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許筠的品與行

由於許筠不光彩的人生結局，無論正史、野史還是文人筆記對他的評價都很低，如：

（筠）爲人輕妄，無足觀者。[6]

筠才華無儔，而浮妄輕薄，且無行檢。[7]

文章獨步一時，而輕薄無行，見棄於士論。[8]

許筠聰明有文才，以父兄子弟發跡有名。而專無行檢，居母喪食肉狎娼。[9]

總括而言：一是居喪狎妓，有悖人倫；二是爲人輕薄，淫邪無行。那許筠究竟是怎樣一個人？要分析他的品行，我們要先看看他成長的社會環境與家庭環境。

一　個性成因

每個人的個性形成及行爲方式都與他生活的時代、所處的家庭環境密切相關。朝鮮自輸入程朱性理之學後，儒學得到長足發展。到明宗（1546—1567在位）、宣祖時，儒學大家輩出，嶺南有退溪李滉（1501—1570）、南冥曹植（1501—1572），湖南有一齋李恒（1499—1576）、河西金麟厚（1510—1560）、高峰奇大升（1527—1572）及眉巖柳希春（1513—1577），京畿有蘇齋盧守慎（1515—1590）、栗谷李珥及牛溪成渾（1535—1598）等，理氣心性之學大熾，儒學進入全盛時期。朝鮮儒學雖流派紛呈，但其本源都爲程朱之學，其他任何學派都會被視爲異端受到排斥和打擊。

陽明學早在中宗十六年（1521）即傳入朝鮮，當時的文人見到《傳習録》，認爲“學蹈象山多病處”[10]，站在朱子學的立場視其爲異端。[11]四十多年後，李滉又作《<傳習録>論辯》、《<白沙詩教><傳習録>抄傳因書其後》二文[12]，批駁陽明學，其斥王主旨大約有如下幾點：一、王陽明的“心即理”説是陽儒陰釋；二、“知行合一”之説違背了窮理的精神，混淆了感覺與義理的區别；三、陽明對朱子學的非難攻擊，是欺世盗名的行爲。李滉之論，奠定了朝鮮反陽明學的基礎，成爲朝野一致的態度。李丙燾評論云：“退溪可謂王學排斥之第一先鋒也。自是以還，退溪門下尚矣勿論，其他儒者，率多效之，攻斥不遺餘力。既使王學卒不能有地步於當時學界，益驅學人入于朱子學之單一窩中矣。”[13]

與學者的態度相應，朝臣也以陽明學爲邪説，建議刊刻反陽明學的典籍抵制其流行：“王守仁自聖無忌，詆毁朱子，中國好經者，從而和之，陳建著《學蔀通辨》，此實闢異端之正論，宜令校書館開板，又於湖、嶺亦然。”[14]朝鮮社會反陽明學的傾向，並非僅僅局限在朝鮮境内，而是通過與明互派使臣，發展成兩國學術界間的論辯與争鋒。

宣祖七年（1574），許筠仲兄許篈以書狀官入明，著有《朝天記》，其中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與明朝文人學者針對陽明學進行的一系列論争。其所論也未超出李滉的見解，“今如陽明之説，則是棄事物，廢書册，兀然獨坐，蘄其有得於萬一也，烏有是理哉？此陽明之學所以爲釋氏之流，而不可以爲訓者也”[15]，也以陽明學同於佛教之説。宣祖十五年（1582），明朝派黄洪憲、王敬民入朝鮮，李珥爲遠接使，仍對陽明學進行抵制。[16]

雖然朝鮮很多學者、文臣反對陽明學，但宣祖本人似乎有不同看法，他認爲陽明之學“謂之邪，無乃過乎”[17]，所以並未嚴格限制陽明學的傳播，對早期的陽明學者也採取包容理解的態度，這就爲陽明學在朝鮮的發展提供了空間。如南彦經（1528—1574）爲徐敬德門人，又從退溪學，是朝鮮最早接受陽明學的學者之一，柳成龍（1542—1607）稱“今人學於彦經者，亦多尚陽明矣”[18]。南彦經弟子之一爲李瑶，與宣祖有一次對話：

