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马克思恩格斯荣辱思想的主要内容
马克思恩格斯的荣辱思想是马克思恩格斯伦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荣辱观的发端。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没有专门关于荣辱思想方面的研究，但他们在进行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方面的研究过程中都非常重视道德现象问题，并且对荣辱问题作出过精辟的论述。系统梳理马克思恩格斯荣辱思想的基本内容，对于加强我国社会主义荣辱观建设，加快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一、每个社会集团都有它自己的荣辱观
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伦理思想史上对荣辱思想的起源问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的主张“神启论”，如基督教把“摩西十诫”说成是上帝对摩西的启示；有的主张“天赋道德论”，认为“人之初，性本善”；有的主张“感觉欲望论”，认为人们追求幸福的欲望是全部道德的基础。尽管不同观点之间对荣辱思想起源的认识有较大差别，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都是从人类社会关系之外或抽象的人性去探讨荣辱思想的本质，从而把一定的道德规范看成是永恒不变的终极真理。马克思恩格斯突破了以往伦理思想的局限，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观点，对荣辱思想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进行了科学的阐述。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物质生产活动是全部社会生活的基础，人们关于荣辱的标准、原则和规范，并不是什么“天赋”的或神灵的“旨意”，它同人类的其他意识一样都是由物质生产方式决定的。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观点的时候就明确提出：“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注242随后，在他们合作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们又对这一问题作了进一步说明：“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注243在他们看来，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实践的发展，社会生活中的伦理关系以及与之相应的荣辱观念，也必然处于不停地发展之中。在批判杜林的永恒真理论时，恩格斯鲜明地指出：“我们拒绝想把任何道德教条当做永恒的、终极的、从此不变的伦理规律强加给我们的一切无理要求，这种要求的借口是，道德世界也有凌驾于历史和民族差别之上的不变的原则。相反，我们断定，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注244因此，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与不同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相适应，也必然具有不同的荣辱观念。马克思恩格斯对那些不理解工人为什么要推翻现在经济制度的人表示极大的悲哀：“可怜的人们！他们甚至不知道，财产的任何一种社会形式都有各自的‘道德’与之相适应，而那种使财产成为劳动之属性的社会财产形式，决不会制造个人的‘道德限制’，而会将个人的‘道德’从阶级束缚下解放出来。”注245
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荣辱思想经济基础的分析，发现了荣辱思想阶级性的存在。自古以来，人们在讨论道德问题时，总是把一定社会的人作为一个整体来看，谈论的是整体“人”的道德，思想家们也往往有意无意地把自己宣扬的荣辱思想说成是代表全人类的利益与意志的、超阶级的观念。对此马克思深刻地揭示道：“每一个企图取代旧统治阶级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就是说，这在观念上的表达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进行革命的阶级，仅就它对抗另一个阶级而言，从一开始就不是作为一个阶级，而是作为全社会的代表出现的；它以社会全体群众的姿态反对唯一的统治阶级。它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它的利益在开始时的确同其余一切非统治阶级的共同利益还有更多的联系，在当时存在的那些关系的压力下还不能够发展为特殊阶级的特殊利益。因此，这一阶级的胜利对于其他未能争得统治地位的阶级中的许多个人来说也是有利的，但这只是就这种胜利使这些个人现在有可能升入统治阶级而言。”注246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由于人们在社会经济关系中所处地位的不同，不同的社会阶级在荣辱观等社会思想上层建筑方面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相互冲突。在《对哥特沙克及其同志们的审判》一文中，马克思说：“共和党人的良心不同于保皇党人的良心，有产者的良心不同于无产者的良心，有思想的人的良心不同于没有思想的人的良心。”注247恩格斯则明确提出，“每个社会集团都有它自己的荣辱观”注248。“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它或者为统治阶级的统治和利益辩护，或者当被压迫阶级变得足够强大时，代表被压迫者对这个统治的反抗和他们的未来利益。”注249不仅不同的阶级有不同道德，甚至每一个行业，也都各有各的道德。因此，恩格斯坚决批判杜林之流所鼓吹的什么永恒的、终极的、不变的道德教条，他指出：“善恶观念从一个民族到另一个民族、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变更得这样厉害，以致它们常常是互相直接矛盾的。……但是，如果我们看到，现代社会的三个阶级即封建贵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各有自己的特殊的道德，那么我们由此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注250
恩格斯认为，受同一时代经济关系的影响，即使在不同阶级之间，也会有或多或少相同的荣辱观念。在谈到当时社会中存在的三个阶级及其道德观念时，恩格斯说：“这三种道德论代表同一历史发展的三个不同阶段，所以有共同的历史背景，正因为这样，就必然有许多共同之处。不仅如此，对同样的或差不多同样的经济发展阶段来说，道德论必然是或多或少地互相一致的。从动产的私有制发展起来的时候起，在一切存在着这种私有制的社会里，道德戒律一定是共同的：切勿偷盗。”注251由此可见，恩格斯在强调道德阶级性的同时，也承认全人类有共同的道德原则和规范的存在，但这些全人类共同的道德原则和规范，并不是杜林所鼓吹的永恒的道德，而是人们或多或少地所具有的共同经济方式的反映。
