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插花地研究

（一）研究概况

插花地研究可上溯至沿革地理学，因为在历代正史地理志、全国地理总志及浩如烟海的地方志中，一般都有各有关政区沿革及“四至八到”的记载（周振鹤先生在其主编的《中国行政区划通史》中即明确指出：“《汉书·地理志》已经开始用简单的语句来叙述郡级政区的沿革以及部分县级政区的由来，可以算是一种研究了”[1]）。这些记载为我们研究插花地变迁保存了极为珍贵的资料，但较为遗憾的是，这些资料往往都极为简略，缺乏较为详细的政区边界记载。“作为行政区域重要组成部分的行政区域界线，哪里曲、哪里弯却不得其详。”[2]冯贤亮在《疆界错壤：清代“苏南”地方的行政地理及其整合》一文中也明确指出：“尽管历史上对县界的记录，有所谓‘四至八到’的记载，但是十分粗疏，导致了今天我们在全面复原明清各个县级政区边界上的许多困难。”[3]新中国成立以前，有关学者虽然研究过插花地问题，如清代学者、官员胡林翼就研究过插花地类型、产生的原因及其流弊，但其研究有着很强的时代与阶级局限性，不仅所做的类型划分与所给出的类型称谓不尽科学合理（前已有所述），对插花地产生的原因及所带来的影响的分析也欠深入（后文再叙）。

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一段时期内，由于人文地理学研究被严重“边缘化”，插花地研究也未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改革开放以来，一些学者虽然开始关注插花地问题的研究，可至今没有一本专著问世。一些有关行政区划或政区地理著作的个别章节，如周振鹤主编的《中国行政区划通史》[4]，刘君德、靳润成、周克瑜编著的《中国政区地理》[5]，王恩涌主编的《中国政治地理》[6]，侯景新、蒲善新、肖金成的《行政区划与区域管理》[7]，浦善新的《中国行政区划改革研究》[8]，李晓杰的《体国经野——历代行政区划》[9]，徐建平的《政治地理视角下的省界变迁——以民国时期安徽省为例》[10]及《贵州省志·地理志》[11]等，虽然讨论了插花地的有关问题，但由于不是专题研究插花地的，故其论述极为零星分散。关于插花地的专题研究论文也屈指可数（见表1—1）。

自本书研究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立项资助以来，项目组不仅做了十分深入的田野考察，而且系统整理了相关档案资料。2011年至今，先后有6名研究生以插花地为题完成了毕业论文，分别是：罗志亮《明清以来仁怀、赤水、习水插花地研究》（2011），王文章《民国时期滇黔交界处插花地问题研究》（2012），曾艳丽《民国时期湘黔交界地区插花地清理拨正研究》（2012），陈丽《民国时期黔桂交界地区插花地研究》（2013），王琪《民国时期贵阳与安顺、黔南交界地区插花地研究》（2013），徐继艳《民国时期川黔交界地区插花地与匪患问题研究》（2014）。

显而易见，插花地的研究历史虽然十分悠久，但至今仍然是一个极为薄弱的环节。

（二）主要研究内容

迄今为止，学者们主要围绕插花地的基本内涵、各有关地域插花地基本情况、插花地清理拨正、插花地产生的原因、插花地所带来的影响、插花地管理与解决插花地问题的对策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关于插花地的基本内涵问题，前面已有较为详细的分析，不再重复。

1.各有关地域插花地的基本情况

关于各有关地域插花地的基本情况，学者们的讨论较为复杂。既有全国层面上的情况分析，也有具体地域的讨论；既有讨论历史时期的，也有讨论当前的；既有典型插花地的个案分析，也有较为宏观的面上情况介绍。从讨论的具体地域来看，主要集中在贵州及贵州与邻省交界区域，长江三角洲（主要是苏南和浙江东北部），河南归德（今商丘市）、开封一带，武汉市，安徽与邻省交界区域，甘肃与青海交界区域，陕西、山西、河南三省交界处的潼关及江苏省的东台市等。从讨论的时间范围来看，主要集中在明清以来。