瑶曰：“雖中朝人，若有心學，則願見而不得。王守仁之書，亦嘗喜見矣。”上曰：“所見必高矣。守仁何如人耶？”瑶曰：“其言云：‘晦庵之心與某同，而格物之説與程子有異。’”上曰：“陽明之説是乎？”瑶曰：“臣嘗見陽明及象山書，臣之心以爲好矣。”上賜瑶内饌。瑶曰：“願以此遺彦經之孫。”上曰：“無妨。”[19]

這是發生在宣祖二十七年（1594）間的事，此時朝鮮正逢壬辰倭亂，在這樣的危亂時刻，相對於朱子學者，王陽明其人其學對宣祖都更有吸引力，因爲陽明雖然是儒家學者，却有事功有謀略，能平定宸濠之亂，救國於危難，所以當時朝鮮部分學者甚至有這樣的想法：“若使陽明爲今日經略，則此賊可以蕩掃矣。”[20]

另一方面，援朝的明將領中，很多都是王學學者，對推動陽明學在朝鮮的傳播發揮了一定的作用。如袁黄，字坤儀，號了丸（凡），壬辰入朝鮮，贊畫防海禦倭軍務，“嘗與我國議政崔興源語曰：‘中國昔時皆宗朱元晦，近來漸不宗朱矣。’興源曰：‘朱子無間然矣。’主事頩然不悦。翌日移咨，舉《四書注疏》逐節非毁之”[21]。又如宋應昌經略朝鮮，他有“東國興復在世子，世子賢德在公等”的想法，所以“請世子侍講官數人，講論道學。上遣文學柳夢寅、司書黄慎、説書李廷龜往，經略留之幕下，軍務之暇講《大學》旨義。經略學於王守仁門人，力詆程朱注説，慎、廷龜極論朱、陸之辨。經略使製《大學講語》，慎等曰：我國尊尚程朱，先儒諸説具載，此外不敢贅一辭。經略曰：貴國學尚如此，但可從所學而著説資我講劘，不宜蹈襲固儒陳言腐語，以流出胸中者别成一書”[22]。雙方關於朱子學、王學的觀點針鋒相對，但因爲朝鮮儒者堅持朱子學的立場非常堅决，宋應昌也不能不爲之讓步。即便如此，陽明學潛移默化的影響仍然存在。

到許筠時，陽明學已爲朝鮮知識階層普遍接受，張維（1587—1638）明確批判朝鮮學界的單一與僵化，云：“中國學術多歧，有正學焉，有禪學焉，有丹學焉；有學程朱者，學陸氏者，門徑不一。而我國則無論有識無識，挾篋讀書者皆稱誦程朱，未聞有他學焉。豈我國士習果賢於中國耶？曰：非然也。中國有學者，我國無學者。蓋中國人材志趣頗不碌碌，時有有志之士，以實心向學，故隨其所好而所學不同，然往往各有實得。我國則不然，齷齪拘束，都無志氣。但聞程朱之學世所貴重，口道而貌尊之而已。不唯無所謂雜學者，亦何嘗有得於正學也。”[23]一針見血地指出了朝鮮學術界的弊病，當時大多數學者都是人云亦云，隨波逐流而已，並無真發明真見識。張維又爲陽明學辯護，稱：

陽明、白沙，論者並稱以禪學。白沙之學，誠有偏於静而流於寂者，若陽明良知之訓，其用功實地專在於省察擴充，每以喜静厭動爲學者之戒，與白沙之學絶不同。但所論窮理格物與程朱頓異，此其所以别立門徑也。[24]

陽明學並非禪學，與程朱理學只是窮理與格物上的差異。同期另一著名學者李睟光（1563—1628）也很關注陽明學説，在《芝峰類説》中多有論述，如“王陽明曰：‘君子正目而視之，無他見也；傾耳而聽之，無他聞也。如猫捕鼠，如雞覆卵，精神心思凝聚融結，不復知有其他，然後此志常立，神氣清明。一有私欲，即便知覺，自然容住不得。’余謂陽明此言極爲嚴切，但帶些禪味，學者不可不知”[25]，雖以陽明學與禪理相通，仍對之有充分的理解與贊許。

