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经亨颐学院的创建

第一节 溯源：经亨颐学院的先贤思想

我国教育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几千年来形成了博大精深和具有顽强生命力的教育传统。校史不仅是由一组人物和事件构成的时间序列，更是一部蕴涵着文化密码和精神特质的生动画卷。没有校史，学校无从寻觅其精神故乡，无法从中获得经验，汲取力量。既然经亨颐学院是以杭州师范大学首任校长、近代教育家经亨颐先生命名的荣誉学院，好奇心驱使我们去回味历史，寻访他的人生经历和办学历程，从中挖掘他的办学思想、办学精神和办学业绩，并使得这些先进的教育思想和优良的办学传统得以传承并发扬光大。

一、教育家经亨颐

经亨颐（1877—1938），字子渊，浙江上虞人，近代教育家。他早年受维新思想影响，久怀报国之志，后东渡日本攻读教育与数理。1907年留日期间，受聘担任浙江官立两级师范学堂教务长，不顾学业中断，赶回国内参加筹建，从此献身教育。辛亥革命后，他任该校校长（以后学校更名为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与此同时，他还被推举为浙江教育会会长，成为全省教育界的核心人物。“五四”运动时期，经亨颐顺应时代潮流，大胆改革教育，因而得罪反动当局，1920年初被撤去校长职务。此后，他受上虞陈春澜先生的资助，在家乡办起私立春晖中学。1923年，他又受命任宁波浙江四中校长。1925年，他在宁波再次遭到反动势力的围攻和驱逐，愤而辞职。不久，经亨颐将春晖中学校务委托他人，离开浙江参加国民革命。在此以前，经亨颐应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邓萃英之邀，一度担任北高师总干事兼学生自治指导委员长。他积极参与1922、1923年期间的学制改革和课程改革。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任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代理广州中山大学校长。国民党叛变革命后，他与何香凝、柳亚子等人在上海组织“寒之友社”，题诗作画，抒发对蒋介石政府的不满。1938年9月15日病逝于上海。

经亨颐先生是我国师范教育第一代杰出的探索者和实践者。他参与筹建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前身为浙江官立两级师范学堂），并担任教务长、校长达10年之久。尤其“五四”运动以后他在浙江一师所进行的大胆改革，管理上变专制为民主，制度上变机械为灵活，内容上变陈腐为清新，在全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浙江一师也因此在国内享有盛誉，成为当时中国六所著名的师范学校之一。陈望道曾说：“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从全国范围来讲，高等学校以北京大学最活跃，在中等学校，则要算是湖南第一师范和杭州第一师范（即浙江一师）了。”经享颐先生所创办的春晖中学同样蜚声海内外，赢得了“北有南开，南有春晖”的美誉。他主持的浙江第一师范、上虞春晖中学以师资雄厚、设备完善、教育民主和管理有方而著称，有爱国热情强烈、学术空气浓厚、文体活动丰富、师生关系融洽的优良传统，是全国中等教育的楷模。在30多年的教育工作中，经亨颐一贯主张“与时俱进”“适应新潮流”的办学方针，提出了“反对旧势力，建立新学风”的教学主张，广采博引国内外先进教育思想，提倡人格教育。他提倡人格陶冶，注意全面发展，为国家培养了宣中华、柔石、杨贤江、陈建功、丰子恺、潘天寿等一大批优秀人才。

二、人格教育思想

经亨颐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近代著名中等教育家，他的办学实践是教育家办学的典范。虽然对教育家的定义见仁见智，但不管怎么说，教育家大多有崇高的人格、闪光的思想和丰硕的业绩。教育思想是教育家的显著特征，教育家办学本质上是教育思想办学。经亨颐在浙江第一师范、上虞春晖中学等学校的办学过程中，大力倡导并积极践行人格教育，这也是他教育思想的特色所在。

人格教育是当时德国教育界流行的一种思潮，此说注重人的精神生活与理性活动，力图矫正由物质文明引发的现代教育之流弊，主张教育以养成人格为目的，教授当注意感情陶冶和意志培养，训练则以儿童为中心。经亨颐采用这一学说，伸张人格的意义，主要是反对束缚个性、摧残人格的封建旧教育，要求教育上的民主和自由，反对军阀政府对进步师生进行压制和迫害。同时，人格教育和我国先哲重视人格修养的思想也相吻合，借此可以发扬古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精神，以达到改造社会、振兴国家之目的。