在全国层面上的插花地情况分析方面，既有分析历史时期插花地基本情况的，也有介绍当前插花地基本情况的。在历史时期插花地基本情况研究方面，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先生的《战国时期的“插花地”》一文，对战国时期中国各诸侯国之间的插花地情况进行了深入研究。[12]周振鹤先生在《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总论）中，对各历史时期中国行政区划中的犬牙交错现象进行了深入探讨。[13]在当前插花地基本情况研究方面，鲁西奇、林昌丈《飞地：孤悬在外的领土》一文，简要介绍了当前中国及世界的典型飞地个案。[14]蔡博峰《“飞地”图谱》一文，以图文并茂之方式展示了中国当前一级行政区划之间的主要飞地。[15]

相对于其他区域，贵州及贵州与邻省交界区域的插花地情况，学者们的关注程度要高得多。《贵州省志·地理志》在讨论民国时期贵州政区建置沿革时，对民国时期贵州省内的插花地情况做了概要介绍。[16]杨斌在《历史时期西南“插花”初探》一文中，概述了各历史时期西南插花地的基本情况，指出“历史时期中国西南的插花地主要集中在各省区或各府厅州县的交接处，以贵州最为突出”[17]。在《民国时期川黔交界地区插花地清理拨正研究》[18]和《民国时期湘黔交界地区插花地的清理拨正》[19]两文中，他还详细介绍了民国时期川黔和湘黔交界地区的插花地情况。郭声波、王开队《由虚到实：唐宋以来川云贵交界区犬牙相入政区格局的形成》一文，分析了云、贵、川三省交界区域的犬牙相入格局：四川的泸州地区南部向南越过雪山（今叙永、古蔺二县界山）插入贵州，云南的昭通地区东部向东越过乌蒙山插入四川，贵州的毕节地区西部向西越过乌蒙山插入云南，即三省各有一个突出部分，大体上沿顺时针方向呈螺旋状互相插入。[20]覃影《边缘地带的“双城记”——清代叙永厅治的双城形态研究》一文，是一篇典型的插花地个案研究论文，该文对清代叙永厅的双城分布格局做了深入分析。[21]马琦、韩昭庆、孙涛的《明清贵州插花地研究》一文，借助古地图、地名学等方法和GIS手段，以贵阳府和安顺府为重点，复原了清末贵州插花地，并探讨了其分布特征。该文认为：清末贵州81％的县级政区存在插花地，其中以安顺、贵阳、镇远、思州、黎平等府亲辖地及其附郭县的插花地最为集中。[22]

关于长江三角洲的插花地情况，冯贤亮、吴滔从不同角度做了深入分析。在《疆界错壤：清代“苏南”地方的行政地理及其整合》一文中，冯贤亮指出：“在整个苏南地区，两县或三县（如苏州府城的长洲、元和、吴县）同城而治，是较为普遍的现象。”该文还详细分析了吴江县、震泽县、苏州府城、嘉定县、青浦县、崇明县之疆界错壤情况，“如果不是生活于当地的人，大概很难明确指出哪里是吴江，哪里是震泽的乡村分界”[23]。吴滔《“插花地”的命运：以章练塘镇为中心的考察》一文，也是一篇典型的插花地个案研究论文，该文对章练塘镇的插花格局进行深入分析后指出：章练塘镇曾是吴江、元和二县飞嵌入青浦县境的插花地。[24]

关于河南归德、开封二府的插花地情况，傅辉做了深入分析。在《河南插花地个案研究（1368—1953年）》一文中，傅辉以明清时期插花地最集中，纠纷最多，纷争持续时间最长的归德、开封二府为案例，分析了明清时期河南插花地的分布情况。[25]在《插花地对土地数据的影响及处理方法》一文中，傅辉还详细分析了嘉靖年间归德府，万历年间商水县，民国时期林县、安阳县、鲁山县、宝丰县的插花地分布特征，侨居归德府一州八县的在册插花地达1263272亩（包括同府不同县），占归德府原额定总耕地的18.2％；商水县境内有陈州、陈州卫地、西华、上蔡、郾城插花耕地28366.86亩；林县有8743亩耕地位于安阳县境内；安阳县地处邻县的寄庄地面积计达112938.22亩，税额达5146.943两，其中坐落于林县的有达1246.496亩，税额达37.131两。[26]

