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国内外研究动态

一　国外研究动态

（一）生计分析框架

国外生计研究始于贫困问题分析。人们最初对贫困问题的研究是指经济意义上的贫困，而且强调的是绝对贫困，认为贫困是收入不能维持基本生活需要的一种状况。后来，人们对贫困的考察由消费领域深入到生产领域，从贫困现象本身的界定扩展到贫困的原因，认为消费能力的不足在于物质再生产的诸多条件不足，导致简单再生产难以维持。

在贫困研究领域中，学术界大致形成了三种较为主流的分析框架：一是1974年由法国学者拉诺（Lenoir）提出而经英国学者汤森（Townsen）等人发展，并通过欧盟（European Union）等国际组织推动形成的“社会排斥分析框架”；二是1983年由钱伯斯（Chambers）提倡而经德康（Dercon）等人发展，并通过世界银行（Word Bank）等国际组织推动形成的“脆弱性分析框架”；三是20世纪80年代末由森（Sen）等人提及而经斯库恩斯（Scoones）等人发展，并通过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联合国开发计划署（The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关怀国际（CARE International）、英国国际发展部（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等国际组织推动形成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

目前，在上述众多分析框架中，尤以英国国际发展部1999年提出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最有影响力，应用也最广泛。该框架分析脆弱性背景、生计资本、生计战略和生计输出、结构和制度的转变等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显示人们如何利用大量的资本、权利和可能的策略去追求某种生计出路的途径以及脆弱性背景和政策制度的改变是如何影响人们的生计策略的。这个框架有以下独到之处：它为发展和贫困研究提供一个重要问题的核对清单，并概括出这些问题之间的联系；它提醒人们把注意力放在关键的影响和过程上；强调影响农户生计的不同因素之间多重性的互动作用。

这个框架是以人为中心的，它不是以一种线性的方式来分析的，也不是要提供一个现实的模型。它所确定的增加贫困农户生计可持续性的目标或手段包括：改进贫困农户使用或接受高质量的教育、信息、技术、培训和医疗卫生服务的权利或机会；营造更多支持、关心贫困农户的平等的社会环境，使他们使用自然资源的权利或机会更为安全、稳定，并能更好地管理资源；为农户提供有保障的资金来源和渠道；政策与制度环境能够支持多样化的农户生计策略，使其平等地享用市场销售条件等。

（二）移民生计恢复研究

克里斯托弗·麦克道尔和阿尔扬·德哈恩（Christopher McDowell and Arjan de Haan）1997年研究了迁移与可持续生计的关系，指出迁移应被视为农户的生计策略之一，并强调决定谁能够迁移、谁从中受益最多所涉及的复杂的体制因素。克里斯托弗·麦克道尔（Christopher McDowell）2002年在斯库恩斯（Scoones）1998年提出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基础上，提出了“非自愿移民、可持续生计和安置风险分析修订框架”，并强调贫困与生计研究不能仅只是把穷人视为一种特殊群体，而应关注贫困的进程，应尝试去解释为什么他们会变穷或保持着贫穷。S.N.（2002）探讨了蒙古的可持续生计项目：非自愿移民安置与土地征用政策框架。生计多样化、人口迁移本身都被视为农户发展的生计策略（Arjan，2002）。Ahsan，M.D.Quamrul（2007）以孟加拉国继贾木纳桥项目为案例，探讨了移民贫困风险与生计恢复措施。罗伯特·A.麦克勒南和洛里·M.亨特（Robert A.McLernan and Lori M.Hunter，2010）指出，迁移是人类群体适应环境变化的方式之一，他们通过西非萨赫勒地区干旱季节移民的案例探索了气候变化与脆弱性之间的相互作用。A.阿纳尔、D.S.托马斯、C.特怀曼和D.利弗曼（A.Arnall、D.S.Thomas、C.Twyman and D.Liverman，2013）通过比较莫桑比克移民在两个历史时期的案例，研究搬迁安置后人们的生计状况以及变化的原因。结果表明，未来需要更多的研究关注：为什么移民选择留在或放弃指定安置区；在灾后重建的领域何谓“自愿”和“非自愿”安置；发展中国家安置的政策驱动等。Thi Minh Hang Bui、Pepijn Schreinemachers和Thomas Berger（2013）研究了越南农户从水电项目地区非自愿迁往偏远、资源短缺地区后的生计结果与适应策略。结果表明，本地人和移民户的生活适应程度强烈受制于在这个偏僻的位置缺乏可用的生计资产，因此，从长远来看家庭能否维持生计值得商榷。

