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漂泊求学路

第一节 楔子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在机器纺织工业出现以前，已有手工纺织业的悠久历史。远在新石器时代，人们已经开始利用葛、麻等韧皮纤维纺纱织布；四千七百多年以前，已能织造比较精细的丝绸。经过长期的发展，到商周时期，规格化的布（苎麻布）、帛（丝织物）匹头，已经作为商品在市场上广泛流通。春秋战国时期和西汉初年，纺织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丝织物的大类品种，已有绢、绮、纨、缣、绨、绫、纱、罗、缎等几十种，麻布也已有、绤、绉、纻等许多品种。从汉代到唐代，大量的精美丝织品经由海路和陆路向外输出，开拓了历史上著名的‘丝绸之路’，中国因而被欧亚诸国誉为‘丝绸之国’。到了两宋和元代，随着棉花在中原地区和长江流域的广泛种植，手工棉纺织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随着手工棉纺织业的发展，中国千百年来的农耕时代，逐渐形成了以家庭为单位的男耕女织式传统农村生活模式。在农村手工业中，女性劳动力成为农村纺纱、织布的主力军，这种通过纯手工纺织出的纱和布，仅能满足日常生活所需；此外，纺纱、织布的后加工工序如染色、踹布整理等则以小规模作坊形式存在，这种小规模的生产作坊也只能满足农村家庭的自产自销、自给自足，没有形成生产规模，所生产的产品还未成为商品，没有正式进入社会经济体系的商品流通领域。

棉纺织品逐渐成为农村经济的重要商品之一，是从明代中期开始的。明政府为了扩大收入，开始实行现银纳税制度，这促进了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百姓为获取更多的现银，逐步扩大了适合本地气候和土壤条件的农作物的种植面积，经济农作物交易范围逐步扩大，农产品加工开始增多，这逐步引发了农村生产结构的变化。在江苏松江（今属上海）一带，由于现银田赋缴纳特别高，农民单纯依靠农业收入，已无法交纳田赋和佃租，于是“松江一带随处可见或男或女彻夜织布的情景，其产量最盛时达4500万匹，其中4000万匹称‘松江布’外运到以华北为主的全国市场，被誉为‘衣被天下’。松江本地棉花不足，则从气候条件不适于纺织的华北输入棉花”。江南农村历来是有名的稻米之乡，随着专事棉纺织、养蚕农户的出现，用于主粮生产的农户和耕田逐渐减少，导致本地区粮食产量较少，不能自足，需要从湖南等地调运。由于江南农村这种生产结构的变化，原来广为人知的“江浙（江苏、浙江）熟，天下足”，就逐渐演变为“湖广（湖南、湖北）熟、天下足。”

进入清朝，清王朝统治者和历代封建王朝一样，一贯“重农抑商”，只满足于“闭关锁国”的自给自足式发展。中国纺织技术经过千百年的发展，从纺纱到织布已经形成了先进的手工机械化生产，不同流程的分工也越来越细，但还是止步于手工机械操作。至1840年前后，中国手工纺织技术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但受科技发展水平所限，纺织生产没有能力普及动力化。

“动力机器纺织工业是现代工业文明的源头。18世纪60年代，英国纺织业率先爆发的‘产业革命’，震荡了整个世界，导致全球范围转向动力机器大工业的生产方式，把人类社会带进了大工业时代。19世纪中叶，马克思在研究欧洲最早进入工业化的几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后，在其不朽著作《资本论》中，把纺织业作为现代工业的样本，概括出一系列政治经济学原理，并对纺织业在工业化进程中的先导作用，作出了一个经典的论断：‘没有棉花，就没有现代工业。'”

工业化时代的到来，极大地推动了欧美各国的经济发展，使他们的财富积累驶入了快车道，而纺织工业在欧美早期整体工业经济结构中占据了极大比重，成为推动各国工业革命进程的支柱性产业。而此时的中国还处在传统的自给自足的“男耕女织”时代，历史悠久的传统手工业还在一成不变地继续着。欧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在先进生产力的推动下，积累起来的巨额资本急需输出，为缓解国内经济萧条的窘境，他们将目标锁定在生产力落后、人力与原料市场更为广阔的中国。从1840年开始，为打开中国门户，英国发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到1842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欧美列强与清政府先后签订了《南京条约》及其附属条约等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这些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得中国被迫向西方列强打开门户，从此中国社会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中国近百年的工业化进程，也在坎坷中被动地拉开了序幕。

