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两个鬼”的逃遁
周作人一再自我标榜，他头脑中有“两个鬼”，“其一是绅士鬼，其二是流氓鬼”。他们“在那里指挥我的一切的言行……我却像一个钟摆在这中间摇着。有时候流氓占了优势，我便跟了他去彷徨，什么大街小巷的一切隐密无不知悉，酗酒、斗殴、辱骂，都不是做不来的，我简直可以成为一个精神上的‘破脚骨’。但是在我将真正撒野，如流氓之‘开天堂’等的时候，绅士大抵就出来高叫‘带住，着即带住！’说也奇怪，流氓平时不怕绅士，到得他将要撒野，一听绅士的吆喝，不知怎的立刻一溜烟地走了……我对于两者都有点舍不得，我爱绅士的态度与流氓的精神”。[37]很奇怪，一到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加剧，周作人的这“两个鬼”便统统跑得无影无踪了。
先说“绅士鬼”。在耀武扬威的日本侵略者面前，做个堂堂正正的“绅士”，不失尊严，凛然不可侵犯，太难了。在北大、清华二校南迁（先湖南长沙后云南昆明）的过程中，很多教授（即周作人的同事们）扶老携幼，弃家纾难，千里跋涉，不辞辛苦，表现了中国广大知识分子难得的爱国情操和绅士风度，绝对不当亡国奴。而周作人做不到，他找了种种借口，为自己恋栈不走辩护，可以说一点绅士风度也没有。
据北大校长蒋梦麟先生回忆：“抗战的时候，他留在北平，我曾示意他说，你不要走，你跟日本人关系比较深，不走，可以保存这个学校的一些图书和设备。”[38]后来，北大明确让留平的周作人、孟森、马裕藻、冯叔汉四位教授“维护校产”，且一度每月寄每人50元生活费。于是，这“维护校产”四字，便成了周作人的一张“王牌”，他的留平不走便成为北大之需要了。事实证明：蒋校长“示意”周作人留下来是完全错误的，你明明知道他“跟日本人关系比较深”，你还让他留下来做甚？这实际上给了不愿南行的周作人以可乘之机。但是，话又说回来，蒋校长让你留下来“维护校产”，并未让你当汉奸；你为什么偏偏要当汉奸呢？如果周作人当时有不当汉奸的决心，他便不会接受蒋校长的错误决定，相反，定会千方百计“飘萧一杖天南行”的。
周作人拒绝随校南迁的另一张王牌是所谓家累太重无法脱身。他一再说：
舍间人多，又实无地可避，故只苦住……
寒家系累甚重，交通又不便，只好暂苦住于此，绍兴亦无老屋可居，故无从作归计也。[39]
其实愚夫妇及小儿本来共只三人，而舍弟在沪，妻儿四人不能不由此间代管，日用已经加倍，若迁移亦非同行不可，则有七人矣，且家母亦仍居平，鲁迅夫人（并非上海的那位）亦在，此二老人亦须有人就近照料，如上述七人有法子可以南行此事亦有问题也。小女已出嫁，现其婿往西安北平大学教书，亦寄寓舍间。鄙人一人即使可以走出，而徒耗旅费，无法筹家用，反不如不动稍可省钱。[40]
并非说周作人没有实际困难，一个十口之家大迁徙谈何容易？然而，在南迁教授中，像他这样的困难户并非个别，所谓南迁，也绝非让七八十岁老太太也跟着跋涉。周作人的问题是：他根本连走的意思也没有，他根本不考虑离开苦雨斋。因此当学生章廷谦（川岛）去劝周一起南行时，羽太信子将他大骂一顿，而周作人则一声不吭。[41]事实上，羽太信子不过是代他骂川岛而已。有“中国必亡论”和“屈膝求和论”垫底，周作人怎么可能为“跑日本”而千里跋涉？
我们当然不好说执意不走的周作人已经做好了降日的准备，他自己也要别人把他看成苏武而不要看成李陵。[42]但他内心深处怎么想的？联系到他后来的实际表现，人们也不难猜出一二吧？
为了不南迁，周作人也拉了些客观原因。比如绍兴亦无老屋可居之类。二校南迁乃抗日爱国大迁徙，谁要你回绍兴老屋？再比如强调家庭人口众多，家累太重，也不能成立。他的姨妹（周建人前妻）羽太芳子和三个孩子，皆由周建人从上海商务印书馆寄钱养活，他们的母亲鲁老太太及鲁迅原配朱安更历来不由他赡养，而是由鲁迅、许广平寄钱养活，周作人充的哪家的孝子？他如带妻儿南下，这六口人的生计皆无问题。即使后来许广平被捕，一时断了鲁老太太及朱安的补给，文艺界广大朋友也迅速采取了措施[43]。实际上周作人不仅不赡养老母和寡嫂，当寡嫂要出售鲁迅藏书时，周作人还想从中扣（买？）下若干。这个细节很可看出周作人的“孝心”。尤为恶毒的是，周作人竟反咬一口。说什么“鲁迅党徒”会对他有不利行为，故他不敢南行[44]。在烽火连天的困难年代，周作人这样托词也不嫌人笑话，他老人家真是太乏绅士风度了。