世界银行作为一个国际金融组织，在推动和创新移民安置等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1980年世界银行提出开发性移民策略，明确鼓励非自愿性移民实行“以土地换土地”的安置方法，不主张实行“家长式”的援助政策。它还指出，帮助移民努力提高生计和生活水平，至少使其真正恢复到搬迁前或项目开始前的较高水平。亚洲开发银行（ADB，1998）通过总结大量的实践经验指出：“对移民进行农业及提供工作机会进行生产安置要比那些仅提供补偿而没有机构协助移民更能有效地恢复收入。”世界水坝委员会（WCD）在2003年公布的报告中提到“为了使移民安置真正成为发展机会，移民安置规划重心应围绕通过克服限制人们选择的各种约束，增强人的能力和提供更多的社会机会来进行。”世界移民网络主席道宁（Downing，2002）认为，世界银行的政策一方面要求移民应成为工程的受益者，另一方面则只是要求移民安置将移民的生活水平恢复到搬迁前的水平，那样移民就不能成为工程的受益者，也就得不到真正的发展。

（三）移民生计风险研究

马思尔（Mather，1995）指出移民搬迁所产生的社会圈子的破坏、家庭的分离、生计的毁灭是无法通过货币完全得到补偿的，若要真正恢复和改善移民的生活，必须寻找新的移民安置方式。世界银行移民专家迈克尔·M.塞尼（1997）在一系列理论研究和移民实践经验总结的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移民贫困风险和重建模型（IRR模型）。这个模型具有4个不同而又相互联系的功能，分别为预测（警示和计划）功能、诊断（解释和评价）功能、解决问题的功能（在引导和调节移民重建方面）和研究功能（在提出假设并展开理论领域调查方面）。该模型认为水库移民等非自愿迁移会使其面临失去土地、失业、失去家园、边缘化、食品无保障、健康水平下降、丧失物质财产以及社会网络破坏等风险，并提出了规避风险、重建生计的措施。环境经济学的创始人皮尔斯（Pearce，1999）认为，由于工程建设被迫迁移的移民所丧失的福利是外部性的一个例子或者更严格地说是一种外溢成本。项目评估者必须认真考虑这种外溢成本并将其内化为工程的内部成本。否则，投资和政策选择将会缺乏经济效率。他认为，通过补偿获得的资产不能防止移民的经济状况变的更差，必须通过投资产生新的资产改善移民的经济状况。

二　国内研究动态

（一）移民可持续生计的概念

严登才、施国庆、伊庆山（2011）认为，水库移民可持续生计是指移民搬迁后个人或家庭及其后代为改善长远的生活状况所拥有和获得的谋生能力、资产和有收入的活动，通过对自身资源的配置和政府的干预，至少保持生活水平不低于搬迁前。杨云彦（2011）则认为，水库移民可持续生计是指水库移民在脆弱性生计背景下，面对非自愿迁移等外力冲击，为减轻对生计既有秩序的冲击，避免生计能力受损、生计资本断裂和生计策略失效而在开发性移民政策支持下进行的以生计为核心的移民经济、社会和环境的恢复和重建的能力、行为过程和策略，其最终目标是实现移民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梁娟（2013）认为，水库移民可持续生计是移民安置最高层次的目标，它是指安置后，通过对安置区自然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社会关系的整合，使之满足移民及其后代生存与发展的需要。

（二）移民可持续生计的特点

杨涛、杨建设（2009）认为，移民可持续生计具有延续性、发展性、正义性特点。其中延续性是可持续生计的重要特征，不仅要求现阶段安置移民，而且要使这种安置延续到移民的世世代代，使移民现有生活水平和生存条件能够延续下去，不会因为今后的发展变化而变得恶劣；发展性是可持续生计的根本，移民的生计必须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发展，否则，就会陷入相对贫困的边缘，其生计也是不可持续的；移民的可持续生计还应该是政策对移民的偏向，是移民从工程建设中得到的利益，可持续生计是一种正义的移民安置政策理念。严登才（2012）在认同上述三个特点的基础上，提出可持续生计还具有干预性与自发性的特点，即实现可持续生计需要政府外部资源的供给和移民家庭生计资本的配置。

