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节 周作人附逆期间散文中的错误倾向（一）
最让人无法容忍、也是周作人最大耻辱的自然是捧汪精卫、捧汤尔和之类大汉奸的卖国论调。周作人大概中毒太深，真以为日本皇军征服东亚、击败英美乃等闲之事，他吹捧汉奸、吹捧皇军，将来乃自己的大功一件，无须避忌遮掩了。鉴于我们已经剖析过周氏捧汪、捧汤等文字，这里就不拟重复了。这里准备剖析的是他的那些“日本店”的新产品。首先是那篇纲领性的《日本之再认识》，文章发表于1942年1月1日，不妨视为周作人讨好日本主子的“元旦献词”。这时，正处于日本侵略中国和东亚的全盛期，有点所向披靡的味道。在中国大陆，日伪军大搞“治安强化运动”，实行“三光政策”，杀害了千千万万的抗日军民。在此基础上，更富侵略性的东条英机上台就任首相，旋即偷袭珍珠港，全面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在张牙舞爪、气势汹汹的日本皇军面前，所有大小汉奸都兴奋得手舞足蹈，夜不能寐。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周作人的《日本之再认识》出笼了。周作人“再认识”了些什么呢？有些内容，如说明治时代是个“伟大的时代”、东京是他的“第二故乡”，他爱日本的日常生活——衣食住等，都是重复他以前的文章，说不到“再认识”，只能说是“再强调”。真正“再认识”的，应属如下几点：
1.日本乃中国之“古昔”，日本东京保留了太多的中国本土也已经失传了的“古文化”，让人顿生“思古之幽情”。
2.日本之“习俗”，如“清洁，有礼，洒脱”等，也让人喜爱。比如日本人对裸体的态度，便很洒脱、文明。
3.日本所代表的“东亚性”，“东洋人的悲哀”之所以最强烈，因为它的“宗教性”超乎一切亚洲国家。这种“宗教性”，才是日本真正的“本来面目”。要理解日本人的感情，也必须从这种“宗教性”入手。
以上几点“再认识”，周作人真是动了脑筋，费了心机，对于促进“中日亲善”，“大东亚共荣圈”实在太重要了。
先说日本乃中国之“古昔”，保留了太多的中国古文化，让中国人产生“思古之幽情”。周作人举例说：
听说从前夏穗卿、钱念劬两位先生在东京街上走着路，看见店铺招牌的某文句或某字体，常指点赞叹，谓犹存唐代遗风，非现今中国所有。这种意思在那时大抵是很普通的。我们在日本的感觉，一半是异域，一半是古昔，而这古昔乃是健全地活在异域的，所以不是梦幻似的空假……
如前所说，日本当年曾经派遣过“遣唐使”，认真学习、移植过中国的古典文化。20世纪初叶的东京街头保留着一些中国古文化的痕迹恐怕十分自然。但是，这种古文化的保留，影响（也甭说制止）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对中国人民的杀害了吗？日本侵略者记住了中国、中国人民对日本、日本人民的深厚情谊和大德厚恩了吗？在日本血腥屠杀中国人民、非灭亡中国不可的情势下，大讲日本东京的中国古典文化味是什么意思呢？是谴责日本侵略者忘本吗？显然不是，那就只能是对惨遭屠戮的中国人民的麻醉了。你看，日本人这样热爱中国的古典文化，即使在战争中对中国人有这些“非礼”，那又算得了什么呢？！不客气地说，这正是周作人的潜台词，也是他“日本店”所有货色的总特点。中国人民正在血肉横飞，尸横遍野，周作人却引导中国人去发什么“思古之幽情”，其罪恶用心岂非昭然若揭吗？