二、羞耻是一种革命，一种内省的愤怒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社会力量完全像自然力一样，在我们还没有认识和考虑到它们的时候，起着盲目的、强制的和破坏的作用。”注252完全自发的群众运动，在某种程度上说，恰如这种自然力，如果不能把人数众多的工人阶级组织起来，工人阶级就将遭到共同的失败。“但是，一旦我们认识了它们，理解了它们的活动、方向和作用，那么，要使它们越来越服从我们的意志并利用它们来达到我们的目的，就完全取决于我们了。”④如何使分散的社会力量组织起来并肩作战，并“服从我们的意志”“达到我们的目的”呢？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现实的斗争中，仅仅靠敦促群众参加到实际的斗争中是远远不够的，“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注253。无产阶级进行社会革命的目的就在于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自己，“推翻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注254。要推翻使人成为被侮辱的一切关系，就必须唤醒人们的革命意识。“凡是要把社会组织完全加以改造的地方，群众自己就一定要参加进去，自己就一定要弄明白这为的是什么，他们为争取什么而去流血牺牲。”注255虽然“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注256。荣辱思想等观念上的东西虽然受一定社会关系的制约，但其对政治、经济、宗教等“也起着一定的作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作用”注257。
在荣辱观念的功能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尤其突出耻感的力量。马克思认为：“羞耻已经是一种革命；羞耻实际上是法国革命对1813年曾战胜过它的德国爱国主义的胜利，羞耻是一种内省的愤怒。如果整个民族真正感到了羞耻，它就会像一头蜷身缩爪、准备向前扑去的狮子”注258。在谈到普鲁士政府所谓的“爱国主义”时，马克思说道，“我向您保证，连丝毫没有民族自尊心的人也会感受到这种民族耻辱”⑦。马克思恩格斯特别提到，在阶级社会里，不同阶级的荣辱观念总是被各自的阶级用来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统治阶级总是利用一定的荣辱观念作为自己统治的粉饰或意识，以保证自己在精神生产资料上占支配地位。“思想的历史除了证明精神生产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还证明了什么呢？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注259“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注260比如，当工人罢工时，“地方当局立刻动用自己的全部道义力量和物质力量来维护企业主”注261。因此，如果人们不占有精神生产资料，那么他们的活动就不但不能成为时代的主流，甚至还将被排除在外，或成为附庸，“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注262。对于处于被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来说，道义力量如果运用得当，也会对运动产生一定的积极作用。恩格斯在同奥·倍倍尔谈创办党的刊物时就提到，“如果你们能使它一开始就在你们的道义影响之下问世”注263，那就更好了。
基于对荣辱思想反作用地位的认识，马克思恩格斯特别强调，无产阶级政党要想取得根本性的胜利，关键是要理解自身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受的屈辱，结成兄弟般的团结，“努力做到使私人关系间应该遵循的那种简单的道德和正义的准则，成为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中的至高无上的准则”。同时还要致力于革命道德的宣传，恩格斯强调，同盟成员必须“具有宣传的能力和热情、坚定不移的信念、革命的活力”注264。恩格斯指出，“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做科学来对待，就是说，要求人们去研究它。必须以高度的热情把由此获得的日益明确的意识传播到工人群众中去，必须不断增强党组织和工会组织的团结”注265。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深入工农群众宣传无产阶级的荣辱思想，是无产阶级政党的基本职责。因为，在理论方面，他们比一般群众更加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
三、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
《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恩格斯发布的庄严政治声明，在宣言中，他们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同其他阶级之间的根本区别以及自身的历史使命，“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一劳永逸地摆脱一切剥削、压迫以及阶级差别和阶级斗争，就不能使自己从进行剥削和统治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的奴役下解放出来”注266。因此，同过去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的不同之处在于，“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注267。从最根本的意义来说，无产阶级的运动之所以必须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是由无产阶级的生存条件和阶级本性决定的。“无产者是没有财产的；他们和妻子儿女的关系同资产阶级的家庭关系再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了”②，他们只能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为生，因而没有任何特殊的阶级私利。“过去一切阶级在争得统治之后，总是使整个社会服从于它们发财致富的条件，企图以此来巩固它们已经获得的生活地位。无产者只有废除自己的现存的占有方式，从而废除全部现存的占有方式，才能取得社会生产力。”③无产阶级处于“一个若不从其他一切社会领域解放出来从而解放其他一切社会领域就不能解放自己的领域”注268。无产阶级的利益与全人类利益的一致性，决定了无产阶级能够使自己的阶级利益服从于全人类的利益。他们进行革命，不是要求享有任何特殊的权利，而是要在解放全人类的历史过程中解放自己。
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是对每一个无产者个人的要求，更应当成为每一个共产党人的言行始终坚持的原则。“一方面，在无产者不同的民族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注269这句话既是共产党人建党的根本政治原则，也是共产党人应遵循的最基本的道德原则。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要想成为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就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第一，要对无产阶级运动有益处，这些人必须带来真正的教育因素。”注270“第二，如果其他阶级出身的这种人参加无产阶级运动，那么首先就要求他们不要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等的偏见的任何残余带进来，而要无条件地掌握无产阶级世界观。”注271换言之，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首要品德，就要有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幸福而抛弃个人利益，甚至牺牲个人的健康、家庭和幸福的勇气，要心甘情愿地把自己的一切献给整个人类的解放事业。在伦敦总委员会彩画工人罗伯特·肖过世以后，马克思在为他写的讣告中赞扬他说：“罗伯特·肖是委员会最热忱的委员之一。他心地纯洁，性格刚毅，具有火热的感情和真正的革命精神；他憎恶狭隘、虚荣和贪图私利。他自己是一个贫苦的工人，但他总是尽一切可能来帮助比他更贫苦的工人。”注272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罗伯特·肖身上所展现出来的火热感情和真正献身工人运动的崇高精神，正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应有的品德。
