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论
一 研究背景
（一）全球环境污染
伴随着全球风险社会的到来，人类面临着全球环境恶化所带来的挑战，诸如气候变化、资源日益减少、稀有物种濒临灭亡等。各国政府、环保组织、研究者共同致力于解决这一难题、应对这一挑战。2015年11月，近200个国家参加了联合国巴黎气候大会。各国首脑共同签署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发布了2015年地球大气二氧化碳平均浓度已经超过100ppm。全球温室效应的加剧使海平面升高，全球约有4亿人口生存在海平面1米以下地区。2015年全球气温比20世纪平均温度高出0.9℃。根据温室气体排放的速度预测，21世纪末将有1/3的物种消失。2015年世界卫生组织公布有近84%的世界人口处于PM2.5的威胁下，全球每年有超过320万人口过早死亡。
根据2018年世界银行的相关数据，20世纪60年代以来，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在逐年增加，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不断攀升，50年间二氧化碳年排放量增长了近7倍。全球人均二氧化排放量1984～2014年持续增长（见图1-1）。全球各国的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分布也并不平衡。全球人口持续增长，二氧化碳排放量持续增长，全球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也在显著升高。
图1-1 1984～2014年全球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2018年，http：//databank.worldbank.org/data/reports.aspx？source=2&series=EN.ATM.CO2E.KT，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1月1日。
除了二氧化碳排放所带来的温室效应，全球也面临各类其他环境问题，如酸雨，臭氧层破坏，固体废弃物污染，海洋、湖泊水污染，森林面积减少，稀有动植物物种濒临灭亡等。面对全球环境的日益恶化，人类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人类既是环境污染的缔造者、传播者，也是环境污染的受害者和环境资源的守护者。恩格斯曾经说道：“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于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马克思、恩格斯，1995）
人与自然的关系存在着对立与统一的两面性。一方面，从环境中获取资源是人类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而人类的生产、生活等一系列活动又会对环境产生一定的影响，体现为环境的消耗、衰退乃至破坏；另一方面，过度的资源攫取和环境破坏最终也将会影响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洪大用，2018）。人类的活动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然上走弯路，人类对大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这是无法抗拒的规律。人与自然关系的背后隐藏了发展与环保之间的关系，二者之间的关系也构成了矛盾的统一体。工业社会的传统经济发展方式引发了土壤肥力退化、淡水资源匮乏、生态系统破坏、全球气候变暖、森林覆盖率降低、珍奇物种灭绝。而解决这一矛盾的根源在于经济发展方式的绿色转型，只有这样才能适应自然的规律，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发展与环境、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二）中国环境日益恶化
《中国环境统计年鉴2015》中公布的“全国水环境情况（2000—2014）”如图1-2所示。全国废水排放总量从2000年的415.2亿吨，增加到2014年的716.2亿吨，增幅72.5%，其中生活废水的排放量远远超过了工业废水。其中，工业废水排放量由2000年的194.2亿吨增加到2014年的205.3亿吨，增幅5.7%；生活废水的排放量由2000年的220.9亿吨增加到2014年的510.3亿吨，增幅达到131.0%。
图1-2 2000～2014年全国废水排放情况
资料来源：《中国环境统计年鉴2015》。
从图1-2可以明显发现全国废水的总排放量每年呈现递增状态。尤为令人担忧的是，生活废水的排放量已经翻倍增长，远远超过了工业废水的排放量。另外，全国废水排放量中的氨氮排放总量和化学需氧量排放，远远高于工业废水的排放。而且，全国不同地区的废水排放总量、工业废水排放量和城镇污水排放量，地区差异较为明显。
《中国环境统计年鉴2015》中“全国废气排放及处理情况（2000～2014）”如图1-3所示，工业废气排放总量由2000年的138145亿立方米增加到2014年的694190亿立方米，增幅达到了402.5%，其中，2011年工业废气排放总量达到674509亿立方米，增幅达到了最高值。2012年虽然略有下降，但是随后的两年工业废气排放量迅速增加，2014年增加至694190亿立方米，同比增长3.7%。
图1-3 2000～2014年全国工业废气排放总量
资料来源：《中国环境统计年鉴2015》。
从总体上说，中国的工业废气排放量以成倍的速度增长。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2016年世界城市空气质量数据显示，中国有210个大中小城市PM2.5超标。人口超过1400万人的全球特大城市中，德里、开罗、达卡、加尔各答、孟买是全球颗粒物污染水平最严重的5个特大城市。从全国各地区的对比中可以发现，大型城市的PM2.5浓度居前，除了石家庄、邯郸等重工业城市，北京、上海、郑州、广州、济南、西安也在前列。与地区的废气排放量相比较，PM2.5的浓度与废气排放量有关，但并不显著相关。
