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外创造学发展概况与趋势

创造学已经问世，它必然促进全人类共同创造性地发展经济社会事业。由是，对创造学发展历程、内容、方法、理论等诸多方面进行思考、归纳与总结，有着现实的必然性与必要性：一是通过对历史回顾，总结经验，发扬光大。在世界创造学励精图治的跃迁中，造就中国创造学自我发展的深厚底蕴。因为中国创造学同样要在历史中成长，在经验中创新，并最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创造学理论体系。二是在成就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探索新的发展方向。通过中外创造发展进程的猎索，跨越文化、思维与观念之间的鸿沟，掘取人类创造的智慧，取长补短，为酿造中国创造学本土特色开启立体视域，不断增进创造学推动人类经济社会有效发展的愿景。

一 国外创造学发展研究概况

西方近现代科技辉煌成果，使其进一步认识到创造力研究的重要性，尤其是发明创造与创造力的正相关关系，为西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强大效应，更推动西方对创造力研究的深广维度。也正是在这样一种思维惯性下，20世纪以来，西方学界把对创造力相关领域的研究，逐步推进到多个领域，并应用到生产实践中，从而产生了一定的经济社会效应。当前，综合国力业已引起世界各国的注重，在这样一种氛围下，发达国家在创造力相关领域的研究，更是走在其他国家的前面。不管是创造力相关理论上取得的成果，还是创造力在实践上的开发应用，对整个世界创造学发展产生了不可否认的影响。特别是国外创造学发展在心理学、教育学、创造工程、管理学等许多领域已走向成熟，其中所取得的真知灼见必将促进世界创造学与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鉴于搜集资料所限，现仅以美国、日本、苏联等国为例，概述创造学发展的总体趋势。

（一）美国

美国是现代意义上创造学发源地，这已成为公认之事实。尽管创造性思维是人类的共有特质，但在美国这片土地上，带着一种好奇捕捉创造性思维却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虽然美国是一个典型的多民族的移民国家，但正是这种多民族性以及不同族群的流动性带来了美国文化思维的多样性。因此，在这样一个民族杂交、思维杂交与文化杂交的国度内，必然诞生多元文化及其存在的自由空间，不同文化思维方式的碰撞便结出丰硕的人类创新成果。由此可见，在这样一种文化思维氛围中，美国创造学产生有着自身的文化内涵，美国创造学是美国文化思维的特有产物。美国创造学在理论与方法上表现为思维的自由性，事实上，这不仅体现出美国文化的自由性，而且体现出创造学自有特征。从美国创造学发展的整体视野看，其较为注重联想、想象、直觉与灵感在发明创造中的作用，这种研究与认知方向，是以心理学为基础的明显体现。现就美国创造学发展的相关史实、人物及其观点略述如下：

（1）创造力研究发端与应用。20世纪初，创造受到美国社会的关注，美国一批热爱创造力研究的专家、学者开始探索生产实践中的创造活动，并通过大量案例研究、分析，归纳出多种有效的创造方法。E.J.普林德尔、J.罗斯曼、克劳福德、H.奥肯、A.E.肯纳、A.R.史蒂文森等，关于创造性典型事例的研究，为美国后来创造力大发展奠定了不可多得的理论与实践基础。1938年创造工程之父奥斯本（A.F.Osborn）创制了“头脑风暴法”（Brain Storming），他把创造技法应用于企业生产之中，产生了巨大收益。20世纪50年代“头脑风暴法”在美国得到了广泛应用，许多著名大学也相继开设了头脑风暴法课程。后来，奥斯本结合生产实践，相继撰写了《思考的方法》《所谓创造能力》与《实用想象》等专著，丰富了创造力开发理论基础。并将创造力理论与技法“深入到学院、社会团体和工厂车间，组织大家运用这些方法，在美国形成了一个开发创造力的热潮”[5]。另外一位美国著名创造学家——戈登，提出了以类比为核心的创造技法，称为提喻法。这些创造技法广泛应用到美国生产与生活之中，有力地促进了美国社会创造力开发与普及。同时，这些创造技法也传播到西欧、日本与中国等地，极大地丰富了世界创造力研究视野。

（2）创造力发展历程回顾与展望。从美国创造学发展的历程看，1950年是其创造学发展重要分水岭。是年，美国著名心理学家J.P.吉尔福德发表了题为“创造力”的重要演说，揭开了创造力研究新阶段，创造力研究与心理学形成了有机的联姻。1970年，美国《创造行为杂志》发表了J.P.吉尔福德题为“关于创造力研究：回顾和展望”一篇文章。文中明确地表达了1950年是创造学发展的显著分界，认为“50年代，真正地开始在创造性领域的探索了。许多研究中心开始高度注意这一题材，另一些，则致力运用有关创造型个人和创造过程的新知识”[6]。同时，该文对此前高尔顿、华勒斯、凯瑟林·帕特里克、J.罗斯曼、哈维·C.莱曼等关于创造力经验性研究，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自1950年以后，创造学研究便与心理学紧密结合在一起。从三个方面对创造力发展研究现况进行了高度概括：首先，总结了美国创造学自1950年至1970年20年间的发展。一是科研中心的建立。其主要目的是了解人的普通智力，也包括个体创造性的心理过程。二是卡尔文·W.泰勒、亚历克斯·F.奥斯本及约瑟夫·H.麦克弗森等在创造力研究方面的贡献。三是教育中的创造力研究。主要是对各级学校中创造学课程开设情况进行了分析。四是分析了有关创造力出版物领域里的现实趋势。突出了奥斯本创造学著作已被译成多国版本，以及《创造性行为杂志》已影响各洲。其次，从科研中的需要、教育中的需要、社会中的需要等方面对创造学发展进行了反思与展望。最后，对智力结构中的操作、内容与产品等概念进行了分析，有效地将创造力研究与智力研究结合起来。