马克思恩格斯本人，更是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无私献身的典范。在马克思逝世一百多年后，英国《焦点》月刊以“把世界一分为二的人”为题，对他进行了评价，评价他是一位杰出的经济学家，却债务缠身，大半生穷困潦倒；他出身于中产阶级上层，却热情捍卫工人的权益。马克思一生清苦，颠沛流离，从来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活着的时候受到各国政府——无论是专制政府还是共和政府——的驱逐。他忍受着一般人难以想象的贫困、疾病、丧子、亡妻、嫉恨、诽谤的折磨。尽管如此，马克思一生义无反顾地追求真理。为了向工人阶级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的过程中，面对疾病折磨、家庭经济困窘的多重压力，仍坚持不懈地为革命工作。在给迈耶尔的信中，他写道：“我为什么不给您回信呢？因为我一直在坟墓的边缘徘徊。因此，我不得不利用我还能工作的每时每刻来完成我的著作，为了它，我已经牺牲了我的健康、幸福和家庭。我希望，这样解释就够了。我嘲笑那些所谓‘实际的’人和他们的聪明。如果一个人愿意变成一头牛，那他当然可以不管人类的痛苦，而只顾自己身上的皮。”注273马克思之所以能够忍受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作出常人难以作出的伟业，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始终把人类的幸福和自身的完美结合在一起。1835年，马克思在《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表达了自己的伟大志向和理想人格，他说：“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不应认为，这两种利益会彼此敌对、互相冲突，一种利益必定消灭另一种利益；相反，人的本性是这样的：人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自己才能达到完美。……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作出的牺牲；那时我们所享受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悄然无声地存在下去，但是它会永远发挥作用，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注274晚年，在给拉法格的信中，马克思在回顾自己一生革命斗争生涯时写道：“您知道，我已经把我的全部财产献给了革命斗争。我对此一点不感到懊悔。相反地，要是我重新开始生命的历程，我仍然会这样做，只是我不再结婚了。”注275恩格斯为了能更好地帮助马克思安心从事无产阶级理论工作，被迫从事他自己并不喜欢的经商工作，并为此作出了巨大牺牲，而这种牺牲也正是为了无产阶级乃至全人类的解放事业。马克思恩格斯用他们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了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向全世界宣布的伟大誓言，那就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对此，马克思的同事威廉·布洛斯这样评价：“他为社会主义者的相互关系规定的口号是：‘真理、正义和道德！’他自己就为此树立了榜样。”注276
四、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基于资本压迫的国际性和无产阶级革命的世界性特征，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这是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最简明、最本质的表述，也是马克思主义爱国主义思想的鲜明特征。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注277。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物质和精神生产的国际性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说明，“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注278。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业已形成为世界体系，成为一种国际势力，因此无产阶级只有联合起来，以“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注279去对付国际资产阶级反动势力的联合镇压，才能最终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实现共产主义。在论及共产党不同于其他无产阶级政党时，《共产党宣言》就把无产阶级的国际性作为其特点鲜明地提了出来，“在无产者不同的民族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注280。
1848年革命之后，随着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欧洲的工人运动也蓬勃发展起来，1864年成立的第一国际，标志着国际主义为各国工人阶级所接受。马克思在为第一国际成立时撰写的宣言中，再一次对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的必要性进行了论述，他指出：“过去的经验证明：忽视在各国工人间应当存在的兄弟团结，忽视那应该鼓励他们在解放斗争中坚定地并肩作战的兄弟团结，就会使他们受到惩罚，——使他们分散的努力遭到共同的失败。”注281工人阶级的解放要求各国工人之间要有“兄弟般的合作”，“努力做到使私人关系间应该遵循的那种简单的道德和正义的准则，成为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中的至高无上的准则”⑤。
马克思在为第一国际起草的《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中指出，工人阶级早期“争取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并消灭一切阶级统治”的伟大目标，之所以没有收到效果，“是由于每个国家里各个不同劳动部门的工人彼此间不够团结，由于各国工人阶级彼此间缺乏亲密的联合”注282。工人阶级只有联合起来才能真正获得解放，他们联合的基础是“真理、正义和道德”。“章程”中这样规定：“加入协会的一切团体和个人，承认真理、正义和道德是他们彼此间和对一切人的关系的基础，而不分肤色、信仰或民族”注283。所谓“真理”，即各国无产阶级共同的奋斗目标——实现自身和全人类的解放。所谓“正义和道德”，即是相互平等，兄弟般的友爱和互相帮助，为实现共同目标联合起来共同奋斗。注284
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马克思通过对战争中工人运动的指导，使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更加具体化、明确化。针对以路易·波拿巴为总统的法国政府发动的侵略战争，马克思号召法国工人起来进行抵制，并明确提出：“如果德国工人阶级听任目前这场战争失去其严格的防御性质而蜕变为反对法国人民的战争，那么无论胜利或失败，都同样要产生灾难性的后果。”注285针对“法国当局和德国当局把两国推入一场手足相残的争斗，而法国的工人和德国的工人却互通和平与友谊的信息”的事实，马克思对此给予高度评价：“单是这一史无前例的伟大事实，就向人们展示出更加光明的未来。”注286马克思认为，国际工人的团结，将诞生一个“同那个经济贫困和政治昏聩的旧社会相对立”的新社会，“这个新社会的国际原则将是和平”④。
