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权的挑战
克吕尼派运动
不满于现行政教关系的反对派首先来自于基层教会，尤以克吕尼修道院为代表。该修道院位于今法国南部的勃艮第。10世纪末，克吕尼修道院的教士们发起纯净教会组织的运动，要求革除教职买卖和教士淫乱的流弊，这就是“克吕尼派运动”。不久，该运动席卷西欧，并得到了亨利三世的支持。
然而克吕尼派运动只欢迎皇帝做他们的同盟者，而不是控制教会的统治者。他们声称，自奥托大帝以降形成的主教叙任权也是一种圣职买卖。教皇利奥九世（Leo IX.,1002—1054）正是克吕尼派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他把运动的矛头直接指向皇帝，要求实现各地主教与教皇选举的自主权。在这种斗争的背后，反映的是政教双方对“谁才是上帝在尘世中的代表”这一问题的不同立场。
两次双皇斗
围绕主教叙任权及其背后的权力之争，皇帝与教皇开启了长达两个多世纪的双皇斗。在无数次斗争中，尤以两次为甚。第一次发生在皇帝亨利四世（Heinrich IV.,1050—1106）和教皇格雷高利七世（Gregor VII.,1020—1085）之间，第二次发生在皇帝红胡子弗里德里希一世和教皇哈德良四世（Hadrian IV., ? —1159）之间。
第一次双皇斗的主角脾气性格均属强硬派。亨利四世6岁继位，童年受到过教会贵族的挟持，因而深感皇权的重要性。在他眼中，皇权必须绝对掌控教会。格雷高利七世曾是改革派教皇的助理，后退隐克吕尼修道院，可谓深谙教会改革的意义。当选教皇后，他不仅要求继续推动主教叙任权的改革，还破天荒地在《教皇敕令》中提出教皇拥有任免皇帝的权力。如此针尖对麦芒，两人的巅峰对决便是意料之中的事。公元1076年，双方在米兰主教的叙任问题上互不退让，隔着阿尔卑斯山毫无节制地相互攻讦。教皇最终以破门令回应皇帝，并号召所有基督徒揭竿而起。面对始料未及的反叛力量，皇帝不得不采取迂回战术。1077年1月，他以“卡诺莎之行”的卑微姿态，获取了教皇的宽恕。待教籍恢复后，他迅即平定内乱，另立教皇，南下罗马，驱逐格雷高利七世。第一次双皇斗以皇帝的胜利而告终。
插图2.1 卡诺莎之行。亨利四世（下跪者）委托克吕尼修道院院长胡戈（左，Hugo,1024—1109）向其教女、卡诺莎边区伯爵夫人玛蒂尔德·冯·图茨恩（右，Mathilde von Tuszien，约1046—1115）求情，由后者代向格雷高利七世请罪。据载，亨利四世除去所有的皇帝标志，在卡诺莎城堡外，赤脚站了三天，才得到教皇的原谅。自此，“卡诺莎之行”成为表示受辱之行的德国谚语。
不过，双方在主教叙任权上的摩擦仍在延续。直到1122年，亨利五世（Heinrich V., 1081/ 1086—1125）与教皇卡里克斯特二世（Calixt II.，约1060—1124在位）达成《沃尔姆斯宗教协定》，并得到了德意志教俗诸侯的共同签署。该协定被誉为第一部国家大法。据此，皇帝有权干预德意志境内的主教和修道院长的选举，并授予当选者以象征世俗权力的权杖；在意大利和勃艮第，皇帝无权干预主教和修道院长的选举，并只有在6个月后才能授予象征世俗权力的权杖；教廷有权向所有当选者授予象征宗教权力的指环和权杖。该协定在事实上并未降低皇帝的权力，但在形式上却抬高了教皇的地位，以致数年后，教皇可以撇开皇帝，公然发出“解救圣地”的号召，启动十字军东征。
原始文献
亨利四世与格雷高利七世之间的斗争
中世纪早期，人们认为，政教一体的罗马帝国是一种理想的国家类型。在这种国家中，宗教权力与世俗权力和谐一致。神圣罗马帝国作为罗马帝国的继承者，也具有政教合一的特征，皇帝被视作上帝的尘世代表。然而到11世纪后半叶，亨利四世与格雷高利七世的相互攻讦却体现出两种不同的观念。
1076年，亨利四世主持下的沃尔姆斯宗教会议决议废除格雷高利七世：“你呀，我们所有的主教以及我们大家都宣判你有罪，滚下来！离开你不配占有的使徒座位！应该让另外一个不用神圣教规的外衣来掩盖暴行而以真正圣彼得的教谕教导人的人来登圣彼得的宝座。朕亨利，上帝恩宠的国王，以及我们主教们全体都对你说，滚下来，滚下来！”
《德国通史》，丁建弘著，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第33页。
格雷高利七世在废黜亨利四世的破门律中写道：“现在降临吧，我恳求你们，啊，最神圣而幸福的神甫们和君主们，彼得和保罗，你们在人间也可以同样地按每个人的功罪，予夺其帝国、王国、诸侯领地、侯国、公国、伯国以及一切人的领土。你们既然裁判灵魂之事，那么我们所应相信的你们对于世间万物的权力是什么呢？既然你们裁判那些统治一切骄傲王公们的天使们，那么，对于他们的奴仆们，什么事情你们不能做呢？”
《神圣罗马帝国》，詹姆斯·布赖斯著，赵秉莹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141页。
※ 亨利四世与格雷高利七世如何认识自己的权力？
第二次双皇斗源于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礼节。据传，双皇见面时，皇帝应为教皇牵马，并在教皇下马时为他扶蹬。
事实上，这是一个无法考证来源的礼节，但其象征意义却昭然若揭，自然触动了新皇族霍亨斯陶芬家族的神经。第一代皇帝康拉德三世（Konrad III.,1093—1152）一上台便宣称德意志国王无需教皇加冕便可称帝。公元1155年，他的外甥红胡子弗里德里希一世在苏特里与教皇哈德良四世见面时，引人注目地拒绝了牵马扶蹬的政治礼节。教皇随即也未遵从常例拥吻皇帝。双方的矛盾由此揭开。两年后，一场盛大的法律论争爆发：教皇试图证明皇帝应从教皇手中接受封赐；皇帝则强调君权神授。于是，红胡子用32年的时间攻打意大利，试图以武力证明皇权的至高无上。然而世上终无常胜将军。公元1177年，红胡子变成了苦役，被人牵着走过威尼斯的大街，在圣马可大教堂内扑倒在教皇亚历山大三世（Alexander III.，约1100/1105—1181）的脚下。教皇宽恕了宿敌，皇帝也十分虔诚地在教堂外为教皇牵马扶蹬，并最终死于十字军东征途中。第二次双皇斗以教皇的胜利而告终。
地图2.3 霍亨斯陶芬王朝时期的神圣罗马帝国
不仅如此，教皇的权力顺势而上。亚历山大三世重申了教皇选举的原则，排斥了皇帝的干预权。英诺森三世（Innozenz III.,1160/1161—1216）甚至自诩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大肆宣扬“教皇权力至上”的理论，插手德意志的皇位之争。如若不是教皇与法王之间的矛盾上升，德意志皇权的命运殊难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