（3）创造力发展历程、思想及其理论涵盖领域[7]。创造力（创造学）发展，即创造力（创造学）研究有其自身的规律与轨迹。美国心理学家罗伯特·J.斯滕博格在《创造力手册》中给我们展示了一幅美国创造力发展历程、思想及理论研究涵盖的图景。

其一，揭示了创造力概念、研究风格与历史流程。关于创造力的认知，Lubart、Ochse、Sternberg等认为：“创造力是一种提出或产出具有新颖性（即独创性和新异性等）和适切性（即有用的、适合特定需要的）的工作成果的能力。”[8]并从神秘学方法、实用主义方法、心理动力学方法、心理测量学方法、认知方法、社会—人格方法及汇合方法等方面，探讨了创造力研究的风格。而罗伯茨·艾伯特、马克·A.伦克等则探讨了前基督时期创造力的观点……高尔顿创造力观点直到现在创造力观点，从历史角度揭示了创造力发展流程。从对创造力概念相关研究中，可见，创造力是实实在在的存在于人的生产生活实践中，是可以被认知的，而且是可以得到开发的。

其二，揭示了创造力研究显著方法。其中主要有乔纳森·A.普拉克尔与约瑟夫·S.伦祖里从心理测量法的角度分析了人类创造力研究、马克·A.伦克与萧恩·奥库达·萨卡莫托归纳了实验方法在创造力研究中的应用、霍华德·E.格鲁伯与多里斯·B.华莱士从个案研究法与进化系统观的角度探讨了工作中具有独特创造性的个体，蒂恩·K.西蒙顿从历史测量的观点出发，分析了创造力研究进程等。创造力研究方法的探讨为创造学系统研究提供了重要手段，为创造学研究打开了广泛视角，拓展了创造学研究的相关领域，有力地推动了创造学发展。

其三，揭示了创造力起源。柯林·马丁戴尔以生物学为基础，从思维模式的本质、生理状态及思维基础证据等方面，重点探讨了创造性、洞察力与思维模式三者之间的关系。查尔斯·J.拉姆斯登从故事和机制的角度，分析了创造性心智进化过程。大卫·亨利·费尔德曼从普遍的和非普遍的发展、创造性发展的维度、认知过程、社会/情绪过程、家庭、教育/准备、专业、领域、社会/文化影响与历史影响等方面，系统地探索了创造力发展的广泛因素。事实上，这些主要从个体心智方面探讨了创造力起源。可见，个体内心世界的丰富云图，是其创造力升华与外化的根源。同时，个体思维心智探讨进一步揭示出个体创造力的原发性意义，为后期深入研究开掘出深层的思维认知空间。

其四，揭示了创造力与自我、环境相互关系。托马斯·B.沃德、斯蒂文·M.史密斯、罗纳德·A.芬克等重点阐述了人类的认知与特征具有极强的经验生成能力，及对这种能力所进行的严格实验研究，从而认为人类的创造性成就与可观察的一般心智过程有着必然之关系。认为这三个方面是人类创造性认知方法的基础。当然，还有诸如艾玛·普里卡斯特罗、霍华德·加德纳对个案进行的创造力研究；罗伯特·W.威斯伯格论述了创造力与知识之间的关系；罗伯特·J.斯滕博格、琳达·A.奥哈拉等讨论了创造力与智力之间的关系；乔治·J.费斯特阐述了人格在艺术和科学创造力中的影响；马丽·安·柯林斯、特蕾莎·M.阿马拜尔探讨了动机与创造力之间的关系；米哈里·奇可森特米海依从系统观角度探讨了其对创造力研究的影响等。这些研究重在揭示出创造力的个体情结及其在个体成长过程中的作用。

其五，揭示了创造力与外在相关因素关系。创造力的表现与其外在因素亦有不可分割的关系。托德·I.卢伯特梳理了创造力在不同文化中表现的观点；玛格丽特·A.博登从计算机模型切入，展示了人的创造力受外在因素影响的独特视角；温迪·M.威廉姆斯、拉娜·T.扬探讨了创造力在组织中的作用与影响等相关内容；雷蒙德·S.尼克尔森研究了顿悟、智力、伦理等要素对创造力的促进作用；米歇尔·J.A.豪阐述了天才与创造力之间的关系等。这些方面的探索，已经把人的创造力培育援引到个体以外的场景中，进一步扩充了人们对创造力认知的视域。让人们认识到创造力外在因素是不可忽视的，积极的外在因素对个体创造力有着一定的促发作用。

