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家庭亲子财富流转的实证研究

代际财富流转是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对公平与发展也具有重要的影响。青年一代的发展需要家庭与社会为其投入健康、教育和可持续性的资源，老年人的生活又需要家庭的支持和社会的相关保障[40]。已有研究主要关注子女的教育和婚姻、亲子日常生活和老年父母的养老等方面的代际财富流转状况及其影响因素。

一 子女教育中的财富流转研究

教育投资行为是关系孩子成长与发展的重要因素，家庭对子女教育的投资是代际重要的财富流转形式。目前在中国，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投入可划分为学校教育支出和学校外教育支出，前者包括学杂费、课本文具等资料费、住宿费、上学交通费、择校费、捐集资费等，后者包括课外学习班学费及相应的书本工具费、家教费等[41]，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投入具有区域和城乡差异。吴翔利用全国省会城市抽样调查数据，对中国省会城市居民家庭中小学教育的平均投入的研究发现，中部地区最高，东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低[42]。城镇居民在各级教育阶段，特别是较高教育阶段的学校内外的教育投入均已达到非常高的水平，大多数有在学人口的家庭的教育支出占家庭各项消费支出的前列，占家庭收入的比例也很高，大多数城镇居民承受着沉重的经济负担[43]。李立荣和林荣日利用上海居民家庭教育投资状况问卷调查数据，着重对请家教、报辅导班、留学三种常见的扩展性教育投资行为进行分析，发现教育的投资状况与家庭居住区域、孩子就读层级及父母自身特征有密切的相关性[44]。李普亮和贾卫丽对广东农村的调查发现，农村家庭对子女教育的投资动机不尽一致，农村家庭的子女教育支出负担较重，经济因素是制约农村家庭对子女教育投入的首要因素[45]。

家庭收入水平、子女性别、父母的受教育水平等对家庭教育投入具有重要影响。Becker的人力资本投资理论认为，家庭收入是影响子女教育水平的重要因素，高收入父母会对子女进行更多的教育投资，这不仅增加教育年限，而且增加教育质量，而教育质量的增加提高了教育收益预期，进一步提高教育年限[46]。中国父母的收入水平不仅影响着子女的受教育水平，也影响着他们的受教育结果[47]。区域家庭收入水平、家长受教育程度和教育质量满意度的差异直接影响了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投入，西部地区省会城市居民家庭中小学教育投入明显低于中部和东部地区，主要受西部地区居民家庭经济收入的制约和家长受教育程度偏低的影响[48]。在马来西亚和越南，女孩的学校教育更易受到家庭收入的影响[49]。在中国，父母对男孩和年龄大的孩子的教育投入要大于对女孩和年龄小的孩子的投入；家庭收入和父母的初婚年龄对孩子的教育费用具有正向影响，实行晚婚的父母要比早婚父母拥有更多的经济资源，因而能够对孩子的教育给予更多的投入，相反家庭人口规模越大，对孩子的教育投资就越少；父母高的文化水平和职业地位会扩张父母对孩子的教育期望，进而增加对孩子的教育投入[50]。

有关独生子女的教育的研究表明，与多子家庭相比，独生子女家庭对子女有相对更高的文化程度与职业期望[51]。独生子女家庭经济文化背景显著优于非独生子女家庭，独生子女易获得丰富多样的智力投资[52]，教育获得普遍高于非独生子女[53]。特别地，独生子女享受了更优质的高等教育，在校支出更高[54]；在农村独生子女中这种优势更为明显，他们的文化水平更高，上重点学校的可能性更大，享有更多的家庭教育投入[55]。随着独生子女政策的执行，子女性别对教育投资的影响已减小[56]。但截至目前，独生子女各个教育阶段家庭给予的教育投资，以及家庭的经济压力等的研究尚比较缺乏。