杨朝伟详细介绍了2000年前后武汉市的插花地情况：在武昌区内有属于洪山区的插花地148块，分布在武昌区的中南路、水果湖、白沙洲、杨园、徐家棚、新河、紫阳、首义、珞珈山等10个街道办事处辖区内。在148块插花地中，属板块状区域的有114处、单位4处、菜地14处、鱼塘（养殖场） 15处、湖泊1处。[27]

关于江苏省东台市的插花地情况，智通祥、刘富荣做了介绍：第二次土地利用现状调查资料显示，东台市有内飞地273宗，面积达1580.62公顷；东台市所属的溱东镇有内飞地22宗，面积达390.28公顷，其中耕地达348.83公顷。[28]

在《行政区域整理过程中的边界与插花地——以民国时期潼关划界为例》一文中，徐建平介绍了明清至民国时期位于陕西、山西、河南三省交界处潼关的插花地情况。[29]在《民国时期的甘青省界纠纷与勘界》一文中，闫天灵在讨论民国时期的甘青省界纠纷与勘界时，附带介绍了甘青交界区域部分插花地的情况。[30]在《政治地理视角下的省界变迁——以民国时期安徽省为例》一书中，徐建平对民国时期安徽与浙江交界区域的插花地情况做了简要介绍。[31]

2.插花地的清理拨正

在插花地的清理拨正方面，学者们不仅讨论了各有关地域的插花地清理拨正过程和结果，还分析了原因。

关于贵州及贵州与邻省交界区域的插花地清理拨正，学者们普遍认为不彻底，但在不彻底的原因方面，学者们有细微的分歧。《贵州省志·地理志》在讨论民国时期贵州政区建置沿革时，介绍了民国时期贵州省内插花地的清理拨正情况[32]。杨斌《历史时期西南“插花”初探》一文指出：对贵州境内“插花”的清理拨正，“当以明万历年间贵州巡抚郭子章为最早”，然较大规模的清理拨正，“直到清道光以后才提上议事日程”，但“因不敢深入触及封建土地私有制”而不彻底。[33]由于狭隘的地方保护主义思想、对插花地的认识、理解难以完全统一等因素的影响，民国时期川黔和湘黔交界地区插花地的清理拨正同样不彻底。[34]郭红、靳润成在《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明代卷》第2编第3章第7节中，也指出了明代贵州都司与周边各省卫所及地方行政区划犬牙交错格局无法彻底拨正的根源有二：一是这种局面长期存在；二是牵扯到多方利益。[35]覃影在《边缘地带的“双城记”——清代叙永厅治的双城形态研究》一文中，梳理了叙永厅治双城形态的拨正过程，“最终以永宁县治迁出西城，双城统由永宁直隶州管辖，结束了双城治署互为掣肘的局面”[36]。马琦、韩昭庆、孙涛的《明清贵州插花地研究》一文，分析贵州插花地问题一直到清末都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其一，政区之间的经济利益是阻碍解决插花地问题的首要因素；其二，插花地往往成为经济纷争、命盗事件的滋生地，但因地处两界，成为地方官推卸责任的借口，地方官员缺乏自愿清理插花地的动力；其三，边疆问题与民族、国防问题交织在一起，清理插花地势必会引起相关利益群体的不满，造成边疆地区社会秩序的混乱，在以维护边疆地区稳定为重的政策方针下，插花地问题被一再拖延。[37]

关于长江三角洲插花地的清理拨正，学者们的意见基本一致，即认为得到了较好解决。冯贤亮《疆界错壤：清代“苏南”地方的行政地理及其整合》一文，在详细分析清末民初青浦县章练塘镇、宝山县真如镇等区域之插花地改正情况后指出：“清末民初的改正工作，应当是全面的，因为它基本上清除了历史上长期维续的错壤插花问题。”[38]吴滔《“插花地”的命运：以章练塘镇为中心的考察》一文，在对章练塘镇的划拨过程进行深入分析后认为：“插花地从撤销到被人们普遍接受，尚需经历一段较长的适应期。”[39]