其六，创造力研究50年历程分析与未来50年展望。里查德·B.迈耶以历史与未来为逻辑，对1950—2000年创造力发展与研究进行了总结。首先，立于目的论与方法论，阐述了“研究什么”与“如何研究”，为人们研究创造力所遇到的阶段性困惑，打开了一扇有益的窗口。其次，较系统地阐述了心理测量法、传记法、实验法、生物学法、计算法、情境法等创造力研究方法。对这些方法的总结，为人们研究创造力提供了较为系统的工具论意义。最后，在肯定过去创造力研究成效的基础上，探讨了今后50年创造力研究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虽然这些问题只是预测，但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人们对创造力的认知已经进入到更深层领域。

（二）日本

随着日本近代社会的重大变革，日本政府认识到发明创造的现实意义与重要性。为能有效地展现日本发明创造的功用，日本政府十分重视制度建设，以保护发明创造。由此，加强法律制度建设，尤其是注重专利法制度建设，把专利制度与发明创造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成为日本发明创造更新增进的有力保障。同时，日本政府也很注重创造教育与创造力开发与应用。在创造学理论与方法上表现为思维的实际操作性，善于对发明创造材料的收集、分析与整理，形成自我方法。日本创造学发展主要体现在创造教育、创造技法的发展与应用方面。

（1）创造教育观之典型。创造教育观在日本社会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单就创造教育而论，在一定程度上，其可视为日本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力量。由此，在日本形成了诸多相关创造教育的学说。在众多创造教育学说中，稻毛金七（稻毛祖风）可谓独树一帜。其将“人生、创造与教育”三个要素，融通一体，深入探索了三者间的机制关系，撮取人生与教育的本质要义。其于1923年（大正十二年），完成了创造教育专著——《创造教育论》。该书从“创造教育之背景、创造教育之概观、创造教育之原理、创造教育之本质、创造教育之目的、创造教育之动力与创造教育之方针”[9]等方面，系统论述了创造教育的机理。虽然《创造教育论》只是针对日本教育提出的一套原则方案，但其在认知上、思想上与方法上都不失为一部分人的生命之书、民族创新进步之书。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日本创造学发展具有深邃的哲学根基。

（2）创造技法发展与应用。日本民族的思维方式为日本创造技法发展与应用奠定了必要的创新机能。最为凸显的就是日本能将外来的创造技法与本民族文化结合起来，形成具有日本民族文化内涵的创造技法，并在日本企业生产中产生必要的效果。日本创造学著述甚丰，侧重于创造技法的探寻与应用。最具特色的，如1944年，日本创造学家市川龟久弥著述的《创造性研究的方法》一书，具有显著的本土色彩。以此为基础，日本创造理论及创造技法得到了长足发展。至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创造技法得到较快发展与应用。1965年，日本建筑大学川喜田二郞制定“KJ法”，是组合与归纳的全新应用。1969年，片山善治提出“ZK法”。1969年，创造学家高桥浩提出“中山—高桥法”（NM-T法），此法主要是抓住关键词引发一系列类比联想，通过分析达到创造设想的目的。1977年，市川龟久弥出版了《创造工学》，该书以等价变换理念为核心，从概念、理论基础、科学、技法、等价变换流程活动技巧实例五大部分，系统地阐述了创造工程理论体系的特色。同时，在头脑风暴法的基础上，日本广播公司开发了NBS法、三菱公司开发了MBS法等。日本创造技法的发展与应用，尤其能注重把从国外引进的创造技法融于本民族的文化氛围中，培育本民族特色的创造技法，是日本在20世纪迅速成为具有极强创造力国家的重要因素。

（三）苏联

苏联开创了自己独特的创造学研究方法。在马克思主义观引领下，苏联根据当时国际国内环境，致力于民族创造力的提升。为显示社会主义的创造性，走了一条不同于其他发达国家创造学发展的路径。即在创造学理论与方法上表现为唯物主义认识论与方法论的方向，以客观发展规律与有组织的思维活动为基础，寻找发明创造必然之结果。这一探索轨迹，一则体现出苏联坚定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观；二则体现出苏联人民顽强的自我创新精神。

20世纪初，苏联热爱创造学的学者开始研究创造力，并呈现出创造力研究的独特视角。如机械工程师П.К.恩格迈尔、创造学家Г.C.阿利赫舒列尔等。其中Г.C.阿利赫舒列尔在创造学发展中做出了重要贡献。他著述甚丰，提出了不同于美国、日本关于创造学发展与研究的思路。1969年，Г.C.阿利赫舒列尔出版了《发明大全》，系统地介绍了TRIZ方法。其通过对4万多个发明案例的总结，得出40多个发明原则，对当前发明创造产生着重要启示。1979年出版了《创造是一门精密的科学》一书，对创造学理论的历程进行了扼要梳理。作者从多年创造学研究中，发现创造是有规律可循的，对美国以心理学为基础的创造力研究提出了质疑，他认为：“心理因素是第二性的，是随意的。而对发明创造最主要的是，技术系统是按照一定的规律实现状态的转换，而不是‘随心所欲的转换’。”[10]把创造过程不可控结论推进到创造过程可控论，同时，把创造从神秘性转轨到创造思维的可组织性。把唯物主义认识论与方法论应用于创造学领域，首次发现发明创造技术系统的基本规律。从大量实例中分析了发明课程程序的机制、策略、过程以及物理场分析的原则与模式等，归纳出40种基本技法原理，广泛应用于科技发明创造的指导。阿利赫舒列尔的研究开启了创造学研究的新视野。