二 子女婚姻花费中的财富流转研究

子女婚姻缔结是家庭的大事，在父系家庭体系下，儿子的婚姻花费通常是家庭支出的最主要项目，也是亲子代际财产转移的途径，其过程体现着亲代对子代所承担责任的履行情况。广义上的婚姻花费指完成婚姻形式的过程中所付出的时间、情感、金钱、机会等一系列物质与精神的总和。依据婚姻习俗，目前在中国大多数地区，特别是农村地区，对男方及其父母而言，结婚的基本支出包括准备婚房及装修、向女方支付彩礼和婚礼花费等。在嫁娶婚姻中，彩礼是重要的家庭策略，有助于确认婚姻协议，嫁妆则是父母对女儿结婚的一种馈赠，相对而言，彩礼远比嫁妆重要，彩礼与居住条件是嫁娶婚姻中的重要条件[57]。

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居民收入普遍增加，消费水平也逐步提高，子女结婚花费也逐年增加。调查发现，当代青年婚姻成本高，城乡差异显著，男性是婚姻成本的主要承担方，且婚姻花费有激增趋势[58]。聂佩进和王振威对河北农村家庭的亲子财富流转研究发现，子女结婚和分家事件中家庭财富主要由亲代大规模流向子代，且亲子财富流转会直接导致老年亲代的养老困境[59]。王跃生研究发现，在冀东农村，儿子结婚是一项需父母多年积累才能完成的“事业”，结婚费用随经济发展和生活标准的提高而增加，是否为儿子结婚建新房是父母负担轻重的决定因素，新房产权多归已婚儿子所有，彩礼也由象征性做法逐渐变为男方家庭代际财富转移的一种途径[60]。另外，子代结婚费用中亲子贡献份额有明显的时期差异，随着子女受教育时间延长，晚婚比例上升，子代成婚前对家庭的经济贡献降低，父母成为儿子结婚费用的主要承担者。在婚姻事件中，通过父母为子代建房、筹备婚事，家庭财富一步步实现了转移；父母将为子女完婚当作“一项任务”，心甘情愿地将家庭财富传给子代，而子代则视之为“合理”，这对子代婚后家庭代际之间的关系产生了很大影响，尤其是家庭养老问题，部分父母因此致贫，导致家庭养老危机[61]，在实现家庭财富代际转移的同时，使得家庭代际关系从“家庭本位”转向“个人本位”[62]。

三 子女就业中的财富流动

就业途径对子女是否顺利就业具有一定的影响，以大学毕业生为例，研究发现，大学毕业生中受教育年限越高、在校时的学业表现越好，越倾向于通过正式途径找寻工作；而毕业生的家庭收入越高、社会联系越广泛，就越倾向于通过非正式途径找寻工作；担任过班干部、学历层次高、学习成绩好和获得过资格证书等人力资本变量，以及家庭收入高、父亲从事管理技术类职业和家庭社会关系广泛等家庭背景因素对毕业生能否找到工作有显著的正向影响[63]。家庭背景对求职结果有显著影响，这不仅表现在就业机会获得方面，也表现在起薪和工作满意度上[64]，具有更多社会资本的学生在体制内就业的可能性更大[65]。

此外，就业后多数个体会发生职业流动。国外学者认为，狭义的职业流动一是指工作转换[66]，二是指职业类属发生变化[67]，也有工作转换与职业类属两种同时发生变动的情况[68]。李若建将职业流动定义为个人职业的改变[69]；黄建新将职业流动解释为人力资源在不同区域、不同产业间的流动与配置[70]。王春光认为职业流动是寻找和变换工作的过程，即工作单位变动或在同一单位内因职务、职称、行政级别或职业获得的变更而造成的工作内容和工作性质的重大变化，并将职业流动划分为代际职业流动和代内职业流动两个方面：代际职业流动指父母的职业与子女初始职业之间的关系，体现了家庭背景对职业流动的影响；代内职业流动体现为现职与初职之间的关系，一个人的初始职业如何，会直接影响其后来的职业选择[71]。