关于河南归德、开封二府的插花地清理拨正，傅辉否定了明清时期的清理拨正，但肯定了民国时期的清理拨正。在《河南插花地个案研究（1368—1953年）》一文中，他认为：“民国时期插花地的终结，基本结束了河南近600年的州县经界纠葛。”明清时期清理拨正不彻底的原因在于“僵化的赋役制度和管理体系”，“插花地清理工作步履维艰的根本原因在于户籍和地籍的分离，传统的户籍制度，使插花居民长期不得就地入籍”[40]。

徐建平讨论了民国时期位于陕西、山西、河南三省交界处的潼关和位于安徽与浙江交界处的荆州、上塘的插花地清理拨正情况，认为都得到了合理解决。[41]闫天灵讨论了民国时期的甘青省界纠纷与勘界问题，认为勘界十分艰难，究其根源是“政治系统不一和政治环境不安定”[42]。

3.插花地产生的原因

关于插花地产生的原因，学者们虽然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但意见很不统一。

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先生《战国时期的“插花地”》一文，将战国时期插花地产生的原因归纳为以下几点：一是“用兵”；二是“贿赂”；三是“采邑”。[43]杨斌《历史时期西南“插花”初探》一文认为，在各历史时期中国西南插花地的产生不是偶然的，有其深刻的社会政治原因，是“历代中央王朝统治方略与封建土地私有制相结合的产物”，其中封建土地私有制是插花地产生的根本，土流并治及改土归流是插花地产生的条件。[44]傅辉《河南插花地个案研究（1368—1953年）》一文认为，明初的屯垦政策、卫所制度、藩王赡地以及寄庄等现象的存在，是明清时期河南插花地形成、发展的渊源所在。[45]傅辉《插花地对土地数据的影响及处理方法》一文认为，“按籍分民，随民分土”是导致“郡县星分，犬牙相错，而此疆彼界各不相察”的根本原因，“河南插花地源于明代大规模军民屯垦，其中军屯是主要因素”[46]。郭声波《飞地行政区的历史回顾与现实实践的探讨》一文，将飞地行政区的成因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政治原因；二是民族原因；三是军事原因；四是经济原因。[47]郭声波、王开队《由虚到实：唐宋以来川云贵交界区犬牙相入政区格局的形成》一文，分析唐宋以来川云贵交界区犬牙相入政区格局形成的具体原因主要是：“唐宋以来，本地区作为政治边缘地区在政区设置上产生了一系列变化：在政区层级上，由繁而简；在基层政区设置的空间过程上，由外而内；在政区的实际控制上，由虚到实。”这是由“本地区民族关系与政治形势的变化”[48]所造成的。鲁西奇、林昌丈《飞地：孤悬在外的领土》一文认为，中国大量飞地的存在及其形成过程有着复杂的历史背景，“部分飞地是统治者从地方控制的角度出发而刻意设置的”，“户籍与其实际居住地和耕作田地的分离”也是“造成飞地的原因之一”[49]。郭舟飞《由武汉“插花地”看地方政府公共管理》一文，将武汉插花地产生的原因归纳为历史遗留问题和现实原因两个方面。从历史的角度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采取的是城乡合治的城市空间设置模式，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转型，城区划界模糊，市辖区区划模糊，城乡之间出现了城乡接合部；从现实原因上分析，插花地问题“实质上就是由于我国政府的行政管理体制与城市化进程之间的矛盾而产生的”[50]。吴滔《“插花地”的命运：以章练塘镇为中心的考察》一文，在深入剖析章练塘镇的形成过程后指出：章练塘镇的形成“与历史时期太湖以东的围湖垦田、政区调整密切相关”，“传统社会划分政区的主要依据是户口和赋税，然而，户籍与实际居住地或者赋税责任所在地的分离，并不是形成飞地行政区的充分必要条件。探寻飞地行政区的成因具有相当程度的复杂性。除了前人既有的视角之外，立足于发掘区域开发的背景和政区调整的踪迹，或不失为一种可行的路径”[51]。马琦、韩昭庆、孙涛《明清贵州插花地研究》一文认为，“贵州插花地众多与其政区设置的方式有关，贵州府、县政区或在原卫所屯田之地，或在土司所辖领地，或在剿抚土著居民聚居地上设置，由于卫所、土司及土著聚落自身的分散错杂的特点，从而导致贵州插花地的产生”[52]。