杨云彦（2011）则认为，可持续生计是移民生计重建和发展过程中“动力、质量、公平”的有机统一。首先，移民（或家庭）的生计能力、生计资本、生计策略和生计恢复和发展的授能环境及其可持续性，构成了移民进行可持续生计建设的动力表征。其次，移民的社会经济系统因迁移的外力冲击而受到极大的破坏和胁迫而呈现出不稳定性，容易导致移民生计风险和移民贫困，但其生计环境“突变演进”也孕育着生计模式创新的机遇，有可能实现生计资本积累、生计能力再造和生计环境设施以及生计文化的飞跃发展。最后，公平原则既要让所有移民都能够“搬得出、安得稳、富得起”，又要让移民中的那些弱势群体能够享受生计发展所必需的基础条件和服务，实现安居乐业。

（三）移民生计资本分析

杨云彦、赵锋（2009）利用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实地调查数据，对库区农户生计资本现状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库区农户生计资本整体脆弱，生计资本的社会融合程度低，在南水北调工程的外力冲击作用下，库区农户必须借助移民开发政策与生态补偿机制实现生计资本的优化；同时，应重点着眼于以人力资本为主线的生计可持续发展能力培育，为生计模式向可持续转化创造条件。傅春、林永钦（2009）在对鄱阳湖退田还湖移民生计状况调查的基础上，应用可持续生计框架，对移民的各类生计资产状况及其特点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移民的生计策略较为单一、生计水平相对较低。因此，为促进移民生计的发展，应对移民各类型资产的改善提供直接的和间接的支持。张华山、周现富（2012）通过对四川省阿坝州几个水电站的典型个案分析，发现水库移民可持续性生计能力短缺，水库移民成为潜在的贫困社会群体，其自然资本贫瘠、经济资本薄弱、人力资本稀缺、社会资本不足的问题尤为突出，并指出解决水库移民问题的关键在于从战略层面逐步提升移民的可持续性生计能力。严登才等（2011）对搬迁前后移民的各类生计资本进行了对比分析。结果发现，搬迁后移民物质资本有了很大提高，而其他四类资本都受到了搬迁的负面影响。因此，需要采取加强对移民技能培训、提供低息或贴息贷款、培育社区组织等措施，促进移民实现可持续的生计。高华云、皮蕾、陶丽娜（2013）基于能力失灵的视角，建立了一个理解非自愿移民贫困的分析框架，证实了强制性社会变迁通过影响非自愿移民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态度而导致其能力受损的这一作用机理。王沛沛、许佳君（2013）通过对温州水库移民调查数据，测算出水库移民生计资本现状，并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生计资本对其创业的影响，提出在今后的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政策实施中应着重扶持水库移民创业方面，特别是加强在金融、技术方面的扶持力度。

（四）移民生计风险分析

陈绍军、施国庆（2003）认为，移民安置规划缺陷、失去土地、不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社会歧视、移民文化知识和技能水平普遍偏低等容易导致移民陷入贫困。施国庆（2005）认为，移民社会关系网络的重构需要时间，以及迁移造成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的流失，易导致次生贫困、边缘化、社会适应性降低等。施国庆（2008）进一步指出农业安置有后靠安置和外迁安置两种模式。其中后靠安置模式的风险主要有：剩余耕地质量差、改造成本高，宜垦荒地数量少、分布位置差、开垦荒地将破坏生态环境、缩短电站寿命等；外迁安置模式的风险主要有：耕地调整困难、安置区存在潜在的社会冲突、移民对社会和自然环境的适应有压力等。周恒勇等（2002）运用安全工程中的故障树图形式，定性分析了三峡农村移民的社会风险。陈艳等（2005）以珊溪水利枢纽工程为例，采用德尔菲法、模糊综合评判等评估了水库移民安置风险。侯丽等（2010）探讨了WBS-RBS风险辨识方法和AHP风险度计算方法在非自愿移民风险评估中的应用。杨云彦（2011）认为，水库移民生计风险是因移民安置所导致的各种不确定的总和，具有系统性和复杂性、累积性和渐变性、挑战性和机遇性等特征，分为经济风险、社会风险、环境风险、政治风险等。侯建刚等（2011）对水利水电移民风险评价的信息系统进行了设计。黄莉（2011）对水库移民社会稳定风险预警机制进行了深入探讨，包括预警系统的设计框架、功能及运行机制，并构建了预警模型，提出了预警系统的实现路径。

孙元明（2011）针对三峡移民，指出：进入“后移民时期”后，三峡库区“移民‘返流’”、“群体性规模集访”、“产业空虚化综合征”、“社会心态环境脆弱”和“移民‘利益群体’形成”等区域性社会问题相继浮出水面。搬迁给移民造成的损失有直接的与间接的、有形的与无形的、中间的与最终的损失。由于外部力量的介入，即政府强制的非自愿搬迁使得移民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积累能力以及就业和经济发展能力部分受损，容易导致贫困。正是这种介入性贫困引起了很大一部分移民的贫困。

