的想象力是有限的。因此，我坚持把“性”显性地带入到小组讨论，以及在生活场景中的访谈与聊天。学生不止一次地质疑过这种“坚持”：这不是她们关心的议题，我们是否在“强人所难”。这就提出了更多的方法与伦理问题：什么是“自己关心的议题”；研究中的“强人所难”如何理解、是否可以。在后面的讨论中，我将重新回到对这些问题的思考。

游戏之后，我们把参加者分成了三组：在婚、单身，以及在婚与单身的混合组。三组小组讨论中，我们了解到不少面上的信息，以及不太涉及个人隐私的“理解”类问题。其中的一个策略是影射法，是向她们请教“女性感染者的性”这个问题是否重要，她们对于这个议题的看法，以及她们所了解的“她人”的情况。在小组讨论的情况下，个人的具体经历是不容易被听到的。

（二）生活情境中的访谈：走向个人经历

随后的一年中，以学生为主导，我们开始单独在生活场景中约访女性感染者，除了两人不愿意谈及自己，我们一共访谈了11人。因为现实的局限性，我们只能在有限的选择范围内尽量考虑到差异性与多样性。

在这11人的访谈中，基本都涉及对于“性”的理解，以及自己在性方面的关系与行为方面的实践。有两位女性，尤其积极地谈到了较多与“性关系”相关的内容。不过，即便是非常积极主动地寻求自己情欲的两位女性，在谈到是否戴套这个问题上，也非常小心地用“如果那男的不想戴，就不戴了；但是我的病毒载量已经很低了，不具有传染性了”来缓解自己的道德压力。在我所了解到的其配偶不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性关系里面，因为各种顾虑及告知的复杂性，大部分的女性并没有主动告诉她们的性伴侣自己的感染情况；因为“戴套”背后的文化困境，也不一定会使用安全套。这里的伦理是很纠结的，充满困境。她们除了担心被暴露从而受歧视甚至遭遇暴力，自己也承载很多的道德压力。作为研究者，我至少认为不可以谴责其为故意传播，更不能够将其“报告”了，这里面有更复杂的结构性因素需要讨论，也需要探索更为战术与策略的应对技巧。

因为人群的分散，以及由于伦理与现实生活空间的局限，我们很难像住在红灯区那样以一个社区为基点对某位女性的情欲世界开展参与观察。单一的访谈，即便是在多样化的生活空间里加上若干次聊天，其局限性还是很明显。

即便是在私下场合里，大部分女性在身体形象（用药之后脂肪转移、肤色暗淡等）、跟家庭的关系、情感这些议题上可以敞开了讲，但是在性方面，能讲的不多。其限制主要不是来自“不敢说”，更是不知道该说什么，觉得无话可讲，“不就那么点事儿，有什么可说的”。尤其是确诊之后，加上到了一定年龄，没有性生活是常态，也没什么性欲望。学生的最大访谈感受与抱怨是：她们都不愿意谈性，也觉得没什么可谈的。我们深感在现有的社会背景与忌性文化之下，要去寻求积极的、正面的“性”非常困难。

孟哥的建议是：“你们找的人太‘普通’了，我认识一些在外面‘乱搞’的，故事多了去了……”寻找情欲方面很开放的女性，或许是一个好的研究策略，也有不少性研究实际上也是这么做的。但是，即便是所谓“普通”的女性（这里更多的指那种不是在性方面表现得特活跃，或者不是主动倾诉型的、网络表现型的、读者来信型的、主动应聘型的），积极的性、能动的身体就不可见吗？我个人固执地觉得，探究这些人的情欲身体，尤其是其扩展到网络之外的多维生活空间中的情欲身体，更有挑战性。

那么，“谈性”的方法学挑战具体来自哪里？是文化与社会结构的制约压抑了作为被访者的女性的谈性意愿，还是我们作为研究者自己也觉得难以启口？是谁不愿意谈“性”？我们这样的一种常规访谈方式，在探究“性”这个问题上，本身就有局限，还是什么因素制约了我们谈性的能力与空间？这些困难，是访谈技术的问题，还是社会文化的问题？或者说，哪些是技术的问题，哪些是社会文化的问题，哪些是兼而有之的问题？