要之，国外关于创造学发展的研究相当广泛，尤其是发达国家，相关创造学理论及其在实践中生成的创造技法，为其他国家与民族发展开示了有益的方向。创造学不仅是其本民族的智慧与精神财富，也是世界人民的共同智慧与精神财富。除上述几国外，还有其他国家，如德国、瑞典、英国、韩国、新加坡等，也形成了自己本民族文化特色的创造学理论及创造技法，并广泛应用于生产、生活实践，为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增添了美丽的彩虹。

二 国内创造学发展研究概况

1983年，由中国科技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广西大学等联合发起，全国首届创造学学术研讨会和首届创造学培训班在南宁召开，30多年来中国创造学在艰难曲折中发展。创造学作为一门崭新的学科在中国大地诞生，尽管受到来自不同层面评判，但它已经存在，必然要以高瞻远瞩的姿态迎接各种挑战，履行着自己装扮人类美好蓝图的使命。随着世界科技一体化、经济发展全球化的战略趋势，我国改革开放迎来了发明创造的新曙光，中国创造学也在科学的春天中，满怀信心，迈开健捷的步伐前进着。正如甘自恒先生说：“迎接世界新技术革命挑战的需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需要，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需要，改革开放的需要以及四化建设创造性工程的需要都促使创造学在中国从一开始传播就得到较快发展。”[11]在这样的背景下，涌现出一大批探索国内外创造学发展的专家、学者。

（一）创造学发展阶段界定

任何一门学科发展都有其自身的历程，创造学发展同样遵循着这样的规律。因此，对创造学发展阶段进行考究，是进一步认知创造学、研究创造学、发展创造学与应用创造学于生产实践活动的重要环节。尽管不同学者对创造学发展阶段有着各自的观点与划分标杆，但总体而论，对创造学发展阶段的界定，仍然体现出较鲜明的框则。在我国大陆，关于创造学发展阶段的认知，一直是创造学界的话题之一。有学者以创造学发展时间段为线索来划分，有学者以创造学学科内容类别为线索进行划分。虽然呈现出不同的划分认知方式，但对创造学发展阶段的探讨，为如何发展中国创造学提供了必要的启迪。其中对创造学发展阶段探索较有特色的有温元凯、甘自恒、刘道玉等，他们关于创造学发展阶段的论观，为中国创造学发展注入了坚定的信念。

（1）温元凯、舒泽之、余明阳等在《创造学原理》一书中，认为西方创造学发展应经过“文科阶段、工科阶段与理科阶段”[12]。所谓文科阶段，从古希腊时期，公元前300多年出现帕普斯的《解题术》至柯恩特勒的《创造活动的理论》等著作问世。理论界将这段时期创造学称文科阶段，在这一阶段主要是从哲学、心理学与文艺学的角度探索创造问题的。所谓工科阶段，从1936年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开设“创造工程”课程起，到20世纪中期，通常称为创造学发展的第二阶段，即工科阶段。在这一阶段，主要是从应用技术与创造技法角度来探讨创造学，突出了创造学的实践性与应用的广泛性。所谓理科阶段，从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创造学发展进入了理科阶段。在这一阶段，主要从综合化与系统化角度来探讨创造学发展。由是可见，他们关于创造学阶段的讨论，主要是以学科内容为依托的。虽然这一划分撇开了创造学发展的时间性，但学科内容更能体现出创造学生命力的渗透性与刚毅性。事实上，以学科内容为依据来认知创造学发展阶段，更透视出创造学与其他学科交互的广泛性。

关于中国创造学发展，他们认为自20世纪80年代从日本、美国引入。阐述了1983年“全国第一届创造学学术讨论会”[13]的重要作用，并对部分省市创造学会、中华青少年创造教育函授学校和中华创造力研究所等团体做了有益的探索与总结。同时，也探究了高校创造学课程、与国外创造学交流情况等。鉴于当时中国创造学发展还处于年幼期，只作了初步的探索。

（2）甘自恒对国外创造学发展阶段也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他将国外创造学发展分为古代、近代与现代三个研究阶段。古代阶段，从公元前5世纪德谟克利特至15世纪前半期。其中探讨了亚里士多德、贺拉斯等的“想象、创造能力与创造者”“创造”等相关概念，从创造学的历程源头进行了发掘。近代阶段，从15世纪后半期到19世纪上半叶，其中探讨了达·芬奇对艺术创造的贡献；沙龙在《法国诗学要略》中关于“创造”意义的论述；伏尔泰关于“想象”概念的论述；黑格尔关于创造活动等进一步研究。现代阶段，19世纪末至今，其中探讨了爱因斯坦关于“思维的自由创造”原则；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创造工程课程”开设；吉尔福德关于“创造力”的演讲；Г.C.阿利赫舒列尔关于TRIZ的理论等。这些相关创造学阶段界定的探索，呈现出宏大的创造学历史观，把创造与人类社会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增强了人们对创造的肯定，对探索人自身创造力的自信。