陽明學是對日趨僵化的程朱理學的反動，其學理的自由主義與個人主義傾向，是思想的解放、人性的釋放，對士人的思想方式、行爲方式都産生深刻影響，所以論及晚明社會思潮時一定不能忽視陽明學的存在，其在朝鮮的影響亦很深遠。陽明學説的核心，是回歸自我，爲善去惡，知行合一。他完成了從外向内、從外物向自我、從理學向心學的轉變。這一轉變，本意在於從自我的省察克治、存天理去人欲開始，改變自我也改變士風世風。但是在闡述這些理論命題時，留下了通向任由個性發展的理論通道。陽明的本意，回歸自我是要通向成聖之路，而另一通向，則是縱欲之路。[26]朝鮮文人與晚明士人一樣，都似乎在縱欲之路上走得更遠，“近世士人以禮爲蘧蒢，非徒談誦虚無而已。乘醉結駟出入平康，不復拘忌，以至莊人雅士亦染其跡”（《樵談》，頁35）。他們思想開放，個性鮮明，生活放蕩。許筠對王陽明的文學與思想都很熟悉，在他評定的“明人以文名者十大家”（《樵談》，頁31）中，王陽明就是其中的一家。許筠“素性放誕”的個性，以及“情欲天也”的言論，都與陽明學的影響有著絲絲縷縷的聯繫。

另外就許筠個人的成長環境而言，在他十二歲時，許曄去世，使他缺少了來自父親的約束與管教。又因年幼喪父，更讓人憐愛，作爲一種補償，母親、兄長都對他傾注了更多的愛，乃至嬌寵溺愛，這就更容易讓他的個性由規矩刻板滑向任性胡爲。他自己多次言及：

僕十二失嚴訓，母兄憐愛，不加督責。（卷一〇《答李生書》，頁225）

僕早失嚴訓，母兄嬌愛之，不加誨敕，任誕自放，浮湛於里社中，茶肆酒坊靡不出入，人見之者，固已相輕。（卷九《與李大中第一書》，頁218）

當他在1615年四十七歲追叙平生時，仍談及父親早逝與母兄寵溺對自己的影響：“謭薄堪悲十二孤，聞詩無復過庭趨，平生落拓荒先訓，慚愧官叨上大夫。”“多病孱軀任拙疎，母兄嬌愛貸居諸。專經學究猶慚耻，讀破家傳四部書。”[27]無論是官至上大夫還是讀破四部書，都不能改變年少時家庭變故所帶給他的心理創傷。此時能給予他影響的就是年長的兄長們，又以仲兄許篈的影響更大。許篈少年得志，以文才著稱；個性張揚，好酒[28]，亦有好色之名[29]。他雖批評陽明學，但其放浪山水間、任情隨性的生活方式以及放蕩不羈的行爲方式，都很接近陽明後學，自然也比刻板的生活更具吸引力。

許筠在從少年向青年的過渡期，一方面缺少來自家庭的嚴格管教，一方面又深受陽明學以及許篈的影響，很容易形成放誕任性的個性，常有不合禮教的言行舉止，從而受到正統文人學者的排斥抨擊。許筠的成長環境自有其不幸，理應同情地理解，但因其被罪而亡的人生結局，並不能得到世人的體諒，如李玄錫（1647—1703）《覽覆瓿稿》云：“人無行檢必招灾，况是才名作禍胎。休怨父兄嬌愛過，亂邦徼寵死宜哉。”[30]死時不明不白，死後仍被批被駡，實是許筠的悲哀。

二　素性放誕

許筠聰明博學，歷史上有很多記載，如李瀷（1681—1763）云：“記性之慧，近世以許筠爲最。筠過目輒認，人欲試之，取筆管滿握，舉以示其端，去管而問幾何。筠目想心準，便向壁以墨識之若管端樣，復一一數之能得云。”[31]過目不忘的聰慧，加上自身勤奮好學，許筠才華早發，少年得意，二十一歲中生員，二十六歲文科及第，二十九歲爲文科重試狀元。