当德国的防御战争演变为侵略战争时，马克思立即对德国政府“爱国主义”的侵略实质进行了深刻揭露，宣布德国工人将和全世界工人们一起，忠实地拥护无产阶级的共同国际事业，并要求每一个国家的国际工人协会支部都应当号召工人阶级行动起来，反对德国侵略战争，避免引起争夺霸权的国际战争。
马克思恩格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思想是阶级性对民族性的超越，但这并不意味着对无产阶级“民族性”的否定。早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就指出：“如果不就内容而就形式来说，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首先是一国范围内的斗争。每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当然首先应该打倒本国的资产阶级。”注2871866年，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信中提到法国代表的作为时，评论说：“‘青年法兰西’的代表(不是工人)提出了一种观点，说一切民族特性和民族本身都是‘陈腐的偏见’。这是蒲鲁东派的施蒂纳思想。……我在开始发言时说，我们的朋友法拉格和其他废除了民族特性的人，竟向我们讲‘法语’，就是说，讲会场上十分之九的人不懂的语言……大概是完全不自觉地把否定民族特性理解为由模范的法国民族来吞并各个民族了。”注288马克思恩格斯不仅没有否定无产阶级的民族性，而且把争取民族解放看作是社会解放的前提。恩格斯就曾指出：“从国际观点来看民族独立是很次要的事情，恰恰相反，民族独立实际上是一切国际合作的基础。”注289“当一个富有生命力的民族受外国侵略者压迫的时候，它就必须把自己的全部力量、自己的全部心血、自己的全部精力用来反对外来的敌人；当它的内部生活因此陷于瘫痪的时候，它是不能为争取社会解放而斗争的。”注290
列宁在解释《共产党宣言》中“工人没有祖国”时说，工人没有祖国，强调：“他们的经济地位(雇佣劳动制)不是民族的，而是国际的；他们的阶级敌人是国际的；他们解放的条件也是国际的；他们的国际团结比民族团结更为重要。”注291由此可见，马克思恩格斯主张的爱国主义始终是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原则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和民族平等、民族独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五、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
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问题，是伦理学中的根本问题。长期以来，在学界存在着一种误解，即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只重视集体，而忽视了个体。事实上，马克思从来就没有否定过合理的个人利益。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开明宗义地提出，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提就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注292。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首先是作为一个自然存在物，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而寻求自身的利益，这是最正当不过的，“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注293。“各个人必须占有现有的生产力总和，这不仅是为了实现他们的自主活动，而且从根本上说也是为了保证自己的生存。”注294从一定意义上说，个人需要的不断丰富和发展，也是人类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动力之一。在讲到英国更注重个人利益，甚至把个人利益提到至高无上地位的事实时，恩格斯认为，这也并不完全是一件坏事：“只有在英国，个人本身才促进了民族的发展并且使发展接近完成，而没有意识到要代表普遍原则。只有在这里，群众才作为群众为自己的单个利益进行活动；只有在这里，原则要对历史产生影响，必须先转变为利益。”注295马克思恩格斯不仅肯定了个人利益的正当性，还明确指出个人利益是集体利益的源泉与发展动力，在他们看来：“‘共同利益’在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是由作为‘私人’的个人造成的。他们知道，这种对立只是表面的，因为这种对立的一面即所谓‘普遍的’一面总是不断地由另一面即私人利益的一面产生的，它决不是作为一种具有独立历史的独立力量而与私人利益相对抗，所以这种对立在实践中总是产生了消灭,消灭了又产生。”注296
尽管马克思恩格斯揭去了笼罩在集体利益头上的神秘面纱，但他们并不认为个人利益比集体利益更为根本。针对边沁提出的社会利益只不过是个人利益的总和，只有个人利益才是唯一现实利益的错误观点，恩格斯对之进行了猛烈批判：“把单个利益当做普遍利益的基础；边沁在人类的爱无非是开明的利己主义这一论点中承认，单个利益和普遍利益是同一的，而且还用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代替了‘普遍福利’，后来这个论点由他的学生穆勒进一步发展了。这里，边沁在自己的经验中犯了黑格尔在理论上犯过的同样错误；他没有认真地克服二者的对立，他使主语从属于谓语，使整体从属于部分，因此把一切都颠倒了。”注297之所以强调它将一切都弄颠倒了，就在于每个个体对自身私利的追求，并不会达成私人利益的总体即集体利益。相反，私人利益就其本性来说是盲目的、无节制的、片面的，在一定程度上它具有无视法律的天生本能。由于“单个人的利益是要占有一切，而群体的利益是要使每个人所占有的都相等。因此，普遍利益和个人利益是直接对立的”注298，“私人利益也并不因为人们把它抬上了立法者的宝座就能立法”注299，以利己主义为指导的行为最终必然会损害社会的普遍利益。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对那种“把代表特殊利益看作是理想的浪漫主义、深邃的感情以及道德的个人形式和特殊形式的最丰富源泉”②的思想进行了批评，认为这种想法是异想天开、事与愿违的，因为“这样做会把特定的物质和特定的奴隶般地屈从于物质的意识的不道德、不理智和无感情的抽象物抬上王位，用以代替这些差别”③。
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将个人利益置于集体利益之上观点的同时，还认为，个人利益的获得，离不开集体利益的支撑，集体利益(普遍利益、共同利益)的最终目的正是为了满足个人利益和个人发展的需要，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是个人发展的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不仅如此，马克思恩格斯还从个人自由发展的高度，深刻揭示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关系：“个人力量(关系)由于分工而转化为物的力量这一现象，不能靠人们从头脑里抛开关于这一现象的一般观念的办法来消灭，而只能靠个人重新驾驭这些物的力量，靠消灭分工的办法来消灭。没有共同体，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注300