4.插花地带来的影响

关于插花地带来的影响，学者们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是应予否定；另一种观点是应予肯定。

持否定态度的有杨斌、冯贤亮、杨朝伟、傅辉、郭红、靳润成、袁萍、鲁西奇、智通祥、刘富荣等，他们从不同角度分析了插花地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在《历史时期西南“插花”初探》一文中，杨斌分析了各历史时期人们对插花地流弊的认识：“从明代至清代前期，人们对‘插花’流弊的认识还比较有限，仅限于政治和军事”，直到道光年间，安顺知府胡林翼才把“不便于民”提了出来，但很快又回归到了政治和军事方面；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插花”的广泛存在，不仅不利于各级政府的管理，更不利于插花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同时给人民的生产、生活亦带来了诸多不便。[53]冯贤亮《明代江南的争田问题——以嘉兴府嘉、秀、善三县为中心》可视为专题研究插花地不利影响的论文。该文指出：疆界错壤是争田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54]杨朝伟《城区“插花地”问题及其处理对策》一文，以武汉市长江以南的武昌、青山、洪山3个区为例，将城市城乡接合部“插花地”所产生的负面效应归纳为：其一，形成城市管理的“空白点”；其二，反映了城市行政区划体制不顺；其三，影响城区职能的发挥；其四，不利于城市的现代化建设。[55]傅辉《河南插花地个案研究（1368—1953年）》一文认为，插花地的广泛存在，导致了明清时期河南杞县与考城、鹿邑与柘城“一地二粮”之争的出现。[56]傅辉《插花地对土地数据的影响及处理方法》一文，基于河南省若干案例的考察，专题探讨了插花地对各历史时期县域土地数据的影响程度：插花地的分布格局导致了田地在甲县，户籍却在乙县，粮差亦在乙县办理的异地纳粮现象这一必然结果，这种空间分布和纳税形式，一方面为耕地隐匿、“飞洒”提供了可能途径，另一方面导致了土地清册数据与县域耕地数据范围的偏离，以及由此引发了县辖耕地与县域耕地的不匹配问题。[57]冯贤亮《疆界错壤：清代“苏南”地方的行政地理及其整合》一文指出：“从高层政区来说，错壤有利于政府的管理和控制，但对县级政区而言，未必就是好事”，既“不适宜施政，更不宜于地方与政府之间的利益分割”，还会“酿成民间和政府之间更多的矛盾与社会动乱因子”[58]。在《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明代卷》中，郭红、靳润成深入检讨了明代贵州都司与周边各省卫所及地方行政区划犬牙交错格局所产生的弊病：不仅“带来了日常管理上的不便”，而且“导致相互推诿误事”[59]。袁萍、袁兆康、刘勇、侯国女、胡朝城《城市周边插花地带暗娼STD感染及就医行为调查分析》一文，对南昌市青云谱区城乡插花地带娱乐场所201名暗娼进行了匿名问卷调查，结果显示，中、低档次娱乐场所的暗娼在STD感染项目情况和就医检查频率上有显著性差异（P＜0.05），59.5％的暗娼出现过性病症状，65.7％的人选择到正规医疗机构进行性病诊疗。[60]鲁西奇、林昌丈《飞地：孤悬在外的领土》一文认为：从政治控制与行政管理的角度看，飞地的存在不仅加大了控制难度与管理成本，不少飞地还成为“三不管”地带，成为政府控制力相对薄弱的地区，并可能滋生出诸种异端信仰或宗教，成为社会动乱的策源地。[61]智通祥、刘富荣《农村“飞地”如何管理和利用》一文，是一篇典型的、关于插花地不利影响的实证研究论文。该文以两起信访案为引子，将江苏省东台市飞地的不利影响归纳为以下几点：一是所有权虚拟，使用权不明；二是利用不足，产出低效；三是管理松懈，监管不力，不仅会给违法用地者留下可乘之机，而且极易引发违法用地和涉土信访案件。[62]