经亨颐对西方人格教育思想的阐述，概括起来包括以下八个方面的内容：其一，人有一种人格之尊严，也必须用相当之品性，故教育及教授不可不以此品性之形式为目的；其二，人的发展含有知、情、意三方面，故对学生不仅要授以知识，更应加强情感和意志的培养，使之形成一定的信念和理想，具备“开辟新生活价值之创造力”；其三，希望造成人格尊严之崇高的社会，不可抹杀个性天才，故教育须尊重学生之个性及其人格，以学生为教育之中心，且欲使发达个性，当设自由选择科；其四，教育的中心不在教授，而在训练，教育的内容不可偏重科学，须重艺术；其五，训练的方法不尚他律的束缚，须注重“内部之良心”，促成其“自由之服从”；其六，注重家庭、学校、社会的协同努力，以营造良好的环境和氛围，使“易于精神生活、人格之尊重之实现”；其七，当讲求教师养成之道，以收人格感化之效；其八，欲使教师密切与学生的关系，一学级学生之定员以少为宜。

经亨颐极为赞赏西方人格教育这一学说，他认为注重治本的人格陶冶应引起教育界的普遍重视，而对于师范教育尤为切用。在1915年9月召开的全国师范学校校长会议上，因经亨颐等人的提议，与会者达成了共识，即人格教育和生活教育均为师范教育最当注意的中心问题。经亨颐指出：“夫人格者，多数人之格，即为人之格式也。”“人格者，良心之模型，道德之容器也。”“人格实现之如何，而良心与道德亦如影随形而俱改。”他认为教育是一门高尚的艺术，教师是艺术家，教师与学生之间最为重要的是人格交际，当教师之人格与学生之人格“至微至妙之间”，即教育效力之所在。“教师之任务，与其为冷的、科学的法则施行者，毋宁为以有血有泪、自己之人格移之于儿童，形造儿童之人格之艺术家。”既然教师的威信主要在于人格的力量，那么培养教师的师范学校自然是“人格专修学校”，所施也应该是注重人格的教育。他还就师范学校如何实施人格教育提出了办法四条，即：以“诚”字为全国师范学校校训之中心；考查学生成绩宜注意操行；校长为全校之表率，务必慎重遴选，以重人格；教员宜专任，若对学校无专任之精神，欲言人格难矣。

经亨颐在主持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期间，积极践行人格教育思想，主要有以下方面：一直强调学校不是“贩卖知识之商店”，应以陶冶人格为主旨。“求学何为？学做人而已”。他为学校制定的校训“勤、慎、诚、恕”四个字，作为师范生为人处世必须遵循的规范，即要求学生对待学习、工作做到勤奋、勤劳、勤俭；说话做事要慎思、慎言、慎行；对待国家、事业要有赤诚之心；与人相处做到诚信待人、严于律己。他还强调人格是做人的格式，思想要走在时代的前面，希望学生在继承中国传统美德的同时，更要成为顺应历史潮流发展的一代新人。在校训中，“诚”字最为重要，因为“诚字可包括一切人格之要件”。经亨颐希望通过校训来激励学生，以达到进一步完善他们人格的目的。其次，健全的人格应该是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经亨颐认为学校不仅要注重对学生的智力训练，也应注意情感陶冶和意志培养。为改变传统教育死读书的倾向，他对体育、音乐、图画、手工诸科特别重视。再次，在训练方法上，经亨颐注重尊重学生人格，提倡“自动、自由、自治、自律”，即要使学生有自发之活动、自由之服从、自治之能力、自律之行为，反对强迫命令和他律束缚。为尊重学生人格，养成他们自治的能力和自律的习惯，经亨颐认为最好的办法是成立学生自治机构，自己管理自己，学校负劝导扶护之责，教师则须在一旁起指导和陶冶的作用。

三、名师育英才

培养学生是学校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衡量一所学校办学水平的最终标志是学校培养人才的数量和质量。就浙江一师而言，虽然时间不长，但却培养出了非常多的优秀人才，作家曹聚仁、傅彬然、贾祖璋、范尧生、冯雪峰，诗人汪静之，漫画家丰子恺，音乐家吴梦非、刘质平，国画家潘天寿，语言学家朱文叔，教育家杨贤江，鱼类学家陈兼善，革命活动家俞秀松、宣中华、叶天底、柔石、施存统、庄文恭等，都是一师的学生。对一所普通的中等师范学校而言，实在是很不普通。

教育的本质是师生间的相互影响。教育是心灵与心灵的沟通，灵魂与灵魂的交融，人格与人格的对话。有好的教师，才可能有好的学校和好的教育。经亨颐取得显著的办学业绩与其重视选聘优秀教师，集聚了一大批名师密切相关。一时间，可谓群贤毕至，名师云集，蔚为壮观。教师们以自己的人格魅力和学术魅力去影响感染学生，做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简言之，“名师育英才”是经亨颐的办学之道。