出身名門望族，又少年得第，過分順利的開端，很容易讓人變得驕傲自大、目空一切。許筠就頗爲恃才自傲，無所忌憚。他對自己的個性也有清晰認識，多次自稱：

有一不協，不忍須臾。（卷一二《對詰者》，頁243）

僕言輕量狹，不能容忍。（卷九《與李大中第二書》，頁218）

弟素性放誕，不善酬俗，心且狷狹，不能容忍。（卷九《奉答家兄書》，頁216）

許筠的“不能容忍”倒不一定是氣量狹窄，而是一種率性，一種不假思索的任性。宣祖三十四年（1601），許筠任漕官時發生的一件事很能反映他的性格：“伐木官朴兄景賢來衙軒，遣吏問當宿何房。余默知其要入東厢，不與較。”（卷一八《漕官紀行》，頁283）朴景賢想入住東厢房，許筠“不與較”，默認了朴氏的行爲，但這並不代表許筠真的不以爲意，“夕，朴即徙於東厢。夜，朴房妓誤來於軒，余逐之，而棍首妓數十”（卷一八《漕官紀行》，頁283）。驅逐妓女棒打首妓不是因爲許筠是不近女色的道學先生，而是他的不計較此刻找到了可以計較的對象，他的忍氣吞聲找到了可供發泄的途徑。就此事看來，許筠個性衝動，做事不計後果，思慮欠周到縝密，棍首妓無異於與朴景賢當面較量，甚至會令對方更加憤怒吧。

“不能容忍”的個性與處事態度肯定很難在仕途上一帆風順，特别是當這樣的率性而爲是針對上級或長者時。宣祖三十五年（1602），許筠任兵曹正郎，因當衆揮斥令府判事沈喜壽被推考。任遂安郡守期間，又因與黄海道監司鬥氣，杖殺豪民而被罷職。[32]可以説許筠官運不佳、前途不順是他不受拘束過於率性的必然結果。

如果在官場上都毫不掩飾自己放誕的個性，那可以想見許筠在日常生活中又是怎樣的表現了，丁母憂期間有狎妓之事也就不足爲奇。實際上，許筠與母親感情深厚，在金氏去世多年後，每念及母親都哽咽不能語，特别羡慕友人的母子天倫之樂，在給權韠（1569—1612）的信中云：“大夫人患恙彌留，奉慮之懷，如吾侍母病日也。糖則適得一圓，付李生去，可於餌後進之。吾雖欲以此糖饋吾親，其可得乎？不禁垂淚。”（卷二一《與權汝章》庚戌五月，頁314）托人帶糖給權韠，以供其母服藥後食用。又由權韠侍候病中的母親想到自己母親的亡逝，只覺“子欲養而親不待”，不由得泣下。這種爲人子不能侍親盡孝的愧疚感一直縈繞於許筠心中，在給南以恭（1565—1640）的信中亦云：“兄方侍大夫人，故臘劑之分優於他友矣。亡母寄窆於原州，享祀不躬，樵牧未禁，風樹之哀，每結於心。安得駐節以掃墓耶？此爲人子者所動心處也。”（卷二〇《與南子安》庚戌正月，頁309）因爲南以恭要侍奉母夫人，所以給他的禮物要多於他人。自己母親已去世，想盡孝而不能，甚至連按時按節地祭拜都很困難，這正是讓自己心痛難安的地方。所謂言爲心聲，若非深愛自己的母親，很難寫出如此感人至深的文字。對母親的喪逝，許筠肯定也很悲傷，但哀來即哭，哀去即止，所謂“苫塊餘生”、“水漿不入口”之類的套語，都是矯揉造作的表現。許筠的所作所爲，正是其任情隨性的必然選擇，也是他比假道學們可愛的地方。

許筠與母親感情深篤，與其他兄弟姊妹也有很深的感情。姊氏許蘭雪軒去世後不久，許筠就開始整理她的詩文集，大概在宣祖二十三年（1590）已完成，並向柳成龍等人求序跋。許筠自己也屢有懷念追憶蘭雪軒的文字，如：

余亡姊賢而有文章，不得於其姑，又喪二子，遂賫恨而殁，每念則衋傷不已。（卷三《毁璧辭並序》，頁170）

（姊氏）生而不合於琴瑟，死則不免於絶祀，毁璧之痛曷有極？（《樵談》，頁22）

本來從爲死者諱，從維護姊氏形象的角度出發，許筠應在文字中展現許蘭雪軒貞潔、孝順、隱忍、有才而不發等特點，營造一凄婉而美好的畫面。但對姊氏的愛與痛惜以及“不能忍容”的個性，讓他毫不隱諱地直訴蘭雪軒悲劇性的婚姻生活：夫妻不睦、婆媳不和、二子早夭，這一切不幸導致她年僅二十七歲就棄世而去。在對姊氏的同情惋惜中，是對其夫婿金誠立一家的不滿與怨怒，而這也爲研究許蘭雪軒留下了衆多話題。