持肯定态度的有郭声波、蔡博峰、曾伟、陈政宇等。在《飞地行政区的历史回顾与现实实践的探讨》一文中，郭声波认为：从历史回顾与现代实践的情况来看，飞地行政区“不仅应当允许存在，而且还可以适当发展”[63]。在《“飞地”图谱》一文中，蔡博峰认为：飞地的存在造成了一些不便和弊端，但飞地并非一无是处，它也给我们带来一些有益的思考和启发。[64]在《基于对口帮扶政策的青南地区飞地经济发展模式研究》一文中，苏海红、杜青华认为：大力发展飞地经济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形成互利共赢的区域发展新格局；有利于产业集约发展，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有利于青南地区经济发展实现跨越，促进产业优化升级。[65]在《集中连片特困山区“飞地经济”发展对策研究——以湖北五峰土家族自治县为例》一文中，曾伟、陈政宇也认为：集中连片特困山区发展“飞地经济”十分必要，有助于实现连片特困山区资源优化配置，促进连片特困山区产业集约发展，实现连片特困山区的可持续发展。[66]

5.插花地管理与解决插花地问题的对策

在插花地管理方面，上饶市勘界办公室以江西省上饶市已勘定的一条省界和一条县界上发生的边界纠纷为例，提出了对已勘定边界线两侧插花、飞地及争议地段进行详查建档工作的具体做法：一是权属申报；二是权属申报互审；三是做好争议地段的资料汇总工作；四是组卷建档。并分析了详查建档工作的意义：第一，有利于分清边界线两侧的插花山（地）、飞山（地）的权属，使两边的群众吃下定心丸，干部也不用再担心两边的群众打架，有利于维护边界地区的长治久安；第二，可以使边界线明晰，为依法治界提供坚实基础；第三，可以作为处理纠纷或边界争议的重要依据。[67]

在解决插花地问题的对策方面，学者们既提出了相关的学术研究建议，又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在相关的学术研究建议方面，傅辉提出了处理各历史时期插花土地数据的方法，即在收集整理县域耕地资料时，可采用将清册中由寄庄地、卫所地等引起的插花地、正管民地、县域卫所耕地及县域更名地分别按类入库的方式，实现资料的初步整理，然后依据时间序列和统计口径进行县域耕地影响分析和叠加。[68]

在解决插花地问题的政策建议方面，杨朝伟《城区“插花地”问题及其处理对策》一文，提出了解决城乡接合部“插花地”问题的对策：其一，增强大局意识；其二，确立处理原则；其三，加强工作协调。[69]傅辉《河南插花地个案研究（1368—1953年）》一文认为：“将户籍、地籍、教育等社会因素综合考虑，是解决插花地问题的关键所在”。[70]郭舟飞《由武汉“插花地”看地方政府公共管理》一文，提出了妥善解决插花地问题应坚持的四个原则：一是以人民群众满意为准；二是局部服从整体原则；三是便民高效原则；四是有序推进原则。还指出了“插花地”政策具体实施过程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一要加强宣传工作；二要规范政府管理；三要完善政策调整；四要深化民主建设。[71]在《农村“飞地”如何管理和利用》一文中，智通祥、刘富荣认为：一要从思想上重视对“飞地”的利用，要正确认识“飞地”所蕴藏的潜力；二要对“飞地”进行规划，统筹安排；三要切实加强对“飞地”的监管；四要采取灵活方式经营和处置“飞地”资源资产。[72]

（三）深入研究插花地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可以看出，中国的插花地研究虽然取得了不少成果，但仍然十分薄弱，并存在不少缺陷。根据插花地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笔者认为，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犬牙之地的判定问题

