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儒家文化及其基本特质、结构
儒家文化是一个动态的、多维的概念。同样，对于儒家文化的核心价值观的认知也是代有异同、因时制宜的，在先秦百家争鸣时期，“仁”与“礼”为儒家文化的核心价值范畴，到君主专制的封建社会确立以后，则固化为“三纲五常”核心价值观。而儒家文化的特质则更是仁者互见，从比较的视角来看，重道轻器、“便于专制”不是宗教胜似宗教、不适合“进取”而能够“守成”、包容有余而创新不足、重礼治轻法治等六个方面构成了儒家文化的基本特点。至于儒家文化的基本结构，则包括物态的、制度的、仪式的、精神的四个层面。
（一）儒家文化的概念阐释
儒家文化是指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文化流派，亦称儒学或儒教，起源于东周春秋时期，由孔子（公元前551—公元前479年，名丘，字仲尼，春秋时期鲁国人）创立。儒家文化初创之时，为诸子百家中的一家，未有受到统治者的重视。但从汉朝汉武帝时期起，经历代统治者的推崇，以及孔子后学的发展和传承，儒家学说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正统思想，并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儒家文化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历经了太久的时间与变化，不但流派纷多，且互有攻讦。它不仅有原儒与后儒之分，而且在原儒里有孟荀异途，在后儒里又有朱陆之辩；就儒家文化的某一具体范畴而言，则包含着原生义、抽象义及衍生义等多个层面；而作为一种精神文化，儒家学说又具有义理和心理的双重存在层次。可以说，儒家文化是一个乍看十分简单、深究起来却又非常复杂的概念，所以要给儒家文化做出一个科学的诠释是非常困难的。当然，这并不是说不能对儒家文化给出一些基本的原则和界定。吴光先生在《21世纪的儒家文化定位》一文中对于儒家文化有如下的理解。首先，儒家文化是一种非宗教性的世俗文化。作为这种文化之核心部分的儒学，是由孔子创立而由历代大儒丰富和完善的以“仁”为本的东方式的道德人文主义哲学。它起源于先秦，完善于宋明，兴盛于中国君主专制的封建时代，在自汉至清长达两千年的封建社会中，一直被奉为官方意识形态而备受尊崇。其文化覆盖面，则波及于东亚和东南亚的多数国家乃至欧美的华裔社会，特别是日本与现在被称为“亚洲四小龙”的国家与地区，儒家文化作为其文化中的主流文化存在并发挥着巨大影响力。[1]
林存光先生则认为：“孔子与儒家之学不仅是一个思想观念的系统，更是一个实践活动的系统。在个人修身的层面，既重人的精神情操的陶冶而又重人的身体行为的训练（礼仪的演练），既重人的内省意识而又重对人的行为的外在规范与制约；在社会生活的层面，既极力维护‘贵贱不愆’的等级秩序而又崇尚以忠恕之道为原则的人际交往理性；在政治生活的层面，既尊君而又重民，既与君言仁而又与民言顺，既推崇古圣先王之道而又关注现实社会民生；在学术思想的层面，既尊德性而又道问学，既简约平易而又富于解释性，故能被后儒发展为一种囊括大典、综贯百家之学。”[2]与之相近，邵龙宝认为：儒学是以仁为核心，以礼为形式，以中庸为方法论的政治伦理，因其言道言政皆植本于“仁”；儒学是以“五德”即仁义礼智信、“五伦”即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天下之达道）“四个实践步骤”（修齐治平）组成的人文思想体系；儒学是一种以“天人合一”观念为主旨，以“中庸之道”为原则，根据易道讲人道，根据道德讲伦理，根据伦理讲修为的人文主义思想体系。[3]
人们对儒家文化概念的阐释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相比较而言，本文更认同王钧林先生的定义，他认为儒家文化是基于儒学的发展、普及和教化而形成的人们的一般意识、观念以及风俗、礼教等文化现象的总和。它包含三方面的内容：（1）儒家的思想学说深入人心，部分地转化为一般社会成员的思想、意识和观念；（2）受儒家指导或影响的个人教养，包括内在的德性心灵和外在的行为规范；（3）带有浓厚儒家色彩的社会习俗和社会风气。这三方面的内容构成了儒家文化的基本内涵。[4]
（二）儒家文化的核心价值观
儒学自诞生以来，历代儒家关于儒家文化核心价值观的认识和表述，实际上是代有异同、因时制宜的。