如果説許蘭雪軒的去世如美玉被毁，許篈的病逝則讓許筠失去了生活偶像、精神導師，是對他的情感世界更爲沉重的打擊：

仲氏不幸早世，未施長轡，遺文散落不能收拾。及壬辰之變，無暇搜出，並付之兵火，終天之慟，曷有其極？余卜居鏡湖，驚悸初定，試憶所嘗誦念，則僅五百餘篇，欲寫以傳世以期不朽，然亦泰山之一毫芒爾。（《樵談》，頁20）

許篈因早逝，詩文集未能及時整理，壬辰之亂全毁於戰火。當許筠避難江陵後，就開始整理許篈遺文，全靠記憶背誦記録下五百餘篇，這一工作一直持續到宣祖三十八年（1605），並在是年將許篈文集付梓刊行。同年二月，許筠在給沈喜壽的尺牘中稱：“亡兄詩文，散失殆盡，僅以臆記若干篇，參以人傳誦者，勒成二編，已登於木。”（卷二〇《上一松相》乙巳二月，頁303）又多次致書柳成龍、李德馨（1561—1613）等人求序跋（卷二〇《上西厓相》乙巳二月、丙午正月，《上漢陰相》乙巳三月，頁302）。在許篈集刊印後，又上呈沈喜壽，讓兄長的文字傳世不朽的願望最終得以實現。

許筠與同胞兄姊感情深厚，與同父異母兄長許筬也無隔閡，宣祖三十六年（1603），許筠任漕官一職，在行至稷山時，得與許筬一家相聚，“夕，兄至，别三年矣，相見喜甚，同被而宿”，但天下無不散的筵席，在短暫相聚後，許筠要告别兄長，繼續自己的行程：“余離兄三歲，始得團圓，諸侄俱在傍，數月同歡不爲洽，而遽有遠别之念，情甚愴然。……告行，朔風蕭瑟，寒雪滿途，離懷甚苦，抆淚而出。”（卷一八《漕官紀行》，頁287）寒風暴雪中孑然獨行的凄凉身影躍然紙上，對兄長一家的眷戀不舍極爲感人。

許筠舉止放誕，常有不合禮教的出格行爲，但他也是真正的性情中人，對家人有深深的眷念，對友人有温暖的情誼。僅因他的率性行爲就認定他“萬惡俱備，亂常悖行，無復人理”[33]，實是貶之太過。

三　情欲天也

許筠遭非議最多的還是他的“淫邪無行”，對此又該如何評價呢？對於自身的生活，許筠頗有一番高論：

男女情欲，天也；倫紀分别，聖人之教也。天且高聖人一等，我則從天而不敢從聖人。[34]

男女情欲是上天生就，綱常倫紀不過是所謂的聖人説教。天比聖人要高一等，自然是從天而不從聖人。這段話不見於許筠現存世的文字中，最早由李植（1584—1647）轉述，其後的朝鮮文人如金昌翕（1653—1722）、安鼎福（1712—1791）、李德懋（1741—1793）都沿用此説，將許筠納入王陽明、顔鈞、何心隱一脉譜系中，對其人及其學術進行了尖鋭批評。[35]

在未步入仕途之前，許筠還會考慮到自己的名譽、前程，對放任的評價有辯解之言：

時有朴燁叔夜者能詩文，薄倖秦樓，嘗效僕之字跡與詩法到處書壁，（中略）余因是得出入花街之名，可笑。古人茶肆酒坊義亦不入，况有甚於此乎？西晋之末士尚清談，而五胡亂華；唐亡之際俗喜煙花，而七姓争立。兼斯二者，而國之不亡者，幸也。（《樵談》，頁35）