如上所述，插花地包括飞地和犬牙之地两种基本类型。一个区域是不是飞地很好判定，因为飞地的评判标准很简单，就看它是否与所属政区本土相分离。但要判定一个区域是不是犬牙之地就不那么容易了，因为犬牙之地包括凸型和凹形两种，一个区域要凹凸到什么样的程度才算犬牙之地呢？对此，我们做了不少测算，但都没有获得理想效果。

德国地理学家克里斯塔勒在他的重要著作《德国南部的中心地——关于具有城市职能聚落的分布与发展规律的经济地理学研究》（中译本《德国南部中心地原理》）中，系统地建立了对地理学尤其是聚落地理学具有重大影响的中心地理论。该理论是建立在以下假设基础上的：其一，中心地是分布在具有同等土壤肥力、资源均匀分布、没有边界的平原上的。在这个平原上，人口是均匀分布的，人们的收入、消费方式以及对货物的需求都是一致的。其二，平原上有一个统一的交通系统，对同一规模的所有城市的便捷性相同，交通费用与距离成正比，朝各个方向的移动都可行。其三，生产者和消费者都属于经济行为合理的人，即生产者是为了谋取最大利润，而消费者都尽可能地、自觉地到最近的商店购买货物或取得服务。生产者和消费者都具备完成上述行为的完整知识。其四，消费者到离他们居住地最近的中心地购买他们所需的货物和服务，他们为此付出的实际价格等于货物的销售价格加上往来的交通费用。基于上述假设，克里斯塔勒认为，在这个理想的平原上，有三个原则支配中心地体系的形成，它们是市场规则、交通原则和行政原则。在这个理论中，克里斯塔勒从研究企业的市场区域入手，认为在匀质平面上，任何一个企业都垄断了一个圆形的市场区域；就单个企业而言，圆形市场区域是最优的。如果单一的企业市场区域呈圆形，在有许多个同类企业竞争的情况下，就会呈现出多个圆形市场区。由于多个圆形市场存在空隙，企业在追逐利润时都力求尽可能多地占领市场，相切圆间的空隙会被企业挤占，逐渐消失，市场区逐步缩成既接近圆形又没有空隙的正六边形（见图1—1）。[73]

侯景新、蒲善新、肖金成将中心地理论应用到行政区划形态研究上，建立了政区形态优化理论。根据理想的单个行政区域形状以圆形为最优之假设，他们提出了衡量政区形态优化程度的重要指标——政区形态优化系数，其计算公式为：

根据该公式计算出来的比值越大，政区形状越合理，政区内部通达性越强，越有利于行政管理和经济交流。[74]

从理论上讲，政区形态优化理论完全可以运用到插花地问题研究中因为插花地问题说到底其实就是一个政区形态优化问题。这样，插花地的量化分析问题就可以得到较为合理的解决。可笔者在运用这一理论量化分析插花地问题时，却遇到了一个难题。运用政区形态优化理论量化分析“瓯脱”形政区（即凸形政区）和“华离”形政区（即有外飞地政区）都没有问题，因为这两种类型的政区都有一个最大的外接圆，并容易确定。外接圆面积越大，相同条件下的政区形态优化系数则越低，政区形态越不优化。可对“犬牙”形政区（即凹形政区）来说（尽管也存在一个最大的外接圆），外接圆面积越大，相同条件下的政区形态优化系数未必就越低。

根据上述研究出现的问题，笔者曾试图辅之以最大内切圆面积来解决插花地的量化分析问题。可在实际研究工作中，笔者发现，要确定一个凹形政区的最大内切圆，几乎没有现实可能性（尽管理论上是客观存在的）。

在没有找到有效的量化判定标准前，我们认为，犬牙之地的判定还主要依据传统与习惯来确定。我们在调查研究中发现，哪些地方是插花地，哪些地方不是插花地，当地老百姓是非常清楚的。

2.“时空结合”问题

从前面的插花地研究回顾中可以看出，没有注意“时空结合”是当前插花地研究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我们这里的“时空结合”指的是对插花地的研究不仅要注意“时间上的结合”，而且要注意“空间上的结合”。

