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自心底的尊重
最近，本人于1996年在美国出版的人类学田野志《神堂记忆》一书的中文版终于面世了。在经过中国大陆数家出版社的拒绝之后，该书的中文版经由福建教育出版社发行，引致了本人无穷感慨。其中最触动我的是书中提到的14位关键报导人。在英文版出版时，这些人仅有一人去世，而到中文版出版时，仅有一人在世。
《神堂记忆》中文版的面世迫使我思考的问题之一就是如何反思我与这些关键报导人建立的关系。自从人类学者习惯用“田野”描述自己研究对象的生存情境后，从田野中采集的文化果实一直被珍惜，而田野调查过程反而较少受到审视。诚然，每一个人类学者在结束田野调查之后都会留下厚厚一沓调查笔记、日志及照片，但我们从中挑选、使用的内容往往是我们认为能够体现被调查者的生活事实的，即便我们的描述或分析可能以象征性、思维活动或情感为重点。有关我们与调查对象的个人关系，尤其是我们如何与关键报导人建立亲密关系，屡屡只能在引言、附录或后记中蜻蜓点水般地被提到。所以能够专门提笔撰写一些调查者和当事人的关系之类的文章，既是反思，也是一次重访当年情感状态的旅程。
1989年6月初，我与北京大学的几个学生决定前往甘肃省永靖县做水库移民调查。既然在北京无奈且闲散，不如主动走向乡下，完成领导原来开设的一个社会调查题目，即黄河中上游水库移民工程遗留问题。抵达兰州的第一个夜晚，警察的突然造访使得我们完全失去了睡意，第二天就起身赶赴永靖县城。看到来自北京的几位师生，县乡领导不知所措，甚至不想让我们去水库移民村调查。但县长却坚定地支持了我们，而且将一部分移民上访报告与我们分享。次日，我与一位研究生到了大川村。这是盐锅峡水库淹没的最大村落，也是一个以孔姓人家为主的村子。在村外一片白茫茫的盐碱地中，我们遇到了村支书孔换德和村长孔维科，两个人都40岁出头，十分精明强干。
在村长和书记的协助下，我们走访了十多户移民家庭，为本人的后续研究打下了基础。1991年夏天，我又一次来到大川，发现村民中的孔氏家族成员正在重建大成殿，也是孔姓人家的祠堂。第二年，我以该祠堂的重建过程为研究重点开始了长达8个月的田野调查。之后，我连续几年的夏天出现在大川，与12位最了解大成殿重建过程的老者以及村长和书记形成了调查者和当事人的微妙关系。这里所谓的微妙关系指从陌生人的关系转为理解、信任、熟悉、亲密的关系，虽然这些关系也充斥了一度的误解和艰难的沟通。
当我在哈佛大学做论文答辩时，一位教授问道：“人类学家在田野调查中会有很多感触，你最深的感触是什么？”听到这个问题，在我的脑海中瞬间出现了马林诺夫斯基在《一本严格意义上的日记》中提到的极度孤独问题、拉比诺在《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一书中讨论的他者的代表性问题，以及一部分专门从事中国研究的人类学家常常坦言的在中国大陆调查遇到的行政干预问题。但这些都不是我感触最深的问题。我脱口而出的是这样一句话：“我的报导人是我的老师，我无比地尊重他们。”之后，我简单解释了我的报导人如何生活在一个他者的世界，一个我同样作为中国人而不熟悉的生存境遇。这是因为中国巨大的城乡差异、地区语言差异、我与他们的社会阅历差异、个人命运的差异、价值观的差异以及激进社会主义时期带给我们的不同生活体验。作为一个在部队大院长大、在特权小学读书、在大饥荒时仍然有肉吃、在“文革”中没有受到冲击、在1977年就正好赶上恢复高考并进入大学、最终能到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个体，我对我的关键报导人而言是纯粹陌生的他者，他们对我而言更是遥远的他者，彼此之间的各种反差大得难以想象。
这些报导人之所以成了我的老师，那是因为他们为我解释了许多我从来没有严肃思考过的问题。其中之一即如何理解“文革”后在甘肃（乃至全国许多农村）出现的大规模宗教信仰热潮。在我的论文中，我以他们的亲身经历为基础，将人们经历的社会苦难作为解释的主要依据。换言之，假如我们不考虑个人和集体的苦难史，我们将无法理解这场宗教信仰热潮的历史成因。一个又一个关键报导人的个人经历——至少对我而言——构建了大川村集体经历的苦难史，一部来自底层的诉苦历史，一部在当时乃至如今仍然少见的、有关激进社会主义的苦难叙述。这一历史叙述的升华恰恰同大成殿的重建过程重合，而且受到庙宇重建引发的话语、故事、回忆、事件以及仪式的重新建构。而我的关键报导人正是这一历史叙事的代言人。
多年之后的我并不认定我当年撰写的大川田野志在方方面面可能真切，但我对那14名关键报导人的感情和敬佩一如既往，仍然鲜活真实。在越来越多的人类学研究质疑真实可能性的这个时代，我的感触也许错位，但我希望它留在那个个人感觉属于真切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