（五）移民生计发展研究

杨云彦（2011）总结归纳了四种类型移民生计策略，分别为创业型、进取型、自足型、等待型。创业型属于风险偏好型，主要生计活动包括：创办乡村企业、承包种养殖、经营商业、服务业、外出承包工程等；进取型属于风险规避型，生计活动主要是：传统种养殖、外出务工、小规模承包种养殖；自足型属于风险中立型，生计活动主要是：传统种养殖业、家庭手工业、本地务工；等待型属于风险回避型，因家中有老、弱、病、残等困难，创造收入的能力非常有限，主要依靠政府救济和社会援助，聊以谋生。他还强调了移民能力建设的重要性，指出能力是解决生计发展动力的核心问题。

周建（2011）认为，安置区的科学选择对生计恢复和发展具有良好的促进作用，其采用模糊理论，对移民安置区进行了优化选择分析。王俊鸿（2012）从统筹城乡改革背景下开展了移民生计转型对策研究，指出移民社区的贫困问题应引起高度重视，并应出台配套政策帮助移民顺利度过生计方式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期，包括：在坚持推进土地向适度规模经营集中的改革方向时，确保移民社区和移民的利益；在推行土地流转改革的同时，加大对移民社区富余劳动力特别是青壮年劳动力进行各种形式的劳动技能培训；为移民的发展提供金融支持；移民社区应当部分重建“庭院经济”满足移民家庭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杨涛（2009）则提出：创新理念，奠定可持续生计思想基础；尊重农民的土地财产权，构建可持续生计的前提；设计合理的补偿机制，构建可持续生计的关键；健全移民社会保障机制，构建可持续生计的基础；启动移民就业培训，构建可持续生计的重要环节；开展移民创业援助，构建可持续生计的重要手段。梁娟（2013）认为，现行水库移民安置目标仍然是“恢复到搬迁前的水平”，滞后于社会经济发展，为此，她将移民安置目标界定为：借助移民搬迁的机遇，通过社区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重组，实现移民可持续生计。她还构建了水库移民可持续生计PSR模型，此模型分为压力、状态和响应三部分，其中，压力指标用来表示移民生计所面临的环境风险、社会风险和贫困风险；状态指标用以表示可持续生计过程中的系统状态；响应指标用以表示移民和政府为实现可持续生计目标所做的努力，包括对移民进行培训、对移民的资金支持、对移民进行补贴、新农村建设、移民生产转型等。

（六）丹江口移民研究

我国的水库移民中，动迁规模最大、涉及面最广、最具代表性的是举世瞩目的百万三峡移民，因此国内水库移民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于三峡移民，形成了不少有价值的成果。丹江口水库移民的特殊性与重要性也日益引起国内学术界的重视。

丹江口水库的移民研究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1996年以前为第一阶段，研究的主体是政府有关部门，研究的内容主要是移民工作的讨论、总结（胡庆林，1986；戴泽贵、余志堂、邹进泰，1994）。

1996—2004年为第二阶段，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开始参与到研究中，研究重点转移到关注早期移民的遗留问题及其返迁，研究方法开始采取问卷调查、案例分析等（成浩、朱玮，1999；张勇，2003）。

2005年至今为第三阶段，心理学、文学、历史学等学科也参与其中，移民研究更加深入与具体，主要侧重于对南水北调丹江口库区移民的探讨，包括移民安置思路、移民安置规划设计、移民搬迁安置后的适应与发展问题等，研究方法上更加注重实证研究（余波，2007；杨云彦、徐映梅、胡静，2008；唐勇智，2010；金明良、翁家清，2011；肖建霞，2012；杜云素、钟涨宝，2012；朱恒、余文学，2013）。

三　评述

总体来看，水库移民生计研究散见于众多文献之中。国外研究内容广泛，强调生计分析框架的构建与贫困风险的防范。由于发达国家大规模工程移民已基本完成，故而针对战争、种族冲突、自然灾害、气候变化引起的难民或非自愿移民理论研究有较多的研究成果，工程移民研究相对很少。国内研究则比较零散，主要是一些基本概念的阐述，比较偏向于移民生计资本的分析，或是探讨移民生计发展问题。基于我国国情的水库移民生计问题的系统调查研究缺乏，成为新时期理论界与实务界亟待解决的重要而紧迫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