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多民族王朝国家的共和转型：四国比较

革命总是针对某种旧制度（Ancien Régime）而发生，它的路径、成就与局限，一方面与革命者自身的能力相关，另一方面也和旧制度的结构性约束相关。传统主流史家称辛亥革命为“不彻底”的革命，这一定性包含着对革命者的不成熟性的判断——他们过快地放弃了实现自己理想的斗争，而与旧势力进行了妥协。根据传统主流史家的意见，一场彻底的革命，应当是革命者彻底消灭旧势力，并且独自掌握政权。然而，本书的观点是，放到当时的语境之下，这种妥协恐怕是难以避免的，也是不乏积极意义的。因为这场革命绝不是一场普通的共和革命，它是一个在国际体系中处于弱势的多民族王朝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激烈的结构性转型。革命既可能导向强国富民之路，也可能导向国家分裂、地方割据以及列强进一步的侵略。辛亥革命通过政治妥协避免了国家解体这一最糟糕的结局，但未能避免其他消极后果。

要理解辛亥革命中的妥协对于避免中国解体的意义，仅仅在中国语境中观察是不够的，我们需要引进比较的视角，将这场革命放在世界历史的背景下去，作为多民族王朝国家近代转型的一个案例。跨国比较的意义在于，它可以通过引进“他者”，将我们所熟悉的许多历史现象“陌生化”，克服许多想当然的历史推论。就辛亥革命研究而言，“从封建帝制到共和”这一单线的主流叙述很大程度上忽略了这一时期中国政治转型的高度复杂性。它未能注意到单一民族国家与多民族国家之间的巨大差异。多民族国家内部复杂的民族关系和多元的政治—法律制度会对政体改革造成巨大的制约。事实上，清末民初时代的思想者们对当时中国的处境已经有强烈的自觉，比如说，他们会将中国与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或者俄罗斯帝国相类比。但他们的横向比较不可避免地受到当时可获得的信息和他们直接的实践目的的限制。在百年后的今天，我们有可能进行一种更为全面的比较，以透视一个多民族王朝国家在民族主义时代所遭遇的困境。

本章通过比较研究试图阐明的基本观点是：清王朝的多民族国家结构很大程度上以各民族上层精英分子的联盟为基础。共和革命冲击了这一联盟，但由于恐惧联盟的破裂可能导致多民族国家的解体，革命势力不得不作出审慎的自我限制。

在欧洲近代早期，复合君主国（composite monarchy）曾经是一种非常成功的国家体制。这种国家形态的特征是：许多领地通过君主的身体链接为一体，君主与不同领地之间具有不同的法理关系，呈现为一种“制度多元主义”。在复合君主国里，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在族群归属上的异质性是常见现象。哈布斯堡皇朝与英格兰、苏格兰合并之前的斯图亚特王朝是复合君主国的典型代表。随着民族主义的兴起，欧洲本土的多数复合君主国都呈现了颓势，在国际竞争之中，要不放弃“制度多元主义”，采用更为同质化的统治方式，要不就接受失败的命运。本章并不细致分析民族主义兴起的种种原因，而仅仅探讨其传播及后果。法国大革命期间，卢梭提出的“人民主权”最终落实到西耶斯的民族（nation）主权上去，而nation的边界，通常以同质的血缘、语言、文化等为客观标准。法国在旧制度下的民族建构就已经取得相当成就，克服了同期欧洲各国常见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不属于同一民族的弊病，新生的共和制度又大大调动了公民积极性，使得法国有可能调动更多的军事资源，采用新的作战方法。尽管拿破仑最终遭遇了失败，但法国在短时期内爆发出来的军事力量，逼迫其他国家加快民族建构进程。19世纪，欧洲大陆上出现德国的统一与意大利的统一，都与法国先例的影响密切相关。但对于多民族王朝国家来说，法国的先例带来的是一场噩梦。一方面，王朝国家要取得军事优势，就必须对国家进行某种同质化改造，但这在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里难度极大。另一方面，王朝治下的各个民族，都有可能受到民族主义影响而产生政治自觉，表现出某种离心倾向。国际环境逼迫王朝国家建构某种“官方民族主义”以抵消各种“地方民族主义”的影响，凝聚各民族的认同，同时将各种间接统治模式转化为直接统治模式，调动各种资源进行国际竞争。