关于中国创造学发展，甘自恒也划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引进消化、推广培训阶段（1980—1985年）。以1983年广西全国第一届创造学学术会议盛况及成立了创造学筹委会为基点，阐述了创造学筹委会对推动各省学会的组织工作、学术刊物出版、创造学课程建设与国外交流等相关论题。第二阶段，应用开发、展示成果阶段（1985—1994年）。以中国发明协会成立为标志，探讨了中国创造学团体的建设、出版发行的刊物、国内国际参展活动、中小学创造力开发等内容。第三阶段，独立研究、形成学派阶段（1994年至今）。以中国创造学会成立为标志，探索了中国创造学发展进程的可喜局面。同时将中国创造学发展建构为三个学派：创造哲学学派、创造工程学派与创造教育学派等。甘自恒先生关于中国创造学发展阶段的划分，清晰地展示出中国创造学茁壮成长的生动画面。

（3）刘道玉立于创造学发展的近现代社会意义，将西方创造学发展分为“初级阶段、发展阶段、深入与普及阶段”[14]。初级阶段，从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主要代表人物如：斯坦福大学特曼教授、约瑟夫·沃拉斯、凯瑟林·帕得里克、M.魏特海墨、英国心理学家G.沃勒斯及哈维·C.莱曼等，其发展特点：研究发明创造人（主要是天才人物）的事迹，总结并传播他们发明创造的经验。发展阶段，从20世纪50年代初至60年代末，主要代表人物有：J.P.吉尔福德、C.W.泰勒、D.W.麦金农、J.S.帕内斯、李跃磁及普西等，发展特点：主要是开发创造力为重点。深入与普及阶段，从20世纪70年代以后，主要代表人物有：S.阿瑞提、D.J.特雷芬格、日本的佐藤三郎等，这一时期，创造学已从美国传播到日本、苏联等亚欧国家。此种划分，为我们勾画出创造学发展的近况，把创造学观念与人们生产生活靠得更近，使人们更容易认识与理解创造学的现实意义。

关于中国创造学发展，刘道玉先生认为始于1979年，由上海交通大学许立言引进的。其从国家颁布发明奖励制度，鼓励发明创造，企业生产中以“合理化建议”为中心的群众性革新活动、群众性发明活动、中小学创造教育活动开展、发明协会与创造学会组织建设等方面，探索了中国创造教育的发展境况。刘道玉关于中国创造学发展的探索着重于创造教育，其相关创造教育的原理对推进我国整个教育事业有着不可或缺的启示，为我国创造教育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二）创造学发展特色理论探讨

虽然现代创造学起源于西方，但创造学作为全人类的智慧，它必然要走向世界，为其他民族点燃创造的火焰。中国创造学就是在这样的希冀中孕育而生，并成为当今创新型国家建设的重要理论来源部分。因此，30多年来，中国创造学理论探讨成为中国创造学发展的重要内容，中国创造学探索者对国内外创造学理论进行了孜孜以求的研究，提出了诸多深邃的见解，为建构中国特色创造学奠定了丰富的理论基础。在这些创造学理论建构中，亦不乏特色之思想。

（1）以心理学为基础的科学中的创造方法探索。2000年我国创造学专家傅世侠、罗玲玲出版了《科学创造方法论》一书，这是一部关于科学创造与创造力研究的方法论探讨的专著，在我国创造学发展研究中具有其独特之处，即以心理学理论为基础探讨了科学中的创造力研究方法。从认识论与方法论的角度看，又是一部关于创造哲学的专著。其一，作者阐述了创造学起源及其发展现状，并对我国创造学发展进行了概括性的描述，认为科学创造方法的研究，能为我国创造学发展提供有利契机。同时，界定了创造、创造力等基本概念的内涵。其二，以西方心理学研究的成果为基点，历史地考察与评析了4种创造观。高尔顿的天才创造观、格式塔心理学创造观、精神分析学创造观与人本主义心理学创造观。其三，从“思维”与“人格”的角度，系统阐述了科学创造的思维形式与最基本内容。创造过程与创造性思维的运演机制，创造性思维的心理特征及其相关要素；“两面神思维”的特征、形式与性质，及其在科学创造中的地位、作用与运用；问题意识与创造性思维的关系；创造技法在科学创造中的功用与意义。其四，以创造力为核心，凸显创造人格的重要意义。吉尔福德、阿玛布丽与斯腾博格的创造力结构理论；创造力与创造力测评在现实科学研究中的认知；创造性人格的特征、结构、认知、风格、动机与情感等与科学创造的密切关系。其五，论析了东西方文化的传统观念、思维方式、心理特征等与科学创造的关系。同时，给出科学创造方法论的原则，即科学创造方法的“主体性原则、开放性原则与多样性原则”[15]。科学创造方法论以极其缜密的心理学理论为基础，而不囿于前人现有研究方法的束缚，并能结合创造力研究的丰富实践心得，为中国创造学研究开辟了不可多得的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性。