孔子作为儒学的奠基者，他在对弟子或当政者的谈话中提出了20多个道德范畴，如仁、义、礼、智、信、孝、悌、忠、恭、敬、圣、中、和、宽、敏、惠、勇、温、良、俭、让，等等，但讲得最多的是仁与礼。按杨伯峻先生的《论语议注》统计，《论语》中“仁”字凡109次，其中105次涉及道德标准；“义”字凡24见；“礼”字凡74见；“知”字中含“智”义者凡25见；“信”字凡38见；“孝”字凡19见；“弟”字中含“悌”义者凡4见；“忠”字凡18见；“恕”字凡2见；“恭”字凡13见；“敬”字凡21见……。[5]在上面所罗列的道德范畴中，“仁”无疑是最根本、最具普遍意义的道德范畴；而“礼”既是道德范畴，又是伦理范畴，作为道德范畴，“礼”以“仁”为存在的根据。所以，孔子的核心价值观，可以总括为“仁本礼用”四个字。
孟子全面继承了孔子“仁者爱人”的思想，同时又在孔子“仁”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其核心价值观念是“仁、义、礼、智”四德目。（《公孙丑上》）继孟子而起的荀子肯定和继承了孔子所提出的仁、义、礼、乐、恭、敬、忠、信等基本价值观念。所谓“仁、爱也，故亲。义、理也，故行。礼、节也，故成。……仁义礼乐，其致一也。君子处仁以义，然后仁也；行义以礼，然后义也；制礼反本成末，然后礼也。三者皆通，然后道也。”（《荀子·大略》）可以说，荀子及其学派在核心价值观方面的认知定位与孔孟大同而小异，并无根本性的对立。
介乎孟、荀之间的稷下儒家，则提出了“礼、义、廉、耻，国之四维”（《管子·牧民》）的核心价值观思想，认为“礼、义、廉、耻”乃支撑国家的四大精神支柱，如果四大支柱倒塌了，国家就必然走上覆灭之路。后儒便以“礼、义、廉、耻”加上“孝、悌、忠、信”合称为八德，作为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德准则。[6]
到了西汉中期的汉武帝时代，对于儒学核心价值观的概括起了重大变化。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儒依据阴阳五行中阳尊阴卑的理论，首次明确提出了“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价值观理论。其所谓的“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董仲舒强调指出“阴者阳之合，妻者夫之合，子者父之合，臣者君之合。物莫无合，而合各有阴阳。阳兼于阴，阴兼于阳，夫兼于妻，妻兼于夫，父兼于子，子兼于父，君兼于臣，臣兼于君。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阴阳无所独行。其始也不得专起，其终也不得分功，有所兼之义。是故臣兼功于君，子兼功于父，妻兼功于夫，阴兼功于阳，地兼功于天。……天为君而覆露之，地为臣而持载之；阳为夫而生之，阴为妇而助之；春为父而生之，夏为子而养之；秋为死而棺之，冬为痛而丧之。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春秋繁露·基义》）所谓“五常”实际是“三纲”的具体化，董仲舒认为仁、义、礼、智、信五个道德规范，是用来调整和处理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等人伦关系的基本法则，是恒定不变的。这个“三纲五常”论到东汉在由皇帝钦定的具有相当于“国宪”性质的《白虎通德论》（又称《白虎通义》）中被“法典”化和模式化。由于“三纲五常”论符合封建统治者维护纲常伦理、稳定社会秩序的政治需要而受到历代专制君主的青睐，直到清末都一直被统治者奉为圭臬。但它实际上已偏离了先秦原儒“以人为本，以德为体”的道德人文精神。[7]
由上可见，在先秦百家争鸣时期，儒学价值观的基本范畴是仁、义、礼、智、信，孝、悌、忠、和、敬等概念，其中尤以仁、礼二字最重要，是儒学价值观念体系中最为核心的价值范畴。到君主专制的封建社会确立以后，则固化为“三纲五常”核心价值观。
（三）儒家文化的基本特质
儒学特质究竟为何，迄今还是众说纷纭，仁智互见。笔者以为要了解儒家文化特有的性质，必须将其放置到与中国的道家、佛家、法家以及西方的基督教文化相比较的视域中去考察。从这种比较的视角来看，儒家文化的基本特质约略有以下几点。
