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裕固学的研究对象：“裕固族在中国”

一般来说，研究对象的厘定是学科合法性叙事的必要组成部分，但是研究对象的厘定从来就不是一件轻松容易的事情。据笔者所知，即使像人类学这门早已确立自己经典学科地位的学科，它的研究对象的厘定至今仍然备受争议，有时甚至被调侃。例如，享有世界声誉的美国人类学家格尔茨在生前编纂的一本内容广博而含义深刻的文集——《烛幽之光：哲学问题的人类学省思》中就曾写道，“人类学作为一项学术事业，它的优势之一是没人（包括业内老手）十分了然它到底是什么”[3]81；“尽人皆知文化人类学研究什么：它研究文化。麻烦的是谁都不很清楚文化是什么”[3]9。不过，更加棘手的是，“研究对象”这一概念，无论是在人文学科（如哲学）中，还是在社会科学（如人类学）中，历来都是争议的焦点，并广受关注。

既然厘定学科的研究对象是比较困难的事情，那么人类学还能在裕固学研究对象的厘定这件事情上有所助益吗？笔者认为答案是肯定的。由于人类学家本身把“说书人”和“学问家”的形象集于一身，其主要作品——民族志的文学性也不再是新鲜话题，所以，人类学研究的基本特点就是将“故事”与“道理”融为一体，这倒是恰恰给我们在“实体性思维”（例如“教育学是一门以教育现象、教育问题为研究对象，探索教育规律的科学”[4]15；“可以把社会学看成对人类社会，尤其是对现代的工业化体系的系统研究”[5]26；“人类学对人类进行整体和比较研究，是对人类的生物和文化多样性所做的系统探索”[6]22，等等）之外提供了另辟蹊径解决问题的启示。笔者2014年曾撰文，“所谓裕固学，粗略来说就是以研究裕固族（及其先民）聚居区（及其周边地区）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的类型样式、系统运行与适应变迁为要旨的学问”[2]。这一概括性的定义仍然沿用了“实体性思维”，显得刻板僵硬，很难激发研究者的想象力。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笔者认为我们完全可以从“关系性思维”出发，将裕固学的研究对象界定为“裕固族在中国”，换言之，裕固学主要是讲述“裕固族在中国”的诸种故事的学问。

之所以将裕固学的研究对象界定为“裕固族在中国”，笔者认为主要有下述五个理由。一是从历史上看，如果从裕固族的直系先民——“撒里畏兀儿”开始算起，至今她的生存与发展从未与中国脱离联系。自1912年起，特别是自1953年“裕固族”以新名称登上历史舞台之后，她的包括身份认同、文化传统和社会发展在内的整体发展演变更是与国家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个“谁也离不开谁”的“命运共同体”。二是从现实上看，裕固族不仅是公认的人类社会诸多族群之一，而且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成员之一，是中国官方认定的56个“民族”之一，55个“少数民族”之一，28个“人口较少民族”之一。三是从学术研究上看，当下认识和理解裕固族聚居区及其周边地区的生态、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均已无法脱离对“裕固族及其聚居区”背后作为主权国家的中国的认识和理解。四是从知识表述工具上来看，未来裕固学的工作语言主要是汉语和英语，绝大多数裕固学研究成果和学术场合的工作语言是汉语，由于学习一种语言对普通人来说并非易事，所以可以肯定地说裕固学将更多的是与包括中国汉语学术界在内的全球汉语学术界进行对话和互动。五是从文化象征上看，“裕固族在中国”的诸种故事，本身已经成为全球社会关于“中国在世界”的诸种故事的有机组成部分。

格尔茨曾经提示我们：“如果你想理解一门学科是什么，你首先应该观察的，不是这门学科的理论和发现，当然更不是它的辩护士们说了些什么；你应当观察这门学科的实践者们在做些什么。”[7]6前文已述，裕固学只是一个“初生婴儿”，可供观察的学术活动和研究成果的规模和数量都很有限，因此，关于它的研究对象究竟是什么，实际上是一个开放的问题，是可以被学术界不断争论和厘定的。基于过程视角看待学科发展，厘定裕固学的研究对象是明晰其学科定位的基础和前提，而明晰学科定位则可以使研究对象更可能被“深描”（thick description）——聚焦、凝视、澄清、结晶和立体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