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微博对我国社会的影响

微博以新媒体平台的独特优势，改变了对我国长期以来传统媒体掌控信息传播格局的状况，催生了民间舆论场，成为当下普通百姓政治参与的重要平台，并促使社会治理模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一　带来信息传播格局的改变

互联网Web 2.0的出现引发了一场新的媒体变革。微博、博客、论坛等新兴传播载体的出现，标志着自媒体时代的到来。传统媒体——报纸、电台、电视，在自媒体的冲击下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以微博为代表的自媒体的出现，改变了我国长期以来传统媒体一统天下的传播格局。

微博作为人人都可以发新闻的平台，改变了媒体版图。微博上的资讯，几乎每分钟都在更新的速度是任何传统媒体都不可比拟的。在突发事件的传播中，许多第一手信息都是先从微博上发布的，传统媒体的记者也越来越多地通过微博获取最新的信息。实际上微博已经成为一种新型的传播媒介。

通过图1－3媒体发展过程可以看到，目前的信息传播环境已经进入一个多元化的媒体时代。

从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统计数据看到，截至2013年6月底，中国网民规模达到5.91亿人，即时通信网民规模达4.97亿人，微博用户规模已经超过5亿人。微博用户每天发布的信息量达上亿条之多。另外，根据Enfodesk易观智库研究表明，微博用户年龄以30岁以下为主，且40岁以下占90%以上，如图1－4所示。

由图1－4可以看出，在自媒体的冲击下，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年龄在4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群的信息主要源于传统媒体，而年轻人群的信息主要源于网络新兴的自媒体，门户网站是具有传统媒体特性的网络媒体，其主要用户也是年轻人，但也不乏知识层次较高的中年人，如图1－5所示。

二　推动形成两个舆论场

微博所倡导的“透明度、信任、联系、分享”等核心价值观，从根本上改变了互联网的生态环境。借助微博，过去作为“沉默的大多数”的公众开始发声，在很短的时间内微博就成为传播信息、表达思想、汇集民意、反映民情的重要通道，成为一个巨大的民间意见集散地和信息传播平台。微博话题将日常琐事转向社会公共事件，从而使得微博逐渐发展成为介入公共事务的新媒体，成为网络舆论中最具影响力的一种，并逐渐改变了传统与网络舆论格局的力量对比。

由于传统媒体与自媒体在信息管理、技术手段以及用户人群方面的不同，当前在我国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两个舆论场:一个是官方舆论场，另一个是民间舆论场。[19]

官方舆论场的媒体包括报纸、广播、电视、官方门户网站。其特点:一是单向传播性即“只读”的媒体，人们只能从中获取信息，但却很难往里添加内容；二是媒体的结构化，由专业人员把关性质的媒体生产结构化的文本。三是具有大一统式的舆论传播主旋律，即一个主意识形态，一个主价值观；它的背后不仅是政治，还有数千年承袭下来的文化。四是信息发布机制是先审后发，由专门人员进行把关。

民间舆论场的媒体包括博客、论坛、微博。其特点:一是双向传播性即可读可写的媒体，人们既可以从中获取信息，也可以向里添加内容；二是受众得以去解构传统媒体结构化的内容；三是离散式的舆论传播方式，没有主价值观，一些人为了吸引更多的粉丝或读者靠夸张甚至另类的方式表达；四是信息发布机制是先发后审，把关人是自己。