马克思恩格斯在肯定集体对个体发展起决定作用时，又对集体进行了“虚幻”集体和“真实”集体的区分。所谓虚幻的集体，是指成员之间缺乏共同利益基础、存在着剥削和阶级对立关系的集体。在虚幻的集体中，只有统治阶级群体中的成员才能得到应有的利益和自由发展的条件，而被统治阶级往往是无法得到相应条件的。在真实的集体中，阶级和阶级对立将会消失，每个人自由发展是其他人自由发展的条件。集体利益实质上是个人利益的普遍化，每个个人都能在集体中获得相应的平等、自由和尊严。“在这个共同体中各个人都是作为个人参加的。它是各个人的这样一种联合(自然是以当时发达的生产力为前提的)，这种联合把个人的自由发展和运动的条件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而这些条件从前是受偶然性支配的，并且是作为某种独立的东西同单个人对立的。”注301在这样的共同体中，集体利益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在于促进集体内部每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对于每个个体来说，“只有维护公共秩序、公共安全、公共利益，才能有自己的利益”注302。在真实集体中，人们所必须遵循的道德原则是“社会的利益绝对地高于个人的利益，必须使这两者处于一种公正而和谐的关系之中”注303。但马克思恩格斯同时认为，“真实集体”的实现也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离开经济基础去谈真实集体是没有任何现实意义的。只有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在消灭了私有制的社会中，由自由人组成的真实集体才可能真正生成。
基于对集体利益与个体利益关系的辩证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对施蒂纳的极端利己主义哲学进行了批判，驳斥了施蒂纳关于共产主义者主张人人为社会作自我牺牲而扬弃私人的说法。马克思恩格斯明确地说：“共产主义者既不拿利己主义来反对自我牺牲，也不拿自我牺牲来反对利己主义，理论上既不是从那情感的形式，也不是从那夸张的思想形式去领会这个对立，而是在于揭示这个对立的物质根源，随着物质根源的消失，这种对立自然而然也就消灭。共产主义者根本不进行任何道德说教，施蒂纳却大量地进行道德的说教。共产主义者不向人们提出道德上的要求，例如你们应该彼此互爱呀，不要做利己主义者呀等等；相反，他们清楚地知道，无论利己主义还是自我牺牲，都是一定条件下个人自我实现的一种必要形式。”注304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既不拿个人利益来反对集体利益，也不拿集体利益来反对个人利益，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两者是对立统一的，它们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二者矛盾的根源在于私有者的产生和存在，只要消灭了过去的由物质决定的个人生存方式，那么二者的对立也就会随之消失。
六、性爱是以所爱者的对应的爱为前提的
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的一系列著作中，尤其是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对爱情婚姻家庭的道德观念进行了深刻的阐述。他们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提出，婚姻和家庭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马克思在早期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爱情观只把性欲作为爱情的观点时就提出，两性关系“这种关系表明人的自然的行为在何种程度上是合乎人性的，或者，人的本质在何种程度上对人来说成为自然的本质，他的人的本性在何种程度上对他来说成为自然。这种关系还表明，人的需要在何种程度上成为合乎人性的需要，就是说，别人作为人在何种程度上对他来说成为需要，他作为最具有个体性的存在在何种程度上同时又是社会存在物”注305。基于这样一种认识，马克思既反对基督教神学宣扬的禁欲主义观点，又反对将爱情等同于纯粹生理性的、本能的性欲，强调爱情是感性和理性的有机统一体。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产阶级的婚姻家庭关系完全是建立在金钱基础之上的，“买卖婚姻的形式正在消失，但它的实质却在越来越大的范围内实现，以致不仅对妇女，而且对男子都规定了价格，而且不是根据他们的个人品质，而是根据他们的财产来规定价格”注306。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提出：“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注307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文中，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中天主教和新教的婚姻“都是由当事人的阶级地位来决定的，因此总是权衡利害的婚姻。这种权衡利害的婚姻，在这两种场合都往往变为最粗鄙的卖淫——有时是双方，而更常见的是妻子。妻子和普通娼妓的不同之处，只在于她不是像雇佣女工做计件工作那样出租自己的身体，而是把身体一次永远出卖为奴隶”注308。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的婚姻实质上就是公妻制，男女之间存在着极大的不平等，妻子通奸要受到道德的谴责和惩罚，而丈夫却可以大肆实行群婚。“我们的资产者不以他们的无产者的妻子和女儿受他们支配为满足，正式的卖淫更不必说了，他们还以互相诱奸妻子为最大的享乐。”注309“凡在妇女方面被认为是犯罪并且要引起严重的法律后果和社会后果的一切，对于男子却被认为是一种光荣，至多也不过被当做可以欣然接受的道德上的小污点。”注310
在对资本主义婚姻观批判的基础上，他们提出，爱情应该是“人们彼此间以相互倾慕为基础的关系”注311，“婚姻不能听从结婚者的任性，相反，结婚者的任性应该服从婚姻”注312。通过考察人类社会家庭形式的变化，恩格斯深刻揭示了爱情(现代性爱)三个方面的道德内涵：“现代的性爱，同古代人的单纯的性要求，同厄洛斯［情欲］，是根本不同的。第一，性爱是以所爱者的对应的爱为前提的；从这方面说，妇女处于同男子平等的地位，而在古代的厄洛斯时代，决不是一向都征求妇女同意的。”注313在恩格斯看来，只有互爱的、平等的性爱，才能引起男女双方的共同欢娱、享乐，才是道德的行为，互相爱慕才是男女感情的试金石。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也揭示了爱情的本质，他说：“如果你在恋爱，但没有引起对方的爱，也就是说，如果你的爱作为爱没有使对方产生相应的爱，如果你作为恋爱者通过你的生命表现没有使你成为被爱的人，那么你的爱就是无力的，就是不幸。”注314第二，“性爱常常达到这样强烈和持久的程度，如果不能结合而彼此分离，对双方来说即使不是一个最大的不幸，也是一个大不幸；为了能彼此结合，双方甘冒很大的危险，直至拿生命孤注一掷，而这种事情在古代充其量只是在通奸的场合才会发生”注315。在恩格斯看来，基于互爱和平等而要求结合的愿望合乎道德，任何反对婚姻自主的行为都是违背爱情特性的、不道德的行为。最后，“对于性关系的评价，产生了一种新的道德标准，人们不仅要问：它是婚姻的还是私通的，而且要问：是不是由于爱和对应的爱而发生的”注316。在这里，恩格斯提出了性交关系的新道德，即不仅要建立在婚姻的形式之中，还必须建立在互爱的基础之上，这两者缺一不可。恩格斯在讲到英国工人阶级的婚姻道德时，提到尽管他们的年轻人在婚前发生性关系的行为是普遍的，但这仅仅因为双方都已经把结婚看作道义上的责任时才发生的。此外，恩格斯还提出爱情具有专一排他性，它要求人们用自己的全部身心和感情去爱自己所爱的人。恩格斯指出，“性爱按其本性来说就是排他的”注317。性爱的排他性，决定了理想的爱情应该是专一的、忠诚的。
