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东方，酝酿一个激动人心的故事

站在20世纪的起点，美国正在进行一场足以拯救其医学教育的革命。中国的一位医生孙中山，则在酝酿着新的革命。另外一位去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决意学医，试图以“新医学”来疗救病苦并促进中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但他在仙台学医的第二年，“正值俄日战争，偶尔在电影上看见一个中国人做侦探而将被斩，因此又觉得在中国还应该先提倡新文艺”。于是化名鲁迅，用笔作为一把“手术刀”，试图切开中国人麻木的灵魂。

在这时的中国上海，“沿着黄浦江，美孚石油的仓库、储罐在码头绵延了6英里”。美孚石油是20世纪上半叶在中国最成功的美国公司，它教中国人如何烧煤油，如何使用他们制造的煤油灯（在广告中称为“标准灯”）。“如果你企望运气、长寿、健康与和平，就应该生活在光亮的世界里，应该使用最新生产的标准灯……它使你夜晚工作时眼睛不会疲劳……如果孩子在家学习，在灯光下他会更加努力。”

美孚石油、“标准灯”……它们都来自美国“石油大王”洛克菲勒。但早在1863年，24岁的洛克菲勒身在克利夫兰，当卖给中国第一批煤油、为中国的传教活动捐出第一笔钱时，尚未想到日后他的财富会推动中国的医学发展。他所在的克利夫兰，一个伊利湖畔拥有2万多人口的小镇，当时是一个地区性运输中心，当地报纸已经刊有中国的茶叶种子和甘蔗的广告。在当时的美国人看来，中国有数不清的“天朝之人”，总计达4亿！这么大的数字，意味着什么？“4亿个灵魂需要拯救，4亿盏灯需要点亮”。

在洛克菲勒之前，一批批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试图用一种宗教的方式接近中国人的内心，而洛克菲勒在美国日渐浓厚的科学气氛的影响下，开始了在中国的新医学征途。

雷蒙德·福斯迪克曾在洛克菲勒基金会工作多年，参加过北京协和医学院的管理工作。1951年，他写了《洛克菲勒基金会故事》一书，其中有一章叫作“中国的约翰·霍普金斯”，说的就是协和。书中写道：“中国一直以来都是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兴趣点，除了美国以外，它在中国的花费是世界上最多的。”北京协和医学院是洛克菲勒基金会在海外所有单一项目中投资最高的。为什么要在遥远的中国办一所如此昂贵又尖端的医学院呢？多年之后，他把“北京协和医学院”描述为一个故事、一个理想：“激动人心的故事——人与命运搏斗，失败摧不毁的理想。”

工作、攒钱、散财的石油大王

约翰·洛克菲勒在19世纪末期发迹，在20世纪初成为美国最富有的人。社会视野中，他是充满争议的“石油大王”；宗教信仰上，他是一名基督徒。在他发迹后，身边一位颇有远见的顾问弗雷德里克·盖茨（Fredrick Gates），建议他将精力转至慈善，成立慈善基金会。

有一种对慈善最普遍、表面的理解是：富人建立基金会是为了逃税，为了改善形象。因为投入慈善的收入不纳税，总收入未减少，还能用慈善来改善自身的社会舆论形象。但其实，洛克菲勒并非等挣到了大钱，才开始做慈善。在16岁拿到第一个月的工资时，他就开始拿出其中6%作为捐款。但在成为“石油大王”后，人们认为他不择手段，力争消灭竞争对手，实现垄断，“对手认为他的行为是赤裸裸的权力掠夺，洛克菲勒却自认对石油业是英雄式的拯救”。慈善中同时交织着利他主义的动机与个人野心。美国文化将资本主义精神和基督教伦理融合在一起，这同时影响着他对生意和慈善事业的经营。