如图1－6所示为两个舆论场的特点比较。

官方舆论场是有秩序的。官方舆论场是遵循媒介的一套伦理和戒条，它们产生的信息是组织生产的信息。而民间舆论场是无秩序的。民间舆论场的个性化特征融入了大量个人的信息。通常意义上，个人不会也没有可操作性去验证每一条信息所代表的事实与否，他们只是想表达自己的态度，因此民间舆论场用情绪说话的特征极其明显。趋向于解构官方舆论场结构化宣传的民间舆论场，不可能被统一成某个状态，这与人们生来就喜欢恶搞的天性、现实社会问题等因素有关。因此，只有官方媒体改变过去媒体“说服公众”的职责，而转变为“求得理解”、“用公众喜欢的方式说话”，才能使两个舆论场和谐并存。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两个舆论场在特定的情况下会发生激烈的冲突。比如说，当社会大范围地洋溢着仇富仇官的心态，又或者民众对统治官方舆论场的政府呈现出极为不信任的状态。这些冲突存在失控的可能，最终引向社会的混乱和体制剧烈的改变。这一点，最近几年一些国家的变化已是明证。

三　促进社会治理模式变革

互联网尤其是新兴媒体的出现，使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以数字化、网络为代表的传播技术革命打破了传统社会的很多模式。其中以自媒体带来的变化是最具有冲击性的，而微博新兴媒体又以其独特的优势在自媒体中起到独占鳌头的作用。其结果是导致执政党面对的社会形势出现了一些新变化，即传统社会建立在信息资源垄断基础上的社会治理模式发生了从“全景监狱”到“共景监狱”的根本性转换。

所谓“全景监狱”是法国哲学家福柯对人类社会控制方式的一个比喻。福柯发现，在传统社会下，社会管理者主要是通过信息不对称的方式来实现成本更低、效率更高的社会治理的。“全景监狱”控制形式恰如金字塔式的监狱，如图1－7所示。

“全景监狱”模式下的社会管理者在金字塔的塔尖上，可以俯视到这个社会的每一个层级、每一个角落，所有的信息都尽收眼底。而对于处在每个社会局部的人、事和机构、单位而言，他们就像关在一个个隔断间里的犯人一样，只能看到很有限的东西，知道很有限的信息。他们之间的信息沟通、传播是有某种限制的，不可能无障碍地进行全社会的传播，因为过去传统媒介是掌握在一个国家政治权力或经济权力的强势者手里，谁掌握了传媒，谁就掌握了信息的调控权。管理者有一个基本的执政手段，就是用信息的给予或者封锁或者某种制作变形来调控哪些信息让被管理者知道，哪些不让其知道。作为社会的一般公众，很难了解到管理者做得合适不合适。这就是传统社会实现社会管制的最重要的一种模式或者叫路径，过去我们所习惯的执政手段、执政方式就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传统社会的社会管制是建立在信息不对称基础之上的社会运作，这样的社会运作形成了传统意义上的高效的社会管理。

“共景监狱”控制形式有点儿像罗马角斗场，如图1－8所示。“共景监狱”模式下的社会管理者处于角斗场中央，而被管理者处于观众席。“共景监狱”是一种围观结构，是众人对个体展开的凝视和控制。他们之间信息的分配已经比较对称了，管理者在信息资源把控方面的优势已经不复存在，试图通过信息的不对称所实现的社会管理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危机。人们不再一如既往地凝神聆听管理者和传媒的声音，人们在“交头接耳”中沟通着彼此的信息，设置着社会的公共议程、质询甚至嘲笑着处于公共视野之中的领导者或者媒体，于是处于场中央的管理者与观众的交锋一触即发。几乎每个管理者都感受到了集体凝视和挑战的压力，大声疾呼被视为托词辩解，沉默无语被认定俯首认罪。一般而论，观众在交锋中的胜算总是比管理者更大一些。

“共景监狱”与“全景监狱”相比有以下不同点:其一，管理者不是站在金字塔的塔尖上，而是站在罗马角斗场的场中央，所有的社会成员都在看台上凝视着管理者；其二，所有的人分享、看到的信息是对称的，想要包裹、封锁信息变得越来越困难；其三，被管理者也就是大众能够进行某种形式的沟通、串联、组织、整合。当一个人能够发出声音的时候没有什么了不起，但在互联网这样一种具有巨大聚合能力的平台上，当成千上万的人共同对某件事表示关注、对某个问题表达意见的时候，任何一个政治家、管理者都不可能熟视无睹、无动于衷。