马克思恩格斯在强调结婚自由的同时，也强调离婚的自由性，认为如果感情确实已经消失，那么离婚无论对于婚姻双方还是对于社会都是一件幸事。马克思在其早期著作《论离婚法草案》中就曾指出：“离婚无非是宣布某一婚姻是已经死亡的婚姻，它的存在仅仅是一种假象和骗局。”注318恩格斯也说：“如果说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那么也只有继续保持爱情的婚姻才合乎道德。不过，个人性爱的持久性在各个不同的个人中间，尤其在男子中间，是很不相同的，如果感情确实已经消失或者已经被新的热烈的爱情所排挤，那就会使离婚无论对于双方或对于社会都成为幸事。只是要使人们免于陷入离婚诉讼的无益的泥潭才好。”注319马克思恩格斯既赞同离婚自由，但他们也反对轻率离婚。1888年10月，恩格斯在写给考茨基的信中说：“如果你们感情不和(不管是什么原因)是那么明显，以致你当真要决定离婚，那我认为首先应当考虑到在现在的条件下妻子和丈夫地位的不同。离婚，在社会上来说，对于丈夫绝对不会带来任何损害，他可以完全保持自己的地位，只不过重新成为单身汉罢了。妻子就会失去自己的一切地位，必须一切再从头开始，而且是处在比较困难的条件下。因此，当妻子说要离婚，丈夫可以千方百计求情和央告而不会降低自己的身分；相反，当丈夫只是稍稍暗示要离婚，那末妻子要是有自尊心的话，几乎就不得不马上向他表示同意。”注320从这段表述可以看出，恩格斯认为离婚不仅要考虑自己的感受，更要考虑对方的感受，只有在充分考虑成熟后，才有权利采取离婚的手段，而且即使正式离婚，也应该要用最委婉的方式，用对方可以接受的方式提出。
七、个体不应该变成制造金钱的机器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关系进行了深刻揭露和批判，他们写道：“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注321在《资本论》中，他们则以劳动价值论为依据，提出了商品拜物教以及货币拜物教的概念，对资本主义社会关系进行了进一步的深入剖析，科学揭示了资产阶级道德把人与人之间关系归结为金钱关系的物质根源。
“拜物教”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精神现象存在已久，最初是作为一个宗教术语而被纳入宗教学中的。马克思恩格斯出于研究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需要，借用了这一术语。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章的“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一节中，对商品拜物教的性质作出了明确说明：“商品形式的奥秘不过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这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因此，要找一个比喻，我们就得逃到宗教世界的幻境中去。在那里，人脑的产物表现为赋有生命的、彼此发生关系并同人发生关系的独立存在的东西。在商品世界里，人手的产物也是这样。我把这叫做拜物教。”注322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拜物教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其秘密就在于社会关系的物化。商品是人手的劳动产品，是由人创造出来的，但是在拜物教的意识里，它却被赋予了生命，并反过来成为制约人自身发展的东西。货币本身是一种商品，当它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的时候，它就具有了超常的能力，“当我渴望食物或者我因无力步行而想乘邮车的时候，货币就使我获得食物和乘上邮车，就是说，它把我的那些愿望从观念的东西，把那些愿望从它们的想象的、表象的、期望的存在改变成和转化成它们的感性的、现实的存在，从观念转化成生活，从想象的存在转化成现实的存在。作为这样的中介，货币是真正的创造力”注323。货币的这种功效进一步用物的形式把私人劳动的社会性质以及私人劳动者的社会关系掩盖起来，从而不可避免地使人们从对商品的崇拜，转化为对货币的崇拜，货币本身也从一种中介的存在转化为无上的存在。因此，马克思认为：“货币拜物教的谜就是商品拜物教的谜，只不过变得明显了，耀眼了。”注324
马克思认为，凡是在一切已经有商品生产和货币流通的社会形态，都不可避免地就会相应产生商品拜物教和货币拜物教，在人们的意识中滋生自私、贪婪的品性。只不过由于资本主义方式的到来，这种自私、贪婪的品性发展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从而变为社会上普遍的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在资本主义社会，货币拜物教表现为在人们意识中的金钱至上观念，金钱成为衡量人们成败甚至道德的最高标准。在《资本论》一书中，马克思这样写道：“因为从货币身上看不出它是由什么东西转化成的，所以，一切东西，不论是不是商品，都可以转化成货币。一切东西都可以买卖。流通成了巨大的社会蒸馏器，一切东西抛到里面去，再出来时都成为货币的结晶。连圣徒的遗骨也不能抗拒这种炼金术，更不用说那些人间交易范围之外的不那么粗陋的圣物了。正如商品的一切质的差别在货币上消灭了一样，货币作为激进的平均主义者把一切差别都消灭了。但货币本身是商品，是可以成为任何人的私产的外界物。这样，社会权力就成为私人的私有权力。因此，古代社会咒骂货币是自己的经济秩序和道德秩序的瓦解者。还在幼年时期就抓着普路托的头发把他从地心里拖出来的现代社会，则颂扬金的圣杯是自己最根本的生活原则的光辉体现。”注325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金光闪闪的宝贵的金子成为了人们生活的最根本原则，在资产阶级看来，“金真是一个奇妙的东西！谁有了它，谁就成为他想要的一切东西的主人。有了金，甚至可以使灵魂升入天堂”注326。在货币拜物教眼中，“有些东西本身并不是商品，例如良心、名誉等等，但是也可以被它们的占有者出卖以换取金钱，并通过它们的价格，取得商品形式”注327。一些令人尊崇的职业如学者、诗人、律师等，全部成为金钱的雇佣者，所有的黑白、是非、善恶、贵贱等都被颠倒了。
马克思对这种货币拜物教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注328。马克思用了大量令人吃惊的材料，揭露资本家在榨取工人剩余价值中的不道德行为，认为资本原始积累是“在最下流、最龌龊、最卑鄙和最可恶的贪欲的驱使下完成的”注329。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社会这种贪得无厌的本性深恶痛绝，《共产党宣言》中这样写道：“现代工业已经把家长式的师傅的小作坊变成了工业资本家的大工厂。挤在工厂里的工人群众就像士兵一样被组织起来。他们是产业军的普通士兵，受着各级军士和军官的层层监视。他们不仅仅是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的奴隶，他们每日每时都受机器、受监工、首先是受各个经营工厂的资产者本人的奴役。这种专制制度越是公开地把营利宣布为自己的最终目的，它就越是可鄙、可恨和可恶。”注330
马克思曾经这样说过：“我必须不惜任何代价走向自己的目标，不允许资产阶级社会把我变成制造金钱的机器。”注331在实践中，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对资本主义货币拜物教提出了现实的批判。马克思学识渊博，以他自身的名望和才华，要想谋得一个有相对可观固定收入的职业，让自己及家人过上体面的生活，似乎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但为了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他穷毕生精力，坚持不懈地进行《资本论》的撰写工作，直至长眠在写字台前的椅子上。马克思为全世界无产者提供了无法估量的精神财富，自己却一贫如洗，不得不常常靠恩格斯以及其他好朋友的接济过生。对此，著名活动家威廉·李卜克内西这样评价：“如果一个人的价值是按照他所做过的工作来计算(好像物品的价值是按照它所含的劳动量来计算一样)，那末，即令从这个观点上说，马克思的价值也是如此之高……他为《资本论》工作了四十年，而且那又是怎样的工作呵!能这样工作的只有马克思。但是，德国一个工资最低的零工，在四十年中所得的工资也比马克思为本世纪最大的科学创造所得的‘稿酬’要多，我这样说并非夸大。”注332