就“时间上的结合”问题来看，过去的插花地研究要么只研究历史时期的插花地问题，要么只研究当前的插花地问题，鲜有将历史与现实问题结合起来研究的。从表面上看，这样的研究似乎无可厚非，因为并非所有的插花地都延续至今，研究这样的插花地就只能是“历史研究”了。可从我们调查、了解到的一些情况来看，不少插花地都有很长的历史渊源，有的甚至连当地人都无法说清其来龙去脉；而且中国历史上的行政区划变动很大，不少插花地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如果不注意“时间上的结合”，我们的研究就不可能深入。如贵州省习水县的坭坝乡、寨坝镇就是典型的省际犬牙之地，形成于清雍正年间，清、民国时期都有过清理拨正，但很不彻底，故延续至今。如割断其历史，对其的研究就会有很大的局限性。因此，所谓“时间上的结合”指的是插花地研究应尽量不要割断其历史，对延续至今的插花地，就不仅要研究其历史，而且要研究其现实了。

就“空间上的结合”问题来看，过去的插花地研究主要集中在贵州及贵州与邻省（市、区）的交界地区、长江三角洲、河南、江西、安徽部分区域及武汉等地，研究的地域空间十分有限，相当一部分区域的插花地研究至今还无人问津。这一状况不仅不利于对插花地的比较研究，还不利于对插花地的理论提炼。因此，所谓“空间上的结合”就是要尽快拓展插花地研究的地域空间，以推动插花地研究的深入发展，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

3.研究思路问题

插花地多集中在行政区划交界区域，是行政区域划分不合理的结果。由于行政区划有层级之分，插花地也可分为不同的层级，如省（市、区）际插花地、地（州、市）际插花地、县际插花地、乡（镇）际插花地、村际插花地等，而且下级政区插花地往往是构成上级政区插花地的基础，政区层级越低，插花地数量越多。如第二次土地利用现状调查资料显示，江苏省东台市溱东镇仅内飞地就有22宗，面积390.28公顷，其中耕地面积348.83公顷。[75]

过去的插花地研究多关注县级以上政区，不仅对县级以下政区的插花地关注不够，而且多采用“自上而下”的研究思路，即以高层政区边界为基础研究基层政区边界。吴滔也明确地指出了这一问题：“以往的政区研究，多注力于县级以上政区的沿革，对于县级以下行政单位如乡、都、区等的归属极少涉及。”这种做法的局限性非常明显，因为基层政区边界是构成高层政区边界的基础，基层政区边界情况不明，高层政区边界又如何确定？“从某种程度上说，县级及县级以上政区插花正是以乡里的插花为基础的。”[76]因此，插花地研究更多地应采用“自下而上”的研究思路，即以基层政区边界为基础研究高层政区边界。如研究省际插花地，就应该先将县际插花地研究清楚；研究县际插花地，就应该先将乡际插花地研究清楚；研究乡际插花地就应该先将村际插花地研究清楚。由于村际插花地是构成任何层级政区插花地的基础，我们主张插花地研究应从最基层的村际插花地开始（村虽然不是法定的行政区划，但是最基层的行政组织）。智通祥、刘富荣的《农村“飞地”如何管理和利用》，就是一篇典型的基层政区插花地研究论文。该文较为详细地讨论了江苏省东台市的村、镇际插花地情况，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较为遗憾的是，这样的文章目前尚不多见。

4.研究方法问题

插花地的研究方法很多，这里我们着重强调田野调查法。过去的插花地研究一般主要运用文献资料法，而对田野调查法重视不够。

田野调查法对插花地研究十分重要。从我们的调查情况来看，很多插花地在普通地图上根本找不到，不深入田野调查，就根本不知道它的存在，更何况我们研究所需的许多资料都必须从田野中得来。如不少插花地的具体地域范围、传承演变情况、地理特征、资源禀赋状况、对经济发展、社会管理及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等，文献中都没有记载，不深入调查，就无法获取这些资料，更不可能作更精准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