四 亲代养老中的财富流转研究

亲代养老中的财富流转一直是家庭财富流转研究的主要内容，国内外学者给予了较多关注。

（一）国外相关研究

在美国，子女给予老年父母的财富支持与其所拥有的资源成正比，经济富裕的父母得到子女的经济支持相对越少，他们也更倾向于居住在距离子女相对较远的区域[72]；中老年女性更可能通过参加工作以给子女提供资金支持，同时在保持其原有工作量的条件下，牺牲闲暇时间照顾孙子女[73]。在菲律宾，半数老年人会为不与自己共同生活的子女提供物质资源，相对而言，老年人给予与自己共同生活的子女各种财富的数量更高；与孙子女同住也是一种间接地向未与自己共同生活子女转移资源的方式[74]。在泰国东北部传统农业地区，经济的发展促使社区结构与社会经济背景发生改变，家庭代际间的财富流转模式也发生变化，房产主要沿母系转移，收入一直沿袭着父系和母系双系流转，但土地资产已从单纯的母系转移改变为双侧转移[75]。在韩国，当父母收入较低时，亲子间财富向上流动，更多地体现了利他主义动机；但在父母经济收入高的情况下，财富向上流转转变为对孙子女的照顾和子女探视父母的次数增加[76]。

（二）国内相关研究

Logan和Bian对中国城市父母和不同住的子女之间的财富流转研究发现，亲子财富流转主要表现为从子女流向父母，子女给予父母的经济支持几乎占父母收入的1/3，父母得到的代际支持与父母的需求息息相关[77]。田青等采用CHARLS 2013年全国基线调查数据发现，中国家庭代际财富呈现向上转移的特征，同时年轻一代存在明显的“啃老”现象[78]。农村父代对子代的财富转移偏向儿子，但女儿更有可能给予父母财富转移，父代对子代的财富转移主要由父代特征变量决定，子代对父代的财富转移由子代与父代的特征变量共同决定；帮忙照顾孙子女会促进父母对子女家庭财富转移的可能性与规模，收入是影响子代与父代之间财富转移的重要因素，离家较远的子女会给予父母更多的财富转移[79]。但也有学者研究发现，收入水平高的子女并没有用经济帮助来替代时间照料，相反，收入水平较低的子女给予父母经济帮助和时间照料的概率也较高；空间距离远的子女同时减少了对父母的时间照料和经济帮助，兄弟姐妹数量对给予父母的两种私人转移支付均无影响[80]。孙鹃娟比较亲子两代的代际双向经济支持发现，老年人家庭中的经济资源以“向上”净转移为主体，但城市老年人的“向下”转移比例和程度较高；多子并不一定多福，老年人收入水平不但与先赋条件有重要关系，其生命历程中累积起来的多个社会因素也对晚年的收入产生影响，某些先赋因素与社会累积因素所发挥的作用对于城市和农村老年人而言有很大差别[81]。另外，年龄、健康、性别和拥有的经济资源情况等也是影响亲子财富流转，特别是老年人为子女提供财富资源的关键因素[82]。总体上，在中国，子女是其父辈家庭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等方面的供养的主要支柱，在老年人与子女之间的代际经济关系上，财富流动表现得十分复杂，既有下一代向上一代的转移，也有上一代向下一代的流动，具有明显的互惠互利特征[83]。