現已無法釐清許筠與朴燁的瓜葛及朴燁冒名題詩的真僞。僅就許筠此論來看，一定會以爲他是禮法之士、道學者流。《鶴山樵談》寫於宣祖二十六年（1593），這時的許筠尚未步入仕途，所以還會斤斤計較自己的名節，有此自辯之語。多年後，許筠對自己這一時期的放任行爲坦承不諱，在亡妻金氏行狀中云：“余方少年，好狎游，無幾微見於顔面。”（卷一五《亡妻淑夫人金氏行狀》，頁269）許筠於宣祖十八年（1585）十七歲時迎娶金氏，七年後金氏去世，由此可證明他在入仕之前的確行爲放縱，自辯之辭並非事實。

朝鮮是程朱理學一統天下的社會，强調節制欲望，男性的放縱雖然被社會認可，但還是要遵循一定的禮法規範，而許筠放誕隨意的個性，使他根本無視禮法的存在，如在丁憂期間狎妓冶游，以致“淫邪無行”的評價如影隨形，使其長期沉滯下僚不被重用，也成爲他以後被罷職、遞差、推考的最簡單有效的理由。宣祖三十三年（1599）許筠出任黄海道都事，這是他首次任重職，本應勤勉爲官，却因縱情聲色被罷職。[36]許筠屢屢在詩文及與友人的書信中談到守制不謹的傳言以及歷次罷職的原因，總有被冤屈的辯解之詞。獨於此次，無一字一句提及，可以認爲司憲府的彈劾即使略有誇張，也比較接近事實。

許筠因爲放蕩在政途上連連失脚，却無絲毫悔改之意。他自己的文集中雖然没有“情欲天也”這樣赤裸裸的飛揚跋扈的言論，却用行動實踐著這樣的口號。將其《丙午紀行》、《己酉西行紀》、《漕官紀行》等文看作是一部狎游紀行實録也不爲過。《丙午紀行》云：“令括余所盻娼老少悉出坐，殆三十餘人，其中或有非真者六人，殊可笑也。”（卷一八《丙午紀行》，頁293）這是在義州，府妓中與其狎游的達到24人。《己酉西行紀》又云：“回入城，士女觀者溢郛。汝仁（指李再榮）在余左，見道上女叢中府娼悉在，羅跪以見，汝仁數之，曾來余房者凡十二人。”（卷一九，頁295）還是在義州，狎游的妓女是12人。《漕官紀行》中更有如下文字：“四鼓始就寢，兩妓皆留。”（卷一八，頁285）略舉數例，足見許筠生活之放縱，對女色之沉迷。

許筠不但與妓女狎游，與他人妾室也有交往：“己卯，郡武舉蘇文震其妾，與家小娘同業甚慣，設酒食來慰。……庚辰，訪蘇娘於其舍。杯盤極盛，里人聚觀者填咽。”（卷一八《漕官紀行》，頁285）對别人有才情的妾室頗爲艷羡，多溢美之辭：

昨日始聽君小娘詠《麗人行》，字穩句妥，排比得倫，如才子善吟者，而自有金石鏗鏘之裊裊。（卷二一《與沈重卿［詻］》庚戌九月，頁316）

昨夜，君小娘來唱《江南曲》。纍纍如貫珠，聽之忘倦，擊節以和，頓足起舞，殊不知天地之寬。不恨我不見古人，所恨古人不見我也。（卷二一《與林子昇［晛］》庚子三月，頁315）

沈詻與林晛的妾室，或能誦詩，或能唱曲，都有過人技藝，引來許筠一片贊美。就許筠個性而言，他放誕不羈，隨情適性，根本無視禮法的存在，所以並不避諱與他人妻妾的交往，發展至光海君即位年（1608），竟因攜帶寡婦逃跑的傳言而被罷職。[37]

