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从“红学史”看“红学”的研究范畴及曹学、红学之争

从王国维《红楼梦评论》到顾献樑提倡“曹学”与“红学”的分野、到余英时将“曹学”剔除出“红学”，大约经历了半个世纪的时间。

半个世纪的“红学”面貌到底如何，“红学”应该包括哪些内容，何以学术史上出现了曹学、红学之争，对这些问题的回顾与反思，对解决“红学”研究范畴之争（而不是各研究者凭借自己的主观“各自界定红学”的研究范畴）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一）1904年至1949年间的“红学研究”

这一时期的“红学”研究专著和文章，除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胡适的《红楼梦考证》、俞平伯的《红楼梦辨》、李长之的《红楼梦批判》、李辰冬的《红楼梦研究》、鲁迅各书中论及《红楼梦》的篇幅等影响力极大的相关著述外，吕启祥、林东海主编的《红楼梦研究稀见资料汇编》一书（收录文章涵盖自1911年至1949年）共收录相关文章三百余篇，虽然并不全面，但一斑窥豹，大约可以从这些文字理解彼一时段《红楼梦》研究的方向。

分析《红楼梦研究稀见资料汇编》中文字，按照内容，大约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1．涉及索隐者：蔡元培《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红楼梦本事辨证序》，老梅《石头记真谛序文》；

2．涉及高鹗资料者：敦易《红楼梦杂记》（谈高鹗与张问陶关系），奉宽《兰墅文存与石头记》；

3．谈及曹雪芹家世者：李玄伯《曹雪芹家世新考》，惹云《红楼梦著书处》，贤《关于红楼梦之新考证》，严薇青《关于红楼梦作者家世的新材料》，慧先《曹雪芹家点滴》，周黎庵《谈清代织造世家曹氏》，守常《曹雪芹籍贯》，萍踪《曹雪芹籍贯》；

4.《红楼梦》的研究（以证据和逻辑为基础的系统研究，多见于杂志），如黄乃秋《评胡适红楼梦考证》、容庚《红楼梦的本子问题质胡适之、俞平伯先生》、宋孔显《红楼梦一百二十回均曹雪芹作》等；专题类研究，如刘大杰《红楼梦里性欲的描写》、芙萍《红楼梦脚的研究》、傅惜华《关于红楼梦之戏曲》、华皎《红楼梦的语言和风格》、端木蕻良《向红楼梦学习描写人物》等；

5.《红楼梦》的评论（随感式的感想、评论，多见于报刊）,《稀见资料汇编》收录文字多属此类。

综合来看，这些文章称为“研究”的并不算太多，更多的属于杂感和借题发挥，关于曹雪芹、高鹗等考证类文章大约占彼时文章总数的3%,92%以上的都属于版本、文学技巧、感悟、感叹、评论类作品。

（二）1949年至1979年间的“红学”研究

1949年以后的“红学”研究，先是1952年俞平伯出版其《红楼梦研究》,1953年周汝昌出版其《红楼梦新证》,1954年，李希凡、蓝翎做《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发表在《文史哲》1954年第9期上），继而引发了批判胡适、俞平伯的运动。

据中国知网（cnki. net）的不完全统计，自1954年至余英时提出“曹学”概念的1979年，中国大陆各种杂志、报刊发表的各类曹雪芹、《红楼梦》文章达601篇。

这些文章虽不乏批判之作，但基本限制在学术讨论的范畴内。综合分析，基本研究方向与民国时期相类，考证类文章占据的比例并不甚大，以发表文章最多的1979年为例。

本年收录各类“红学研究”论文106篇，占“知网”收录本时段文章总量的18%，其中考证类文章共有21篇，占本年度“红学”论文总量的20%，其中涉及“红楼梦考证”者4篇、涉及高鹗者1篇、涉及曹雪芹者10篇、涉及曹寅者4篇，涉及曹氏远祖的只有2篇。