经亨颐对教师的聘请把关很严。他认为，“教育决非为教育者生计之方便，学校决非为教育者栖身之传舍，当以维持文化、传达文化为己任”，教师要有“高尚的品性”，反对那些“因循敷衍、全无理想，以教育为生计之方便，以学校为栖身之传舍”的碌碌无为之辈。在经亨颐任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包括浙江两级师范学校）校长期间，教师队伍中聚集了大量的优秀人才，如李叔同、夏丏尊、陈望道、李次九、刘大白、单不庵、姜丹书、胡公冕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李叔同和夏丏尊。

李叔同（1880—1942），名息，字叔同，号息霜。出家后法号演音，号弘一。是著名音乐家、美术教育家、书法家、戏剧活动家，是中国话剧的开拓者之一。1912年8月，李叔同应时任浙江两级师范学校校长经亨颐之邀，赴杭州任教。在这所学校里，李叔同任图画、音乐教师达6年之久。据说经亨颐请李叔同来任美术、音乐教师时，李叔同提出的设备条件，一是“教美术要有画室，画室要配上全部画架，石膏像等一应俱全”，二是“教音乐须给学生每人配一架风琴，再加上若干钢琴，师范生必须人人会弹琴”。在李叔同的努力下，浙江一师校内艺术氛围一直非常浓厚，并成为其一大特色。与其他同类学校相比，浙江一师在音乐、图画上的教学成绩特别突出，深受赞许。1914年2月，黄炎培考察皖、赣、浙、鲁、冀五省教育的情况，在谈到浙江省第一师范学校时说：“其专修科的成绩殆视前两江师范专修为高，主其事者为吾友美术专家李君叔同（哀）也。”丰子恺回忆说，他做中小学生的时候，图画、音乐两科在学校里最被忽视。那时学校里最看重的是英、国、算，即英文、国文、算术。但在当时的浙江一师，情形几乎相反，图画、音乐两科最被看重，图画教室安装有特殊设备，音乐教室置备了大小五六十架风琴和两架钢琴。课表里的图画、音乐钟点虽然照当时规定，并不增多，然而课外图画、音乐学习的时间比任何功课都勤；下午四时以后，整个校园都是琴声，图画教室里不断有人在那里练习石膏模型木炭画，光景宛如一艺术专科学校。学生们对于“每天要花一个小时去练习图画，花一个小时以上去练习弹琴”的学习安排“认为当然，恬不为怪”，其原因是李叔同的“人格和学问，统制了我们的感情，折服了我们的心”。

丰子恺认为李叔同是他生平最崇敬的人，李叔同受崇敬的原因有二，一是凡事认真，二是多才多艺。丰子恺回忆道：“我们上他的音乐课，有一种特殊的感觉：严肃。摇过预备铃，我们走向音乐教室（这教室四面临空，独立在花园里，好比一个温室）。推进门去，先吃一惊：李先生早已端坐在讲台上。以为先生还没有到而嘴里随便唱着、喊着或笑着、骂着而推进门去的同学，吃惊更是不小。他们的唱声、喊声、笑声、骂声以门槛为界限而忽然消失。接着是低着头、红着脸，去端坐在自己的位子里。端坐在自己的位子里偷偷地仰起头来看看，看见李先生的高高的瘦削的上半身穿着整洁的黑布马褂，露出在讲桌上，宽广得可以走马的前额，细长的风眼，隆正的鼻梁，形成威严的表情。扁平而阔的嘴唇两端常有深涡，用‘温而厉’三个字来描写，大概差不多了。讲桌上放着点名簿、讲义，以及他的教课笔记簿、粉笔。钢琴衣解开着，琴盖开着，琴谱摆着，琴头上又放着一只时表，闪闪的金光直射到我们的眼中。黑板（是上下两块可以推动的）上早已清楚地写好本课内所应写的东西（两块都写好，上块盖着下块，用下块时把上块推开）。在这样布置的讲台上，李先生端坐着。坐到上课铃响出（后来我们知道他这脾气，上音乐课必早到。故上课铃响时，同学早已到齐），他站起身来，深深地一鞠躬，课就开始了。这样地上课，空气严肃得很。”“个个学生真心地怕他，真心地学习他，真心地崇拜他。”“因为就人格讲，他的当教师不为名利，为当教师而当教师，用全副精力去当教师。就学问讲，他博学多能，其国文比国文先生更高，其英文比英文先生更高，其历史比历史先生更高，其常识比博物先生更富，又是书法金石的专家，中国话剧的鼻祖。他不是只能教图画音乐，他是拿许多别的学问为背景而教他的图画音乐。”