通过“全景监狱”和“共景监狱”的比喻可以看到，管理者的压力和麻烦都来自社会形势发生的深刻的不同于过去的改变。21世纪，在新社会形势、社会技术的基础上，整个社会的行业形态、游戏规则、力量版图已经发生了深刻的不同于过去的改变。我们过去惯常看到的革命是轰轰烈烈完成的，但是这一轮革命，其改变是极其深刻和重大的，是在悄无声息中完成的。

四　微博成为公众政治参与的重要平台

被誉为信息时代思想家的尼葛洛庞帝总结了“数字化生存”的四个特质:“分散权力、全球化、追求和谐和赋予权力。”[20]在他看来，数字化生存由于其容易进入、具备流动性以及引发变迁的能力，具有赋权的本质，从而它在某种程序上解构了传统权力的运行思维，促进了网络政治和网络民主的兴起。

在现实中，中国公民比较缺乏表达和参与公共事务的渠道。而微博作为公民网络表达的平台，由于个人信息获取和发布能力的提高，推动了信息自由流通，进一步消弭了前互联网社会话语权和信息传播权的中心化状态。微博打破了传统媒体对信息和传播平台的垄断，信息传播的“去中心化”改变了传媒生态和传播方式。每个个体都有可能成为影响信息传播和流动的关键节点，信息封锁和监控的成本加大，基于信息自由流通、言论自由传播的民主潮流不可阻挡。以微博为媒介的网民更是可以直接介入信息的生产、传播，更容易通过自由表达来介入社会公共事务。因此，一方面，社会环境民主化的大趋势为微博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另一方面，微博的特性为人们的自由表达提供了渠道，因而又更加促进了社会的民主化进程。

1.使民众拥有议程设置权，推进政府决策的科学化

美国传播学家马克斯韦尔·麦库姆斯（Maxwell McCombs）与唐纳德·肖（Donald Shaw）于1972年在《舆论季刊》中首次提出的议程设置理论认为，媒介并不能决定人们对某一事件或意见的看法，不过，公众主要通过媒介来知晓事件或问题，并按照媒介对各种问题的重视程度来调整自己对这些问题重要性的看法，即媒介对某一事物的强调程度同公众对同一事物的重视程度成正比关系，议程设置也被称为大众传播最为主要的社会功效和功能之一。这样一种议程设置原理与大众传播点对面的传播方式有着重要相关性，因为“大众传播就是大规模的媒介组织向大范围的受众传递大批量的信息过程”[21]，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议程设置。

“议程设置”是政府在宣传工作上最为明显的传播手段。传统的政务信息宣传和发布主要通过政府自上而下的议程设置得以实现，受众只能被动地接受传媒的议程安排。政府更多的是重视“宣传”方面的内容和“单项传播”的工作。过去的议程设置几乎95%以上都是由政府通过传统媒介来制定，政府是议程设置的主体。政府有效沟通的优势在于政府组织掌握了传播的大部分资源，政府组织能凭借其行政上的资源控制信息以调整形象。

自媒体时代微博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革新了传统的议程设置原理，微博具备信息传播的绝对优势，在信息的传播过程中兼具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的特性。根据微博传播的节点理论，可将节点分为三个类型:核心节点、桥节点和长尾节点。核心节点是信息产生的源头，是用户关注的核心；桥节点是将从核心节点处接收到的信息进行再传播的同户，相当于网络传播中的“搬运工”角色；长尾节点则是通过桥节点接收核心节点信息的用户[22]。

在微博的传播过程中，受众既是长尾节点，同时也是核心节点，表现为一种多点对多点的多元互动传播，受众不再是被动地接受传媒的议程安排，议程设置也不再局限于传统媒体的绝对话语权的掌握，受众也成为舆论热点议程设置的参与者，每一个受众发布的信息都有可能成为热点，形成了一种自主性和互动性更强的信息传播方式。对于每天发生在中国的各种热点事件，微博犹如一个“辩论和批评的加热器”，舆论从这里获得温度，寻找方向，进而深刻地影响着政府的施政行为和网民观念，重构中国的舆论生态，并日益成为中国最主要的舆论场。