如果按照顾献樑研究“曹霑与《石头记》”的标准来看，本年度不及主题的文章只有7篇（及于高鹗者1篇、及于曹寅者4篇，及于曹氏远祖者2篇），占年度“红学研究”论文总量的7%弱。

这一时段的“红学研究”还增加了以下内容，学术史的研究，如吕启祥《五四运动与新旧“红学”》（《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2期）、韩进廉《红学史话（四）》（《河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1期）、陈涌《鲁迅与五四文学运动的现实主义问题》（《文学评论》1979年第3期）等；《红楼梦》翻译的相关文章，如梁一孺《蒙古文本〈新译红楼梦〉评介》（《红楼梦学刊》1979第2期）、姜其煌《〈红楼梦〉西文译本序跋谈》（《文艺研究》1979年第2期）；关于“红学”研究方法的探讨，如丁振海《谈〈红楼梦〉研究中的方法问题》（《文学评论》1979年第1期）、张长仓、孙国良《影射“红学”的覆灭》（《宝鸡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1期）。

若按照余英时“红学”研究要及于《红楼梦》旨趣的标准来考量，本年度各类文章既不得列入“曹学”，也不得列入“红学”的，当在30篇上下（因衡量标准不同），约占本年度“红学研究”论文总量的28%。

1979年之后《红楼梦学刊》刊发的“红学论文”，虽然每期情况略有不同，但从总体上考察，考证性论文，尤其是无干于“文本”的考证，不论从数量上论，还是从比例上说，都从来没有占据“主流红学”的主导地位，也就根本谈不上考证派红学蜕变为“曹学”之说——但就攻周汝昌本人而言，自然有余“自己的道理”；同时，也可以看出，《学刊》发表的大量论文并没有“直接涉及了《红楼梦》旨趣的本身”，也不能纳入余英时所谓的“红学”范畴。

（三）学术史回顾说明《红楼梦》研究既不存在“典范”，也不存在“回归文本”的问题

通过以上对1979年及以前“红学史”的粗略回顾，可知曹雪芹家世生平研究虽然经常引发学界争论和社会关注，但是，不论是从文章数量上看，还是从研究者的数量上看，从来就没有在“红学史”上占据主流，更遑论有什么“考证派红学”。

从这历史反观余英时的《近代红学的发展与红学革命》，可知余英时对近代红学史的实际情况并不了解，甚至说，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陆的红学现实也不了解，他只是看到了社会上影响最大的胡适、周汝昌“自传说”与李希凡、蓝翎的“阶级斗争论”而已。

当然，不可否认，几件重要资料和曹雪芹及家世研究的大部头著作，如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棠棣出版社，1953年）、1963年发现的《五庆堂重修辽东曹氏宗谱》，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75年）、《李煦奏折》（中华书局，1976年），曾经引发极大的关注。

不过，这一时期也有两部无干于考证的著作曾引起极大的轰动，一是蒋和森的《红楼梦论稿》（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一是蔡义江的《红楼梦诗词曲赋评注》（北京出版社，1979年）。

通过对“红学史”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红学”研究一直都是围绕着《红楼梦》的文本解析展开，解析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从来也不存在什么“考证派‘红学’”。

也就是说，“红学”研究从来没有离开《红楼梦》的文本，也从来没有离开《红楼梦》的旨趣，因此，将小说当小说来看的“典范说”也好，“红学”研究应当回归文本的呼吁也好，都是一些似是而非的言论，并不符合一百年来“红学”研究的基本情况。

同样的，学术也是复杂的，从来、永远都是多元化，从来也不存在一个一统学界的“典范”, ——“典范”不过是对某一时段“大众流行”的一种表达而已。

当然，考虑这些提法出现的社会背景，我们知道这些提法的针对性，亦有其意义，但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某种现象和针对某些现象的提法并不及于“红学”的科学性。

但是，作为学人，我们必须分清楚学术求知和社会关注并不是一个问题，不能以社会关注程度来衡量学术的发展方向正确与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