1.重道轻器。对道与器关系进行最早论述的当属《周易》。《周易·系辞》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对这句话比较通行的解释是，抽象的、超出形体之上的精神因素叫做“道”，在形体之下、具体可见的事物叫做“器”。春秋战国诸子百家几乎无一例外地对形而下的“器”持否定的态度，其中以儒、道两家最为典型。儒家认为，道与器的关系是“本”与“末”的关系，道是根本，器则是派生、从属的东西，且“器”侵害了“善”，因而对其采取一种蔑视的态度。孔子的弟子子夏说：“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8]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中国开始进入官方政治的经学时代，中国人“重人文，轻物理”的价值观念进一步强化。魏晋时期，玄学大行其道，重道轻器的思想更为深化。宋明时期，中国人对于意志品格格外重视，对于科学技术的轻视则不断增强。打开历史的纵深，不难发现，儒家重道轻器的观念是一以贯之的。诚如费孝通所说：“传统社会里知识阶级是一个没有技术知识的阶级，可是他们独占着社会决定的威权。他们在文字上费工夫，在艺技上求表现，但是和技术无关，中国文字是最不适宜于表达技术知识的文字；这也是一个传统社会中经济上既得利益的阶级，他们的兴趣不是在提高生产，而是在巩固既得的特权，因之，他们着眼的是规范的维持，是卫道的”。[9]客观地说，重道轻器的思想是中国人在没有信仰的前提下延续了历史，使中国人的凝聚力加强，也对于中国人的优良品格形成提供了优良土壤。但同时它禁锢了人的思想，忽视对具体事物以及技术的研究，从而大大阻碍了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使得儒家文化中的“重道轻器”思想受到西方“船坚炮利”的严峻挑战，中国人“重道轻器”的传统自此开始发生嬗变。
2.重礼治轻法治。与法家治国的目标不同，儒家素来提倡以礼治国，以德安邦。早在春秋时期孔子就曾指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10]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以法治国，则只能治表，而不能治标；而如果以礼治国，则能标本兼治。此后的儒家大师孟子、荀子等都延续和发展了孔子的礼治思想。孟子认为：“不信仁贤，则国空虚，无礼义，则上下乱；无政事，则财用不足。”[11]荀子则说：“故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隆礼贵义者其国治，简礼贱义者其国乱”。[12]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的礼治政策则成为社会管理的基本模式，并贯穿于封建社会的始终。[13]广大人民群众受其影响，其社会意识主要不是靠宗教和法治支撑，而是依赖建立在宗法制度基础上的儒家伦理观念加以维系的。长此以往，这种重礼治、轻法治的思想传统融化在中国人民的思想意识和行为规范里，积淀为一种遗传基因，成为中华民族心理的一部分。它所造成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始终未能形成一部真正像样的法律。与此相联系，时至今日，国人的法治观念、法治意识仍普遍淡薄。
3.不是宗教胜似宗教。儒家文化是不是宗教，曾引起过广泛争论。无可否认，在儒学的思想体系里，带有一定的宗教色彩，如“天”“天命”“神”等观念。但问题是：其论天命鬼神，是指阴阳之道和“妙万物而为言者”而言，非宗教家所谓有命令的拟人格的主宰之神；其所关注的是人或人如何成为人而不是神或人如何成为神；其所立论的是社会层面的内容，而非关灵魂的安顿。[14]对此，陈独秀说的明白：宗教实质，重在灵魂之救济，出世之宗也。孔子不事鬼、不知死。文行忠信，皆入世之教，所谓性与天道，乃哲学，非宗教。[15]进而言之，儒家学说扮演的是哲学家的角色，它强调人们对知识、智慧、做人的尊严、社会准则、理想生活的追求。[16]尽管儒家学说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宗教，但它要求人们把典籍上的语言变成一个人内在的精神信念，进而见之于行事。“他们对礼仪、行为规范、保存常识信条、为人类价值提供超越基本的关怀，引导他们在社会中发生可与教士相比拟的作用”。[17]也就是说，儒学不是宗教却又胜似宗教，尽管它不要求去传播什么福音，也不要求祭拜仪式和遵守什么清规戒律，但它作为一套思想理论和教育制度，通过儒学制度化的设计，经过长期的封建社会的提倡和崇敬，它已形成一套类似宗教的制度，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起到了类似宗教的作用。