例如，2013年初，公安部修订的《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中，明确了处罚闯黄灯的行为，由此引发了微博、论坛上网民的强烈质疑，网民通过各种方式表达处罚闯黄灯是如何的不科学、不合理、不近人情等。公安部在1月6日向地方下发通知，要求各地交管部门对目前违反黄灯信号的行为，以教育警示为主，暂不处罚。

有专家认为，微博使我们的政治生态版图和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它为政府议程设置和公共决策等引入新的主体。现在中国民众关心的社会热点议题中有34%是由草根、网络加以推动的，普通民众通过网络的聚集效应来形成一种社会关注的热点，从而成为议题设置的新主体。

2.拓宽了政府与公众的沟通渠道，推动政府决策的民主化

微博的兴起彻底改变了过去政府自上而下的信息垄断和优先话语权优势，引发了传统行政理念和模式的嬗变。微博推动代议制民主向直接民主或者半直接民主转变，过去的精英政治向人民政治潜移默化地发生转变。微博公共领域的兴起解构并分散了政治权力，尼葛洛庞认为权力的分散是数字化生存的第一大特征，传统的中央集权和金字塔式的官僚科层制度在网络的冲击下被摇撼，“网络关系倾向于水平延伸，而不是纵向发展”。[23]网络有无中心的特质，没有一个集中的控制点，这样就克服了一元信息中心的集中控制，权力下移并分散，进而推动权力结构从垂直型向扁平型转变。网络发展也对政府职能提出了更新的要求，促使政府向透明型政府、服务型政府和责任型政府转变。微博为政府办公提供了技术支持，微博政务的发展改善了公共服务、增强公共参与、政务公开和民主程度，提高了公共管理效率、公共决策科学性和政府机构的弹性，实现了政府信息公开和政府与公众无障碍的沟通和交流，也为政府危机事件处理、政府形象塑造和宣传提供了平台。

微博不仅成为广大民众向政府进行利益表达、利益博弈，甚至利益监督的重要渠道，也成为政府和官员了解民情、汇集民智和开发民力的重要途径。在微博发展的新形势下，以报纸杂志和广播电视为媒介的传统大众政治沟通机制不仅难以满足政府决策和执行的需要，也难以满足民众参政议政、表达监督的需要，以微博为代表的政治沟通异军突起，引致中国政治沟通对政府决策影响的加速重塑。

当前公众的民主意识、参政议政的主动性和能力都得到了空前的增强，集中表现在对自身利益与公共事务管理的极大关注和热情，对政府行使权力存在问题的质疑和监督以及对政务信息公开的迫切要求。微博拓宽了人们关注政治生活的方式，从而让政治更加广泛地走进了平凡民众家。过去传统媒体关于“两会”报道的缺点是，普通民众只能了解“两会”的走向却不能随时随地地发表对“两会”中议题的看法。现在全国“两会”期间，众多代表、委员通过微博征集议案提案，例如，拥有600多万粉丝的人大代表蔡奇，在2012年“两会”之前通过微博收集提案，12天后的“两会”召开之时，微博上的转发和评论超过了1.2万条。蔡奇在这次会议上共提交议案、建议及发言50件，其中95%都是来自网友建言整理的。

微博拓宽了代表委员听取民众建议的渠道，越来越多的参会者利用这一时下流行的即时沟通方式与网民互动，开创了别样的问政风。通过网络，任何网民都可以表达自己的主观意见，不受限制，真正实现了人人拥有话语权。总体而言，微博既有助于社会公众更为真实地表达利益诉求，实现政府机构与普通民众的互动，缓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也有利于充分吸纳网络民意，促进民主决策，借力网络监督，建设廉洁高效政府。