夏丏尊（1866—1946），名铸，字勉旃，号闷庵，浙江上虞人，近代著名教育家。夏丏尊是一位具有宗教情怀的教育家，终身献身于教育事业，在中等教育领域成绩卓然。在浙江一师任教时，他被称为“四大金刚”之一；在春晖中学，他是经亨颐先生的得力助手；他是上海立达学园的主要参与创办者；他还是《中学生》杂志的创办者和主编，等等。特别是，夏丏尊的“爱的教育”思想和实践在基础教育领域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1919年，夏丏尊在《教育者的背景》一文中指出，凡是一种艺术，大概都应当有背景。背景是艺术的生命，没有背景的艺术不能叫做艺术；同样，教育也是一种艺术，没有背景的教育也不能叫做教育。那么，什么叫做教育的背景呢？他说：“我们所行的教育是人的教育，当然应当用人来做背景。”他引用卢梭的话说，“不管学生将来入何等职业，先使他成功一个人”。夏丏尊抨击了当时学校教育忽视了人的存在，“课程自课程，人自人，这种无背景的教育，就是再办几十年也没有什么效果”。

夏丏尊认为，教育除了以人为背景外，还有一种重要的背景就是教育者的人格。夏丏尊认为，当时的学校教育是一种学店式的教育，学店式的学校到处林立，“教育者与被教育者的中间但有知识的授受，毫无人格上的接触；简直一句话，教育者是卖知识的人，被教育者是买知识的人罢了”。这样一种学店式的教育，对学生的危害是巨大的。“机械的大家卖来卖去，试问这种知识有什么用处？”夏丏尊强调，“真正的教育需完成被教育者的人格，知识不过人格一部分，不是人格的全体。”“以言教者讼，以身教者从，教育者必须有相当的人格，被教育者方能心悦诚服。只靠规则是靠不住的。”他进一步指出：“人格恰如一种魔力，从人格发出来的行动，自然使人受着强大的感化。同是一句话，因说话者人格的不同，效力亦往往不同。这就是有人格的背景与否的分别。”夏丏尊与李叔同是莫逆之交，他们曾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后改为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共事过六年，结成深厚友谊。《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歌》就是由夏丏尊作词、李叔同谱曲的。夏丏尊经常称赞李叔同的人格魅力：“他做教师有人格作背景，好比佛菩萨有灵光，所以不威胁学生，而学生见他自生畏敬。他是实行人格感化的一位大教育家。”

夏先生后来翻译的《爱的教育》，风行国内，深入人心，甚至被取做国文教材。在《爱的教育》一书“译者序言”中，他说过一段异常深刻的话：“学校教育到了现在，真空虚极了。单从外形的制度上、方法上，走马灯似的更变迎合，而于教育的生命的某物，从未闻有人培养顾及。好像掘池，有人说四方形好，有人又说圆形好，朝三暮四地改个不休，而于池的所以为池的要素的水，反无人注意。教育上的水是什么？就是情，就是爱。教育没有了情爱，就成了无水的池，任你四方形也罢，圆形也罢，总逃不了一个空虚”。在这里，夏先生作了一个生动形象的比喻，他把办学校比做挖池塘。他认为，我国学校老是在制度方法上变来变去，好像挖池塘，不断改变池塘的形状，但忽视了关键问题即池塘要成为池塘必须有水。他认为办好学校的关键是必须有感情，必须有爱，这是教育的灵魂和生命。

李叔同与夏丏尊所教学科不同，为人处世、教育风格也不一样，但两位名师都对学生的一生产生了重要影响。用丰子恺的话来说，“李叔同与夏丏尊对学生的态度，完全不同。而学生对他们的敬爱，则完全相同”。这两位导师，如同父母一样。李先生是“爸爸的教育”，而夏先生是“妈妈的教育”。

值得一提的是，《杭州师范大学校歌》，原是《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歌》，一直传唱至今，由夏丏尊作词，李叔同谱曲。歌词如下：人人人，代谢靡尽，先后觉新民。可能可能，陶冶精神，道德润心身。吾侪同学，负斯重任，相勉又相亲。五载光阴，学与俱进，磐固吾根本。叶蓁蓁，木欣欣，碧梧万枝新。之江西，西湖滨，桃李一堂春。校歌曲调恬静典雅，歌词隽永清新、意境深远。从《校歌》的歌词看，充分体现了当时学校独特的治校理念和办学特色，主要体现了“立志、劝勉、熏陶”三方面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