（2）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主线的创造学原理和方法探索。我国创造学专家甘自恒自2003年以来，出版修订了《创造学原理和方法——广义创造学》一书，该书站在时代创新的高度，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从国内、国际、生态、经济、文化等多视角考察了社会发展的创造性。以“创新”为主线贯穿始终，从创造学兴起、创造性活动、创造活动主体与人格、主体创造力、创造性人才、创造性活动思维、创造性活动规律、创造性环境、创造技法、TRIZ发明方法、理论创新活动、制度创新活动、科学发现活动、技术发明活动、技术创新活动、名牌产品创造活动、创造性教育活动与创造性审美活动18个问题探讨了国内外创造学发展的路径。总体而论，甘自恒先生主要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创造观为中轴，从思想、方法、人生创造价值与实现性等方面，揭示当前中国培养创新人才的重要意义，充分体现了中国创造学理论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方向。

（3）中国传统文化与创造学结合的创造学新思想探索。刘仲林于2001年出版了《中国创造学概论》一书，作者以中国优秀文化为主线，以西方创造技法为切入点，以中西两大基本思维形式为基础，以“成物”“成思”“成己”为构思框架，将创造技法、创造思维与创造之道逐层展示给读者，体现了“可用、可思与可悟”的完整创造新理念。通过对国外创造技法的提炼，提出了独特的“臻美系列技法”。在深入剖析创造过程与创造思维的内层结构后，形成了“创造思维互补结构”的完整思维观。尤其是抓住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日日新”“明明德”“法自然”与“见心性”的优秀元素，凝练出中国创造学的重要观念：创造之道。其从“综合创新”观出发，为当代中国创造学发展开辟了新的方向。即以中西创造学为一体，让读者完整领略西方创造技法与东方创造之道合璧的21世纪中国创造学新貌。此一探索完全展示出中国创造学发展的民族文化根源性。

（4）实践行为贯穿始终的原发性创造学思想探索。庄寿强教授在多年的创造学研究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普通（行为）创造学》一书已多次出版，该书以创新型国家四条标准为背景，强调人的原创性创造行为。即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创造性人才、创造能力、创造性与学习和推广（行为）创造学的内在逻辑关系[16]。以此逻辑思路，深刻探讨了创造行为本身的规律和方法。该书主要集中阐述了创造潜力及其开发的原理、途径与相关因素；创造性思维及其训练的特点、逻辑、主要形式、方向、激励与机制等；聚合创造、还原创造等8大创造原理；智力激励、设问等7大创造发明技法；全面考虑、用者评价等6个从创造发明到创新转化中的问题；最后，阐述了教师、管理者与教材是实施创造教育的基本条件，并论述了创造教育实施的途径、内容与阶段。尤其是在基本概念的界定、创造行为本身的规律与方法探索方面，避免贴“时髦”标签，反映出行为创造学扎实的学术风格与基本创造规律探索的立足点。行为创造学具有原创性的本质，为我国创造学发展增添了又一道亮丽的风景。

（三）其他关于创造学发展的相关研究

中国创造学同样表现出学科群的特征，因此，作为一个学科群，必然会集众多创造学爱好者，从不同学科背景出发，孜孜以求创造的规律，为创新型国家建设补充着理论的需要。这些创造理论的提出及其论观，不仅体现出创造学学科领域的进步，而且体现了创造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内在关系。创造学的发展是以其他学科为依托的，同时，也推进着其他学科的发展。在学科内在机制的作用下，我国创造学诸多专家、学者做出了有益探索，纷纷提出较为成熟的观点。

（1）中国创造学发展历程与理论归纳。在2008年出版的《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一书中，刘大椿主编的《交叉学科》卷，对我国创造学发展历程与理论作了阶段性的归纳。首先，概述了创造学在我国台湾与大陆的发展阶段与现状。其次，主要简介了我国创造学的一些成果。一是关于创造学的理论研究，从“创造学及其研究对象”“创造学的学科性质”“创造学的学科结构”“创造学的基本原理”与“创造学的其他理论研究”等内容作了介绍。二是关于创造力的研究，从“创造力的含义与本质”“创造力构成”“创造力测评研究”“创造力开发与培养”等方面，概括了我国创造学前期的研究成果。三是关于创造教育研究，从“创造教育内涵”“创造教育与其他教育的关系”“创造教育的文化、思想研究”“创造教育实施”及“创造教育中的一些争议”等方面进行了归纳。对这些成果的总结，一是体现了我国创造学研究与发展的成效，为今后我国创造学发展树立坚定的信心；二是体现了我国创造学研究仍有极大的空间，为今后我国创造学发展明示多领域交叉方向；三是体现了我国创造学发展的现实性与必要性，预示了今后我国创造学发展的广阔前景。