4.包容有余而创新不足。一般而言，一种思想学说一旦被制度化并上升为意识形态之后，便具有强烈的排他性。据此，儒家学说在制度化建构之后，亦应具有这一特点。对此，有不少学者予以阐释。但事实并非完全如此，儒家学派形成以后，在思想内容方面，对其他学派的思想学说不仅不排斥，而且具有兼收并蓄的特点。两千多年来，儒家先后与道家道教文化、佛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融合，并形成了儒道互补、三教合一、四教会通等形态。在全国特别是乡下，“除了祖先崇拜之外，大家要信什么就信什么。上佛寺、拜神仙、供关公、祭土地，悉听尊便。没有宗教限制，也没有宗教迫害。你信你的神，我拜我的佛，各不相涉，并且还把各式各样的神拼在一起大家来拜”。[18]儒家文化尽管在知识论层面上有很强的兼容性，但却缺乏创新性。孔子主张“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强调继承前人的传统，自己不要有新的创造。他本人讲学重点讲解“三代以来”的典籍；晚年编写《春秋》，只重“述”，不讲“作”。孔子以后的儒家大师孟子、荀子都以阐发孔子的思想为宗旨，后人又以他们的著作作为研究对象。“言必称尧舜”，“非圣人之言不敢言”。你如果要变革，人们便会群起而攻之。正如皮锡瑞先生所说：“盖凡学皆贵求新，惟经学必专守旧。经作于大圣，传自古贤。先儒口授其文，后学心知其意，制度有一定而不可私造，义理衷一是而非能臆说。世世递嬗，师师相承，谨守训辞，毋得改易。”[19]这种根深蒂固的保守思想，压抑了人们的创造性，使得各种新生事物难以出头，难以发展。
5.不适合“进取”而能够“守成”。西汉的儒学名人叔孙通说：“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汉书·叔孙通传》）儒学的这个特点，在攻城略地、征战称霸的时候，不容易发挥显著作用，而一旦天下安定，人心思治的时候，儒学的“建构性”作用就充分表现出来。所谓“儒者博而寡要，老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理。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异也。”（《史记·太史公自序》引《论六家要旨》）儒学的“守成”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它契合了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和基本需要，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打下了最为坚实的“地基”。中国封建社会延续这么长的时间，中华民族凝聚力如此之强，中国历史的分裂时期远远少于统一时期，显然都和儒学的强大守成功能有着密切的关系。儒家在历史上的“守成”功能我们不必怀疑，同样，它不适合“进取”的特点也是非常明显的。儒家学说崇尚以“仁”为核心、以“五伦”（夫妇、父子、兄弟、朋友、君臣）为框架的治理体系，竭力倡导仁义爱民，和而不同，克己复礼，安于现状，安分守己，勿要强烈进取和不满，推崇遇事忍让唯上。连美国哈佛学派学者列文森都认为儒学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庸”，它能成就社会的长期稳定，但缺乏与现实的张力，因而也没有活力，不能导致真正的社会变革。[20]
6.“更便于专制”。王亚南先生认为儒家学说具备以下三种可供利用的内容：一为天道观念；二为大一统观念；三为纲常教义。而这三者对于专制官僚统治的维护，是缺一不可的。因此，儒家学说是“最便于专制”的儒术。[21]这种说法很有道理。众所周知，天道观念宣扬君权神授，天不变道亦不变，从而为封建皇权“治统”的绝对权力提供了合法性和必然性，尽管儒家也强调“道统”，但我们不能夸大这种理想和现实之间的“紧张感”，尤其不能夸大儒家道统对“治统”的制约作用。因为帝王对于儒道的尊重完全取决于君主本身的贤与不贤；而儒家所坚持的圣王理想推到极限，也只在于换一个君主，而不是君主制度本身。[22]儒家的大一统观念宣称天下一家，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从而从政治角度论证了君主专制统治的合理性。而儒家强调的纲常伦理以及“礼”的制度设计，也为封建专制统治提供了理论支持，三纲五常，君为臣纲，臣子不能反对王权，否则便是大逆不道，甚至被叫作乱臣贼子。正如陈独秀所说，儒家的三纲五常思想与帝制“有不可离散之因缘”、“实为制造专制帝王之根本恶因”。[23]除此之外，西方基督文化强调政、教分离，教会权力与世俗权力是可以相抗衡的，这样封建专制统治就时时受到来自独立的教会权力的挑战，这种二元文化最终派生出了西方的民主与宪政。而儒家文化则是强调政教合一，没有世俗之外的权力，这样它就利于专制统治。儒家之所以能获得专制政权的支持，一“花”独放，“香”飘两千余年，正是因为它的“政统”思想符合专制政治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