李家源認爲許筠的情欲天説是“主唱男女平等”[38]，金東旭也認爲這是許筠的偉大點，是一種大膽的愛情觀[39]。每個時代的人都有自己所屬時代的烙印，生活於十六世紀末十七世紀初的許筠不可能超越那個時代對女性的看法，也不可能擺脱將女性當玩物的惡習，所以他流連花叢並不是出於情感的需要。如以他的“情欲天也”代表他有男女平等的觀點，提倡男女間的愛情，實有拔高誇大之嫌。但認爲許筠“淫邪無行”，則又有失偏頗。在封建社會，文人狎妓是很普通的行爲，甚至被認爲是才子舉動：“風雅之人，又加血氣未定，往往游意倡樓，置買婢妾。只要他會讀書會做文章，便是才子舉動，不足爲累也。”[40]因此，許筠也只不過像多數士人一樣生活上不够檢點或略顯放蕩而已。《惺所覆瓿稿》是許筠自己編定的文集，文中保存了較多他與女性交往的記録，頗有些風流自賞的得意，也讓他多了被人詬病的把柄。這正是許筠的單純之處，也是他與所謂的道德君子的不同之處，他敢無所顧忌地做也敢毫無顧忌地説，决非嘴上仁義道德，背後男盗女娼之輩。但因爲他的人生結局，時人在對他進行評論時就將他的才學與他的行爲捆綁在一起，最終以道德作爲第一評價標準而對他全盤否定。

實際上，許筠並非無情無義之人，他與妻子的感情也很深厚。儒教倫理對女性的要求，是侍奉公婆，伺候丈夫，生兒育女，操持家務，所謂“女有四行：一曰婦德，二曰婦言，三曰婦容，四曰婦功”[41]。金氏作爲大家閨秀，的確是閨訓教導出來的典範：

性謹愿樸而無飾，勤於織紝組紃無少怠。言若不出口，事母大夫人甚恭，晨夕必親省，食必嘗進，遇節則饋時食甚豐。待婢僕嚴，而怒罔詈以惡語。（卷一五《亡妻淑夫人金氏行狀》，頁269）

她個性謹慎，樸實無華，勤勞能幹，任勞任怨。對婆母侍之以禮，細心周到；對下人嚴格管束却不惡語相向，深得許筠母親的歡心，被稱“我賢婦也”。此時的許筠年少輕狂，常流連於花街柳巷，即便如此，金氏也不嗔不妒，不吵不鬧，唯以功名相勸：“君子處己當嚴，古人有不入酒肆茶房者，况甚於此乎？（中略）展書讀之，稍倦，則君必戲曰：毋怠慢，遲我夫人帖也。”（卷一五《亡妻淑夫人金氏行狀》，頁269）金氏的賢惠讓許筠深受感動，她的去世又令許筠有身爲男人不能保護妻兒的内疚，多年後，當他榮升三品，可以册封夫人時，他最先想到的是金氏，在行狀中云：“豈知十八年之後，只以一張空誥，薦之於靈座，而享其榮者，非吾結髮之逑。君若有知，亦必嗟悼。”（卷一五《亡妻淑夫人金氏行狀》，頁269）金氏與自己是少年夫妻，雖曾共渡艱難，却不能同享富貴，實是人生中的大遺憾。在《祭亡妻文》中，他又一次表達了自己對妻子的感謝、愧疚、遺憾等複雜情緒，文中云：

惟靈，性惟恭恪，德則幽閑。早事先姑，姑志甚歡。死而從姑，來窆兹山。荒煙野蔓，月苦霜寒。孑孑孤魂，悲影之單。逾十八年，夫貴陞班。恩賁追封，紫誥回鸞。賤時共貧，祈我高官。及官已殁，寵命徒頌。焉得同榮，我懷漫漫。想魂有知，其亦汍瀾。一酌官醪，悲來涕潸。（卷一五《祭亡妻文》，頁268）

“荒煙野蔓，月苦霜寒。孑孑孤魂，悲影之單。”讀來如泣如訴，如此深情的文字，讓人很難將許筠與“妖邪淫穢，行若禽獸”[42]的評價聯繫起來。

一個人的思想、行爲與他生活的環境以及個人的性格都有密切關係，要對他進行評價，必須將他放在那個時代來進行，否則不免有主觀臆斷的嫌疑。如果説史書對許筠的評價貶抑太甚，不够客觀公正。那現當代韓國學者對他的評價又褒揚太過，如朴永圭稱他爲“悲運的革命家”，李家源稱他爲“革命思想家”，其“若禽獸”的舉止，在現在已成爲進步的革命行爲。就許筠的個性而言，他放誕任性，易衝動易發怒，缺乏出入官場的老謀深算、陰狠奸詐，當然也缺乏可以稱之爲思想家、革命家的人格魅力，所以注定了官場的不得意和結局的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