“我从小得到的训练就是赚钱和攒钱。尽一切可能诚实地赚钱，然后再尽可能把钱捐出去，我总是把这看作我的宗教职责。当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牧师就是这样教导我的。”他的儿子洛克菲勒二世在写给父亲的信中也说：“把一部分资金投入到慈善事业上，专门用来接济贫困的大众，改善教育，发展科学及传播宗教，我以为可取。”到1950年，洛克菲勒家族用于慈善事业的8.22亿美元，至少相当于现在的74.5亿美元。

大手笔起自1901年。那一年在纽约建立了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共有11座大楼，颇为壮观。为吸引高级医学科学家们，研究所按照德国科赫研究所（Koch Institute）和法国巴斯德研究所（Pasteur Institute）的模式设计。从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里，先后走出了十余位诺贝尔奖获得者。1909年，老洛克菲勒又出资防治黄热病和钩虫病。

从16岁每个月拿出几毛钱捐款开始，到半个世纪后，洛克菲勒建立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慈善机构。他的“工作、攒钱、散财”的理念，转型为现代慈善理念，用科学方法做“科学慈善”，所有钱必须以“大规模的整体形式，而非零散的形式给出去”，“避免零打碎敲的捐款方式，避免在过于广泛的范围进行慈善活动”。洛克菲勒父子曾如此阐述他们的慈善之道。

洛克菲勒父子是卡内基“财富福音书”的支持者。1889年美国“钢铁大王”卡内基在《财富》这篇文章中，提议慈善应像经营企业一样有系统地捐赠，成为影响后来美国富人的“财富福音书”：“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是如何恰当地管理财富，使兄弟般的纽带仍有可能把富人与穷人联结在一种和谐的关系中。”在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如此多的人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拥有着持续增长的巨额财富，社会发生分化。在“基督教的教导”“公民责任”的美国文化影响下，机构化、专业化、国际化的现代型慈善开始出现。

洛克菲勒做慈善，希望与社会改造关联起来，资助的项目将是“根本性的、永久性的和普遍性的”，钱要用在“关键拐点”。什么是关键拐点呢？必须是：根除某种疾病的致病因素；根除某种不良社会现象的原因；或者播种一种“有生命力”的观点、一种产生变革的能量。基金会的资金必须用在“大规模的示范”上，以便他人能复制，最终得到传承和延续。

当1910年轰动美国医学界的“Flexner报告”介绍说，在美国和加拿大共155所医学院校中只有6所好学校时，洛克菲勒基金会看到了“关键拐点”。自此，他们动用大笔金钱，投入极大的精力，致力于提升医学教育。

从1913年开始，10年内，洛克菲勒基金会花费了近8000万美元，其中超过一半的钱用于公共卫生和医学教育。“最大的单笔礼物是给了北京协和医学院”，截至那时，用于协和共计1000万美元，比用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的700万美元还多。

目光投向远东

如前文所述，弗雷德里克·盖茨就是建议洛克菲勒做慈善的那个顾问。在1905年1月，他给洛克菲勒写了一封长达6页的信，劝其将目光转向外面的世界，特别是远东地区。“所有的海岛，都真的开放了。这为我们英语国家人民的光明和慈善事业提供了自由的土壤。”他对中国的兴趣，不是一时头脑发热。“几年来，我一直在思考如何将洛克菲勒的慈善事业扩展到远东去。”在他为洛克菲勒基金会设计的蓝图中，中国是其走向国际、成为国际性慈善组织的重要一步。写这封信时，盖茨已经为洛克菲勒工作了15个年头，在他的影响下，洛克菲勒的“零售式”传统捐赠已转型为现代慈善，聘请专业人员管理，以科学和医学项目为主线。

时隔一年多，盖茨收到芝加哥大学校长哈里·贾德森（Harry P. Judson）等人的一封信，敦促洛克菲勒“在中国建立一所大学，越早越好”。它将代表“最高的理想和最广博的内涵”，向中国人介绍新的政治与社会组织概念，将产生“一种社会革命的效果”。