八、劳动是防止一切社会病毒的伟大消毒剂
劳动是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人的本质的重要方面。针对黑格尔在《现象学》中，“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人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自己劳动的结果”这一理论，马克思认为黑格尔“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注333。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劳动是人的生命活动，“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注334。在劳动过程中，“人自身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为了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人就使他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头和手运动起来。当他通过这种运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他使自身的自然中蕴藏着的潜力发挥出来，并且使这种力的活动受他自己控制”注335。劳动的上述特征说明，“劳动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而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注336。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类是唯一能够通过劳动而挣脱纯粹动物状态的动物，“劳动这种生命活动、这种生产生活本身对人来说不过是满足一种需要即维持肉体生存的需要的一种手段。而生产生活就是类生活。这是产生生命的生活。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注337。因此，劳动是人区别于猿类的根本标志，它是人类有目的有意识的活动，与动物的本能有着根本的区别。蜜蜂建筑蜂巢的本领也许会使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即使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也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因为“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他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注338。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劳动是社会存在的必要条件，是人类文明的真正基础和根源，“劳动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作为有用劳动，是不以一切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即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注339。“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灭亡，这是每一个小孩子都知道的。”注340基于对劳动普遍道德意义的深刻认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的制度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他指出：“雇佣劳动制度是奴隶制度，而且劳动的社会生产力越发展，这种奴隶制度就越残酷，不管工人得到的报酬较好或是较坏。”注341因为，雇佣劳动制度尽管从表面上看，表现为货币所有者与劳动力所有者之间的自由平等的买卖，但实质上工人如果不愿饿死，就不能离开整个购买者阶级，“工人不是属于某一个资本家，而是属于整个资本家阶级”注342。资本家阶级正是利用货币，靠榨取工人的剩余价值来获取自身所需生活资料，并过着奢侈生活的。由于资本主义雇佣制度，工人阶级的命运操纵在资本家手中，在劳动力的买卖市场上，“原来的货币占有者作为资本家，昂首前行；劳动力占有者作为他的工人，尾随于后。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畏缩不前，像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鞣”注343。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注344。这种劳动让工人“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因此，工人只有在劳动之外才感到自在，而在劳动中则感到不自在，他在不劳动时觉得舒畅，而在劳动时就觉得不舒畅”注345。因此，马克思认为，傅立叶把工厂称为“温和的监狱”，形象地表明了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生活的实际状况。
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雇佣劳动制度的同时，对资本家寄生虫式的享乐生活也给予了强烈批判，他们指出：“最卑下的利益——无耻的贪欲、狂暴的享受、卑劣的名利欲、对公共财产的自私自利的掠夺——揭开了新的、文明的阶级社会；最卑鄙的手段——偷盗、强制、欺诈、背信——毁坏了古老的没有阶级的氏族社会，把它引向崩溃。而这一新社会自身，在其整整两千五百余年的存在期间，只不过是一幅区区少数人靠牺牲被剥削和被压迫的大多数人而求得发展的图画罢了，而这种情形，现在比从前更加厉害了。”注346在资本主义社会，享乐成为一种时尚，一种道德说教，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在欧洲，宣传享乐的哲学同昔勒尼学派一样古老。在古代，这种哲学的创始者是希腊人，在近代是法国人，而他们成为创始者的根据也是相同的，因为他们的气质和他们的社会特别容易使他们追求享乐。享乐哲学一直只是享有享乐特权的社会知名人士的巧妙说法。至于他们享乐的方式和内容始终是由社会的整个制度决定的，而且要受社会的一切矛盾的影响，则已经不用说了；一旦享乐哲学开始妄图具有普遍意义并且宣布自己是整个社会的人生观，它就变成了空话。在这些情况下，它下降为道德说教，下降为对现存社会的诡辩的粉饰，或者变成自己的对立面，把强制的禁欲主义宣布为享乐。”注347马克思恩格斯在对享乐主义进行批判的过程中，看到了人的道德甚至人性的丧失，恩格斯说：“还有另外一种更坏的无所作为的福音，它塑造的是无所事事的政府，它使人丧失一切严肃性，迫使他们想去显露并非他们本性的东西——一味追求‘幸福’，就是说，追求吃得好，喝得好；它把粗陋的物质捧上宝座，毁掉了一切精神内容。”注348
因此，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体力劳动是防止一切社会病毒的伟大的消毒剂。”注349因此，他们呼吁工人阶级：“应当摒弃‘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资！’这种保守的格言，要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革命的口号：‘消灭雇佣劳动制度！’”注350在他们看来，到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在旧的生产方式彻底变革的情况下，“一方面，任何个人都不能把自己在生产劳动这个人类生存的必要条件中所应承担的部分推给别人；另一方面，生产劳动给每一个人提供全面发展和表现自己的全部能力即体能和智能的机会，这样，生产劳动就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成了解放人的手段，因此，生产劳动就从一种负担变成一种快乐”注351。