微博政治沟通的应用确实缓解了我国政治信息不对称的趋势，扩大了群众的政治参与度，开辟了政府新的宣传和组织阵地，重新激活了政府与群众之间的直接联系，增强了政府决策者对现代社会变化的迅速反应能力和变动趋势的感知能力，有助于我国政府在信息多元化社会中占据主动，为自身的巩固发展赢得先机。可以预计，未来随着中国网络微博的进一步普及，中国民主政治的进一步完善，在政治方面，特别是沟通政府与影响政府决策方面的作用将更加突出。[24]

3.提高对政府行政的异地监督作用，促进政府行政的法制化

在微博的快速发展及其巨大的舆论传播影响背景下，微博舆论反映的是汹涌澎湃的现实民意取向，进而形成监督政府的巨大民意合力。微博打破时空限制，将不同地区的人们聚集到一起进行信息分享、对话交流，将政府行政政务公开在微博平台上进行评价，对于政府行政执法的监督尤其是异地网民对政府行政执法的监督作用发挥了前所未有的作用。鉴于当前地方官员具有较大的行政决策、执行权力，反馈作用机制不够有力，一些官员在权力运用过程中超越国家法律的行为时有发生，从而导致一些百姓上访甚至群体事件的发生。微博提供便捷的信息发布公共平台，使更多的百姓愿意在该平台上爆料地方官员行政违规甚至违法行为。异地的一些律师、意见领袖等因为不在地方官员的管辖范围内，因此更能独立地对事件从法律、制度的角度进行分析、评判，由此而形成的舆论在全国范围内的传播，对这些官员的震慑威力将是遏制官员违法行政的有力武器，也是促进政府行政法制化的监督机制。

例如，2010年11月23日，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公安局利通区分局跨省对王鹏进行了错误的刑事拘留。几天后，关于此事件的消息出现在微博上，随即得到了大范围的转载，法律人士对此案在微博平台上进行了强烈的质疑，并连续几天成为微博的热点话题。[25]很快，被以涉嫌诽谤罪刑事拘留9天的王鹏，在舆论和公众的监督下终于恢复了自由。

诸如王鹏案中的行政执法不当，通过微博被曝光，便可能达到大范围的关注，新闻媒体也会相应地对这些事件尝试挖掘和追踪报道。微博上的社会监督和媒体的新闻监督所形成的合力给行政执法不当带来巨大的压力，从而促成相关行为得到妥善纠正。[26]当一起又一起的行政执法不当行为被曝光揭露时，必将推进政府行政的法制化建设。

4.提高了民众反腐败的能力，推进阳光政府的建设

民众通过微博曝光、揭发举报公职人员的腐败行为，凭其速度快、影响大和低成本的技术优势，成为中国反腐新形态。反腐大潮是温州动车事故以来，互联网发展面临的又一个拐点。

安徽省利辛县国土局干部周文彬为了举报所在单位的领导，选择了“自首式举报”，在微博上直播了自首的过程，称自己与单位领导贪污行贿。此事迅速引起网友围观，亳州市纪委介入调查。周文彬因此被网友称为“中国微博反腐实名举报第一人”。

微博反腐方式主要通过知情者故意在微博上爆料，一些腐败官员往往是被知情者通过微博揭发出来的，这些知情者中包括受到腐败伤害的民众、知情的网民甚至是官员的情妇或亲人。在当前社会一些仇官情绪的蔓延下，有关官员腐败的信息往往很容易成为网上热点话题，并受到网民的积极参与。在网络巨大民意的压力下，促使有关政府必须立刻采取行动，使官员腐败问题能够得到越来越快的查处。例如，四川官员“艳照门”事件发生后，有关纪检部门立即采取行动，在63小时之内就给予了立案调查，如图1－9所示。