全国城市生活垃圾清运量（2000～2014年）如图1-4所示，从整体上看呈上升趋势。全国城市生活垃圾清运量从2001年的11819万吨增加到2014年的17860万吨，增幅达到51.1%。中国生活垃圾的处理方式目前主要是卫生填埋，占78%左右，而且垃圾分类并不严格，没有形成循环利用的方式，大部分垃圾没有被有效利用，简单的处理会造成后期水体、土壤和空气的二次污染。根据环保部发布的《2016年我国大、中城市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年报》，2015年，我国246个大中城市产生了约1.86亿吨生活垃圾，平均每个城市产生了约75.6万吨，2013～2015年，年均增幅达到了10.4%。
图1-4 2000～2014年全国城市生活垃圾清运量
环境恶化不仅表现在城市，而且农村也很严重，现代农业的大发展，化肥、农药、地膜全面而深刻地介入了整个农业社会的生产实践以及农民的生活过程之中。《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公报》显示，农业源排放的化学需氧量、总氮、总磷等主要污染物已分别占全国排放总量的44%、57%和67%（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2010）。面源污染对化学需氧量排放量乃至整个农村环境恶化的影响更是不能小觑。
目前，中国已经进入环境风险凸显、环境污染事故多发期。如图1-5所示，虽然我国2004～2014年环境污染事故灾难持续减少，但是数量仍旧居高不下，造成了严重后果。
图1-5 2004～2014年全国环境污染事故
资料来源：《全国环境统计公报2004～2014》，http：//zls.mep.gov.cn/hjtj/qghjtjgb/，最后访问日期：2017年1月1日。
《2009年中国环境经济核算报告》显示，2009年环境退化成本和生态破坏损失成本合计13916.2亿元，较上年增加9.2%，约占当年GDP的3.8%。我国每年因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环境污染代价接近1万亿元，且这一代价还在逐年增大。生态环境退化成本占GDP的比例与人均GDP之间呈现负指数关系。
（三）政府环境治理
在各种“天灾”不断上演的今天，生态环境治理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逐渐显示出至关重要的作用和地位。中国环境保护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自1973年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提出了32字环保工作方针以来，中央政府就下大力气、下决心治理环境污染问题。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提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探索环境保护新路等新思想、新举措。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建设“美丽中国”的执政理念，将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位置，纳入“五位一体”总布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1]十八届五中全会将“绿色”作为新的发展理念提出来，进一步强调了生态文明建设的紧迫性、战略性和前瞻性。
十九大报告重点突出了生态文明建设，首次提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提出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2018年第八次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中，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了新时代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意义和重要原则，要自觉把经济社会发展同生态文明建设统筹起来，促进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全面形成。生态环境部、中央文明办等五部门联合发布了《公民生态环境行为规范（试行）》，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引领公民践行生态环境责任，携手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中国。2018年3月13日国务院进行机构改革，组建了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新成立的两部门整合了分散的环境保护职责。
根据生态环境部发布的2017年《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数据，督察进驻期间共问责党政领导干部1.8万多人，受理群众环境举报13.5万件，直接推动解决群众身边的环境问题8万多个。仅在2017年，环境保护督政工作就约谈30个市（县、区）、部门和单位，全国实施行政处罚案件23.3万件，罚款金额115.8亿元，比新环保法实施前的2014年增长265%。事实上，日趋严格细密的制度设计和制度执行，将环境保护的压力从中央传导到地方，从政府传导到企业，从国家传导到个人，党和政府掀起的督政督企、传导压力的绿色风暴，正在开辟复合型环境治理的中国道路（洪大用，2018）。
有些地方政府采取各种政策措施控制环境污染，并实施更加严格的环评标准，以环境质量目标“倒逼”经济结构调整，实现以环境保护优化经济增长。但是，经济发展水平仍然是衡量中国各地方政府政绩的重要指标之一。有些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和环境治理的双重压力下，往往左右摇摆，使部分地区的环境政策很难真正落实和实施。
中国已进入环境风险凸显，环境事故多发、高发期。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虽然在不断加强，且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与成效，但是环境治理能力远远滞后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新时期自媒体对环境信息不加过滤地传播，公众在多种社会矛盾交织时期对于各类环境问题异常敏感，这使政府的环境治理陷入困境。
