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 自由主义的演进与嬗变
后来，自由主义遇到了很多严重的挑战。这种挑战首先来自于自由市场经济本身。间歇性的经济危机、贫富悬殊以及托拉斯和大企业垄断等问题，都是古典自由主义者未曾预见或难以有效回应的。此外，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还产生了对大规模公共服务的需求。比如，19世纪早期的巴黎一度是一个臭气熏天的城市，主要原因在于大量人口的涌入、公共设施及基本公共服务的匮乏。如果以自由主义作为立国原则，当时的政治家和政府既不认为自己有权利、亦不认为自己有义务来应对城市大规模扩张所带来的实际问题。要知道，政府在历史上没有干过也不需要干这种事情。但客观上，大规模城市化对政府产生了极大的公共服务需求。此外，欧洲发达国家19世纪以来的重要政治趋势是选举权的陆续普及。与选举权普及同步发生的是政党政治和政党竞争的兴起。可以料想，不同政党会主张不同的政治纲领与社会政策。由于选民人口中低收入阶层占有较高比例，福利国家政策的兴起就成了欧洲社会的大趋势。
在这种背景下，陆续兴起的其他不同意识形态开始构成对古典自由主义的挑战，特别是保守主义和社会主义。一般认为，大概在1870年前后，古典自由主义就开始趋向衰落。洛克、斯密和密尔等人所认同的那套价值理念和学说体系日渐式微。后来，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内部兴起了现代自由主义。现代自由主义既是对古典自由主义的继承，又是对古典自由主义的改造。
现代自由主义需要应对原先的自由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经济所带来的诸种问题，需要有效回应工业革命和现代化所带来的种种挑战，所以对古典自由主义进行了大幅修正。一个最主要的变化，就是“把政府找回来”。现代自由主义认为，原先高度自由放任的制度安排是不恰当的，应该让政府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因此，现代自由主义有两个基本特点：一方面，是尊重过去基本的制度安排，包括尊重私人财产权和市场经济，尊重宪政、法治与公民的自由权利；另一方面，在此基础上，主张强化政府干预——包括对市场、行业和企业的管制，加强对劳工阶层的保护以及建设福利社会。
现在多数人认为，福利国家是个褒义词，或者说福利国家才是好国家。但是，古典自由主义并不赞同这种看法。为什么呢？因为政府权力太大了，政府做的事情太多了，政府占有的资源比例也太高了。政府既有可能促进了一般意义上的社会福利，但同时却可能侵害了个人自由和选择。所以，关于政府的恰当角色，在自由主义内部存在着剧烈的争论。但从社会实践来看，强化政府干预的大趋势基本上是难以阻挡的。大概从1870年左右开始，到整个20世纪的多数时间里，政府规模和政府干预都经历了大幅扩张。
1900年西方主要国家的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普遍低于10%，但今天这些国家的比例大概是30%到50%。美国的比例略低，大概是30%左右，但一些北欧国家的比例超过了50%。这意味着，对今天欧美发达国家来说，整个经济活动中政府的比重已经超过三分之一，有的甚至已超过二分之一。所以，如果亚当·斯密健在的话，面对这一切，估计他是难以接受的。但是，这个趋势至少到目前来看，仍然是不可逆转的。
现代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很多，当代世界很多主流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都持有现代自由主义的基本观点。从历史上看，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可以被视为现代自由主义的早期践行者。1929—1933年世界大萧条时，整个美国经济遇到了严重危机。面对这种前所未有的情况，怎么办？罗斯福总统采取一系列的“救市”行为，主要是经济救济、改革、复兴计划（所谓3R计划），后世称为“罗斯福新政”。比如，为了缓解失业带来的压力，他搞了很多救济和公共工程，前者是直接解决苦难，后者则有助于提高就业率；为了克服金融困难，他对银行业进行了整顿，又成立了存款保险公司，以降低挤兑和其他金融风险；他还努力恢复了工业和农业生产，保护劳工权利，制定最低工资法及规定最高工时，并强化社会保障措施和进行福利国家建设。
当然，与欧洲大陆的发达国家比，今天的美国总体上仍然是福利更少而自由更多。这也与美国人强调每个人都应该成为自力成功者、而不是靠社会或国家的力量来保障个人生活的理念有关。所以，美国很晚才陆陆续续出现欧洲大陆早已流行的很多福利政策。到今天为止，美国的社会福利仍然低于欧洲大陆发达国家。