（2）关于创造技法与文化关系的研究。刘仲林等许多学者深入探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创造技法的联系，力求中国传统文化积极元素对当代中国创造的促发意义，展示中国创造古今一贯的历史文化逻辑。中国创造学家袁张度等提出的“集思广益法”，根源于《与群下教》中诸葛亮所言：“夫参署者，集众思，广忠益也”的思想。许国泰提出的信息交合法（又称魔球法），根源于《老子·四十二章》中“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的思想。张光鉴的相似创造律根源于《易传·系辞上》中“引而申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事毕矣”的思想。刘仲林的臻美系列技法无疑是庄子“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的本质反映。张晶、罗玲玲在《日本创造技法从引入到原创的文化融合之路》一文中，分析了“日本引入西方创造方法做到了与本国文化的融合，形成了日本创造技法精细和简洁的特色；同时注重理论研究，总结出具有原创性的日本创新方法”[17]。依此，提出了我国在引进国外创新方法时应有的思路。这些研究重在挖掘本民族创造的文化根源。因为任何一个民族都有着自己的文化特色，在现代社会发展中，如何更好地将本民族的文化特色再现给世人，反映出这个民族的生命力与创造力。显见，此一探索视角对我国创造技法与创新方法的普及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3）关于创造学理论与创造力开发结合的研究。李嘉曾于2002年再次出版了《创造学与创造力开发训练》一书，该书的再版标志着作者在创造学领域研究又有了新的突破。作者从创造及其相关概念入手，探讨了创造力、创造学思维、创造技法、创造教育及创造力开发等一系列问题。创造学的核心点是基于创造力的研究，即如何发现、寻找、归纳、培育与应用创造力的基本规律。个体有创造力，同样一个部门、一个团体（队）、一个民族也存在创造力。个体创造力与部门、团体（队）、民族创造力的开发，具有同等的重要地位。由此，作者在精选国外创造力测试法的基础上，编制了符合中国创造力开发训练的方法，并将这些创造力开发方法应用于教学实践中，以培育学生的创新力、创造力，收到良好效果。正如作者所言：“创造是人首次产生崭新的精神或物质成果的思维与行为。”[18]作者将创造学原理与创造力的开发进行紧密结合，从而展示出作者极强的创造性思维与创造品格。

（4）关于国外创造力相关情况的研究。傅世侠在《国外创造学与创造教育发展概况》一文中，从创造力与创造教育产生、发展与动态三个方面，探讨了二者间的密切关系，认为“创造教育是与创造力研究开展起来的同时亦随之产生的一种教育形式”[19]。赵春音于《当代西方创造力研究的考察》一文中，探讨了当代西方创造力研究的现况，其认为“当代西方创造力研究是对历史上有关种种神秘创造观念的根本否定”[20]。同时，分析了当代西方创造力研究处于用“方法中心”解除“问题中心”的矛盾之中。田友谊探讨了西方创造力研究20年的历程，并对西方创造学发展作了展望。其在《西方创造力研究20年：回顾与展望》一文中，认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创造力研究出现了许多重大进展”[21]。一是回顾了创造力研究的4P框架；二是从多学科视角探讨了创造力研究的最新进展；三是提出了多元融合的创造力未来发展思路。

当然，还有众多创造学专家、学者在创造学发展中做出了突出的理论与实践贡献，如许立言、袁张度、谢燮正、王极盛、黄友直、孟天雄、肖云龙、鲁克成等，他们在创造学领域中的前瞻建树，犹如闪烁的灯塔，引照着后继探索者的步伐，不断推进中国创造学进步，对建构中国特色创造学理论都将产生开拓性的启示。

三 创造学发展趋势分析

创造学作为一门新兴交叉学科，同样有着自身的发展规律，呈现出较强的生命力。尤其是在学科性质上，创造学已经与众多领域发生了或近或远的亲缘关系，形成了创造学科群。学科亲缘群带的态势，为创造学发展奠定了深远的探索景致与广泛的机遇。关于创造学发展的理论走向、研究方法、体系建设与学科地位等相关内容，国内外诸多学人作过有益的探讨，成果颇丰。特别是世界发达国家，他们对创造学（创造力）的研究思路非常开阔，几乎涉及当前所有学科领域，并且与生活生产的各方面发生着紧密联系。美国、日本、韩国、新加坡、德国、英国、法国等，在创造学研究方面都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特色。如美国以心理学为基础的创造观、日本以本民族文化为基础的创造技法、苏联以唯物论为基础的创造观等，这些创造学研究成果已经传播到世界其他国家，而且受到借鉴，有力地促进了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创造学定将成为世界重要的学科之一。我国创造学发展同样遵循着本学科领域的规则，并顺应世界经济社会发展趋势，以形成中国创造学发展的民族特色。