另外，一些学者对独生子女家庭中亲代养老中的代际财富流转进行了研究。原新在结合独生子女家庭代际成员年龄构成和相应家庭成员可能生活的家庭结构的基础上指出，伴随着血缘家庭向婚缘家庭的转变，配偶或非子女在老年支持中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独生子女家庭老年人的赡养并不会成为沉重的负担[84]。但也有学者研究发现，独生子女相对于非独生子女，更可能在住房和日常家庭代际支持中“啃老”，这不可避免地对独生子女父母的养老带来负面冲击[85]。周长洪利用调查数据分析了农村50岁以上独生子女父母与其子女的经济互动，发现父母在子女结婚、买（建）房、子女生病、孙子女教育，甚至子女下岗失业、收入低时均会给予经济补贴；50岁以上的独生子女父母家庭大多已由父母养育子女转向子女反哺父母阶段[86]。宋健和黄菲利用全国城市抽样调查数据，考虑子女的就业、结婚和生育这3个主要生命事件，比较分析了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的居住关系、经济来往和情感联络等代际互动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发现独生子女比非独生子女更可能与父母同住，并得到父母较多的经济帮助；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在给予父母经济支持和情感联络方面并无显著差异；就业、结婚和生育等生命事件，对代际互动有重要影响，在业、在婚、已育子女更可能与父母分开居住，更少接受父母的帮助，更少与父母情感联络，但会给予父母更多的经济支持[87]。田青等采用CHARLS 2013年全国基线调查数据，分析发现，独生子女家庭中父母与子女家庭间的双向代际财富转移规模均大于非独生子女家庭[88]。根据实际调查分析，独生子女家庭的经济收入水平不但比非独生子女家庭高，而且相对稳定[89]，因而独生子女家庭的生活方式和生活需求相对更为稳定，为独生子女夫妇“养老育小”奠定了稳定的经济基础。

在进行代际财富流转现状及影响因素等研究的同时，学者们也对中国家庭代际财富流转进行了理论上的解释。Secondi通过对中国农村相关数据的研究表明，利他主义并不能充分解释所观察到的代际转移，因为拥有更高收入的家庭倾向于能得到更多的财富转移[90]。姚远认为，随着社会发展，崇老文化的衰退使得传统的家庭养老日趋弱化，并且“日益显现出行为模式的特征”[91]。由于家庭养老的这种日趋弱化，甚至出现厌老、弃老和不养老的现象，使得许多家庭中子女对父母的财富代际转移也在逐渐弱化。陈皆明研究认为父母在照看孩子、家务、经济方面给子女的帮助都是影响子女是否对父母进行代际转移的重要因素[92]。在中国城市家庭中，父母与其成年子女之间仍然保持着广泛而持久的物资和服务交流，父母投资与子女养老之间呈正相关关系。由此看来，子女对父母进行财富代际转移不再是纯粹的无私动机，而是出于一定的交换关系（即作为父母对子女所提供的帮助的货币支付）。也有学者研究发现，中国家庭中子女和父母之间的代际转移存在一定的交换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子女的无私动机和交换动机并存，且社会养老保障对家庭养老存在一定的“挤出”效应[93]。江克忠等利用CHARLS 2008年先导调查数据对中国家庭代际转移的模式及动机进行了研究，发现中国家庭代际转移总体呈现交换动机的特征，这种交换关系的存在使得政府的养老保障并不会对家庭养老产生“挤出”效应[94]。

家庭亲子财富的流转贯穿于整个家庭生命周期阶段，自子女出生后的养育、成长、婚娶、生育，直至父母的养老。但目前，对独生子女就业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独生子女的职业期望[95]、职业适应[96]、职业特征[97]；对独生子女生育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生育意愿[98]和育儿[99]，而与独生子女就业、生育相关的亲子财富流转却鲜有研究涉及。虽然已有研究对家庭养老中的代际财富流量与流向进行了考察[100]，但多数研究并未专注于独生子女家庭亲子财富流转。即使有研究以独生子女家庭亲子财富流转为主要分析内容，但所用数据中被调查的独生子女父母大多处于中年，尚未进入实质性养老时期，难以据此准确把握独生子女老年父母与子女间的财富流转状况、独生子女父母的养老状况及其预期的养老安排。独生子女参加工作有独立的经济收入后、结婚后、生育后等时期亲子净财富流量及其流向更需要进行全面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