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接到陈莞的电话，邀我为她的关于儿童音乐治疗方面的书写序，我很是惊喜。当时只是稍稍犹豫了片刻，我便很高兴地答应了。我的脑海里只有一个念头——“陈莞，真行啊！”

论起陈莞与我的交情，算算也有四十多年了吧！实在地说，是音乐这座桥梁把我们之间的情感纽带一直联系到今天。

陈莞是我的小学同学，比我小两届，我们当时身处的学校是哈尔滨市一所著名的重点小学。20世纪60年代，该校的音乐教育水平在当地非常突出：一方面，学校的大合唱队、小歌队等年年都经选拔参加“哈尔滨之夏”等哈尔滨的重大音乐活动；另一方面，学校还培养出了一些音乐上的拔尖人才，输送到国家多所著名音乐院校中。在学校的小歌队里，我是手风琴伴奏，她是歌队成员，我们漫长的友谊就从此时开始了。接下来，在上世纪那个特殊的年代，我们俩分别参加了各项业余音乐活动，由于两家居所相邻的便利，经常在一块练习、探讨、沟通有关音乐方面的事情。我曾有幸为当时已在业余独唱演员行列里小有名气的陈莞伴奏，多次默契的音乐合作产生出的心灵感应，使双方在音乐感悟上有了不断深入的认同，相互间的理解使友情内涵越发厚重起来。

值得庆幸的是，在恢复高考的第一年，我们考取了同一所大学的音乐系，成了七七级的同学，她在声乐班，我在器乐班。

大学毕业后，我留校工作，陈莞全家迁回北京。然而居住距离的增加并没有隔断我们之间的友谊。步入社会的她，抱着为普及音乐做贡献的平民思想，选择在一所师范学校从事音乐教师工作。20世纪90年代，她曾带领该校师生经过多年艰苦努力，最终摘掉了校合唱队“走调大王”的帽子，得到了北京学生合唱艺术节第一名等多项群众音乐活动大奖。2000年，随着学校转制为北京联合大学特殊教育学院，她便把对音乐教育的研究转向了对智障儿童等特殊群体的音乐治疗方面。

其实，她走到这一步绝非偶然。现在看来，人生的某一个关键转折点的最后成功都是得益于平时长期的知识积淀。梳理陈莞的人生经历，无论是做普通合唱团员和钢琴伴奏，还是工作后再度进修声乐、指挥以及训练合唱等，直至研究音乐治疗在实验基地的多年实践，都体现了她对普及音乐的执着，不断的感受、不懈的思索、无休止的钻研过程，使其精神境界得以提炼和升华。

我对音乐治疗这个领域并没有专家那样的了解，但我知道音乐治疗在我国目前还是一个很年轻的学科，从事这个专业的人大都是从医学、心理学的角度，运用音乐表层反应出来的现象，解决生理、心理问题。我觉得，如果能够首先对音乐有敏锐的感受、深刻的认识，再针对心理学、医学上存在的问题进行治疗，似乎更贴近音乐治疗这个专业的涵义。目前国内的状况是，大多真正搞音乐的人士可能不屑于音乐治疗这一专业；而搞生理、心理治疗的人士又可能不重视这门不是纯粹的心理学、医学的学科。陈莞不仅具备了较高深的音乐造诣，又甘于接受研究交叉学科的寂寞和枯燥，她经过多年在智障等特殊需要儿童的音乐治疗实验基地的钻研，加之不断学习和借鉴国内外先进的音乐治疗经验和理论，探索和总结出了一套适于中国“本土化”应用的儿童音乐治疗方法，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把它编著成书，供我国有兴趣了解音乐治疗知识的同行、家长和其他读者共同探讨。

我是做高等师范音乐教育工作的。也许是因为音乐教育与音乐治疗有很多的相通之处，或许是由于陈莞研究起了这门学科，我也对这门学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其实，我觉得，无论是音乐教育，还是音乐治疗，它们的最终目的都是要通过音乐来对人的成长、发展产生作用。

每个人都与生俱来地具有音乐细胞。音乐教育是受教育者通过对音乐的感受、认识、理解、鉴赏和创作的过程，达到被启发、被感染、心灵被陶冶、精神被升华的普及教育的作用；而音乐治疗则是要利用音乐中特有的某些典型的节奏、旋律、和声等因素来唤醒特殊儿童潜在的音乐能力，从而调整、改善他们的情绪及社会适应性，以达到治疗的目的。二者有时在运用的方法上有共同之处，比如音乐治疗师应具有一定的声乐、键盘、器乐表演等方面的应用实践能力和音乐基本理论作曲等方面的创作能力，这与对音乐教师的基本能力要求如出一辙，只不过是音乐治疗师应有更自如的即兴驾驭音乐的能力，以能够在浩瀚的音乐海洋里准确地选择不同特殊儿童所需要的素材来组织音乐治疗的过程。

此刻，我想起黑格尔说过的一段话：艺术的任务和目的就在于把一切在人类心灵中占地位的东西都拿出来提供给我们的感性、情感和灵感。艺术应该在我们身上实现“凡是属于人的东西，对我都不生疏”那句格言。因此艺术的目的就被规定为：唤醒各种本来睡着的情绪、愿望和情欲，使它们再活跃起来，把心填满；使一切有教养的人或是无教养的人都能深切感受到人在内心深处和最隐秘处所能体验和创造的东西……在赏心悦目的关照和情绪中尽情欢乐。

愿陈莞这本书的出版，在带给研究儿童音乐治疗的专家学者、家长及其广大读者启迪的同时，也带给研究“音乐与教育”、“音乐与人”等方面的人士更加广阔的思索空间。

李原

2008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