现代自由主义在经济学界的重要代表人物是被誉为20世纪最著名经济学家的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他于1936年出版了名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67]凯恩斯认为，如果整个市场自由运转，采用自由放任政策，就会出现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所以政府干预就成为必要。与古典自由主义不同，凯恩斯倾向于认为政府对经济增长和稳定负有责任。后来，经济增长率、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开始逐步成为欧美发达国家政府的施政目标。政府需要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灵活运用，来保证适度的经济增长率、低失业率和低通货膨胀率。
当然，凯恩斯学说的完整内容要比上述介绍复杂得多。过分简化的归纳容易扭曲一个重要思想家的观点。据说凯恩斯在世时，“凯恩斯主义”一词已开始流行，但凯恩斯则公开说：“我不是一个凯恩斯主义者。”国内经济学界和公共政策领域对凯恩斯的误解则更多。比如，某些官员借鉴凯恩斯主义理论提出政府要加强宏观调控，但很多政策其实都是微观调控。凯恩斯的宏观调控主要是指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所以不应该把所有的东西都往宏观调控这个筐里装。
20世纪后半叶重要的现代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在其名著、出版于1971年的《正义论》一书开篇就说：“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德性，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德性一样。”罗尔斯在这部著作中阐述了两条正义原则：
罗尔斯的第一条正义原则可以称之为自由原则。简单地说，一个人的自由在不侵犯他人同等自由的条件下应该尽可能的大。第一条原则似乎与古典自由主义、与密尔在《论自由》中的主要观点没有区别。但是，罗尔斯的正义论还要兼顾第二条原则，可以称为平等原则。简单地说，罗尔斯强调的平等原则是要对社会中的弱势群体较为有利。这样的话，政府干预就成为必要，政府干预也成为塑造正义社会的一部分。所以，罗尔斯一方面强调每一个人都应该享有最广泛的自由，另一方面强调还应该采取辅助性手段来改善弱势群体的处境。他的学说实际上是两者的结合，这也就是现代自由主义的基本特征。
现代自由主义涉及很多实际而重大的政策争论。比如，最近的挑战就是如何应对2008年的美国金融危机。其中的一个争论是，美国政府是否应该去救助那些在金融危机中濒临倒闭的大企业？——特别是房利美、房地美这样的房地产金融机构，雷曼兄弟公司这样的大型投资银行，以及通用汽车这样的大型实业公司。当时，美国最大汽车公司通用汽车面临破产倒闭的危险。那么，美国政府是否应该为通用汽车提供经济援助呢？不同的政治家与学者政策立场迥异。身为民主党人的奥巴马总统认为“该出手时就出手”，认为需要拯救通用汽车。共和党保守派的主要看法是政府不应该出面去拯救一家公司，美国很多经济学家也持有这种见解。那么，为什么有人支持政府出面拯救通用汽车而有人反对呢？
反对的理由来自三个方面：第一，直接援助某个企业的做法破坏了市场经济规则。有人经营不成功，就应该让它垮掉，这是一种优胜劣汰的机制。只有这样，那些原本被浪费或低效使用的经济资源才可以配置到更高效的部门中去。第二，政府拿谁的钱去拯救这些企业？纳税人的钱。问题就来了，政府凭什么把纳税人的钱花在一个特定的企业上呢？第三，政府出面拯救企业，无形中弱化了企业的主要股东和主要经营者的责任。这也违背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
支持的理由更多是基于社会公益的视角。如果任由通用汽车彻底破产而不进行重组，会带来什么社会问题呢？首先，通用汽车本身就是一个大企业，这样会导致很多人失业。此外，通用汽车还有很多关联协作企业，特别是为数众多的主要供应商和主要经销商，他们都有可能面临经营困难，甚至是破产。这会通过连锁反应触发更严重的失业问题。基于此种考虑，政府应该出手援助。奥巴马政府最后的政策选择是给通用汽车提供经济援助，但这种援助并非无偿。但时至今日，这种做法仍然充满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