（三）小组骨干培训会：“需求”话语的纠结

2014年初，孟哥邀请我参加在东北某地开展的女性感染者小组骨干的讨论会。这次讨论会的主旨是女性感染者的需求是什么。孟哥说，我正好可以跟她们聊聊关于性方面的需求。

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在“需求”讨论的环节，有女性感染者列上了“急需择偶”。不过，很快，孟哥就给我泼了冷水：她们是因为看到你坐在这里，知道你是搞性研究的，才“勉为其难”提到这个的。换言之，我已经成了一个“性”的符号。我不太甘心这种“勉为其难”，也不满足于“择偶”对于性的替代，直接在后面的讨论中提到：性方面有什么考虑，目前的性状况如何，即便没有配偶，怎么看自慰，女性性高潮之类的事情。这种挑战，倒是没有引起反感，除了换得一些“咯吱咯吱”的笑声之外，很快这些话题就会被岔过去。孟哥和另外一位女性负责人安慰我：性还不是需求，她们有更多的其他方面的考虑，比如治疗，所以不愿意聊性。

这次讨论会激发了更多的问题：“需求”是什么；谁的“需求”；是谁绑架了我们的，或者她们的“需求”；社会，项目，草根小组，我们研究者，还是作为个体的女性自己也是共谋；我也不得不面对“她们自己说的”这些主述语言的复杂性；也不得不把学生的问题转向我自己：那么执着地要谈“性”，合适吗？

但是，讨论后期的一次转机，又给了我“谈性”的信心。当孟哥许诺找资源来给社区的女性感染者朋友们安排一次免费的两癌筛查（乳腺癌与宫颈癌，也是被提到最多的女性需求）时，我“恬不知耻”地许诺在下次开会的时候给她们带“跳蛋”（女性自慰器的一种）。这个建议得到了若干人的欢迎，至少没人好意思拒绝，这让我又看到了进一步探究“女性情欲身体”的希望。此外，很重要的一点，因为都住在一起，在会场外观察到的某些女性如何打扮自己、如何相互开（找）老公或男朋友的玩笑，也进一步让我感受到正面的身体力量以及对于积极的“性”的商讨空间。

（四）艾滋联盟会议的女性分会场：“跳蛋”激发了“性趣”

2015年初，孟哥邀请我参加在北京开展的艾滋联盟会议的女性分会场。这次会场上的大多数人我都已经认识了。大家一看到我，自然扯到了“跳蛋”的议题上。为避免她们尴尬，我自己购买了口红式（便于携带又很隐秘）的跳蛋，在家组装好，到现场给她们。为了避免假冒伪劣产品，尝试过之后，我才敢发给大家。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在网购了20多个跳蛋之后，我接到了后台服务生的电话：“女士，你确定是要买这么多吗？”试图保持冷静的语气里，略带不可思议的戏谑。

这次的貌似玩笑式的“非”学术性的“切身”实践，实际上却是打开这个话题的最直接以及最有效的方法。因为一些不可控的因素，我没有机会跟她们聊“用户体验”，但是从她们的表情、开玩笑以及个别人的“抱怨”中，“女性之性”以及情欲的身体开始更为赤裸裸地呈现。

“跳蛋”的尝试，其意义不仅在于刺激研究者更为积极地思考适合女性感染者人群的生活情境与研究情境，还在于思考研究与行动的复杂关系。什么是研究？什么是行动？研究者可以在多大程度上介入研究主体的生活？研究又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研究者的生活？从坚持要“谈性”，到反思自己以及学生开口谈“性”的迟疑，到购买性用品，自己尝试，跟她人交流经验——在扎根于生活的研究图示里，我们无处藏“身”。学生的不舒服感，我们的情感与身体，我们的情欲以及对于情欲的限制在研究过程中越来越具有在场感。此外，虽然对于不能赠送质量及功能更好的“跳蛋”略感抱歉（太贵了），但是事后我在情感上、伦理上略为释怀，感觉从通过赠送“跳蛋”这么一个具体的小小的物体，遵守了我的一点点许诺，不管效用如何，至少承载了我的回馈与感激之心。作为小小的花絮，在原文的微信公众号刊出后，有读者用“行动研究”赋予了“跳蛋在研究中的使用”以新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