在中国近代纺织史上，最早兴建的动力机器纺织企业是“继昌隆缫丝厂”，由广东侨商陈启源于1873年在广东南海创办，是中国近代第一家民营纺织企业。随后，时任清朝陕甘总督的左宗棠于1876年在甘肃兰州兴办了甘肃织呢总局，开启了中国近代官办纺织企业的先河。到了清朝末期，洋务派代表人物李鸿章在上海开办了机器织布局（1890年开工），这是中国第一家官办棉纺织厂。与此同时，另一位洋务派代表人物，时任两湖总督的张之洞在武汉开办了湖北织布局（1893年开工），这样，“机器棉纺织工业的出现虽然晚于缫丝业和毛纺织业，但发展最为迅速，很快成为中国纺织工业的主体部分”。

“动力机器纺织工业在中国的发生、发展，比英国、德国等欧洲国家滞后一个多世纪”，这种时间上的差异，体现的是科学技术的巨大差异，由此带来的是生产力的巨大差异，是社会发展的巨大差异，更是国家实力的巨大差异，中国社会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也从此开始了。

被坚船利炮打开门户的中国，被西方贪婪的资本家们视为新大陆。当他们蜂拥而至，企图挖掘他们的“金矿”时，发现欧美等国的剩余商品——棉纺织品在逐渐输入中国的过程中，并没有给他们带来预想中的可观利润，究其原因，是他们倾销的产品不对路。在中国广阔的农村，由于千百年来的粮棉种植历史和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广大劳动人民并没有形成商品流通意识，他们历来崇尚勤俭持家，衣着喜好以本地棉花为原料、在农闲时织就的结实耐磨的土布为主。而欧美等国以美国棉花为原料，美产棉花多以长绒棉为主，适合纺高支纱，用这种纱织出的棉布，质地轻薄，手感细腻，但不耐磨损，因此，以美棉为原料织就的棉布投入中国后，因民众的消费习惯不同，没有销售市场。而棉纱的倾销过程则不同，“与英国机织布形成对比的是，印度产机纱成功进入了中国农村市场。1861年爆发的美国南北战争，尽管是美国国内战争，但其经济影响波及全世界。北军封锁南部各港口，南部各州向英国装运棉花因而中断。陷入‘棉荒’的英国只得从殖民地印度进口棉花。英国还到中国、日本搜求棉花，出产旧大陆棉的亚洲各国，无一不因意外的棉花出口热而受益。特别是印度，棉花贸易带来的高额利润被投资到棉纺织业，亚洲最早的工业化开始了。印度拥有的纱锭数量，1876年突破100万锭，1897年达到480万锭”。

借助美国南北战争的契机，印度机纱成了西方国家输出资本进入中国市场的利器。印度机纱以旧大陆棉为原料，旧大陆棉纤维粗短，适合纺低支纱（我国手工纺纱也主要是纺低支纱）。由于是机器生产，印度机纱在纺制过程中，因增加了均匀适度的加捻而增加了其牢固性和韧性。这样，无论是纱线性能、织造性能，还是价格优势，印度机纱都易于被国人接受，并开始逐渐取代农村土织布所用的经纱，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国产棉花在棉纺织业织造的比重。印度机纱成功进入中国市场后，逐渐扩大了市场份额，从而间接促进了中国农村织布副业的兴旺，但也逐渐摧毁了中国农村传统的家庭手工纺纱生产模式。

印度机纱作为纺织半成品而成为商品，也意味着棉纺织品成为商品，具有了经济价值。为获取更大利润，有条件、有市场意识的农户逐渐开始使用一些先进的新式机器取代旧式纺织工具，这样棉纺织业从生产力、生产规模、产品品种到产品质量都开始悄然发生改变。“在农村织布业中，除用旧式织机（相当于日本的矮机或高机）织造新土布这一传统形式外，也开始用新式铁轮机（脚踏织机）织造改良土布。铁轮机于1903年底由日本被引进到天津，1907年起已开始国产。总之，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与传统截然不同的新型织布业已经萌芽。”

新型纺纱织布机器的使用，标志着中国传统的男耕女织时代结束了，以纯手工生产为主的棉纺织业开始逐渐瓦解。如今，世人只知鸦片是鸦片战争前后欧美等国向中国倾销的主要商品，而甚少有人知道，“曾几何时，印度棉花的地位与鸦片不相上下，这也是事实”。鸦片不但从身体上残害了我们的国民，而且从精神上摧毁了我们的民族。鸦片的倾销成为西方列强掠夺中国财富、侵略中国主权的一个重要手段；而印度机纱的进入，同样摧毁了国民的传统生活，成为欧美等国掠夺中国财富、占领中国市场的另一个重要手段。鸦片战争的直接导火索是鸦片贸易，“但实际上英国棉纺织中心曼彻斯特市早就要求英政府用武力打开中国纺织品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