2012年，微博反腐可谓风生水起、格外耀眼。“表哥”杨达才、“房叔”蔡彬、“艳照门”主角雷政富等十多名政府官员的腐败行为陆续被网民直接在网络上曝光，引起轰动效应。相关部门对网络曝光事件快速介入，迅速立案调查，及时公开事件处理的进展情况，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激励了广大网民的反腐热情。这种民间的网络反腐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推进我国反腐败进程的作用。据统计，党的十八大以来，至少有15位官员立即被纪检部门公开停职并调查，涉及重庆、广东、四川、山西、山东、新疆等省市自治区。经过梳理后发现，接受调查的15位“问题官员”中，因网络微博揭发后才“东窗事发”的占绝大多数。[27]微博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反腐倡廉的助推器。

5.提高了民众的社会行动能力，提升了政府的公共服务水平

网络媒体的出现，给那些相互隔离的公民提供了联络的工具。微博也是一种网络媒体，它让人际关系的广度和深度有了一个几何级的提高。在微博上，信息交流就有可能产生不可预料的效应。在微博中，带有情感色彩的粉丝，会做出带有情感色彩的评价、转发。微博传播的指数化效应，也可能让情感呈指数化增长，信息随同情感被不断强化。这样本来均匀地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志同道合者，借助网络联络起来，成为一个虚拟的联合体。微博群中热烈的气氛会鼓励那些本来分散在各地的公民，就公共事务进行高效率、点对点的讨论。[28]

我国政府发起的传统的社会动员，需要通过依托行政机构而形成的层级式的社会动员网络，自上而下开展社会动员，传统的以政府为主导的社会动员网络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社会动员的速度与效果。

利用微博发起的社会动员通常是一种民间自发的行为。它不仅可以作为政府社会动员的有效补充，而且发起机制在本质上是非官方的。微博社会动员网络具有扁平化、人情化等特性，在此特性的影响下，微博社会动员网络具有较高的效率。

微博等新媒体构织的人际关系网络，多是基于“熟人关系”所形成的“社会网络”，因此，微博用户之间的信任度较高。基于微博用户网络形成的“圈子化部落”开展的社会动员劝服机制，往往依赖的是一个扁平的人际关系和组织传播网络。微博社会动员网络具有关系节点多、节点间的链接关系复杂、信息复制与传递速度快等特点，能够将信息瞬时“广而告之”扩散传播，构建起强大的“社会网络”动员体系。和政府机构传统的以制度范式或者公文范式为主导的社会动员机制相比，微博社会动员说服能力更加强大。[29]

例如，2012年“7·21”北京特大自然灾害发生时，爱心车队利用微博所进行的成功的社会动员，充分说明利用微博进行突发事件社会动员的高效率。

微博在关注和救助弱势群体上的社会组织动员方面也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于建嵘发起的“随手拍解救被拐儿童”的活动得到网民的拥护，随着公安部打拐办公室主任陈士渠的加入，使得官民联手共同解救被拐儿童的活动更加深入人心，并且发挥了巨大作用，使一些被拐儿童通过微博平台的传播获得线索，成功解救了多名被拐儿童。2011年4月，邓飞与一群爱心人士共同发起了“免费午餐”公益行动，并直接推动了国家相关机构的介入，形成国家意志。

目前，微博的社会效能正被逐渐开发与运用，已经成为弱势群体的有效求助工具。例如，宜黄拆迁案中，微博的分众传播带来了巨大的“链式反应”，上演了信息从聚合到裂变的“化学反应”。微博在其中分别担任了信息告知、网络评论、网友互动，直至引导网民介入现实社会的过程，网民以微博为工具对地方政府造成了空前的舆论压力，最终取得了舆论监督、问责官员的阶段性胜利，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巨澜。[30]还有诸如矿工钟光伟在微博上向社会人士寻求维权帮助；有的网友在微博上发布为其父亲寻求匹配血液信息，等等。由于众多网民特别是名人的转载与关注，甚至主流媒体的随后介入，很多弱势群体的求助信息都得到了重视与解决。在微博中，公益事业的明星效应得到了有利体现和良性循环。微博早就远远超越了传播手段或中性工具的范畴，而带有社会力量甚至政治势力的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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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微博客时代的到来》，人民网，2009－10－30，http://media.people.com.cn/GB/10292748.html。