本章要比较的是处于同一时间段的几大多民族王朝国家：奥匈帝国、俄罗斯帝国、奥斯曼帝国以及清帝国。这四大帝国都有辽阔的疆土、众多的民族与宗教，以及丰富多样的政治统治制度。但在19世纪民族国家兴起的潮流中，四个“老大帝国”都显得落后于时代。西欧的民族国家在国内实现了某种同质化的统治，建立起牢固的民族认同，这为它们积极参与国际竞争提供了坚强的基础。但四大王朝国家的政治统治具有大量的“间接统治”与“制度多元主义”成分，不仅内部缺乏团结，甚至饱受内部民族冲突之累，大量资源耗费在帝国的维持上，无法凝聚起来参与国际竞争。四大王朝国家都或多或少模仿西方民族国家进行了建构同质化统治的努力，但这一建构过程又遇到原有帝国结构的强大的阻力，或者因政治结构或民族结构过于松散而缺乏抓手，或者因过于借助某一民族的文化，反而引起了其他民族的强烈反弹。四大帝国中，清帝国最先灭亡，但其境况却是最不坏的：继承清帝国的中华民国基本上保持了前者的领土与人口；而其他三大帝国都出现了帝国的解体。

探讨这四个“老大帝国”，就不能将其与同期的新兴殖民帝国进行比较。Jane Burbank与Frederick Cooper的新著《世界历史中的帝国》（Empires in World Hisotory）颠覆了将近代世界历史进程描述为从帝国到民族国家的单线叙事，他们正确地指出，即便是近代以来，帝国也一直占据着世界历史舞台的中心部分。从他们的视角出发，就很容易解释以下现象：对英、法等新兴殖民帝国来说，其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与其帝国的建构过程是同步进行的，而且其帝国的结构与奥匈帝国、俄罗斯帝国、奥斯曼帝国、清帝国等“老大帝国”不乏共同之处，即核心地区的统治者往往依赖与边缘地区贵族和上层人士的某种联盟关系来维系统治，因此当边缘地区的普通民众产生民族主义意识的时候，这些“先进”的殖民帝国同样会发生帝国统治危机——比如说，大英帝国在爱尔兰的统治就是如此。但Jane Burbank与Frederick Cooper过于强调“老大帝国”与新兴殖民帝国之间的相似性，未能对它们之间的差异作出细致的区分。在我看来，与“老大帝国”相比，新兴殖民帝国更多依靠本国的移民而非原住民来控制其边缘地带，并且将边缘地带纳入以中心地带工业为中心的经济贸易圈。以大英帝国为例，如果将大英帝国比作一具身体，其核心部分——英格兰与苏格兰，就是这具身体的脑袋，是一个组织良好的民族国家，具有强烈的民族认同，其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也引领世界潮流。帝国的中心一方面从帝国的边缘部分汲取资源，另一方面又以“文明化”的名义在这些边缘部分推广其核心部分的文化，而宗主国强大的工商业正构成“文明”叙事的重要内容。相比之下，其他四大帝国都不存在这样一种独特的脑袋与身体的关系，没有确立一种帝国的主体以民族主义为基础组织起来并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其他部分吸取养分的模式。以俄罗斯为例，虽然它从19世纪以来在四大帝国中最为勤勉地模仿西欧殖民帝国的组织模式，但形成的结果是，其工业最发达的地方恰恰不是其俄罗斯人居住的帝国内核，而是少数民族众多的西部边境。四大帝国的脑袋是王朝，它们过于依赖王朝的正当性原则，保留着过多的松散的间接统治模式。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其身体有一个部分突然变得过于摩登，反而可能引起身体的全面失调。

下文首先通过对奥匈帝国、俄罗斯帝国与奥斯曼帝国三大帝国的比较，揭示帝国的“制度多元主义”在现代遭遇的困境，并探讨帝国的自我改革如何未能避免甚至反而加速了帝国的解体。通过与其他三大帝国的比较，我们有可能更为清晰地分析晚清所遭遇的困境以及自我改革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