再说，周作人大讲日本保留中国古文化甚至不惜夸张地胡说这些中国古文化在中国已经失传，这更是对真相的歪曲了。全日本保留的中国古文化（不算它从中国掠夺的文物、古籍）未必赶得上中国一个省，甚至未必赶得上中国一个穷乡僻壤，一条旧山沟。这些年来的民俗研究和考古发掘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周作人大讲日本保留中国古文化，除了美化日本，更重要的就是为自己的当汉奸找漂亮理由，也就是为他的“文化救国”找根据。用心实在太险恶了！部分青年学者之所以上当，确乎也不为无因。
对于日本习俗的赞美，所谓“清洁、有礼、洒脱”之类，周作人在20年代早就做过，并非自斯时始。但20年代赞美的同时，还有对日本的侵华野蛮、污秽、丑恶的谴责，而且落脚点正在谴责上。而今，抛掉了谴责，一味地赞美，正表明了对日本侵华的认同。日本侵华的三四十年代，未见其更“清洁，有礼，洒脱”，但中国人民却充分领教了他们的凶残、野蛮、兽性。周作人闭口不谈这些，却大谈其“清洁，有礼，洒落”不是美化侵略、美化日本皇军在华的奸淫掳掠，“三光政策”等野兽行径又是什么呢？妙绝的是周作人为了证明日本人的“洒脱”，竟举了一个他们喜欢“裸体”的例子。联系到日本侵略军在华肆无忌惮地奸污妇女的兽行，周作人是否又在挖空心思地为之辩护呢？为了美化日本皇军，周作人真是无所不用其极了。
关于日本“宗教性”的阐述，确乎是周作人的“再认识”、“新认识”，其迷惑性和良苦用心也显然超过了以上两点。周文说：
应当于日本文化中忽略其东洋民族共有之同，而寻求其日本民族所独有之异，特别以中国民族所无或少有者为准。这是什么呢？……我猜想，这或者是宗教吧？……盖中国的民间信仰虽多是低级的而并不热烈或神秘者也。日本便似不然，在他们的崇拜仪式中往往显出神凭（Kamigakayi）或如柳田国男氏所云神人和融的状态……
这种“神凭”或曰“神人和融”的状态，原来是一种忘乎所以的疯狂性。诸如“乡村神社的出巡”仪式中，“神舆”中放的“神体”，并不是“神像”，却是不可思议的代表物，如石头或木头之类。这样的“神舆”，“由十六人以上的壮丁抬着走，而忽轻忽重，忽西忽东，或撞毁人家门墙，或停在中途不动，如有自由意志似的，舆夫便只如蟹的一爪，非意识的动着”。
周作人不惜笔墨说这一大串用意何在呢？卒章显志，原来是在这里：
神国，惟神之道等，我们见惯了，觉得似乎寻常，其实他的真意义如日本人所了解者我们终不能懂得，这事我想须是诉诸感情，若论理的解释怕无是处，至少也总是无用。要了解日本，我想须要去理解日本人的感情，而其方法应当是从宗教信仰入门。
原来如此，周作人说来说去，原来是要我们中国人“去理解日本人的感情，而其方法应当是从宗教信仰入门”。这样说来，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的“三光政策”、奸淫烧杀，是否也需要我们中国人去“理解”呢？这是否是一种“宗教狂热”，正像那些出巡的“舆夫”那样，要多多“理解”、多多原谅他们的疯狂呢？杀了千千万万的中国人，还要中国人去“理解”，因为这是他们的“宗教性”使然，他们自己也是“神凭”、“神人和融”，身不由己的。他们已经进入了高度的“宗教状态”，怎可以加以谴责呢？周作人真变成了一位传教士，为了让中国人民逆来顺受，甘当奴才，周作人连这样的歪理曲说也搬出来了！“宗教性”，多么可爱的日本侵略者呀！中国人，祈祷吧，“理解”吧，这是“神”对你们的惩罚，怪不得日本皇军的。周作人为什么此时此刻写这种《日本的再认识》，此无他，为日本的“大东亚圣战”开道是也！
《日本之雏祭》，是为了介绍“日本爱儿童之情意”，即张扬日本民族之“人性美”。《〈中国文学与日本文学〉序》，着眼点在找寻“中日相知以至相合之机”。按照周作人20年代的说法，这种“相知以至相合”，也就是日本把中国吃掉（像吃猪肉一样），存在肚子里而已。《留学的回忆》虽然是旧调重弹，但却很有“新”意，文曰：
当时中国知识阶级最深切的感到本国的危机，第一忧虑的是如何救国，可以免于西洋各国的侵略，所以见了日本维新的成功，发见了变法自强的道路，非常兴奋，见了对俄的胜利，又增加了不少勇气，觉得抵御西洋，保全东亚，不是不可能的事。