首先，温元凯、舒泽之、余明阳等于20世纪80年代就已提出了我国创造学发展的趋势走向。其在《创造学原理》一书中，从五个方面描述了我国创造学未来发展之模式。一是由“引进—经验型”向“借鉴—分析型”发展，这是“拿来”与“实用”结合的必然要求。从学科发展看，国外发达国家创造学（创造力）研究已经走在我国创造学研究的前面，这是毋庸置疑的，由此，引进、借鉴国外已经成形的成果是我国创造学发展的必然路向之一。但这种引进与借鉴不是盲目的、被动的、杂乱的，而是积极的、主动的、有选择的，即此种引进与借鉴必须与我国的实际情况相一致。二是由“单一—呼吁型”向“协作—普及型”发展，这是个人研究与社会需要之必然体现。任何一个学科发展，不是单个人所能完成的事业。创造学的学科性质，决定了其发展必然是群系性的，必然要与社会大众结姻联盟。因为创造学发展的最终目的就是要为人们提供有益的人生启示。三是由“统一—微观型”向“分派—整合型”发展，这是科学走向成熟的必然导向。所有学科的发展都有其自身规则，创造学本身同样会在不同学科中寻求更精深的理论，但创造学对其他学科理论与方法的吸纳，必然要归结出统括的原则，形成自我学科发展的总纲。四是由“科研—教育型”向“服务—咨询型”发展，这是理论与生产相结合的必然结果。创造学与其他学科相比，显得较为生活化与生产化。创造教育的真正目的就是要使受教育者懂得人生的精彩，因此，创造学最终要走出纯然的学术圈，走入人们生活生产之中。五是由“定性—罗列型”向“定量—模型型”发展，这是科学方法论的必然归宿。理性思考创造学是必要的，单纯对具有创造性个体探讨也是可行的，但创造学作为一门较为实用的学科，不是仅对大量既有创造事实的罗列，而是在此基础上，通过对这些创造事实的精致分析，建构出人们较易掌握运用的操作规程。由此可见，这五种模式至今对我国创造学发展仍有借鉴意义。

其次，傅世侠、罗玲玲认为，我国创造学发展中“问题、优势与契机”并存。其问题主要表现为创造心理学基础理论研究不足，即我国心理学对创造学关注较少，因此，应加强这方面的研究。优势是我国文化从不拒斥理论思维的哲学传统，包括优秀的哲学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科学哲学与方法论的研究传统等。为发挥这一优势，我国创造学方法论研究必须转向国际创造哲学理论研究方向，与国际创造学接轨。事实上，这一对创造学学理路径的主张，有其至深的学理思考。因为创造学本质着力点是人的创造力，而人的心智活动是其创造力最集中的源泉。所以应用心理学相关原理来探索、开发与培育我国创造群体的创造力，为我国创造学发展提出了学科嫁接的视角。通向这一思路的哲学理论依据，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哲学观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的开放性。同时，当前世界学科发展的自由性与交互性，也为我国创造学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国际机遇。

再次，袁张度于2002年提出了我国创造学理论框架的构想。其在2010年出版的《创造学与创新方法》一书中，从“创造学原理、创造性开发学与创造工程学”[22]三个方面系统地论述了我国创造学建设的理论体系。创造学原理的哲学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创造观；内容上，特别是对一些著名科学家、发明家的创造心理、思维与技法的总结；立于以人为本的创造力开发观，纵览创造个体与集体，历数从胎教到老年教育的过程。创造性开发学，主要是从创造教育、创造心理、创造思维、创造环境、创造技法、创造性成果评价等方面，为人类创造发明工程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创造工程学，侧重于提供创意策划、决策咨询、规划方案、跟踪分析、操作程序与方法、评价标准等，为完成发现、发明、创造、创新、创意等成果目标服务。可见，此种意义上的创造学，就是以创造教育为手段，达到培育人的创造精神与创造性思维，在改善创造环境基础上，通过训练，使创造载体掌握与运用创造技法，实现人的创造能力开发与创造成果转化。它所展现的就是创造观、社会观与自然观的交互综合体，为中国创造学发展描绘出幽远的意境。

最后，刘仲林承接张岱年先生“综合创新”的观点，认为“现代创造学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既包括西方创造学思想，也包括中国创造学思想”[23]，即中国创造学发展应综合中西文化、自然学科与人文学科的成果，走综合创新道路。实质上，这既符合创造学交叉学科的特征，又是“综合国力”文化观的反映。由此，深刻体察到创造学与人生命运的关系，是觉悟人生最高境界的学问。创造学真正内涵不是文字上的表达，而是与实践的融通。基于此种认知，其提出了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创造学，即中国创造学。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开辟出崭新的生命元素，与现代创造技法融会贯通。尤其是提出了以“亲证”为关键，以“精修”为重点，以“举本统末”为要旨的重新认识中国文化的主张，为中国创造学发展明示了深远的文化根源性。其从《庄子·则阳》与《庄子·齐物论》中撷取了“道”与“天府”的品质，并与现代创造学进行了联姻。认为：

中国古代贤哲“究天人之际，能古今之变”，锲而不舍所追求的，就是这个不可言说的大道，“注焉不满，酌焉不竭”的天府，目的就在于觉悟大道，开启天府，达到人生至境，充分发挥内在潜能。这和创造学追求的最高目标是一致的：将数百种创造技法熔为一炉，两大思维方法汇成一体，达到“无法而法”的境界，获得“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24]

可见，刘仲林创造学发展的追求就是要达到自由创造的境界，构筑具有中国民族文化特色的创造学。于上无极，于下无限。把创造个体的心境与自然融通为一，在创造实践中，成就大道，历练天府。在概念思维、形式逻辑与意向思维、审美逻辑的互补中，而不囿于对具体创造技法的学习，实现“无法而法”的创造之道。

要之，上述思路与构想为我国创造学发展趋势提供了可贵的参考价值。创造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其发展体现出鲜明的综合特色，同时，其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也预示着广阔前景。中国创造学作为创造学学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遵循学科发展基本规则的同时，亦应显达出本土文化特征。即它必然要本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宗旨与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境况，在马克思主义观的指导下，形成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创造学，以推进中国经济社会不断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