九、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
1883年，马克思逝世时，恩格斯曾写道：“没有一个人能像马克思那样，对任何领域的每个科学成就，不管它是否已实际应用，都感到真正的喜悦。但是，他把科学首先看成是历史的有力的杠杆，看成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而且他正是把科学当做这种力量来加以利用，在他看来，他所掌握的渊博的知识，特别是有关历史的一切领域的知识，用处就在这里”注352。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生产方式时，曾系统地阐述过作为生产力的科学对社会发展的作用，并明确地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重要论断。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工业是自然界对人，因而也是自然科学对人的现实的历史关系。因此，如果把工业看成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的展示，那么自然界的人的本质，或者人的自然的本质，也就可以理解了；因此，自然科学将抛弃它的抽象物质的方向，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抛弃唯心主义方向，从而成为人的科学的基础，正像它现在已经——尽管以异化的形式——成了真正人的生活的基础一样；说生活还有别的什么基础，科学还有别的什么基础——这根本就是谎言。”注353自然科学正在“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作准备”注354。恩格斯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也曾提到：“劳动包括资本，并且除资本之外还包括经济学家没有想到的第三要素，我指的是简单劳动这一肉体要素以外的发明和思想这一精神要素。”注355“人类支配的生产力是无法估量的。资本、劳动和科学的应用，可以使土地的生产能力无限地提高。……科学……这种无法估量的生产能力，一旦被自觉地运用并为大众造福，人类肩负的劳动就会很快地减少到最低限度。”注356上述论述可以看出，立足于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马克思恩格斯早期即对科学技术在社会生产中的作用有较为清醒的认识。
在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高度肯定了科学技术对生产力的促进功能：“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注357马克思恩格斯还强调，“科学的力量也是不费资本家分文的另一种生产力”注358。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马克思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的著名论断。他说：“同价值转化为资本时的情形一样，在资本的进一步发展中，我们看到：一方面，资本是以生产力的一定的现有的历史发展为前提的——在这些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注359他还指出：“劳动的社会生产力表现为资本固有的属性；它既包括科学的力量，又包括生产过程中社会力量的结合，最后还包括从直接劳动转移到机器即死的生产力上的技巧。”注360马克思通过分析机器大工业的发展，进一步突出了科学技术能直接转化为生产力的天才思想。他说：“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耗费的劳动量……而是取决于科学的一般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这种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注361“自然界没有造出任何机器，没有造出机车、铁路、电报、自动走锭精纺机等等。它们是人的产业劳动的产物，是转化为人的意志驾驭自然界的器官或者说在自然界实现人的意志的器官的自然物质。……是对象化的知识力量。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注362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对科学在社会生产中的功能，人们总是低估，他们说：“对脑力劳动的产物——科学——的估价，总是比它的价值低得多，因为再生产科学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同最初生产科学所需要的劳动时间是无法相比的，例如学生在一小时内就能学会二项式定理。”注363
马克思恩格斯不仅看到了科学技术对社会生产力的促进作用，而且也看到了由于科学技术的变化而带来的社会生产关系的变化。恩格斯在致瓦尔特·博尔吉乌斯的信中提到：“这种技术，照我们的观点看来，也决定着产品的交换方式以及分配方式，从而在氏族社会解体后也决定着阶级的划分，决定着统治关系和奴役关系，决定着国家、政治、法等等。”注364在《英国状况》一文中，恩格斯提到：“科学和哲学结合的结果就是唯物主义(牛顿的学说和洛克的学说同样是唯物主义的前提)、启蒙运动和法国的政治革命。科学和实践结合的结果就是英国的社会革命。”注365由于科学的广泛应用，人际关系和道德关系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使社会各阶级的一切旧有关系和生活条件发生了变革；它把农奴变成了自由民，把小农变成了工业工人；它摧毁了旧的封建手工业行会，消灭了许多这种行会的生存手段。”注366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科学史上的每一次进步，都有力地推动着社会的发展和道德的进步。他们提到：“分工，水力特别是蒸汽力的利用，机器装置的应用，这就是从上世纪中叶起工业用来摇撼世界基础的三个伟大的杠杆。”注367“17世纪和18世纪从事创造蒸汽机的人们也没有料到，他们所制作的工具，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能使全世界的社会状态发生革命，特别是在欧洲，由于财富集中在少数人一边，而另一边的绝大多数人则一无所有，起初使得资产阶级赢得社会的和政治的统治，尔后使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发生阶级斗争，而这一阶级斗争的结局只能是资产阶级的垮台和一切阶级对立的消灭。”注368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马克思明确提到，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被缩短到最低限度，“与此相适应，由于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注369。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生产资料的私有制，科学发展对社会生产以及道德发展的积极作用并不能得到有效发挥，只有在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只有工人阶级能够“把科学从阶级统治的工具变为人民的力量，把科学家本人从阶级偏见的兜售者、追逐名利的国家寄生虫、资本的同盟者，变成自由的思想家！只有在劳动共和国里面，科学才能起它的真正的作用”注3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