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隋唐佛教势力之消长

第一节 隋朝

北周武帝于建德三年（574）毁灭佛法，其祸及于关内及长江上游。后四年（578）灭齐，而大河南北之寺像悉夷。江南自侯景作乱以后叠生变故，陈代佛法亦未有梁时势力之盛。佛教之再张，实有赖于隋之高祖。盖杨坚之诞生，传言有尼名智仙者护持之，故早信佛法。北周静帝大象二年（580）下诏复兴佛、道二教，则坚之力也。及受周禅（581），即奖挹佛法。故《龙藏寺碑》有曰：

往者四魔毁圣，六师谤法。……慧殿仙宫，寂寥安在。珠台银阁，荒凉无处。……大隋……上应帝命，下顺民心。……澍兹法雨，使润道身。烧此戒香，令薰佛慧。修第一之果，建取胜之幢。拯既灭之文，匡已坠之典。

高祖文皇帝即位之年（开皇元年）即普诏天下，任听出家，仍令计口出钱，营造经像。而京师及并州、相州、洛州诸大都邑，并官写一切经，置于寺内，又别写藏于秘阁。天下之人，从风景慕，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又因沙门智周等自西城赍经论至，敕付有司翻译。又下诏度千余人，从僧人昙延之请也。开皇元年闰三月，诏于五岳之下各立一寺。七月又诏在其父建功之处襄阳、隋郡、江陵、晋阳各立寺一所，建碑颂德。又当文帝为相，辅周攻破邺城，故七月（《房录》为“八月”）敕于相州战地，建伽蓝一所，立碑记事。三年又诏每年正月、五月、九月，自八日至十五日，凡京州诸寺均令行道，行道之日，悉不得杀。四年敕天下凡北周已入官而未毁之像再行安置。五年受戒大赦，召僧入宫讲经。十一年令天下之寺应无分公私，混同施造。同年令天下州县各立僧尼二寺。十三年发露忏悔，参与者日十万人。十五年敕撰《众经法式》十卷，约束僧尼。十九年十二月下诏禁毁佛、道等像。又曾二次敕撰《众经目录》。又因少时得尼智仙之养育，及即帝位，每谓群臣曰：我兴由佛法。命史臣王劭为尼作传。其潜龙所经四十五州，皆同为大兴国寺。仁寿元年以后，立舍利塔，普及天下（下详）。佛教之广被，盖可见矣。

隋炀帝为晋王时，于平陈之日，深虑灵像尊经多同灰烬，是以远命各军，随方收聚。未及期月，轻舟总至，乃命学士高僧整理。在王邸中，立宝台经藏，共四藏，将十万轴。宝台正藏，躬自受持。次藏以下，则在慧日、法云道场，日严、弘善灵刹。此外京都寺塔，诸方精舍，并斟酌分付。炀帝在藩时，尝囚沙门智果，令守宝台经藏。及即位命沙门慧觉掌之，又于其中图高僧形像。又尝立四道场（疑即前文之慧日等），由晋国司供给。改称佛寺曰道场，道观曰玄坛。又曾于智者大师受戒，法名总持，而称萧后曰庄严。对于智者，礼意优渥，不能详述。注1又常度人，建寺造像。最著者为文帝造西禅定寺，于高阳造隆圣寺，于并州造弘善寺，扬州造慧日道场（隋时两京亦有慧日寺），京师造清禅寺、日严寺、香台寺。又令智果（想即前守藏者）于东内道场（想系慧日）撰诸经目录。分别条贯，为十一项。经、律、论各分为大乘、小乘、杂三类，而于经后列疑经录，于末列记一项（所学者录其当时行事，名为记，共二十部，四百六十四卷），都一千九百五十部，六千一百九十八卷，内收经、律、论疏九十五部，六百六十三卷，亦可谓大备矣。炀帝虽于大业三年（607）令沙门致敬王者，但此令因明瞻抗议不行。五年（609）诏汰僧道，因大志抗议不行。然炀帝始终对佛法甚致敬礼。又尝遣韦节、杜行满使西蕃，虽意在开边，而于王舍城得佛经还。隋亡后五十一年唐僧道世总计隋朝兴佛之功行如下：

隋文帝开皇三年周朝废寺，咸乃兴立之。名山之下，各为立寺。一百余州，立舍利塔。度僧尼二十三万人，立寺三千七百九十二所，写经四十六藏，十三万二千另八十六卷，修故经三千八百五十三部，造像十万六千五百八十区。自余别造不可具知之矣。

