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施米特的影响

施米特在学界的影响最初仅限于欧洲，尤其是德国，施米特对战后欧洲哲学保守主义思潮以及德国法学界颇具影响，他为德国培养了恩斯特·福斯特霍夫（Ernst Forsthoff）、恩斯特·胡伯（Ernst R. Huber）等若干名优秀的宪法学家，联邦德国的不少法学家与法官都是施米特的再传弟子。施米特思想中的某些因素后来间接地由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卡尔·弗里德里希（Carl Joachim Friedrich）、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等移民学者带到了美国，尤其以他对政治理论家卡尔·弗里德里希的影响为最。人们也往往将战后美国新保守主义（neoconservatism）思潮与施米特联系在一起，认为施米特是哈耶克、熊彼特、威廉·克里斯托（William Kristol）等保守主义理论家的先驱。例如，约翰·麦考米克（John P. McCormick）便认为，施米特是“过去与现在的桥梁，是战时德国法西斯主义与‘二战’以后北美保守主义之间的桥梁”。不过，约瑟夫·本德斯基（Joseph W. Bendersky）则认为，施米特与美国新保守主义之间的联系其实是虚构的。事实是美国的保守派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了解施米特的思想。本德斯基反对在施米特与美国保守主义之间建立联系，他强调美国保守主义兴起的独立性。以笔者之见，在施米特与美国保守主义之间进行比较研究，尽管不乏政治哲学意义，但诚如本德斯基所言，施米特对美国保守主义的影响，确实不应被夸大。

本德斯基基于思想史研究而得出的结论，可由施米特著作的英译状况得到说明。1962年，美国学人乔治·施瓦布（George Schwab）试图做关于施米特的博士论文时曾被否决。他以英文写成的论施米特的著作在美国长期找不到出版社出版，最后只好于1970年在柏林出版。施米特最有名的著作《政治的概念》1976年才有英译本，由本德斯基所写的第一本施米特传记也是到1983年才问世的。1985年，英文版《议会民主的危机》（即《当今议会制的思想史状况》，艾伦·肯尼迪译）、《政治的神学》（乔治·施瓦布译）出版。稍晚，《政治的浪漫派》（盖伊·奥克斯译）也被译成英文出版。美国学者很晚才了解施米特以及他对自由主义的批判。

如今，施米特的影响是世界性的。围绕施米特而产生的讨论也越来越多。特别是在1989年苏联解体后，随着中东欧转型过程中宪政危机的出现，施米特的宪政理论颇受关注；并且，随着“冷战”结束后世界秩序的大调整，施米特这位具有国际眼光的思想家也日益引起学人的兴趣。在美国学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欢呼西方自由民主在世界范围内大获全胜、“历史终结”的时刻，施米特这位以批判普世主义著称、曾与历史终结论的先驱法国黑格尔专家科耶夫（Alexandre Kojève）进行对话的政治理论家，再次受到学人的重视，而美国保守派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则大体化用施米特思想的逻辑提出了“文明冲突论”，他关于“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的探讨也不无施米特色彩——“秩序”在施米特那里具有十分重要的位置。美国新保守主义重要代表欧文·克里斯托（Irvin Kristol）在阐述新保守主义信条时，曾将新保守主义的渊源追溯到施米特，他将施米特的思想概括为三点：“第一，爱国主义是一种天然而健康的情感，应当由私人及公共的制度加以鼓励；第二，世界政府是一个可怕的理念，它会导向世界性的暴政，那种旨在构建一个终极世界政府的国际制度必须受到最深的质疑；第三，政治家首要的是有能力区分敌人与朋友。”法国后现代主义大师雅克·德里达也承接施米特“敌人”与“朋友”的话题，大谈“友爱的政治学”。在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界，施米特往往作为自由主义的批评者出现，激起自由主义的自我反思与批判，左派学者也愿意从施米特著作中汲取灵感，丰富自己的理论，他们在批判自由主义的过程中，与施米特走到了一起。

在21世纪的今天，施米特思想仍然具有相当的相关性。恐怖主义及其活动以及由此激起的反恐战争，涉及诸多议题，仍然不脱施米特的理论视野，例如游击队理论与空间秩序、例外状态下的主权者决断、世界秩序的民族国家基础、各种普世主义说辞后面“价值的暴政”，都可从施米特那里得到解释。而晚近以来政治理论界关于“帝国”问题的讨论，涉及新形势下如何理解“政治”的概念、如何构建世界新秩序等核心问题，更是战后施米特一直关注的话题。笔者在阅读施米特著作时，深感施米特数十年前所写的文字，常常似在谈论今日我们所面临的现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