[2]乐蕴:《美国之音拟停中文广播背后》，新浪财经，2011－2－23，http://finance.sina.com.cn/world/mzjj/20110223/11569419606.shtml。

[3]《美国之音停止中文广播对中国广播时代终结》，《重庆晚报》2011年2月18日。

[4]Open Government Directive，http://www.whitehouse.gov/open/documents/open－governmentdirective.

[5]瞿旭晟:《政务微博的管理风险及运营策略》，《新闻大学》2011年第2期。

[6]瞿旭晟:《政务微博的管理风险及运营策略》，《新闻大学》2011年第2期。

[7]唐亮:《政府微博发展的理性思考》，新华网传媒频道，2011－6－9，http://news.xinhuanet.com/newmedia/2011－06/09/c_121513993_4.htm。

[8]阚道远、夏玉婷:《微型博客——网络舆论引导的新视点》，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09－9－14，http://theory.people.com.cn/GB/10046652.html。

[9]同上。

[10]“Twitter革命”，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2703947.htm。

[11]胡若愚:《美国疑借Twitter插手伊朗选举争端》，新华网，2009－6－18，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9－06/18/content_11558295.htm。

[12]《“Twitter革命”推翻摩尔多瓦共产党人》，人民网—读书频道，2010－11－5，http://book.people.com.cn/GB/69399/107423/207171/13142279.html。

[13]胡献忠:《互联网与青年:影响政局的工具变量》，《中国青年研究》2011年第3期。

[14]《从突尼斯到伦敦:骚乱中Twitter的无差别挑战》，新浪科技，2011－8－10，http://tech.sina.com.cn/i/2011－08－10/07445907663.shtml。

[15]翟年祥、翟琴琴:《论微时代对领导者能力素质的新挑战》，《安徽行政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

[16]喻国明:《社会化媒体崛起背景下政府角色的转型及行动逻辑》，《新闻记者》2012年第4期。

[17]王薇:《微博时代的社会管理创新及政务微博》，《宣讲家》，2012－9－10，http://app.71.cn/print.php？contentid=688613。

[18]“意见领袖”，智库百科，http://wiki.mbalib.com/wiki/％E6％84％8F％E8％A7％81％E9％A2％86％E8％A2％96。

[19]魏武挥:《新媒体观察者》，http://www.meihua.info/Knowledge/article/5074。

[20]［美］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269页。

[21]李彬:《传播学引论》，新华出版社2003年增补版，第165页。

[22]邹理:《政务微博如何有效传播》，《光明日报》2012年7月16日。

[23]［美］阿尔文·托夫勒:《权力的转移》，吴迎春译，中信出版社2006年版。

[24]王治元:《微博时代下政治沟通对政府决策的影响》，《经营管理者》2013年第12期。

[25]谢雪琳:《王鹏错案引发“诽谤罪”存废激辩》，《第一财经日报》2010年12月3日。

[26]梁坤、郭星华:《微博时代法治的新面相》，《探索与争鸣》2013年第3期。

[27]党的十八大以来至少15位官员被调查　网络曝光成主导　专家建议——尽快出台《反腐败法》，《法制晚报》电子版（A15版），2012－12－10，http://www.fawan.com.cn/html/2012－12/10/content_402466.htm。

[28]吴明、李慧斌、赵美夫:《政务微博促进社会管理创新研究》，《统计与管理》2013年第2期。

[29]曹继东:《突发事件网络舆论的思考》，《行政管理改革》2013年第4期。

[30]王清颖、邓昕:《宜黄拆迁引发的微博巨澜》，《决策》2010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