隋炀帝于长安造二禅定，并二木塔，并立别寺十所，官供十年。修故经六百一十二藏，二万九千一百七十二部，治故像十万另一千区，造新像三千八百五十区，度僧六千二百人。

右隋代二君四十七年，寺有三千九百八十五所，度僧尼二十三万六千二百人，译经八十二部。

注1《隋天台智者大师别传》, “大正藏”第五十卷；《国清百录》卷二，“大正藏”第四十六卷；《广弘明集》卷二七上《天台山禅师所受菩萨戒文》。

此总计是否夸大不可知之矣。但隋代佛史上之最大事件有二：一关中兴佛法，一舍利塔之建立。

隋文帝提倡佛教，名僧大集长安，遂成重镇。而因晋王（炀帝）之弘法，江都为南方僧人北游驻锡之地。及大业时营东都，洛阳亦为佛教中心。然究以西京为最要。开皇二年徙都于龙首原，名城曰大兴城，殿曰大兴殿，门曰大兴门，园曰大兴园，以文帝初封大兴公故名。而尽以靖善坊立寺，寺本名遵善，文帝乃取城名二字坊名一字，名为大兴善寺。寺殿崇广，为京城之最，号曰大兴佛殿。制度与太庙同，名僧之住其中者甚多。并所翻新经及维旧本合七十五部四百六十二卷经为《皇隋大兴录目》。而日严、胜光、延兴、禅定、真寂、净影亦为名刹。日严，仁寿元年晋王所立。胜光，为蜀王所立。文帝移都之始，于广恩坊给地为昙延立寺，开皇四年敕名延兴。面对通衢，京城之东西二门改名延兴、延平，均取延名也。而永阳坊之禅定寺，乃文帝为献后立。据僧传所载，中住名僧之多，不亚于大兴善寺。真寂寺者，高颎舍宅造，三阶教祖信行住此，唐为化度寺，则三阶教寺之最大者也。隋时慧远，僧中硕望，初居大兴善寺，后以其寺法会实繁，置寺别居，名为净影。海内慕风，名僧居此者亦多。计京城内有寺百二十所。而都城附近之寺亦不少，如常见于僧传者有终南山之至相寺。炀帝营东都，其寺院想亦甚壮丽。惟唐太宗入洛，焚隋宫殿，废诸道场，记载湮灭，亦不可考矣。

文帝于京师大兴善寺，炀帝于洛都上林园，请达磨笈多、彦琮等译经。而长安自罗什以后，洛阳自流支以后，译事再盛。至若义学沙门，尤来自四方。夫刘宋以后，南北佛理，多不相参，至此而聚于一堂。其促进思想之发达，盖更可注意。开皇时，敕立五众主，又立二十五众主。其名之可考见者，有讲律众主洪遵，十地众主慧迁，涅槃众主童真、法总、善胄，大论众主法彦、宝袭等。而讲筵法会，尤无虚日。各方名德，互相辩论，如智脱之与吉藏、吉藏之与僧粲，当惠启后学不少。开皇七年（587）召六大德入关，洛阳慧远、魏郡慧藏、清河僧休、济阳宝镇、汲郡洪遵、太原昙迁是也。随慧远、洪遵、昙迁入关者各有弟子名僧十人，随慧藏入关者有智隐，文帝之意自在聚远方之英华。而江都智脱，在邺习华严、十地于颖法师，在江都学成实、毗昙于强法师，在金陵习成实于嚼法师。晋王延居江都，复随入京，住日严寺，大业之初复随驾洛邑。建业道庄听成实于彭城宝琼，听四论于兴皇法朗，亦为晋王所重，征入京师，后亦随驾入洛。陈留僧粲游学河北、江南、东西关陇，涉历三国，备齐陈周，开皇十年，迎住兴善寺。豫州智凝学于彭城靖嵩，后亦入隋京。靖嵩者北人学于北，而亦学于南者也。嘉祥大师吉藏为兴皇上首，亦为晋王所致礼，后入京师。太原昙迁初学于北，而复得摄论于南，开皇七年召六大德入关，迁其一也。其余受学南方而入关者，见之僧传尚不乏人，不能尽述。而北人游南，多由于周武毁法，避难南渡。及晋王平陈，征选精英，在南者复群北趣。由是而关中复为佛法之中心，且融会南北之异说也。

隋文帝极好瑞应，《历代三宝记》记载数事，如群鹿来驯仁寿宫门，因为之下诏。帝昔在潜龙，得舍利一裹。仁寿元年（601）令于三十一州立舍利塔藏之。二年又于五十余州立塔。四年又下敕造塔，送舍利往博、绛等三十余州。盖前后共立塔于百余州。分送舍利者，均选名僧。据王劭所记，仁寿元年天下各塔于十月十五日午时安入塔内石函；据安德王雄等记，二年于四月八日午时入函，礼式均极隆重。令总管刺史以下县尉以上废常务七日。因是远近争献舍利。安舍利后，各地均以当时瑞应闻。诸塔中有一在岐州凤泉寺，而舍利塔工尤壮丽。其后唐代诸帝，常迎佛骨，即在凤泉乡之法门寺，未知二者是一否。又法门寺后改名重真，不悉是否有二真身，故得此名。又今在摄山栖霞寺之舍利塔，谓犹是仁寿元年所造之旧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