（四）环境治理的公众参与
中国公众环境治理参与就更加不容乐观。近年来，国内先后开展了多次全国公众环境意识的调查，如200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环境意识项目、2012年全国生态文明文化促进会“全民环境意识评估体系”调查、2013年全国生态文明意识调查。2013年全国生态文明意识调查的研究报告中指出，大多数居民的生态文明知晓度呈现“高了解率、低准确率、知晓面广”的特征，调查数据显示，受访者对雾霾、生物多样性、《环境保护法》等的了解率均在80%以上，其中对雾霾的了解率达到99.8%；但对PM2.5、世界环境日、环境问题举报电话等知晓度的准确率都在50%以下，其中能准确说出PM2.5的受访者只有15.9%。公众环境行为以“律己”为主，出发点是降低生活开支和实现健康生活，而不是对环境的保护（国家环境保护部宣传教育司，2013）。
环境治理离开民众的共同参与，仅仅依靠政府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现阶段，世界各国对于公众参与环境治理所发挥的效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大部分国家都以公众参与环境治理作为保护本国环境的基本准则，并积极推动公众参与环境治理方面的制度研究和创新，探讨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新型环境保护模式。而我国关于环境治理中公众参与的相关研究还不是很多，公众在环境治理方面还存在参与意识不强、参与程度比较低等问题，从而导致公众在环境治理方面的作用不能够有效发挥。
公众普遍认为环境治理是政府责无旁贷的责任，排污企业伦理、道德缺失是环境污染的主要根源，我国环境治理技术水平落后是不可回避的客观因素，但是，个体行为对环境污染的影响不应被低估。在大多数发达国家，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最大影响因素是人类环境行为（Hertwich，2005）。Hertwich 和Petrs对73个国家的碳排放量进行分析后得出结论：有72%的全球二氧化碳的排放量都连接到家庭消费的食物。因此，环境治理需要公众的参与，只有公众积极参与，环境问题才能得到实质性的改善。
2014年4月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以下简称《环保法》）对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做出了明确规定。2015年1月新修订的《环保法》，被誉为史上最严的《环保法》，总则的第五条对公众环境参与进行了规定，这充分表明了国家对公众参与环境治理作用的充分重视和肯定，并通过法律的形式予以保障，使公众参与环境治理能够有法可依、有章可循，确保公众在环境治理过程中的作用能够得到充分的发挥。1995～2015年的《全国环境统计公报》数据显示，1995年信访工作情况中，全年共受理来信58678封，2015年主要以电话或者网络投诉为主，达到167.4万件，增幅显著。2015年的电话/网络投诉办结数为149.2万件，结案率为89.13%。1995年信访人数由94798人次增加到2015年的104323人次。虽然群众信访数量和人数规模持续增加，环境问题所引发的各类群体性事件也是此起彼伏，但是，从结案的比例看，结案率也呈现上升趋势。根据《全国环境统计公报2015》，2015年通过“010-12369”环保举报热线处理群众来电、留言及网络举报共38689件，受理举报1145件。从举报的环境污染类型看，涉及大气污染的有896件、水污染的有356件、噪声污染的有265件、固废污染的有59件（个别举报涉及多项污染类型，故累计总数多于受理总数）。从举报范围看，河南、江苏、广东、山东、天津等省（市）投诉较为集中，华中、华南等地区举报数量多于西北、西南地区。从涉及行业看，化工业、非金属矿产加工业、金属冶炼加工业的举报较为集中，合计占总受理量的52%。
公众对环境的利益诉求通过环境组织力量得以表达，1978年5月，由政府部门发起成立的第一家环保民间组织即中国环境科学学会成立。截至2015年底，中国的环保民间组织共2768家，总人数达到22.4万人，与全国31.5万家民间组织，3000万人的组织规模相比，环保民间组织从规模和数量上都处于整体水平的中下游。[2]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环境保护制度完善的同时，环保组织规模和力量也在逐渐增强，1995～2015年《全国环境统计公报》数据显示，环保系统人员数量持续增加，环保系统机构数由1995年的2155家增加到2015年的14812家，环保系统工作人员由1995年的90270人增加到2015年的23.2万人。[3]
综上所述，本研究的意义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中国的环境问题日趋严重，制约了公众生活质量的提高，影响了公众健康，并成为困扰政府部门的一个难题。中国公众的环境意识整体较弱，差异性较大，对环境污染问题长期处于“无知无畏、无能为力、无可奈何”的境地。因此，有效提升公民的环境自觉行为，充分激发公众的环境参与意愿，需要深入探究其背后的微观、宏观影响因素及其交织作用。
其次，政府环境治理的迫切需求。中国面临着经济高速增长和环境污染间的矛盾，传统的环境治理模式受到极大的挑战，因此，需要从微观、宏观相结合的视角分析公众环境行为逻辑及其引导策略，制定适宜的环境政策。
最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应对中国复合型环境治理阶段的挑战，构建公众环境行为及行为意愿影响因素模型，为构建自我调整、自我消化、自我创新的环境治理之路，为相关部门制定行之有效的环境政策提供理论、数据支持和科学指导。
根据以上问题，本书力图吸收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成果，结合转型期中国实际的环境问题，从社会学的视角综合分析中国城乡公众的环境行为及其微观、宏观层面的影响因素，期望通过本书，寻求公众环境行为背后逻辑的症结所在，唤醒人们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和环境自觉，提升公众环境行为意愿。