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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风”同时也刮到了高西沟。1958年，当时的榆林地委农工部召开会议，要求大办食堂，既然到了共产主义那就要体现共产主义的优越性，吃饭不要钱。开完会座谈，高祖玉掐着指头算算，说：办不到！要放开肚皮吃，加上浪费，一年的粮顶多半年就吃掉了。还有，油盐酱醋这些都要钱，集体的钱也不够半年开支。这样吃法，非倒塌不可！农业部长批评：不敢胡说！高祖玉回来，没有认认真真办食堂，而是装模作样办了两三个月，等风头一过，立即熄火。

还是这个1958年，历史注定它将成为高西沟的1958年。

今天的高西沟人还能清晰地记得他们修孙家梁山20亩水平梯田时的情景，耳旁仿佛还能听见高祖玉一声急似一声的吹哨声。红旗、黄旗、黑旗，两小时评比一次，为夺红旗拔黑旗所有的人全都紧抿着嘴唇，寂静中，千山万壑的寂静中，春寒料峭的寂静中和秋雨绵绵的寂静中，只听哨音，只听唰唰唰的扔土声，啪啪啪的拍塄声，噔噔噔的奔跑声，3人一组，5人一队，在孙家梁的山坡上摆开几条长蛇阵。长蛇蠕动着。太阳出来，太阳下山，风来了，雨去了……高西沟人疯了，高西沟人干疯了，高西沟人真的干疯了！

就在高西沟人如此疯干的时候，隔河相望的杜家石沟人虽然有人在打坝，有人在修梯田，有人在修水田，也没闲着。但干活的人却是外来的人，是挣杜家石沟人钱的人。有优厚的国家资金在背后撑腰，有各级政府各个部门倾情解囊相助的偏吃偏喝，杜家石沟人这时已经慵懒了自己的腰身，而宁肯花钱雇人给他们整理自己的家园，再造他们的山河。这有点像如今足球联赛里的“外籍球员”，球踢得再好，等到真正拼实力的世界足球杯比赛时，除非人家加入你的国籍，否则，人家还得回人家自己的国家去踢球。作为雇佣工，被雇来修理别人家的田地，心里就少了种对土地的热爱和对土地的神圣感情，于是“漂亮”便只停留在了表面。

会战工地（高治仁 摄）

而山那边的“大户”姜兴庄，既然是县上重点补助和扶持的对象，这时候也就享受了一些“特权待遇”。县上对他们以工代赈，也就是说，姜兴庄的农民给自己的家园干活能够领到县政府的补贴。

等到公社和县上组织的检查团挨家挨户验收，从姜兴庄翻过大银山到高西沟和过无定河从杜家石沟到高西沟，用脚踩一踩新修梯田的田埂，抓一把新修梯田的泥土闻一闻，不仅仅县委书记王彦成，所有的随行人员都立即做出了好坏优劣孰高孰低的理智判断。现在看起来，他们当时也许并没有想到，这样一个地处该乡最北面的小村庄，这样一个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比它周围几乎所有的村庄都更为恶劣的高西沟，日后会有什么出息，日后竟会走出他们的视线走得那么远那么不可思议！但当时可以肯定，县委书记和所有的人还是感动了……

心，为之一振。

在随后召开的各种会议上，县委书记王彦成提到高西沟时说到的最多四个字是：自力更生。国家没有给高西沟人一分钱，他们的梯田修得那么好，他们的坝打得那么结实，该有树的地方有树，该有草的地方有草！而作为县委书记的笔杆子，农技员林关石在这一时期第一次在榆林地区行署主办的《榆林报》上报道了高西沟。林关石报道的侧重点仍然是高西沟人的一种精神：自力更生。

高西沟露脸了。

介绍经验（高治仁 摄）

根据准确的记忆，高西沟露脸的准确时间就是这个1958年。

在随后的1959年新春，农业技术员林关石把他的铺盖卷从杜家石沟地主庄园的窑洞里搬到了高西沟，他的使命之一就是把先进的农业科技应用到高西沟。再随后的一年，升任米脂县农业局局长的刘树滋也把他的铺盖卷从杜家石沟搬进了高西沟。这一个一个迹象表明，真正的高西沟时代开始了。真可谓风水轮流转。从1944年陕甘宁边区时就成为一个“明星村”的杜家石沟无可奈何地花开花落了，而原先谁也没有想到、谁也看不起的高西沟村，此时却像一个稚气未脱的青春鼎盛的精壮小伙子，莫道君行早，天破晓，清晨好上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