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雏燕展翅 磨砺生涯

第一节 回国后的遭遇

1924年，圆满完成学业的张方佐，在日本长崎纺织厂开始了为期一年的实习生活。此时的张方佐更加成熟稳重，目标更加明确，他不再满足于学业成绩，而是睁开了探寻的眼睛，如饥似渴地在工厂里学习一切能为其所用的知识和技能。实习期间，他不怕苦，不怕累，整天泡在车间，和工人一起上下班，每个车间，每道工序，每个技术要领，都认认真真地观摩学习、动手操作，并不耻下问，以彻底学会学通为目标。这个踏实勤勉、勤学好问、工作认真负责的中国小伙子，给厂方留下了深刻印象，得到了厂方的认可，在普遍歧视华人的社会背景下，厂方有意留用，但张方佐还是婉拒了厂方的邀请，毅然回到祖国，结束了他的留学生涯。他曾经朝夕相处的同学、同事，曾经生活学习过的学校、工厂，都为日后纺织部纺织科技考察队访问日本，切磋交流纺织科技埋下了伏笔。

1925年4月，满怀“实业救国”之梦想、充满朝气的张方佐踏上了回国的旅程。回到朝思暮想的故土，来到繁华喧嚣的大都市上海，在谋职过程中，他遇到的又是怎样的一幅场景呢？

“不想几经奔波，找不到工作，找到日本人的厂子，经过六个多小时的考试，才得以工务员试用。为求得更多实际经验，暂为栖身之计进了喜和纱厂。不久发生“五卅惨案”，我同胞被惨遭屠杀，我一气之下回了家乡，到8月份又跑到上海当一名新工人培训员。这些新工人，大多是苏北乡下的穷苦农民，每人仅以三十、四十元钱买来，他们吃不饱、穿不暖，长年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真惨不忍睹。”

张方佐回国的这个时间正处于中国纺织工业发展的所谓“黄金时代”。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欧美列强将大部分的精力和财力都投入欧洲主战场，对亚洲无暇顾及，输入中国的棉纺织品锐减。

在这十七八年间，由于外国输入的棉纱、棉布急剧减少，引起国产纱、布价格猛涨，大小工厂都获得厚利……再加上反帝爱国的五四运动的巨大影响，中国民族纺织工业更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到一九三一年，全国民族资本纺纱机（包括官办的纺织厂）发展到245万锭，织布机发展到1.7万台，分别为一九一三年的5倍和8倍。这个时期民族资本纺织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被称为“黄金时代”。

处于“黄金时代”的中国纺织工业，在巨大利润的驱动下，应该正是需要大力发展、需要纺织专业人才的时候，为什么既具有专业知识，又具有实践经验，还具有留学背景的张方佐却几经奔波仍然找不到工作呢？因为怀着一颗爱国之心，决心报效自己的祖国和人民的张方佐，首先选择的是国人开办的纺织厂，但都没有被聘用。为了生存，也为了锤炼自己，他根据自己擅长日语的特点，不得已才选择了日资纱厂，即便这样，也是经过六个多小时的考试才被聘用，可见日本工厂招收技术人员之严格。为什么在当时技术人员短缺的情况下，求职还这么难呢？难道是国人开办的纺织厂对于专业技术人员的录用条件更为严格吗？张方佐没有被国人开办的工厂所录用，和当时中国纺织工业发展现状有着直接的关系，这主要体现在生产管理和生产规模两个方面。

在华的外资纺织工厂中所占比重最多的国家是日本。对比中日两国纺织工厂在生产管理方面的差异，最根本的差异是用人制度，而中国腐朽落后的用人制度的存在是有历史渊源的。众所周知，近代中国工业的发展是从清末的洋务运动开始的，纺织业的发展经历了官办、官商合办、商人自办的过程，而生产管理模式并没有随着所有权的改变而变化，科学合理的用人体制也没有建立起来。一直延续下来的封建式管理模式主要体现在管理层用人和工人技术素养两个方面。由于裙带关系，上层管理者大多是工厂主的亲朋好友，既不懂技术，又毫无生产管理经验，工厂的组织和管理，实际上都依靠“工头制”；技术人员要么是从国外订购机器时跟随而来的外国技术人员，要么是工厂自己培养的技术人员，即使是对外招收技术人员，也需有人介绍，方能进厂工作。车间用工由“工头”来把持，而工人的技术水平没有专人负责，新工人没有经过系统培训，进厂后，经过老师傅们的简单传授就直接上岗操作，故而生产率严重低下，且事故频发。“而在华日资纱厂则采取与日本国内相同的劳务管理方式，直接雇佣、训练年轻工人，并强化劳动纪律，以提高工作效率。结果，日资纱厂与欧美及中国资本的纱厂相比，生产效率有时竟高出1～2倍。”通过对比，不难看出国人开办的纺织工厂普遍存在专业性技术人员匮乏，造成技术力量薄弱，更造成技术人员没有话语权，这样就直接导致生产管理落后、生产效率低、生产成本加大等弊端。生产管理落后成为民族纺织工厂生产效率一直远远落后于在华外资纺织工厂，并缺乏竞争力的主要原因之一。

