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人眼中的“非我族类”

本文的标题是从《读书》杂志1993年9月号上抄来的，作者张宽。我希望文章的标题还没有专利权，记忆中古今中外文章同题的甚多，文章的做法当然各有巧妙。否则，我这就算侵权行为了。特先在此交代一下，争取“坦白从宽”。

想到写这篇文章却是受首都几位大学生议论的启发。这次申办2000年奥运会，中国没有成功。有几位大学生在探讨原因时，提到在国外获得电影奖的导演。他们说，拍这样的片子，让外国人以为中国就是这样的形象，怎么肯到这里来开奥运会呢！

我并不认为大学生们的看法没有一点道理。但是，在许多欧美人的心目中，对中国的看法早就有一个固定的框框，恐怕不是一两部电影，哪怕是拍得极好的电影所能左右的。

大约两个多月前，我曾经接待过两位美国朋友，一位是著名的电影导演，另一位是美国的电影剧本作者。他们来华之前，夫人都十分紧张，哭哭啼啼，再三叮咛到北京立即打电话通报住宿旅馆地址。她们担心的是：老头子到北京就会失踪。

有一位朋友去意大利参加一次国际学术会议。在座的一位意大利女士低声问她：北京的妇女晚上能不能上街？

这些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对中国的了解就是如此，遑论其他！

我不是说欧美人就没有对中国了解得比较真切的，也不是说这些不了解者对中国就一定不友好。而是说弥漫于欧美社会的一种心态，例如别的国家运动员创造世界纪录就认为是正常的，中国打破一次世界纪录，无论是游泳或者长跑，都会有人出来嚷嚷，怀疑是不是吃了兴奋剂。原因就在于，从骨子里就把中国人看扁了，总认为这个民族是不行的，不配也不可能创造出超过别人的成绩。这是一种什么心态？正在思考这个问题，忽然看到张宽文章的题目“非我族类”，这四个字用得正好。

张宽的文章主要是介绍爱德华·萨伊德所著的《东方主义》，特别是《文化和帝国霸权主义》这两本著作。萨伊德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英文系和比较文学系终身教授，是来自巴勒斯坦的阿拉伯移民。他在自己的著作中运用大量材料指出：西方对东方的描述，不管是在学术著作中还是在文艺作品里，都严重扭曲了其描述的对象。东方世界经常被野蛮化了，被丑化了，被弱化了，被女性化了，被异国情调化了。欧美人眼中的“非我族类”一概欠缺理性，道德沦丧，幼稚不堪，荒诞无稽。这种扭曲，顺应了西方对东方进行殖民扩张的需要，为西方侮辱、侵害、征服东方提供了理论根据，让西方施之于东方的罪行披上一件合理化、正义化的外衣（以上概括引自张宽的文章）。

萨伊德这两本书似乎极少谈到有关中国的情况，这也许同他占有的材料有关。但这也有一个好处，使我们较充分地看到许多欧美人不仅是对中国人，而且是对东方人，或者说是对全部非欧美人的心态。也许对日本例外。日本人当前以其经济成就，以其汽车和电子产品使欧美人不能不刮目相看。但在骨子里，许多欧美人轻视或者说鄙视日本人的心态并没有什么变化。日本人刚写了一本书：《日本可以说“不”》，在美国立即引起轩然大波。一个只配说“是”的国家居然也想在某些问题上说“不”字，这还了得！

欧美人对中国人的态度，许多人都记得上海外滩公园的那块牌子：“狗与华人不得入内”，知道美国在本世纪20年代通过的排华法案中明文规定“白痴、精神病患者和中国劳工”不允许入境者，恐怕不算太多。后者虽然好像把中国人从动物界提升了一级，但其实还是差不多。400年前，欧洲的殖民者在美洲（那里还没有美国）贩卖黑奴，屠杀印第安人，成千上万地杀，整个部落地杀，不讲任何理由地杀，引起了一部分欧洲人道德上的不安。他们问：这是否符合天主教的教义。因此还曾召集过一次高级的宗教会议进行争论。不幸的是，占上风的舆论认为，印第安人不能算是人，只能算是一种人形的动物，欧洲人去帮助他们相信天主就是帮助他们变成人，魔鬼对这一进程必然要抵抗，扫平魔鬼的抵抗自然是合乎人道、合乎天主教教义的。400年过去，一部分人的心态依旧，只不过手里的旗帜从天主教的教义换成了“民主”“人权”，而这些东西他们自己又并不打算真正实行。

说起来美国普通老百姓也很可怜。除了美国世界第一之外，他们对世界上的事知道得实在太少。他们早已不读报纸了。要读也只读本城的小报纸，有线电视为他们提供多到100套的可选择节目，似乎充分显示了信息时代的优越。然而，从这些节目里，仍然看不见世界上一百多个国家发生的各种事情。除了前南斯拉夫地区没完没了地谈谈打打，打打谈谈，索马里人对美国部队不知感恩戴德老想捣乱以外，国际新闻几乎没有了。美国人也不否认这一点。他们说，他们另有一批精英在关注世界的局势。美国是个号称“民主”的国家。他们这样说，别人还能说什么呢？

一部分欧美人这样看“非我族类”不奇怪。“非我族类”中也必然产生一些人，用欧美人的方式看自己，这也不奇怪。第一，人家有钱，有钱就有理，就值得羡慕，值得仿效——这是一部分人的思维逻辑。第二，人家掌握了精神资料的生产权，有大批的、权威的、精致的资料来熏你，使你不由得不学他们的样子思考问题。除了捏造中国并不存在的伪民俗来换洋奖牌这一点似乎没有必然性之外，一切都不奇怪。出路当然还是只有埋头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而不是去同别人争辩——争辩也没有用。但是，心里要有数，这也是有必要的。

（《共产党员》1993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