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研究理论基础
本书对林纾翻译的分析架构,借鉴了话语分析理论的相关成果,因此有必要先明确本书中的“话语”的内涵。“话语”一词,译自英文的“discourse”,该词是从拉丁语的“discursus”和古法语的 “discours”逐渐演变而来,现已成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备受重视的中心概念。[13]由于话语运用广泛,各领域有着不同的定义,同一领域的不同学者也持有不同的见解,这使得“话语或许是拥有最广泛意义的术语”,同时又是“最需要界定的术语”(Sara,1997:1)。虽然不同的学者,不同的学派,不同的领域对话语有着不同的定义,但从总体上而言,对“话语”的定义,主要来自语言学和社会理论两个领域。
“话语”较早得到广泛运用是在语言学领域中。因语言学家对话语的着眼点不同,所给出的定义也见仁见智。英美及其国内一些权威语言学辞书,都给“话语”下过定义。较有代表性的,如1997年的《牛津简明语言学词典》(Oxford Concise Dictionary of Linguistics )的定义:话语是口语或书面语的任一连贯序列,和2000年的国内《现代语言学词典》的定义:语言学用此术语指一段大于句子的连续语言(特别是口语)。从中可以看出,话语一般被认为是大于句子的语言交流单位,作为语言运用的实例,既可以指口语的,也可以指书面语的。在语言学范围内,“话语”和“文本”两个概念的含义基本是一致的,可以互换使用,都表现为以具体的词汇、语法结构编码而存在的语言运用实例,都涉及语言交际行为与某个社会功能的行使。但有时侧重点有所不同,如威多森(Henry Widdowson)认为“文本分析主要涉及句子间的语法衔接问题(text cohesion),而话语分析主要涉及语段间的意义连贯问题(discourse coherence)”。(转引自李悦娥等,2002:3—6)
“话语”这个概念也广泛地运用在社会理论领域,以法国哲学家福柯(Michel Foucault)理论视域中的话语概念最有影响。福柯从语言学中借用“话语”一词,肯定了话语具有传达信息的功能与作用,同时又把自己对信息传达的模式与所受到的制约,以及对语言等的观点,注入“话语”概念之中。在福柯的思想体系中,话语还涉及用来建构知识领域和社会实践领域的不同方式。他反对把语言看作传达或表述知识的透明工具的观点,认为语言是话语运作的原材料,是意识形态[14]的载体。因而,“话语”是“或明或暗地流露着意识形态的语言或文本”(张佩瑶,2004:7)。福柯的“话语”概念,含义丰富,除了上述特点外,还有这样的特点:其产生会受到某些规则和传统做法的限制;要获得一些社会机构的支持才能传播开去。[15]
本书把上述两个领域对话语的定义进行整合,认为话语是对某一主题或目标的论述内容和方式,可以为口语形式,也可以为书面语形式;它体现了人们的文化习俗、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同时也影响着人们的文化习俗、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它既是一种表现方式,也是一种行为方式。
翻译是基于语言的活动,因此具备上面所提到的话语特征,自然可以纳入“话语”的范畴。但翻译又有自身的独特之处:翻译涉及的不是一种语言,而是两种或多种语言;不是一种语言的信息传达,而是两种或多种语言的信息传达;不是一种语言的认知模式,而是两种或多种语言的认知模式;不是一个社会的文化习俗、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而是两个或多个社会的文化习俗、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
翻译不是从译出语到译入语的简单的语言解码编码过程,而是两种文化通过译者这一媒介交流、对话的结果。把翻译视为话语便于强调译本与文化之间的相互联系与作用。同时,译本既然为话语,那么译本分析自然要注重译本的意义、生产和功能,而不仅仅是从对错或者好坏的角度批评译本,这样就跳出了挑错式的传统批评方式,有利于以客观的描述性的态度去分析译本。
当代英国语言学家费尔克拉夫的话语分析框架(a framework for discourse analysis)为本书的研究提供了理论视角。费氏“将以语言学为方向的话语分析和与话语及语言相关的社会政治思想结合起来”,提出了一个话语分析的三维分析框架(Fairclough,1992:62)。他从“话语”这一术语的讨论开始[16],在三个向度的框架——文本、话语实践(discursive practice)和社会实践(discourse as social practice)——范围内分析话语,用以表明他所研究话语的方法,是在其与社会的、文化的变化的关系之中进行研究。对费氏来说,文本、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构成了话语的三维概念(three-dimensional conception of discourse),是从三种不同角度理解话语的意义。文本向度是对话语形式的分析,主要涉及“词汇”、“语法”、“连贯性”和“文本结构”(Fairclough,1992:73—78)等方面。话语实践向度是连接文本向度和社会实践向度的桥梁,注重“文本生产、分配和消费的过程,这些过程的性质根据社会因素在不同的话语类型之间发生着变化”(同上:78)。社会实践向度关注社会分析,“将在与意识形态和权力的关系中讨论话语,将话语置于一种作为霸权的权力观中,置于一种作为霸权斗争的权力关系演化观中”(同上:86)。涉及文本分析的那部分过程可以被称作“描述”(description),那些涉及话语实践的分析、涉及社会实践——话语为其一部分——的分析的部分可以被称作解释(interpretation)(同上:73)。
费氏所构设的这三个向度不是彼此孤立的,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往往相互重合。[17]他明确地指出“没有固定的程序规定分析应从哪一个向度开始,一切视分析者的需要和目的而定”,正如他本人所言:“要给出的是一个开放的分析框架或模式。”(同上:225)同样,他也并未对研究者在具体过程中采用何种研究途径(approach)做出规定,因而,研究者可以采用任何一种合适的研究视角或途径。
本书对林纾翻译的研究也是从文本、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三个向度出发:文本向度,从语言学角度探讨林纾翻译的话语结构;话语实践向度,从林纾的翻译方式和拟译文本选择的角度分析林纾的翻译生产过程;社会实践向度,分析主流意识形态对翻译行为的渗透和林纾个人主体意识形态对源语文本的介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