再看“流氓鬼”。周作人标榜的那个“流氓鬼”，实际上是一种反抗精神。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在1925年、1926年对学生运动的支持中，在他对国民党“清党”、杀害革命青年的谴责中，乃至他对日本浪人、《顺天时报》等的揭露中，这个“流氓鬼”都曾经十分活跃并做出了骄人的成绩。然而，一到真枪实弹的日本侵略者面前，这个“流氓鬼”便再也见不着了。这里不妨略举数例。
一是1941年4月，他率领“东亚文化协议会”代表团前往日本“朝圣”，又是晋谒日本天皇，又是参拜“靖国神社”，真是“友好”、忠诚得不亦乐乎。尤可恨的是，他特别前往海、陆军两医院慰问那些侵华伤兵，而且为每家医院各捐款500元，好让他们早日返回侵华战场，屠戮更多的中国抗日军民。当周作人无师自通地干这些丑行、恶行的时候，他脑子里还有什么“流氓鬼”吗？这种俯首帖耳的奴才行径和他标榜的“流氓鬼”是否水火不相容呢？
二是1942年5月，为了祝贺日本炮制的伪“满洲国”成立十周年，汪逆精卫亲率伪南京政府代表团前往长春（所谓“新京”）。而汪逆亲自点将，请周作人作为代表成员（也是华北伪政权的唯一代表）。周作人感激涕零，跟在汪精卫屁股后面，大捧傀儡皇帝溥仪的臭脚。这时的周作人，又有什么“流氓鬼”的痕迹呢？
三是在他担任大汉奸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兼教育督办”的三年间（1941—1943年），他先后数次去苏北、豫东、河北等地“视察”所谓“治安强化运动”，风尘仆仆，不辞辛苦。每到一地，必发表勖勉讲话，对当地那些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日本侵略军和汉奸警宪加意褒奖鼓励，让他们在“反共建国”（实际屠杀中国人民）的“伟业”中再接再厉。过去人们常说周作人是“文化汉奸”，以此观之，非也！他何尝仅仅是“文化汉奸”，他也日益变成日本侵略者所需要的“武化汉奸”了。这个“武化”过程，也就是日益效忠“天皇”、死心塌地的过程。更加让人齿冷的是，1942年12月9日上午，他和大汉奸王揖唐（伪华北政务委员会主席）一起，在天安门检阅所谓“新民青少年结成式”，周作人头戴日本军帽、身着日本军装，俨然成了一位“武运长久”的“皇军”军官，也不知周作人当时怎么想的，为什么非要穿戴上这身行头不可呢？这难道不有损自己文人、学者的高雅形象吗？莫非这是日本主子的规定？呜呼，俯首帖耳的周作人！呜呼，周作人不翼而飞的“流氓鬼”！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周作人“绅士鬼”、“流氓鬼”的逃遁也有一个过程。
1938年2月9日，他觍颜参加日本侵略军部召集的“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这是他附逆的“试水”，穿着长袍马褂，似乎是列席旁听。对外还做出姿态，要人不要把他当李陵，而要当苏武看待。整个1938年，他确乎在首鼠两端，举棋不定，内心的“绅士鬼”、“流氓鬼”在和做汉奸、当败类激烈斗争。直到1939年1月12日，他才担任了第一个伪职伪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接受伪职后，他在日记上写道：“下午收北大聘书，仍是关于图书馆事，而事实上不能不当。”从字面上看，并非心甘情愿，似乎还有一丝勉强。当然，一下水，就由不得他自己了，由伪北大图书馆馆长到伪北大文学院院长，直到伪华北“教育督办”，他越陷越深，不可救药，他的“绅士鬼”、“流氓鬼”也就彻底逃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