似乎当时中国知识阶级的“救国”，只是反对“西洋各国的侵略”，甲午海战之类的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是不包括在内的。而日俄战争日本的胜利，似乎也变成了中国人的胜利，乃至于勇气大增，更增强了“抵御西洋，保全东亚”的信心。这是“回忆”吗？当年的留日中国学生是这样想的吗？鲁迅在仙台看了日俄战争的幻灯片是这样想的吗？周作人假“留学回忆”之名，行篡改历史之实，把“救国”中的反抗日本侵略的内容阉割净尽，而变成了“抵御西洋，保全东亚”，从而顺利纳入了拥护“大东亚圣战”的轨道。这便是周作人的“心术”和“文术”：一篇普普通通的“留学的回忆”竟可以写成一篇拥护“大东亚圣战”的宣言，把包括鲁迅在内的所有当年的中国留日学生，都卷入拥护“大东亚圣战”的行列了。也难怪，当时的周作人还当着“督办”，怎敢不按着日本法西斯的调子吹呢？
《怠工之辨》是一篇私人通信，谈的还是如何理解日本和增进中日友谊，还是“宗教性”的说叫。文曰：“从文学艺术方面下手去理解日本国民精神，这事完全是徒劳，只有宗教一路或有希望……我们要能够懂得日本国民的宗教情绪，才可希望了解他的思想与行为。”文章还说：“中日两国民现今迫切的需要一个互相坦白的披露胸襟的机会”，因此，他建议中日各办一大杂志，互相绍介，承担中日相知、互相提携的“大使命”，让中日两国人民都“深切的感到东洋民族的运命是整个的，非互相协和不能寻出生路……”说来说去还是要中国人民多多理解日本，要和日本侵略者“坦白的披露胸襟”，达到“互相协和”、“寻出生路”。明眼人不难看出，在“三光政策”的血腥恐怖之中能达到如此境界的中国人，实在非周作人一类的大汉奸莫办。因为只有他们才甘心当日本侵略者的鹰犬，要为日本“大东亚圣战”的胜利效尽犬马之劳。
周作人当然不是空谈家或幻想家，他的所有这些亲日媚日的言论，都是有他的“督办”任上的卖国实践作注脚的。他虽然只当了两年督办，但两年间发表的训话、训示之类却不下数十篇。有些训话、训示只在电台播出、在报刊报道而没有留下全文，但已经留下的几篇已经足够人们欣赏玩味的了。周作人一再说，他这是“老而为吏”、“逢场作戏”，不代表他的真实思想，也不能收入文集。没有收入他的文集是真的，“不代表他的真实思想”却完全是假话。这些训话、训示完全是他的真情流露，是他的汉奸心态的活写真。这里仅抄录一篇他在伪华北教育总署举办的第四届中等学校教员暑期讲习班上的训话，题为《树立中心思想》[17]，文曰：
如何树立中心思想，以助成东亚解放，以保持中日协和，同时，要怎样以此种思想灌输给青年学生以及一般知识阶级。
所谓中心思想，就是大东亚主义的思想。再进一步去研究，大东亚主义的出发点，还是在儒家的思想之内，即所谓儒家所提倡的“仁”的思想。
这种中心思想是和共产主义水火不相容的。共产主义是讲极端的，甚至于为目的不择手段，所以会有烧杀等等的事实。但中国自古以来，国民的思想是注重中庸，讲究不偏不倚，而政治方面又主于养民，此二者与共产主义有如冰炭之根本不能相合。
这是“逢场作戏”吗？可谓字字真言，都是周作人“中心思想”的真情流露。这些训话、训示之类，虽然难免千篇一律，让人生厌，但却可以见出周作人汉奸立场的坚定，也可以用来印证他的另外有些文章，特别是吹捧汪精卫，讨好日本侵略者的那些文章，某些研究者对这些训话、训示之类讳莫如深，避之唯恐不远，也正是上了周作人之大当。
除了上述明显的汉奸倾向外，周作人降日期间的散文还隐含着两点恶习，也有必要稍加注意，这便是大言不惭的救国救民与十分拙劣的自我辩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