这是关于中国的第一封通信。在此之前，盖茨、洛克菲勒父子与中国有关的联结是：老洛克菲勒本人随机捐助了很多钱给在中国的传教士；洛克菲勒二世年轻时就对清朝瓷器有着发自内心的喜爱，他也曾在纽约参加过一个中文礼拜学校；基金会主席盖茨隐隐地对中国也有些兴趣，其中一个例证是，他在南北战争后很快上了一门讲述亚洲的课程。

盖茨开始联络驻华宣教会，他自我介绍说是洛克菲勒慈善事业的管理人之一，目前正在思考“什么是推动中国人福祉的最好方式”，并希望与传教士们交流。此后两年，他与传教士信件往来频繁。传教士们同意盖茨的观点：“目前对中国最好的服务，就是用西方的道德和科学，将一大批有为的中国青年培育成未来的领袖。”在中国博医会（CMMA）写给盖茨的信中说：“我们已经有好几个医学院了，大多设置在很好的地点。目前需要的不是更多的医学院，而是更好的医学院。”

科学方法做慈善

从盖茨1905年那封长达6页的信开始，洛克菲勒基金会随后用了10年时间做调查研究，最后确信，到中国发展“科学医学”是影响中国最有效的途径。在最初介入中国医学领域时，在华传教士曾是信息来源，到后来，在美国帮助洛克菲勒建立现代慈善事业的那些顶级医学及教育专家，对中国的影响更深刻。从寻找项目到界定，都体现了这些专家的理念。大基金会和专家的结合，保证了项目的科学、专业、有效，也成为“20世纪初美国文化的重要现象”。

在正式行动之前，应先做精细调查，盖茨认为：“在外国进行一项大规模的工作，需要一个全盘计划，因此目前还不准备马上采取行动。”芝加哥大学校长贾德森也建议对中国的情况做一次全面调查，“不仅从传教士角度，而且从经济学家、教育家和政治家的角度来了解”。应派出考察团，在中国至少待上6个月，充分研究情况，分析大量事实后再发回报告。

如果历数基金会为中国项目而进行的调研，堪称全面而深入：包括三次派遣考察团，举行“中国会议”，与在华传教士、教育界、医疗界频繁通信和接触……其中，由专家进行科学、精细、全面的实地调查，已成为洛克菲勒基金会“科学慈善”的重要标志，可确保获得第一手资料和建议，确保决策建立在尽可能“理性的基础”上。为了在中国建一所大学，基金会曾前后三次派出考察团来中国，分别是在1909年、1914年和1915年。

第一次是在1909年，“东方教育考察团”历时6个月访问了日本、印度、朝鲜、中国，多数时间是在中国。在考察团出发前，美国和东方各国的报纸已经在欢呼。这次的考察主题是“中国的教育状况及其需要”，力求“从一切可能的来源获取信息”。这次考察过程中，积累了数百页的日记、笔记以及大量照片，形成了六卷本的报告，包括中国各主要地区的政治、经济、社会、语言、宗教和文学的考察信息。在教育方面，涵盖了教会和政府办学，从医学院、大学、专业教育到特殊教育……虽然最终“芝加哥大学在中国”的计划流产，但这份考察报告“是通过受过训练和极有头脑的眼睛得到的精确观察”。

应该设计什么项目才能对中国产生重大影响呢？基金会开始真切理解在华传教士和中国教育的情况，理解已进入20世纪的美国科研教育与仍停留在19世纪框架里的教会教育有哪些根本区别。

这已经不是简单的策略、战略问题，而是本质上关于生活目的及原理的问题。看完考察团的报告后，盖茨如此分析。考察团的专家们深受培根哲学的影响，而传教士们在生活目的及教育方法上，是中世纪式的。“在专家给我的报告中，在所说的很多睿智的话语中，最睿智的就是，他们认为中国人最需要的是科学方法。也就是说，中国人需要的是现代生活得以萌发的培根哲学，他们需要头脑中具有这种倾向，需要最初在培根的伟大著作中充分发展起来的对自然、生活的态度，因为正是这种态度创造出了现代。”

盖茨和专家顾问们相信，科学方法和技术会使中国产生可持续的、与传统思维方式及生活方式完全不同的新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