中日两国纺织工厂另一个最大的不同点是生产规模。近代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后，工业发展迅速，尤其是纺织工业的发展带动了经济实力的增长，而经济实力的增长更加助长了日本政府的勃勃野心。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美列强陆续减少了在华纺织领域的投资，这就为蓄谋已久的日本自动减少了竞争对手，为了扩张的需要，日本官方积极鼓励在华日商的投资，趁机占领中国市场，并不择手段地积累财富。

大战前的1913年，在华日资纱厂仅有上海的上海纺织和内外棉，纱锭11.2万锭，仅占中国纱锭总数的13%；但其后呈快速增长之势，1919年增至33.3万锭，占中国纱锭总数的26%;1925年则进一步增至126.8万锭，占中国纱锭总数的38%，十几年间激增10倍以上。而且，富士瓦斯纺织1921年在青岛成立后，原来集中在上海的日资纱厂在青岛也拥有了生产据点。日本向中国转移生产据点的规模，在当时的世界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这就是张方佐回国初期所面对的中国纺织业现状，满怀“实业救国”理想的他，在求职过程中看到了中国纺织工厂与日资纺织工厂在管理和规模上的巨大差距，还看到了劳苦大众在死亡线上苦苦挣扎的惨状。近代中国纺织工业的“黄金时代”并不是纺织工人们的福音，工业化发展使工人阶级的生存依附于工厂的正常开工，同时也成为最底层的被剥削者。纺织生产的巨大利润更加刺激了资本家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贪婪欲望，随着大量民族纱厂的涌现和在华日资纱厂的扩张，劳资矛盾开始逐渐加深。早期资本家对工人的盘剥是没有人性的剥削，延长劳动时间、增加工作量是剥削工人的常用手段，对工人少得可怜的工资还要以各种理由一再克扣。挣扎在死亡边缘的工人阶级为了生存，曾做过无数次流血牺牲的斗争，而在华日资的工人阶级和日商在劳资矛盾之上，还有一个更加不可调和的矛盾，即民族矛盾。

1925年5月，“五卅惨案”的发生使张方佐一气之下离开了喜和纱厂。任何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看到自己的同胞在自己的国土上被外人任意屠杀，都是无法容忍的。为支持这场不单纯是为了生存，更是为了国家主权，为了民族尊严而发起的工人运动，和工人阶级站在一起反抗日资剥削，他毅然放弃这份得来不易的谋生机会，愤然离去，体现了一个爱国主义者坚定的立场。在《纺织事业的经历》（后简称《自传》）一文中，张方佐对于自己当时的遭遇没有进行过多的叙述，而对于培训的新工人的遭遇，字里行间充满了对他们的同情和关怀。我们没有像他那样身临其境地接触过这些人，无法体会他当时的心情，但如果我们阅读过著名作家夏衍所写的《包身工》，一定会被文中所描述的纺织工人群体的悲惨境地所震撼，多年后，依然会对这些“包身工”的不幸遭遇唏嘘不已。亲身接触底层劳苦大众，亲眼见证工人阶级的残酷命运，所有这些都和张方佐在日后的工作中，平等对待工人，寻找一切机会提高工人待遇，改善工人工作环境，率先打破有文化的技术人员和有技术无文化的工人之间的界线，努力提高工人技术水平，进而改善其生存状况等举措有着很大的关联。

工人阶级的悲惨境遇深深触动着这位满腔热血的年轻人，与这一幕幕惨不忍睹的场面相比，他的这些个人谋生遭遇又算得了什么呢？“实业救国”是无法靠一人之力实现的，纺织工业的发展受多种因素制约，他必须脚踏实地地进入这个领域，从最基本的工作做起，通过个人努力获得个人发展，以此来改变纺织工业的落后现状。于是，寻找一切机会尝试可行性改革、积少成多、施展抱负成为张方佐在之后追求人生理想的过程中最直接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